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述章节来看，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问题应该显而易见。上半个世纪的经济史充斥着未能实现发展的经济体，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到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是的，总体来说，世界经济已经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在21世纪初期，对世界经济的一个纵览揭示了与过去经济状况相比史无前例的繁荣。然而，超过1亿人每天生活费仍旧少于1美元，超过2. 5亿人少于2美元；时停时续的增长仍然是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的特征；日本仍旧陷于停滞之中；印度尼西亚作为一个整体仍旧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些都让人迷惑不解。我们不仅知道成功的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新增长经济学清楚地说明了这些条件——而且我们甚至知道从基础上支持成功经济增长的制度类型。此外，“有用”知识的存量——经济增长潜力的基本决定因素——以不断增加的速度持续增长。
前面的章节已经尝试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如果经济增长仅仅是知识和技术存量增长的一个函数，那么，人类的未来福利看起来就可以得到保证了。一旦我们考虑到意识和不断演化的文化之间复杂的、远未被我们理解的相互作用，这种保证就不存在了。信念→制度→组织→政策→结果的演化方式导致了空前的经济福利，也导致了无休止的灾难和人类的痛苦。在完全理解经济增长的过程之前，我们仍有一段路要走，但我们已了解很多。前面的章节探讨了经济变迁过程中的三个关键难题——从人格化交换到非人格化交换的转变、构成现代人类环境的特征的复杂的、相互依赖的制度结构和一个非各态历经的世界。这对于我们直面这些难题的来源以更好地理解如何处理它们将是很有益的。我们从信念和由此产生的制度结构讲起，接着探讨源自演化着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以及随之产生的交易成本的问题，还将探讨源自分散的知识的问题。随后，我们就可以提出改进经济绩效的具体建议了。
Ⅰ
即使最粗略地概述一下世界各地的现存信念，也不能提供与理性假设的潜在观念相一致的乐观观点。原教旨主义（religious fundamentalism）、种族仇恨、种族主义的陈词滥调和迷信一直影响着选择。在科斯世界里，所有参与人总是选择能够最大化总体福利的政策，并为输家提供补偿；但是在真实世界里，根深蒂固的信念和偏见常常导致高不可攀的交易成本。亚当·斯密解释国民财富的根源已经有二百多年了，但是，在多大程度上那些影响政治/经济变迁的人在决策过程中持有他的看法是很成问题的。
我们现在已经充分理解了制度，以至于能够查明差的绩效的来源。它们源自路径依赖。我们从过去继承了人造结构——制度、信念、工具、技术、外部符号储存系统（external symbol storage system）。一般来说，人造结构是我们的文化遗产，不过我们在决策过程中危险地——在提高经济绩效的尝试中遭受失败的危险——忽略了它。我们仍未充分理解这种文化遗产在多大程度上容易被人类审慎的修正所“影响”（malleable）。任何时候，文化遗产都严格限制了人类实现变迁的能力。我来列举一下由此产生的问题：
1．从过去继承的制度结构可能反映一系列不受变迁影响的信念，这或者是因为被提议的变迁与这种信念体系背道而驰，或者是因为被提议的制度变迁威胁到了现存组织中的领导者和企业家。在从根本上来说相互竞争的信念并存的地方，建立一套可行的制度安排的问题就会增加；这一问题也会使一致同意的政治规则（consensual political rule）的建立成为整治短期灾难的处方。
2．决定经济绩效的人造结构由相互依赖的制度组成；为了得到理想的绩效而去改变其中一种制度，结果有时却产生不完全的、有时对生产不利的活动。
3．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它们的实施特征的混合决定了经济绩效；虽然正式制度可以被法令所改变，但是，非正式制度短期之内却难以改变，实施特征也仅能加以不完全地控制。
如果我们能获得制度政策结果的完美反馈，那么我们就能理解我们的行为是否达到了想要的目标。然而，系统总有那么多的“噪音”，以至于我们无法得到清晰的信号，即使我们想要理解行为的结果；产生反馈的信息等级链条中的委托代理问题使得人们很难根据这些反馈做出正确的评判。改善经济绩效需要时间——比批准这些变革的政治家的时间期界要长。短期之内，改革可能不可避免地使一些参与人的状况变差；如果他们有权参与政治过程，那么他们很可能会终止改革。
