摘要：“叙事复兴”与“叙事转向”分属当代西方史学实践与史学理论的重要动向。由于都以“叙事”为关键词且出现时间相近，研究者多认为两者存在某种联系。但是，两者中的叙事概念并不相同。于“叙事复兴”而言，复兴的叙事属于历史写作的新模式，代表着历史学的新范式，其内容表现为关注个体及其与环境的相互塑造，其形式表现为非线性。于“叙事转向”而言，叙事属于历史写作的一般模式，体现着历史认知的基本特征，其内容以事件记述为主体，其形式涵盖线性、非线性等多种。“叙事复兴”与“叙事转向”的叙事概念差异凸显了两者的复杂关系。思想关系上，两者都论及形式与内容问题，但前者认为特定形式有助于实现真实性的要求，后者则认为形式只会损害真实性。学术史关系上，两者都是相对独立的学术动向，一方的出现与另一方无关，但它们在后续发展过程中都受到对方的深刻影响。这一复杂关系表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方式复杂多样，两者关系接近“竞争”而非“师生”或“分工”。
20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史学中出现了两个以“叙事”为关键词的新动向。一方面，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于1979年观察到，彼时的史学实践中出现了一股潜流：始于20世纪初的、与社会科学结盟的“新史学”开始重新重视被其抛弃数十年的叙事性写作。斯通称之为“叙事复兴”（revival of narrative，以下简称“复兴”）。另一方面，在路易斯·明克（Louis Mink）、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等人的影响下，西方史学理论的中心议题在七十年代由历史解释转向历史叙事。其后的几十年故而被一些理论家称作“叙事转向”（narrative turn，以下简称“转向”）。
由于“复兴”与“转向”核心术语相同、出现时间相近、分属史学实践与理论，研究者常以叙事为桥梁联结两者，讨论其思想异同与学术史关系。随着斯通列出的叙事性史著被更多地冠以微观史或新文化史、怀特等人的叙事主义史学理论被归为后现代主义，学者们亦有从碎片化、虚构性等角度联结“复兴”与“转向”，讨论微观史、新文化史的后现代性。不过，上述关系研究都没有仔细辨别两个动向中极为关键的叙事概念。部分学者虽然集中分析了两者中的叙事概念，但他们多着眼于其中一方而非兼论两者，更没有讨论两者关系。关系研究中概念分析的不足，与概念分析中关系研究的缺失，既造成了一些疏漏、含混和错误，也阻碍着“复兴”与“转向”凸显的微观与宏观、虚构与真实等一般性问题的研究。据此，本文尝试通过分析比对“复兴”与“转向”中的叙事概念，明确双方在叙事思想上的异同、在学术历史中的关系，以期厘清两者的思想内核与学术贡献，增进对当代西方史学乃至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理解。
一、“叙事复兴”中的叙事概念
1979年，西方新史学的权威刊物《过去与现在》刊登了斯通的《叙事的复兴》。该文指出，过去的几十年里，自视为“先锋”的新史家们逐渐抛弃了传统史家推崇的叙事性写作；但在最近几年，许多杰出的新史家开始回到“某种形式的叙事”，如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金兹堡（Carlo Ginzburg）、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达恩顿（Robert Darton）、杜比（Georges Duby）、奇波拉（Carlo Cipolla）等。《叙事的复兴》一经发表即广受关注，引发了影响深远的论争。其后学者每有论及叙事问题和/或西方史学在七十年代的变化，多会谈及该文及其界定的“复兴”。而如多数学者注意到的那样，斯通在文中区分了传统史家与新史家的叙事，将新史家叙事解读为传统叙事的更新而非复现。这意味着，分析新史家叙事与传统叙事的相同与相异，可以厘清“复兴”中的叙事概念。
就新旧叙事的共同点，一个显见的答案是，它们都属于“叙事”，否则就无所谓“复兴”。由此言之，寻问“新旧叙事的共有特质”即是在问“叙事的核心特质”。对此问题，斯通的回答是：一种特定的“历史写作模式”，“所处理的是（历史的）特殊性和具体性而非集体性和统计性”。新史家叙事（以及传统叙事）的第一个特质由此可表述为：关注历史中的个体，而不是群体或非人力量。
叙事性新史学对个体的关注，标明了它与此前的新史学亦即科学史学的距离。科学史学的重要组成是年鉴派史学，其开创者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曾强调，“史学的对象究其本质来说是人（man），或者说复数的人（men）。”这一观念的直接体现，就是我们很难在他的《法国农村》《封建社会》中找到指称单一个体的名字，更多的是“教士”“领主”“附庸”这种指向群体的类名词。对比来看，独属某一个体的名字在新史家叙事中俯拾皆是。金兹堡甚至提出，应将“在全部已知社会中区分了某一个体与另一个体的名字”作为收集、整理、分析各类材料的引导。
