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成 译）
美刊《每月评论》2004年1月号刊登了该刊副主编迈克尔·D.耶茨题为《找工作的工人，找会员的工会》的文章，详细而具体地分析了美国工人的真实失业状况、工会组织状况及其原因，并指出了改变工会当前不利处境的出路。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美国工人的真实失业状况
2004年1月，美国劳动市场呈现出如下景象：在14686.3万民用劳动力中，有829.7万人登记失业，这意味着他们没有工作，但在过去4周里一直在积极地寻找工作。由此可知官方失业率为5.6％，比2003年12月公布的 5.7％略有下降。但这个失业率掩盖了种族和族群在失业方面存在的很大差别。2004年1月，黑人失业率为10.5％，西班牙裔人失业率为7.3％。全国平均失业率也掩盖了各州之间的差别。美国有些地方的失业率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3年12月，俄亥俄的失业率为7.3％，华盛顿的失业率为6.6％，两者仅比一年前略有降低。无家可归者很多是青年和老人。
官方失业率也没有说明经济中有多少劳动力没有得到利用，即劳动后备军的规模有多大。另外，还有一些群体被排除在官方失业率的计算之外。打零工但希望做全日工作（现在是每周35小时）的人被称为“非自愿兼职工人”。1月份，这种人有471.4万。停止找工作但想有一份工作、而且过去一年找过工作的人，被称为“劳动力市场的边缘附着者”。1月份，这种人有170万，其中43.2万是“受抑制的工人”（discouraged worker），这些人因为缺少他们那种职业的岗位等市场原因而停止寻找工作。如果我们把非自愿兼职工人和边缘工人也计入官方失业人数中，1月份的失业人数为1471.4万，失业率也相应地上升到9.9％，这也许是反映劳动力市场就业困境的一个比较真实的数字。
不过，即使这个数字也没有把所有剩余劳动力都计算进去。在一个劳动力市场几年来一直不景气的经济中，有些工人只好退出劳动力队伍，而且连“边缘附着者”也算不上。例如，有些人可能被迫提前退休，并且至多只能靠减少的收入过活。有证据表明，那些由于常年紧张工作而累垮身体的工人越来越多地寻求并获得社会保障残疾津贴。随着公司裁员、迁移、外包取消了这些工人的岗位，他们开始把残疾作为他们获取收入的惟一途径。自1990年以来，领取社会保障残疾津贴的人数增加近100％，达到600万左右。在2001年1月至2002年9月之间，残疾津贴领取者几乎增加了40万。
有些找不到工作的人最终走进了监狱。现在，许多失业者长期寻找工作。2004年1月，在官方登记的失业者中，有40.2％的人寻找工作的时间至少达到15周，而且一段时间来，这一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2003年1月为35.3％。2004年1月，失业27周以上者的比例是22.7％；一年前则为19.5％。现在，平均失业时间为19.8周，比一年前增加了2周。长期失业有时会使人走向犯罪或使他们处于很可能被指控犯罪的境地。这反过来使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进入监狱。美国监狱关押的人数达200万人以上，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其中约一半是黑人。假定被监禁的黑人有一半是隐形失业者，即50万人。如果我们把这些人算入2004年1月份的黑人失业人数中（从定义上讲，是算入黑人劳动力中），则黑人的失业率将从10.5％上升到13.1％，即增加了20％。与这些惊人的数字联系在一起的是，许多犯人在监狱的高墙背后仍在工作，即从事只能被称作强迫劳动的工作。
必须将这里所描述的大量劳动力过剩放到历史环境中才能了解其全部意义。这种过剩在一次经济复苏中已经持续存在了27个月。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注意的，我们正处于一次就业不增加的复苏中。事实上，目前的就业形势是史无前例的。摩根斯坦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这样说：“现今的美国经济是前所未有的。这次经济复苏持续了整整25个月，但私营部门的工作岗位仍然比2001年1月那次衰退的谷底的水平还低大约1％；而在典型的复苏中的这种情况下，工作岗位通常要高大约6％。”
对罗奇提到的就业变化，存在一些争论。联邦政府劳工统计局进行了收集就业信息的两月调查。罗奇和大多数经济学家利用了大约40万个企业、平均涉及4000万雇员的工资表调查。这个调查显示，在上次衰退结束（2001年11月）到2003年11月期间流失了72.6万个就业岗位。它还说明，自上次衰退开始（2001年3月）以来流失了240万个就业岗位。