Ⅱ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描述理想的政治模型——独裁主义模型和一致同意模型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得到简要的描述，其中的四个“理想”成分重述如下：
1．一个制度矩阵，它产生了一批组织，建立了一组权利和特权；
2．政治和经济市场中交易关系的一个稳定结构；
3．一个基础结构，它使政府遵守一组为组织和交易关系提供保护的政治规则和实施成为可信承诺；
4．作为规范内在化和强制性实施结果的顺从。
理想的经济模型由一系列经济制度组成，这些制度为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性活动提供激励。但是，这种一般性的认识并不能给我们太多的帮助。产权导致有效的价格体系，因此建立产权是必需的一步，但关键在于建立产权的具体过程。交易成本被定义为度量被交易的物品的成本和实施合约的成本，因此我们必须设计出一种产权体系，能在产品和劳务的生产和交换中降低交易成本。因为每个要素和产品市场具有不同的物质、技术、信息和政治特征，因此，价格体系的一般条件的创造必须伴之以在每一市场中构建必需的制度框架，以产生有效率的结果。而且，由于上述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因此，这些建构也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我们需要更详细地考察经济中交易成本的来源。交易成本主要产生于：
1．度量一种商品或服务的多重有价值的维度；
2．保护个人的产权；
3．整合社会中分散的知识；
4．实施合约。
下面我们将依次讲述这四点。
1．商品和服务通常具有关系个人效用的多重维度。如果每个维度都能被度量，我们就可以更精确地界定产权，从而增加个人效用，降低交换成本。
2．制度和组织所需的有效的第三方实施机制的发展常常伴之以个人投入资源保护他的财产。
3．社会中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越多，社会中的知识就越分散，整合这些分散的知识所需投入的资源就越多。
4．合约的实施涉及监督和度量交换——以确认交换条件是否得到遵守——的成本，以及发展有效的违约惩罚机制的成本。
改善经济绩效意味着必须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而且关键在于变更制度以实现这一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可以：
1．发展统一的度量体系，进行技术研究以更好地度量，改进对产权的界定；
2．建立有效的司法体系以降低合约实施的成本；
3．构建制度去整合社会中分散的知识，去监督和度量协议并解决争议。
应当强调，出现在西方世界的制度，如产权和司法体系，是不能够被原封不动地复制到发展中国家的。关键在于创造激励结构，而不是对西方制度的盲目模仿。从家庭（联产）责任制（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开始，中国发展出一种信念结构；这种信念结构无须借助任何西方的标准处方就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如果中国想继续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那么它必须在政治/经济结构中构建激励体系，这可能需要建立那些更具西方社会的适应性效率特征的制度。
Ⅲ
绩效较差的经济的制度矩阵不能为提高生产率的活动提供激励。为之作出的解释有两方面。第一，它们的现存制度结构产生了在现存结构中具有既得利益的组织。第二，分散的知识需要一个制度和组织的复杂结合体，以建立有效的产品和要素市场。我们还不能完全理解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恰当的结合体。前一个问题最普遍的来源是“庇护主义”（clientelism）的持续存在，这是试图把人格化交换扩展到较大规模的经济和政治市场上的结果。尽管这种向经济市场上的扩展可能也的确产生了经济市场的大规模扩张，但是，向政治市场上的扩展一般会产生运作较差的民主，这种民主的特点是垄断、腐败、锁定目标的开支（targeted spending）和总体上较差的经济和政治绩效。