对于叙事性新史学与科学史学在个体与群体上的分别，有学者视其为一般化研究的表层切入点差异。但包括新叙事作者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有强调，这一分别标明了深层的认知模式的不同。金兹堡曾在一篇长文中区分了两种知识理论：以医学为代表的猜测式（conjectural model）；以物理学为代表的伽利略式。他指出，前者允许我们以残存的痕迹、线索为证据，猜想相关个体的特有性质，例如医生会根据患者表现出来的细微症状推断其身体内部的特殊情况；后者则相信“个体性是无法言明的”，要求我们“使用数学和实验方法来测量并重复现象”，“牺牲对个体元素的理解获得符合一定程度的严格性和数学性的一般化”，例如物理学家会从反复发生的自然现象中总结出公式，并设计可重复的实验以作验证。金兹堡强调，两种知识理论都是可接受的科学范式，但由于史学处理的是过去余迹、关注的是特殊性，它更契合于猜测式而非伽利略式。类似的区分也见于戴维森（James West Davidson）对“复兴”的讨论，只是他以文学与科学指代两种知识理论，并认为两者都可用于史学。显然，个体与群体在这些学者的语境中标志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识：关于个体性的可能性知识与关于一般性的可验证知识。叙事的复兴由此不止是切入点的转变或增补，更接近学科范式的更易。正如斯通所言，“‘新史家’转向叙事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对过去中的变化提出融贯的科学解释的尝试终结了。”
新史家叙事与传统叙事的不同，体现在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内容方面，新叙事将叙述对象拓展至下层个体而不是局限于上层，并会在个体研究中审察个体所处于的外部环境，而不是停留于个体行动。容易发现，修昔底德、麦考莱、吉本等人几乎都着眼于政治军事上的领袖，新史家则将社会边缘的“小人物”纳入视野，如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另一方面，传统史家多用笔于个体行为的细节，新史家则在人类学影响下注意到个体行为在社会环境中的特定意义、个体意志在行为意义生成过程中的作用、个体通过编织新意义对自身及外部环境的有意改造，最终凸显个体与环境的双向塑造。金兹堡将受审磨坊主的异端思想成因归为对各类书籍的“创造性阅读”即是一例。
新史家叙事在内容方面的以上特征，前人研究已繁。不过，既有研究倾向于将新叙事的叙述对象限定为下层个体，将新叙事等同于“下层故事”。但是，将叙述对象拓展至下层不等于只关注下层。根据斯通，“复兴”主要源于历史学家对历史变化动因的新认识：“（科学史家相信）人口与食物供给关系、生产资料与阶级冲突的变化等物质条件是历史的主导性力量。……（但）历史记录现已迫使我们中的多数承认，……群体文化甚至个人意志都可以是引发变化的重要因素，至少与非人力的物质生产和人口同等重要。冲击经济和人口决定论的……还有这一认识的复兴：政治及军事权力……经常主导着社会结构、财富分配、土地制度、甚至精英文化。”简言之，引发“复兴”的是历史研究的多元视角，而不是下层视角；新史家提出的新问题是“个体行事缘由的复杂性”，而不是“下层个体的特殊性”。
斯通的分析表明，叙事性新史家并没有忽视、排斥上层个体研究。正如金兹堡所言，将社会史与政治史对立起来毫无意义，他所支持的是“新的线索（key）”，即“将中心和边缘必定蕴含对方这一事实考虑在内”。莱维（Giovanni Levi）亦提醒研究者，“微观史不必是边缘者、弱小者或偏远地区的历史。其目标是以分析的眼光检视进而重构时刻、情景、个人尤其它们的特殊性和具体状况；不是将其视作缺乏一般化解释时的案例，而是视其为与男女活动背景中的复杂性紧密相关的东西”。事实上，新叙事中确有关涉上层个体的文本。奇波拉的《信仰、理性和瘟疫》关注了17世纪意大利蒙特卢波大瘟疫的管控者，杜比的《布汶的星期天》关注了法王菲利普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战斗，达恩顿在《启蒙运动的生意》开篇即申明：“本书尝试驱散围绕着图书史的迷雾。……图书触及了极为广泛的人类活动——从拾荒到传达上帝之言。它们是工匠的劳动产品、经济交换的对象，观点的传播媒介，政治与宗教冲突中的元素。”由此观之，叙事性新史学并未由历史的精英化走向另一端的大众化，它所倡导的是上层视角与下层视角的结合，是对精英-大众二元化的超越。将新叙事等同于“下层故事”会掩盖甚至扭曲新史家的中心议程。
相较于内容，新史家叙事的形式特质更少为人关注。斯通在《叙事的复兴》中有简要提及，新史家在叙述方式上不同于狄更斯、巴尔扎克等现实主义小说家。金兹堡也曾指出，自己的叙事不同于19世纪晚期现实主义小说，在叙述方式上接近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伍尔夫（Virginia Woolf）、穆齐尔（Robert Musil）的作品，即文学界所谓的现代主义小说（modernist novel）。卡拉德（Philip Carrad）同样认为新叙事类似于现代主义小说。这些学者的论断提示我们，新叙事具有现代主义小说的形式特征。
据陈世丹，“现实主义小说以模仿或再现客观现实为基本原则，情节的展开和事件的发展是按照现实的时间顺序安排的，体现为线性叙事、因果逻辑。……（现代主义小说中的）人物被从不同的角度、被置于不同的情境下观察，显得模糊、破碎。……想象、回忆、联想、幻觉、梦境便可以在现代主义小说中纵横驰骋，打乱、颠倒现实事件的顺序。”据此言之，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小说的核心差异在于时间秩序。现实主义小说重视时间，小说中的各个事件表现为时间上的前后相续、逻辑上的因果相连，整体上呈现为连续的线性。现代主义小说则弱化了时间，小说中的各个事件表现为时间和/或逻辑的不连续，整体呈现为断裂的非线性。在此情况下，小说所展现的不会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只会是多个元素的同时存在或者说“并置”（juxtaposition）。伍尔夫的《墙上的斑点》就通过叙述主角看到一个“斑点”后产生的联想，展现了构成其意识世界的各个“原子”。现代主义小说的形式特征由此可概述为：制造并置效果的非线性。