最近的就业增加如此乏力，以致于乔治·W.布什总统被认为是自胡佛总统以来第一个在结束任期时全国就业人数比在任期开始时还少的总统。
这些月劳动市场的萧条也反映在工资数据上。罗奇注意到，在总体水平上，“不能误解了这个就业不增加的复苏的重要含义。岗位创造不足的情况过去从未发生过，由此引出的结论是，工资收入生成同样严重下降。通常，在美国商业周期扩张的时候，占个人总收入45％并轻而易举地占据家庭购买力最大部分的私营工资和薪金支出上升8％（实际收入）。然而在目前持续了24个月的扩张中，这个关键部分的收入实际上下降了近1％，其作用相当于实际消费购买力下降了大约3500亿美元”。
工资增长也明显放慢。2003年是扩张之年，但平均实际周工资有所下降（即从购买力看），这是1996年以来首次出现。总的来说，工资是停滞的，从而为经济增长已经两年、但劳动力市场仍然不景气的观点增加了证据。
2001年，在为期十年的经济扩张结束时，23.9％的就业人员即使从事全职工作，干一年（每小时8.7美元）得到的工资也不足以使一个四口之家的生活高于贫困线。对于黑人来说，这个数字是31.2％；对于西班牙裔人来说是40.4％。只有干更长时间的工作才能使许多家庭满足最低需要。美国现在是富裕国家中平均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1979年，每个日本工人的平均劳动时间比美国工人多281个小时；但到2000年，平均每个美国工人的劳动时间已经领先。当日本工人将他们一年的工作时间减少286个小时的时候，美国工人的工作时间增加了32个小时。在大多情况下，长时间工作因工人长时间加班或从事不只一个兼职工作而成为可能。
美国是一个好工作太多的国家的说法经不起仔细推敲。上千万工人在从事报酬很低的工作，根本无法发挥其潜力。近3000万工人在从事助教、食品配制和服务员、柜台服务员、收款员、柜台和租赁职员、记账员、顾客服务代表、仓库管理员和填表员、秘书、普通办公室职员、装配工、商品分档员、助手、卡车司机、包装人员和苦力工作。劳动统计局估计，在2000年到2010年期间，增加最大的是以下十种岗位：食品配制和服务员、顾客服务代表、注册护士、零售店售货员、计算机辅助专家、收款员、普通办公室职员、保安、护士、软件工程师、饭店侍者。其中，护士和软件工程师是仅有的两个明显“不错的”工作，而且连这些工作也正在被成本意识很强的经理们迅速合理化掉。很难想象哪些工作的工人没有不安全感，因此不用担心下一步他们可能就被列入公司的裁员名单。这种不安全感使雇主比较容易提高剥削率。
之所以出现就业不增加的复苏，罗奇认为，主要是因为信息技术革命使工作岗位包括一度被认为不受影响的熟练工作岗位流向低工资国家和地区。无庸置疑，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事实上，美国制造业岗位的减少已持续了42个月。尽管其中有些岗位的减少是由于采用节省劳动的技术和革新工作方式造成的，但有些岗位是流向了海外。信息技术就业在印度虽然猛增，但在美国目前的经济复苏中实际上却有所下降。然而，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就业已经下降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也许是困扰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过剩的一个迹象，是最近出现的经济泡沫的资本投资狂潮的一个直接结果。现在生产的汽车、钢铁、计算机、光导纤维根本消费不了。这种生产能力的过剩带来的后果是工厂关门，企业裁员和解雇。
二、美国工会状况
资本主义经济总是处于周期性的波动中，而且它们总是容易受结构性变化例如技术革命的影响。这些变化反过来对工人阶级产生多种影响。不过，这些影响的力度关键取决于工人在工厂中和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程度。在没有工会的工厂失去作为一名钢铁工人的工作是一回事，在有工会的工厂失去工作则是另一回事，在美国工作时工作流失了是一回事，在德国就业时工作流失了则是另一回事。在美国当穷人和在瑞典当穷人，两者的差别真是太大了。这些差别是由于两个国家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不同造成的。