现代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灰暗历史是对我们关于经济发展的政治学的不充分知识的一个有力控诉；拉丁美洲的政治史只是稍微不太令人失望；俄罗斯在20世纪最后十年里的经历令人信服地说明了我们还没有很好地理解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政体。打破维持现状的既得利益集团是一个问题，而理解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之间的复杂关系则是另一个问题。
全球信息成本的急剧下降以及高收入国家明显的物质成功，为变迁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当维护现状的组织被差绩效、腐败的曝光或者有关其他地区更好绩效的信息所削弱的时候，正式规则的变迁就可能发生。而且，正式规则详细说明了理想政治模型的四个部分，至少从表面上来看能被制定成法律。但是，要使这种正式规则有效，需要非正式约束和实施的补充。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形成这种非正式规范，对此有大量论证和相互矛盾的证据。毫无疑问，限制政治参与人自由度的根深蒂固的非正式规范，对于发达国家长期的经济成功是必不可少的。实施需要建立必需的制度和组织，也需要建立互补的非正式约束。独裁者致力于促进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具有很大优势。实际上，他可以创造前面列出的建立有效政体所必需的四个条件。但是，在更长的时期内，一致同意型政体是必需的，因为统治者致力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努力可能最终会被危机或死亡所破坏。
建立稳定的一致同意型政体需要时间，仅仅实施正式规则只会导致失望，甚至是灾难。正如前面所述，拉丁美洲国家在独立之后移植了美国宪法，但是结果却大相径庭。成功的一致同意型政体需要一系列基本规范去限制参与人，不过发展这些规范需要时间。本土技术的不断进步将逐渐积累人力资本，这种人力资本是建立一致同意型政体的必要前提。在本土技术进步的过程中，以提供教育、医疗或其他援助的方式出现的外部援助明确地涉及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达国家的本土技术。显然，任何增加绩效较差的经济的人力资本的努力都必须基于对该经济的文化遗产的清晰理解。
Ⅳ
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政治经济体系复杂的相互依赖的结构逐渐演化成现代形式，在此过程中通常缺乏深思熟虑的计划。结果，我们没有完全理解对绩效至关重要的这一结构。但是，一旦我们试图改进差的经济绩效，我们就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相互依赖产生了什么样的复杂问题。整合分散的知识不只需要价格体系。正如第9章所述，现代专业化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交易成本——确定产品和服务的度量和绩效特征的成本，这些特征不同于个人的专业化知识，不过却是有效整合分散知识所必需的。
亚当·斯密认为，国民财富是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函数。但是，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逻辑必然会造成这样一个世界：个人掌握了大量的本专业知识，但却对其他所知甚少。哈耶克强调了另一个关键点，即个人最终不能完全理解政治/经济的总体特征。我们的知识至多是不完整的，在这一点上哈耶克无疑是正确的，他在认知科学领域的开创性研究为解释我们的不全面的理解提供了基础。但是，哈耶克没有认识到，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从事社会工程，即使我们完全赞同他就价格体系相对于其他可供选择的办法的效率，以及他与社会主义计划者辩论时的获胜论证。我们必须回到意识的本质上，从恰当的视角进行总体论证。意识是关于人类意图的——建立在人类逐渐形成的非凡想象力和创造性基础之上的意图。但是，如前所述，意识是我们创造性本质和自我毁灭能力的来源。