新史家叙事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现代主义小说的非线性特征，其中最为明显的应是《蒙塔尤》。此书以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为核心材料，但其叙述顺序既未参照审讯过程，也未依循事件发生次序，而是将大量事件归入不同主题，再将这些主题结成两个部分：一是村落的整体性研究，包括地理环境、政治结构、社会分层；二是村民的行为观念考古，包括举止、性、婚姻、家庭、育子、死亡等个体生活方面，以及由书籍阅读、性别年龄、活动场地划分的团体、村民的世界观、宗教观、道德观等群体生活方面。容易发现，两部分及其中的各个主题之间既没有时间联系，也没有因果关系。一方面，两部分据作者所言分别是蒙塔尤村的“面上考察”与“深层探索”。另一方面，作者也没有将各个主题表述为因果关联，主题间的连接句多为“上文讨论了……，下面将要讨论……”。《蒙塔尤》的每一章节因而都只是对蒙塔尤人某一侧面的描写，各个侧面的关系接近“盘子—桌子—椅子”这样的惯习性联想而非逻辑性关联。借助这一叙述方式，中世纪蒙塔尤人的各个侧面在读者中心逐一出现，逐渐熔接成立体的生命。《蒙塔尤》的目标也在于此。全书最后，前文涉及的大部分主题被统合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蒙塔尤人因何而动。换言之，通过并置蒙塔尤人的不同侧面，作者试图让读者进入蒙塔尤人内心，体验他们的生命。
与《蒙塔尤》相比，《奶酪与蛆虫》的非线性特征更为隐蔽。后者的各个章节有着较为明确的时间先后，整体上是受审者梅诺乔（Menocchio）的基本情况，宗教裁判所的第一次审讯、判决及服刑，第二次审讯、判决及处决。但深入章节内容即可发现，这里的时间顺序不意味着因果关系。《奶酪与蛆虫》以审讯对话为核心材料，但并未依对话顺序展开，而是按主题重组对话。关涉第一次审判的前47节（正文共62节）中，1至6节从梅诺乔出生叙述至1584年5月1日审讯；7至24节探测了梅诺乔在审讯中暴露的“异端思想”的可能源头，从居住地的政治社会情况到宗教改革的扩散，再到与异端的交流、对各类书籍的误读，最终聚焦于口述文化向书写文化的变迁；25至42节逐一阐释了梅诺乔的宗教概念，包括上帝、圣灵、灵魂、新世界；43至47节从审讯结束叙述至服刑。这一叙述方式表明，《奶酪与蛆虫》并未将重心放在人物的变化，而是力图通过多方面描写，呈现过去个体的内在经验。某种程度上说，此书是将故事作为展示已逝个体的经验世界的向导：在表层的故事时间的穿引下，个体经验的不同侧面有序出现。作者的诉求由此得到实现：“重建磨坊主梅诺乔的思想、道德和幻想世界。”
综合上文分析，“复兴”中的叙事概念可概述如下：一种特定的历史写作模式，代表着既区别于科学史学又不同于传统史学的史学新范式；它在内容上表现为关注个体及其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塑造，而不是上/下层个体或环境本身；在形式上接近具有并置效果的非线性形式，而不是线性形式。
二、“叙事转向”中的三种叙事概念
与史学实践的情况不同，“叙事”并非西方史学理论的传统议题。尽管这一学科的诞生时间并无定论，但研究者列出的早期理论大都是以不同方式着眼于同一问题：“史学是否属于科学；若否，史学何以可能”。1942年，科学哲学家亨普尔（Carl Hempel）发表《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功能》，改变了史学理论的面貌。亨普尔在文中指出，历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在解释各自关注的现象时，运用了同一种解释模式——覆盖律模型（covering law model），史学因此属于科学。这一论断引发各领域学者的广泛讨论，“历史解释与科学解释的关系”随之成为西方史学理论的中心议题。“转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
20世纪60年代中期，沃尔特·加利（Walter Gallie）、莫顿·怀特（Morton White）、阿瑟·丹托（Arthur Danto）等学者相继以叙事为切入点考察历史解释，试图通过厘清叙事性解释与科学解释的异同，明确史学与科学的关系。历史解释问题的关键词由此开始转为“叙事”。不过，对以《元史学》出版为标志的“转向”而言，影响最大且最为直接的，是怀特的同事及好友明克。明克的叙事思想得到以怀特为代表的叙事主义者的广泛接受，确立了“转向”中叙事概念的基本特质：叙事是以个体、群体、生物、自然等各类事件的记叙为主体内容的文本；它体现了历史写作的一般模式，标明了历史认知的基本特征：以两两之间的关系为基础，将分散的诸事件整合为单一整体。
明克的叙事思想集中体现在1970年的《作为综合理解模式的历史与小说》。此文线索是贯穿西方哲学史的基本问题：知识如何获得。明克指出，既有知识理论大都忽视这一现象：我们首先会在不同时刻获得关于同一或不同客体的诸经验，然后会在之后的某一时刻同时思考获得于不同时刻的经验。换言之，我们会在单一心理活动（mentalact，如记忆、想象、概念化）中“同时把握并未同时经验或因时间、空间、逻辑分隔而无法同时经验的诸事物”。这一“将多个客体视作单一整体”的思考方式被明克称作“综合理解”（comprehension）。他相信，综合理解存在于各个学科且在不同学科中有着不同形式，主导史学的是“构型式（configuraltional）综合理解”。这一模式中，诸客体藉由它们之间的关系（时空、因果、总分等）合为一体，如依据因果关系勾连而成的事件链“A导致B，B导致C”。明克据此提出，记叙复数事件的叙事更契合于构型式综合理解：它要说明的不仅是某一事件发生后出现了什么事件，更是这一事件与其前后的全部事件有着什么关系。“综合理解一个连续时间段意味着同时从两个方向思考它，时间由此不再是我们随之前行的河流，而是空中俯视下的河流，上游与下游可在单一检视中被看到。”推言之，叙事的内核是以事件间关系为基础的多事件统合。怀特等人对明克的上述思想的接受，凸显了“转向”与“复兴”中的叙事概念在叙事内容、叙事与史学关系上的差异：前者将叙事视为以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写作一般模式，后者则视之为以个体为中心的历史写作特殊模式。