有各种各样的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工人阶级的力量。一个是入工会率。这不是一个完善的尺度，因为有些国家例如法国的入工会率就很低，但工人阶级很团结，能够成功地对抗雇主和政府。但总的来说，在入工会率高的地方，工人的工资、津贴和社会供给等情况比较好。一个是罢工发生率。罢工是工人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主要武器：哪里的罢工发生率低，那里的劳工运动就薄弱。最后一个指标是有没有一个强大的劳工政党。哪里有稳固地扎根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哪里的这些政党是全国性的重要角色，那里的工人阶级就可能享有对工人比较友好的法律以及越来越好的社会福利计划。
用这三个指标来衡量，美国劳工运动的景况不佳。2003年，美国的入会率是12.9％；自1983年（20.1％）以来稳步下降。会员总数是1508万，与2002年相比减少369万，与1995年约翰·斯维尼（John Sweeney）及其“新声”改革派掌握劳联-产联的权力并许诺发展几百万新会员时相比也减少了。美国私营经济部门的入会率低得让人吃惊，为8.2％，自1983年以来减少了一半。公共部门的入会率自1983年以来也在稳步地下降，但37.2％的入会率阻止了会员数字呈现出灾难性的下降。所有公共部门的工会会员约17％集中在联邦政府机构里，他们遭到布什政府的猛烈打击，后者不仅推动许多联邦服务私有化，而且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拒不承认联邦工会的谈判权。州和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受到私有化和大多数州的财政危机的威胁。所以公共部门入工会率和会员人数开始下降的日子也可能为时不远了。不管怎样，除了法国，美国是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入会率最低的。有趣的是，美国的所有工会会员有一半生活在六个州：加利福尼亚、纽约、伊利诺斯、宾夕法尼亚、密歇根、俄亥俄，可这些州只占美国工资和薪金工人的三分之一。
劳工统计局存有1000人以上参加的罢工的记录。这类罢工及参加者的数字现在处于历史的低点。2002年发生了19起这种罢工；相比之下，1952年是470起，1980年是187起。2002年，这类罢工涉及45900名工人；而1952年是274.6万，1980年是79.5万。罢工特别是众多工人参加的罢工在美国越来越罕见，这一事实与会员密度低相结合，是劳工运动软弱无力的证明。
美国劳工的政治力量也极其有限。美国不存在工党或真正的劳工政治。劳联-产联及成员工会每四年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运动投入上千万美元。然而，这些投资的回报一直微不足道。地方一级的努力还有一些成就，劳工在这方面的努力至少使一些政治家谈论劳工问题。但劳工领导人似乎没有足够的全国力量迫使那些他们给其金库投钱的候选人公开支持劳工事业。与其他富裕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相比，美国的社会安全网的漏洞显然是最多的。
三、工会对工人意味着什么？
要看到美国劳工运动的薄弱在工人福利方面何等重要，必须说明工会对他们的意义。最近，经济政策研究所的劳伦斯·米舍尔（Lawrence Mishel）和马修·沃尔特斯（Mathew Walters）在一篇题为《工会如何帮助所有工人》的文章中调查了有关文献。下面是他们的结论。
工会可以将加入工会工人的工资提高大约20％，将包括工资和津贴在内的补偿提高大约28％。
工会可以减少工资不平等，因为它们可以使中低工资工人的工资的提高幅度高于高工资工人的工资的提高幅度，使蓝领工人的工资的提高幅度高于白领工人的工资的提高幅度，并提高没有高等学历文凭的工人的工资。
强大有力的工会可以确定不与工会订合同的雇主也得遵守的工资标准。例如，一个其工作场所没有工会但其行业的工会化程度为25％的高等学院毕业生，其工资比没有加入工会的行业的类似工人高5％。
工会对不通过劳资谈判确定的总工资的影响同通过集体谈判确定的总工资的影响几乎一样大。
加入工会的工人的最普遍的好处是附带津贴。加入工会的工人比他们的未加入工会的工人同伴更有可能享受带薪假，将近18％到28％的加入工会的工人更有可能享受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险，32％到54％的加入工会的工人更有可能参加雇主提供的养老金计划。
加入工会的工人可以比未加入工会的工人获得更慷慨的健康津贴。他们还可以少付18％的健康保险自负额（deductibles）和较少的家庭负担成本。退休后，24％的加入工会的工人更有可能享受由他们的雇主缴费的健康保险。
加入工会工人可以享受更好的养老金计划。他们不仅可以在退休后有保障，而且他们的雇主还可使他们的养老金再增加28％。
加入工会的工人可以享受26％以上的休假时间，14％以上的全薪假（休假和节日）。