理解社会中制度作用的关键是认识到制度体现了我们有意识的心智的意图。单个市场的或者整个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构都是人类创造的，它们都不是自发地或者“自然地”发挥作用的。而且，随着技术、信息和人力资本这些基本参数的改变，这个结构如果要运作良好的话（不管如何定义），必然也要不断作出改变。在没有外部性、不完美和不对称信息以及搭便车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象出一个面对复杂的经济变迁的价格体系。但是，这种想象忽略了我们仍未完全理解的在非各态历经的世界中人类行为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人们对不断演化的世界的诠释方式，特别是关于经济变迁和政治变迁的相互作用，以及关于打破社会各个部分之间的现有均衡的军事技术变革的诠释方式。正如在第2章中所述，在各态历经的世界中，我们最终能够正确地理解世界，但是在异常变化频仍的世界中，我们并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应对这种异常情况的最好方法是，保持那些允许试错试验发生的制度，这种方法哈耶克多年以前就曾提出过，也已经成为美国物质成功的来源。这种结构不仅需要多样的制度和组织以便试验不同的政策，而且需要有效的方法去消除不成功的做法。只有在非正式规范演化相对较长时间之后，适应性效率才能逐渐形成，而我们知道这个过程没有捷径。
Ⅴ
有了这些如何改善经济绩效的告诫，让我们看看我们能否获得有关这一主题的更多实证知识。
1．提高经济绩效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清楚地理解经济绩效差的原因。度量不同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的交易费用是关键的第一步。获得了这一信息，我们才能够把经济绩效差的原因追溯到制度/组织结构上。但是，高交易成本通常不利于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即使给定要素禀赋它们本可以成为有利可图的投资。因此，提高经济绩效还需深入理解经济的潜在前景，以便一降低交易成本，人们就可以想象出经济中产品和服务种类的扩张。
2．为了改善制度结构，我们必须先清楚地理解这一制度框架的来源。我们只有知道身处何处，才能知道去往何方。理解社会的文化遗产是进行“可行”变革的必要条件。我们不仅要清楚地理解构成现存制度的基础的信念结构，也要清楚地理解在多大程度上信念体系受到变迁的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现存制度和它们的组织基础的来源，才能获得进行可能的结构改革的洞见。
3．面对发达国家的竞争，不发达国家还面临另一个问题，即整合对经济低成本运作不可缺少的分散知识。“全球经济”并不是同一水平的竞技场。发达国家在制度/组织框架方面有着重大优势，这一制度/组织框架能够（虽然并不完美）攫取整合分散知识所固有的潜在生产率，而分散知识是在一个专业化的世界中有效率地生产所必需的。所以，一夜之间建立制度/组织矩阵是不可能的。因此，为保持竞争力，多种政府干预——连同随着时间的推移终止政府干预所需的全部告诫——在短期内是必不可少的。
4．提高经济绩效必然需要一个可行的政体，它能够构建必要的经济制度并提供有效的实施。在缺乏正式和非正式的一致同意型政治制度遗产的国家，通往有效政治制度之路或者需要一个独裁者有能力有意愿去建立并实施必要的经济规则，或者需要经由非政府组织（NGOs）和有效的外国援助实现的、更加漫长的零碎发展（piecemeal development）过程。在外国援助中，教育、健康、司法或者其他援助被有效地设计和传送，以将必需的知识和技能传递给当地居民。这样也会带来外部性副产品，即逐渐积累建立有效的一致同意型政体所必需的政治人力资本。我知道这一选择没有捷径可循，它还需要“诱导”现有政府不去干预这种局部改进和知识转移。
在一致同意型政体所需条件存在的地方，提高政治透明度的制度规则的发展使得对政体的更有效的监督成为可能。研究有效（也就是说，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政治政策的文献汗牛充栋，所有这些文献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洞见。
如上所述，经济规则的改变必然产生胜利者和失败者，因此认识到他们的存在、他们有权参与政治过程以及失败者有能力取消拟议的变革是绝对必要的。虽然科斯解并不总是可以实现，成本和收益的考量也会减轻制度变迁中的反抗。
前面的章节应该使我们充分认识到，并不存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固定方案。任何经济模型都无法刻画特定社会中经济增长的复杂性。即使生产率增长的源泉众所周知，每个社会的经济增长过程也是不同的。这反映了不同的文化遗产，同样反映了不同的地理、物质和经济环境。本书要传递的一个信息是，在你提高经济绩效之前，你必须理解经济增长的过程；然后，在你试图改变社会之前，你必须理解这个社会的独特特征。因而，如果你想有效地实施变迁，你必须理解制度变迁的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