当然，在“叙事即事件整合”的基础上，叙事主义者们也做出了新思考，两位代表性学者怀特和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都进一步阐述了“叙事如何整合事件”。不过，两人在不同时间对整合图式的不同表述，也造成了“转向”中叙事概念的异质性。他们的文本中至少存在三种叙事概念：怀特的两种与安氏的一种。对三者的进一步区分既厘清了“转向”内部的概念参差，也凸显了“转向”与“复兴”中的叙事概念在叙事形式方面的差异。
怀特的第一种叙事概念见于《历史叙事的结构》（以下简称《结构》）和标志性的《元史学》。《结构》一文指出，叙事具有故事与情节两个层面。其中，故事是对文献研究所确定的诸事件的初步整合：先根据主题（motif）将事件分为若干组；再根据主题间的关系，将事件组编织成单一过程，使它们成为一个过程的不同阶段即开头、中间、结尾。情节则是对故事的进一步组织，体现为对开头、中间、结尾的择选。怀特在文中区分了故事情节化的三种方式：一是由开头到中间再到结尾的“列队前进”（processionary），如兰克的《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因其完整讲述了宗教改革前的德国、德国宗教改革的发生、发展及结果；二是由开头到中间的“结构主义”，如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因其首先说明早期美国的情况，然后讲述民主传入美国后的诸方面影响，但未言明美国式民主的结局；三是仅有中间的“印象主义”（impressionisitic），如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因其主要内容是彼时意大利的不同侧面，没有着力于背景和影响。怀特据此提出，三位史家都在讲述故事，只是选用了不同情节。“一个（兰克）侧重于顺时的过程或变化，另一个（托克维尔）侧重于可被视作共时性结构的稳定或连续境况，这一事实与两者的叙事地位无关。……它（布克哈特的著作）确实含有某种故事，全部为中间部分的故事。”
将叙事分为故事、情节两层面后，怀特进一步提出，故事化与情节化可被视作两种解释。故事化的解释功能体现为，说明事件属于哪一历史过程及其在过程中的位置；情节化解释则体现为，指出这一事件及其所属过程的意义。举例而言，我们可将“薄伽丘在《爱弥多》中如此描写女性”这一事件置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这一故事的中间部分，即“文艺复兴兴盛期的意大利”，然后像布克哈特那样在叙事中突出故事的中间部分。对“薄伽丘事件”的故事化说明了它的背景和影响，对故事的情节化则强调了这一事件以及整个文艺复兴时代与前后时代的断裂，由此赋予这段历史如下意义：“一个尤为强烈的个人主义时代曾存在于15和16世纪早期的意大利；……这一时代现已结束。要么接受，要么忘却。”
《元史学》基本继承了《结构》中的叙事概念：首先，内涵上都强调叙事具有故事与情节两个层面，且叙事的基础层面是整合事件而成的故事，然后是故事的情节化；其次，外延上都包含兰克、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的著述，三者都分属线性的历时式叙事与非线性的共时式叙事；最后，都将叙事中的故事化与情节化视作两种解释。两个文本的区别，在于对情节化解释的表述。《结构》与《元史学》虽都将情节理解为使故事具有意义的结构，但“情节赋意”的机制在前者中是“开头、中间、结尾的择选”，在后者中则是“浪漫剧、喜剧、悲剧、讽刺剧四种弗莱（Northrope Frye）意义上的叙事结构的选用”。《批评的解剖》中，弗莱区分了往复循环与辩证前进两种基本的运动模式，进而区分了四种运动类型以及对应的四种叙事结构：往复循环的前半段即由起点到达终点是浪漫剧式，后半段即由起点复归至原本状态是讽刺剧式；辩证前进的上升阶段即克服问题是喜剧式，下降阶段即陷入问题是悲剧式。《元史学》接受了弗莱的区分，进而通过分析叙事内容而不仅是形式，阐明其情节。怀特之所以认为米什莱“将浪漫剧的情节化模式作为令历史过程——被构想为永不消失的美德与剧烈但终究短暂的恶行的抗争——显露意义的叙事形式”，主要基于这一认识：“作为叙述者，米什莱使用了二元论的策略。对他来说，历史领域中的个体性实体能被放置的范畴仅有两个……恶与善的交替……支持了他对人与人、自然、上帝的最终统一的信念。”
对于《结构》和《元史学》的以上差异，这里可提出两点。首先，这一不同并未触及叙事概念。两者中的叙事概念都可如此表述：对文献研究所确定的事件进行主题化编码而形成的故事，经情节化处理后的结果，表现为线性或非线性形式。其次，两个文本的不同，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怀特之后的概念变化。《元史学》中，情节化所处理的不仅是形式（开头、中间、结尾），更是内容。这一调整最终扭转了故事与情节在他那里的先后关系。在之后的论文中，怀特已明确提出，叙事是在事件序列中添入情节结构而产生的故事，情节先于故事。概念内涵的变化带来了外延的变化：若同时坚持“叙事是情节化产生的故事”与“故事具有开头、中间、结尾”，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式的非线性文本就不能被归为叙事。