工会在实现法定的劳动保护和安全健康权利、加班、家庭/疾病休假方面，在工作中实施这些权利方面发挥着枢纽作用。因为加入工会的工人消息灵通，他们更有可能从失业保险和工人补偿等社会保险项目中获益。
由此看来，加入工会是工人改善其生活质量，保护他们免遭资本主义的许多不稳定因素打击的最好办法。
尽管雇主和许多媒体有反工会倾向，但工人们似乎对工会的好处有充分的理解。据盖洛普最近所作的民意调查，有65％的美国人赞成工会；绝大多数人认为工会利大于弊；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说，如果可能，他们将加入工会。
四、工会该怎么办？
有很高比例的工人阶级似乎理解这一点。然而工会密度和会员人数在下降，工会已经看到它们的政治影响在消失。怎么办？
丹·克劳森（Dan Clawson）在其最近出版的《下次高潮：劳工和新社会运动》一书中，通过大量的个案研究和交谈证明：各种工人都可以组织起来。克劳森说明，当工会做到以下几点或全部时，工会是可以成功的。
通过开发工人的能力和旨在建设民主工会的缓慢而有意识的组织活动，给普通会员以力量，即使在工会遭到最初挫折的时候，也仍然坚持这样做；
将劳工运动看成比工会更重要的事情，并为争取低成本住房等社区目标而斗争，与此同时，通过社区联盟增强工作场所的力量；
向对劳工友好的非传统的劳工组织例如全球公正和反血汗工厂运动、美国华人雇员和工人协会之类的工人中心以及“工作与正义”组织等提供支持、联合以及货币援助；
正视性别、种族、族群问题，将这种问题作为组织工作的中心问题。
有趣的是要看到，克劳森所描绘和分析的战略策略与30年代劳工运动所采取的战略策略非常相似，曾经是左翼领导的产联工会的基本原则。这些战略策略对一批引人注目的被范内莎·泰特（Vanessa Tait）称为“穷人的工会”的成功也至关重要——这些工会出现于60年代，当时，劳联-产联及其大多数成员工会甚至连发展工人运动的托词都放弃了。近些年来，工会所取得的成就是做全国福利权利组织、“社区立即改革组织联合会”的联合工会、革命联合运动、工作福利联盟和工人中心之类的团体所做的事情的结果。
克劳森确信，工会对加强劳工运动的主张的日益接受，与全球公正及其他运动的发展相结合，可以使劳工运动掀起新“高潮”，形成与30年代的产联类似的迅速发展。克劳森也许是对的，但这也可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克劳森和大多数劳工运动评论家几乎总是忘了：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左翼政治活跃，左翼组织很多。在大萧条开始时，美国左翼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左翼的各个派别包括美国共产党对劳工的高潮的出现发挥了重要作用。左翼不仅建立新的工会，倡导克劳森所赞扬的策略，而且他们还致力于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他们的意识形态承诺在艰难时期给他们以支撑，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助于他们给工人传达一种工人属于一个更大的群体即阶级的感觉。
今天，在有组织的劳工里或在其他大多数进步运动中，已经没有这样的事了。斯维尼的“新声”派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而且像所有这类革命一样，认为变革是有限的，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因此，这一革命显然失败了。它显然没有接受克劳森和泰特所接受的看法。
自从“新声”派掌握劳联-产联以来，尽管这个劳工之家出现了许多改善，为劳工进步人士开辟了空间，但进步人士几乎没有理由希望取得超过已有成就的更大成就。劳工的最高领导人没有开始谈论阶级；他们没有去组织一个工党；他们没有提倡工会民主；他们没有领导全球公正运动；他们甚至没有面对他们自己的给人扣赤色帽子以进行政治迫害和亲帝国主义的过去（他们被要求这样做但迄今为止他们拒绝了）。
现在迫切需要一个劳工左翼。我确信，在每一个工会中都有许多潜在的左翼力量。这些人所需要的是倾听一下左翼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一旦他们倾听这种分析，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会像鱼喜欢水那样喜欢它。但是，要出现这种情况，左翼必须尽可能地在每个工会、每个组织活动、每个劳工教育活动、每个政治运动、每个社会公正运动中积极活动。右派最近对学院劳工研究项目的进攻显示，劳工教育尤其重要。没有什么东西比受过激进教育的工人阶级更让雇主担心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