怀特于1980年发表的论文体现了新的叙事概念。他在这里探讨了年鉴、编年史与叙事的分别，将三者差异归为“道德性结尾”（moralisticending）在文本中的显露程度：叙事会通过展示故事的结局（美好、糟糕等），对事件及其参与者进行道德评判；这一“道德感”（moralsensitivity）在年鉴中是缺失的，在编年史中是隐藏的。叙事的必要条件由此应是点明故事的“终点”（closure）。据此论断，怀特在文中放弃了此前观点，转而提出，“托克维尔、布克哈特、赫伊津哈和布罗代尔等当代史学中最为著名的大师都拒绝在其史著中运用叙事，……他们拒绝讲述关于过去的故事，……他们没有将现实叙事化，没有将故事形式加诸其上。”显然，怀特此时的叙事概念已不再关涉非线性文本。
在“转向”的另一代表安克斯密特那里，我们能找到第三种叙事概念。有“欧洲怀特”之誉的安氏同样接受了明克界说。其成名作《叙事逻辑》提出，历史学家会以自身创造的“观点”（point of view）为引导，将本无关系的一组事件勾连起来，建构成一个融贯的整体，如“唐宋变革”与“封驳之权宋后渐衰”“唐至宋初的科举以帖括和诗赋为主”“唐以绢布表示物品的价值”“词曲兴于宋元”；通过这一建构，历史学家为相关事件的意义提供了一种说明，以此解释了这些事件。在此基础上，安氏进一步提出，历史学家会依据建构性整体，将描述相关事件的陈述组织成一个文本，即叙事。这样一来，叙事就应被定义为对史家的建构性整体的呈现，对建构性整体中的每一个事件的解释。
安氏的论说体现了他与怀特在叙事概念上的两点不同。首先，安氏将叙事性整合的内核归为更加宽泛的“建构性整体”，而不是“具有开头、中间、结尾的故事”。《叙事逻辑》的导言即有强调，本书中的“叙事”与“纯文学”（belles lettres）或“讲故事式的史学”绝无联系，与史学中“现代的、未讲故事的、‘横截面式的’路径”更为接近。其次，安氏没有将整合策略限制为浪漫剧、喜剧、悲剧、讽刺剧等有限的几种。怀特曾提出，“使一组事件可被建构为某类故事的超文类（pregeneric）情节结构在数量上是有限的。”安氏据此批评怀特剥夺了史家自由，并认为形式仅需保证建构性整体具有外在融贯性，使其中的各个事件可被识别为一个整体，不同内容故而对应不同形式，叙事形式因之有着无限可能。由此言之，安氏的叙事概念在形式方面可表现为线性、非线性乃至专题论文，在类型数量上多于怀特的两种叙事概念。
综合上文的结论是，“转向”中至少存在三种叙事概念。三者都认为，叙事是历史写作的一般模式，是以事件整合为内核、事件记述为主体内容的文本；三者的差异在于对事件整合方式的表述，这也导致它们指涉的具体文本在形式上不相重合。
三、“叙事复兴”与“叙事转向”的叙事思想异同
作为西方史学实践与史学理论中的转折性动向，“复兴”与“转向”核心术语相同，出现时间相近。这一定程度上促使部分学者相信，两者存在某种联系。但上文分析表明，两者中的叙事概念在叙事内容、形式、与史学关系方面均有差异：前者是以个体表现为中心的非线性文本，体现着历史写作的特殊模式；后者是以事件整合为中心的多形式文本，体现着历史写作的一般模式。这一差异表明，我们不能仅凭“叙事”一词就将“复兴”与“转向”联结起来，两者关系需在概念清晰的基础上进行梳理。就此关系问题，这里将从两方面依次展开讨论：（1）两者在思想网络中的关系，即它们可以展开的对话；（2）两者在学术历史中的关系，即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真实展开的对话。
要探明第一种关系，首先需比对“复兴”与“转向”中的叙事概念，确定两者涉及的问题是否存在交叠——若不存在，“对话”自不可能。上文分析可以表明，两个动向至少都触及这一问题：叙事性文本中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尽管“复兴”与“转向”所关涉的文本有着不同的形式与内容，但双方都承认形式影响着内容，它们在“形式是否影响内容”上相一致。在此基础上，下文将进一步指出，双方在“形式如何影响内容”上相对立，其分歧集中体现于“文本形式与历史真实性的关系”。
如上所述，“复兴”中的叙事性文本主要采用非线性形式，即片段性地展示过去个体的诸多侧面，而不是将其生活呈现为一个连贯过程。对新史家而言，这一策略有助于实现历史学的真实性要求。莱维在论及微观史的叙事特征时说道：
叙事的特殊功能可被总结为两点：一是试图通过对确凿事实的记述，揭示社会的某些特定方面的真实功能……通过……诸种规范所构成的系统和规范性系统中存在的内在不一致性，规范性系统与个体固有的行动自由的关系得到展现。第二个特征在于将研究过程、文献限制、说服技巧及解释性建构嵌入主体叙事。……研究过程被清晰的描述，文献证据、猜想构建、所循思路不再躲藏于无相关经验者的视线之外。读者卷入了某种对话，参与建构了历史论述的整个过程。
莱维的论断表明，新史家的叙事性写作涉及两组关系：（1）个体与环境；（2）作者与读者。非线性形式对历史真实性的价值亦体现在这两方面。首先，如第一节所述，新叙事在内容上关注个体及其与环境的相互塑造，而非线性形式允许史家在文本中分别展现个体生活的不同侧面，并置个体与环境中不同元素的多方面互动，由此实现这一效果：勾连个体行为与外部环境的同时，避免把个体行事缘由完全归为主体意志或外部环境的改变，将心态、情感、感觉、意图、思想、文化、政治、经济、人口、地理、气候、生态等因素中的一个或几个视作决定性的，落入“决定主义式的还原论”（deterministic reduction）。金兹堡论及托尔斯泰对《奶酪与蛆虫》的影响时说道，此书是托翁那“宏大且本不现实的计划的小型化及变形的产物，这一计划是对大量关系的重建，这些关系连接了拿破仑在波罗金诺战役前的伤风，士兵的部署，参与战斗的所有生命，包括最为低微的士兵”。同样的，勒华拉杜里在一个文本中考察了影响蒙塔尤人行动的多种因素，从地理环境到家庭结构再到民间风俗；达恩顿展现了作家群体、经济利益、出版制度、权力结构等多种因素对《百科全书》出版商的影响。非线性形式由此契合了新史家的这一目标：将过去个体置于全景式的、与其感知中的现实更为接近的环境，呈现真实存在于历史中的复杂性。
其次，在作者与读者方面，非线性形式不会令史家讲述一个天衣无缝的、具有高度连贯性的故事，将自身表现为全知者；它允许“叙述者的声音”出现在叙事中，打断事件链的同时，陈明叙述中的主观猜想成分或信息缺失情况，将读者的位置从“接受”升至“判断”。而如伯克（Peter Burke）所言，史家在文本中显露自身的原因和目的都与真实性有关：“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认识到，他们的工作不是在生产‘真实发生的是什么’，毋宁说是从某一特定观点出发来表现它。对于将这一觉察传达给史学读者，传统的叙事形式无法胜任。历史叙述者需寻找一种方式以使其自身显形于他们的叙事，不是为了放纵自我，而是为了警告读者他们并非全知或公正无偏。”
新史家的认识与伯克一致。金兹堡曾强调，基于史料重建过去时，通过填补材料间的空白“将其表面打磨光滑”可行但不应当，“猜想、怀疑、不确定因而成为叙事的一部分，对真理的探求成为（必然是不完整的）所获真理之展示的一部分”。戴维斯在回应客观性问题时亦有提出，“我们应当借助一些说明或文学手法展示出，叙事声音正在变化，他们现在听到的是我们个人的声音。”基于这些认识，《奶酪与蛆虫》中出现了“在这一猜想的基础上”“完整的书籍清单或许会呈现更不一样的图景”，《马丁·盖尔归来》（以下简称《归来》）中有了“我们可以推断到”“我们最多可以了解到”。一言蔽之，非线性形式契合了新史家的这一诉求：将写作至阅读的过程由“真理的呈现与接受”改换为“真理的持续探索”。
非线性形式对历史真实性的价值，在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的历史传记《圣路易》中体现得更为清晰。勒高夫在前言中说道，其目标之一是打破旧式传记的“幻想”：传主一生中的所作所为都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指向最终结果。他希望说明，“圣路易并不是在13世纪的条件下依据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模式，不受干扰地走向他的圣徒归宿的。他造就了自己，也造就了他的时代，正如他的时代造就了他一样。”为此，《圣路易》被分为三部分：（1）基于一手史料叙述路易从出生至死后封圣的过程；（2）辨别史料中的扭曲成分与真实信息；（3）呈现“真实存在过的圣路易”，这部分是作者目标的实现。若将三部分视作一个整体，这一结构就以简单明了的方式实现研究过程与结果的嵌合。而若单独审视第三部分，将其视作勒高夫意义上的新式传记，非线性特征就更为明显。批判史料后，第三部分并没有按时间顺序重述圣路易的一生，而是分章节展示传主生活的各个侧面，如空间和时间观念、精神生活、言行举止、国王身份、家庭、信仰、圣徒身份。通过并置这些侧面，勒高夫撰写了一部圣路易的“整体”史，呈现了一个既有自身个性亦未脱离外部环境的中世纪国王。
如果说非线性形式对新史家而言意味着“史家的声音”与“过去的声音”的对话，有助于实现历史真实性，它对叙事主义者来说就意味着“史家的声音”隐藏于“过去的声音”，暗中表达着历史学家的主观认识，进而破坏了真实性。《元史学》对布克哈特的分析集中体现了这一点。怀特相信，《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之所以分别呈现文艺复兴的不同侧面，而不是讲述一个有着“协调一致的发展过程”的“文艺复兴故事”，是因为布克哈特“没有看到正在发展的东西”，认为“文艺复兴只是存在于两个专制时代间空隙的文化时刻”：“‘坠落’发生后，留给史家思考的全部东西仅有被视为‘片段’和‘遗迹’的历史人造物”。换言之，以非线性形式叙述文艺复兴，一方面展示了这个自由时代的种种辉煌，另一方面也传达着一种观点：文艺复兴并未改变通向专制的道路。这一张力最终为文艺复兴披上作者眼中的讽刺剧式意义。
“主体侧（subject-side）的东西主导着叙事性事件整合”，叙事主义者的这一信念直接导向对历史真实性的质疑：若叙事形式表现的事件间关系不是过去的一部分，即便叙事内容中的事件真实存在，叙事作为一个整体也没有描绘客观真实的过去，毋宁说是将史家想象的一组关系加诸过去。不过，对叙事主义者来说，历史真实性的缺失并非缺陷。于怀特而言，这为史家自由意志打开了空间：如果事件间关系只是基于个人喜恶的构造，史家就有权利“自由地……依据与他们自身道德和审美追求相一致的某种意识模型建构关于其（历史）过程的叙事”。怀特相信，这会打破社会中的守旧力量，带来个人的解放。安克斯密特则认为，叙事性整合的主体性本质意味着叙事所提供的“不是一般词意上的知识；它更应被界定为知识的一种组织（arrangement）”，史学所关涉的因而是“可以或不可以说什么”这类与生活实践密切相关的问题。
综上可知，“复兴”与“转向”对“文本形式与历史真实性的关系”做出了相反回答：前者认为，某些形式可以增进内容的真实性；后者则认为，形式因其固有的主观性只会破坏内容的真实性。反对意见或许会说，新史家叙事亦可被视作基于某种观点（如“个体与环境相互塑造”）的主观整合；由于主体侧的东西无法消除，新叙事的非线性形式同样蕴含作者观点；“复兴”所谓的“非线性形式的真实性效果”由此可被“转向”消解；两者因此不具有平等地位，无所谓分歧。这一意见看似成立，毕竟叙事性新史家同样承认主体性在形式及内容中的必然存在。但事实上，“复兴”与“转向”的根本分歧不是“是否承认主体性必然存在”，而是“如何看待这一必然存在的主体性与真实性的关系”。对“转向”而言，“史家的声音”只能通向真实性的丢失；而“复兴”坚持认为，只要以特定方式处理，“史家的声音”就能服务于真实性的要求。通过在文本中陈明主体的思考过程，坦言论证的理论预设、材料局限、想象成分，我们可以谈论史家建构有多大可能为“真”。通过将真实性问题由非真即假的二分问题，改换为由几乎不可能至高度可能的可能性问题，史家可以走出建构与真实不可兼得的困境。
总之，“复兴”与“转向”尽管都论及叙事性文本中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但双方在这一问题上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这意味着，“复兴”提出了一种不同于“转向”的叙事理论，一种被微观史、新文化史等标签所遮蔽的历史表现技艺。新史家的探索超越了“叙事”受到的两方面冲击——科学史学家对其非科学性的指摘与叙事主义者对其艺术性的强调，为其在现代史学中的合法性挣得空间。
四、“叙事复兴”与“叙事转向”的学术史关系
“复兴”与“转向”在思想网络中的关系得到梳理后，两者在学术历史中的关系问题也浮出水面。对此问题，上文导向了否定性答案：双方在叙事概念上的差异、在叙事思想上的异同削弱了两者联系，“复兴”与“转向”似乎没有学术史层面的因果关系。
然而，上文分析并非否定性答案的充分条件，因为它忽略了两个事实。首先，学术史关系既有相对直接的因果关系，即一方源于相关群体对另一方的赞同和接受，也有相对间接的因果关系，即一方源于相关群体对另一方的非赞同性认识，如听闻、误读乃至反对，而上文不能否认“复兴”与“转向”存在间接性关系。其次，“复兴”与“转向”都是持续数十年的过程，两者的学术史关系因而包含两方面：（1）一方的出现与另一方的关系；（2）一方的后续发展与另一方的关系。而上文仅有关涉“出现”，并未涉及“发展”。因此，要明确“复兴”与“转向”的学术史关系，还需解答以下两个问题：（1）两者在“出现”上是否存在相对间接的因果关系；（2）两者在“发展”上是否存在以及存在何种因果关系。
由于《元史学》的出版时间早于代表性的新史家叙事，若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为“是”，即意味着“转向”间接导致“复兴”，它以“新问题提出者”“旧范式挑战者”的身份出现于新史家视野，促使新史家们注意到一系列叙事问题并做出了新的回答，最终带来“复兴”。从上文来看，这是有可能的：尽管两个动向在形式与内容问题上存在分歧，但这反过来也说明了两者的问题域确有交叠。
然而，从西方学者的怀特接受史研究来看，新史家与叙事主义者的思想碰撞相当有限。范恩（Richard Vann）观察到，怀特在西方史家群体中的影响没有一般所认为的那么早和那么大。1973-1993年西方学术期刊论文的量化分析表明，“复兴”业已成型的1979年之后，怀特才开始得到学界的重视。“对怀特历史哲学的引用在这二十年（1973-1993）里超过了两千。年均虽超过五十，但在开始时却十分少（1974年仅有一次，到1978年时也仅有18次），在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则升至年均过百。”怀特研究专家赫曼·保罗（Herman Paul）也指出，《元史学》直到80年代才在西方史学界获得一定知名度。而根据伯克的相关梳理，怀特在80年代末以前的美、英、法、德等主要西方国家的历史学界都没有引发值得讨论的“回响”，针对怀特的学界讨论主要出现于80年代之后。将怀特的影响推至80年代的佐证还有很多。尽管《历史与理论》编委在《元史学》出版后就立即注意到该书，但直到1980年才推出《元史学》专刊。与此同时，西方史学实践领域的几个刊物虽在70年代中期刊出《元史学》书评，但它们几乎全为篇幅极短的简单介绍。斯通的《叙事的复兴》也与以上状况吻合。这篇发表于1979年的、以叙事为关键词的文章中，斯通仅在一个关于叙事概念的补充性脚注中提到《元史学》。
另一方面，从代表性新史家的相关文字来看，我们很难说他们在出版相关著作之前就注意到史学理论界的“转向”。金兹堡是少见的讨论过叙事问题的新史家，但其相关表述显示，他对叙事的认识主要来自小说家母亲、大学老师弗鲁戈尼（Arsenio Frugoni）、文学史家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艺术史家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以及现代主义小说家，具体到《奶酪与蛆虫》的叙事性上则是法国小说家格诺（Raymond Queneau）。此外，金兹堡也是少见的与怀特进行过直接论辩的新史家，但那是在1989年的学术会议“历史、事件和话语”。根据可找到的英文文献，金兹堡最早是在1984年为《归来》意文版所作的后记中论及怀特。不过，金兹堡至少曾专门批判过怀特。在其他新史家那里，怀特极少被提起。勒华拉杜里谈及《蒙塔尤》时，将影响创作的因素归为史料作者的独特叙事、年鉴学派的微观视角传统、对法国南部方言区的人类学思考等。达恩顿则将影响他的因素表述为个人早年的记者经历、对年鉴学派的批判性接受、布克哈特和赫伊津哈的主题式写作、格尔茨的文化人类学等。在新史家的文字中，我们几乎找不到触及怀特或“转向”的地方。
怀特接受史的研究成果与新史家的相关文字表明，“复兴”成型后的20世纪80年代，“转向”才开始进入历史学家的中心视野，两个动向在“出现”上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不过，这一结论同时也说明，“转向”有可能对“复兴”的后续发展产生一定影响。这指向了本节开始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两个动向在“发展”上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解答这一问题之前，首先要界定“复兴”的后续发展。考虑到“复兴”出现于70年代，且学界会将其归入微观史或新文化史，80年代的微观史和新文化史可被视作“后续发展”。这批文本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应是戴维斯1983年出版的《归来》。该书不仅具有70年代新史家叙事的特质，也指向了怀特思想带来的变化。叙事特质方面，《归来》的章节安排虽有大致的时间先后，但整体上仍具有非线性特征。据戴维斯，此书的一个目标是“把故事嵌在16世纪法国农村生活与法律的价值和惯习中，通过它们理解故事中的关键元素并通过故事探讨它们”。为此，作者根据故事发展的各个节点将它分为若干部分，并在各个部分的叙述过程中添入“特定时空中极具重要性与争议性的问题”。这使得位于“继承纠纷引发诉讼”之后的是“当地的继承习俗”，关于这场诉讼本身的文字反被置于脚注。藉此方式，中世纪法国南部山区居民——马丁、贝特朗、阿诺、阿尔蒂加村其他村民——的“生命肖像”随着故事的展开逐渐显露在读者面前。这与《蒙塔尤》《奶酪与蛆虫》是一致的。
怀特导向的变化，体现为历史学家以新的方式理解史料作者这一“过去之人”的思想观念。戴维斯在访谈中提到，《归来》与《蒙塔尤》《奶酪与蛆虫》的主要不同，在于后两者尽管都讲述故事，但都不太关注故事的“多重版本”。“我（戴维斯）所谓的‘故事情节’是指马丁·盖尔的故事、他妻子的故事、整个村庄的故事、法官讲述的故事。我注意到这些不同版本的故事，这令我思考故事是怎么讲述的以及人们是如何将不同记述整合在一起的。”思考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戴维斯接受了怀特的一些思想。她在1987年的《档案中的虚构》中肯定怀特的主张即“世界本身不具有故事性”，同意叙事技巧对文本真实性的影响，以此为基础探查16世纪法国普通人编造赦罪请愿书的方式，进而展现彼时的思想观念。戴维斯对怀特的接受以及由此开辟出的新路径深刻影响了其他史家。1989年，林恩·亨特（Lynn Hunt）组织出版论文集《新文化史》，题词为“献给娜塔莉·泽蒙·戴维斯，我们全部人的启发者”。文集收录的一篇论文认为，“历史研究的新文化路径的唯一一个可辨识性特征即是（怀特等人的）新近文学批判的广泛影响”，怀特等人的理论为新一代史家提供了全新的分析工具。十年后的1999年，亨特再度组织出版论文集《超越文化转向》，怀特为该文集作后记。文集导言开篇，亨特就强调了怀特对新文化史的影响，甚至称他为“文化转向的守护神”。从以上事实来看，“复兴”的后续发展确实受到“转向”的直接影响。
事实上，“复兴”与“转向”在“发展”上的关系不是单向的，新史家的尝试反过来也使得叙事主义者更为深刻地理解史学现象，进而在叙事研究的基础上做出全新探索。所谓的“经验转向”即是一例。作为“转向”的后期代表，安克斯密特凭借1983年出版的《叙事逻辑》在史学理论界获得极高的学术地位。进入21世纪，以2005年出版的《崇高的历史经验》为标志，安氏提出了与其叙事理论看似不容实则相连的历史经验理论，引发学界广泛争议。在《对历史学家的邀请》中，安氏坦言，他之所以关注历史经验，是注意到金兹堡、勒华拉杜里、戴维斯等人的“微观故事”（micro-story）“经常聚焦于微小细节并全然不顾统一性和融贯性。……它们不合乎我（他）此前对于历史写作的本质和目的的论断”，即“史家令过去具有意义的主要手段是融贯性和统一性”。安氏随后解释道，这一抵牾的根源，是其论断主要基于“重视语言胜过经验”的传统史学，而新史家更偏重经验，他们力图让我们获得关于过去的经验，或者说生活在那个过去时的体验。以此为契机，安氏注意到历史写作中的“创伤”“崇高”等经验元素，开始探讨何种历史写作模式能够传达出最为“本真”（authentic）的历史经验。尽管其探索从学界反应来看并不成功，但无论如何，它都能确证“复兴”对“转向”的影响。
综合上文的结论是：“复兴”与“转向”都是相对独立的学术动向，一方的出现与另一方无关，但两者的后续发展都受到对方的直接影响。两个动向首先是相对独立地出现于西方史学实践与史学理论，然后深刻影响了对方的后续发展，最终改变了对方乃至当代西方史学实践与史学理论的面貌。
五、余 论
对西方史学来说，二十世纪是变化的世纪。西方史学实践与史学理论在百年间经历了多次范式调整，“复兴”与“转向”正是其中的关键环节。由于两者出现时间相近、术语名称相同、部分表述相似，关于两者的既有研究往往忽视了两个动向在叙事概念上的差异、叙事思想上的异同、学术史关系上的复杂性。对这些问题的探查既能帮助我们更为准确地描述两个动向的思想内核、学术贡献、具体关系，更强化了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认识。
史学史及史学理论中，“理论指导实践”是广为接受的原则。学者们往往会先梳理相关理论，再介绍某一史学动向。这一清晰简洁的叙事结构看似强调了理论的价值，实则加深了理论与实践的隔阂，因为理论与实践在这一结构下表现为界限清晰、壁垒分明的两个知识部门，至多是知识流通的“上游”与“下游”。但在现实中，理论家与实践者的思想碰撞方式往往极为复杂。上文分析表明：理论不仅能影响实践，实践反过来也可以影响理论；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不仅会体现为引发新动向，也会体现为改变既有动向；两者的相互影响不仅会源于关于对方的赞同性认识，也会源于非赞同性认识。理论与实践与其说是两个紧密联动的齿轮，不如说是两团随机碰撞的粒子。
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复杂性不难解释。史学理论家与史学实践者归根结底都是以“史学”为一大母题的学者，处于同一时空时往往会关注同一史学状况，回答属于自己时代的史学问题。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由此视之并非“分工”或“师生”，而是平等的“竞争”。据此言之，理论具有实践价值、实践具有理论意义的前提，或许不是“理论家的思考要贴合实践”或“实践者的研究要有理论视野”，而是理论家与实践者对他们所共处的现实世界的体认。对现实世界中的现实问题的真切关注，保证了理论家与实践者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看待对方，进而令对方的思想具有了另一维度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