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丹学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生命炼养理论和实践体系，它极具兼容、开放性，融贯导引、吐纳、服饵、禅法等种类繁多的内修外炼方法，跨越哲学、医学、生理心理学、宗教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诸多学科，并于数千年演进中留下上千种著作，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深刻揭示了人类深层的心理和生理需要，故鲁迅说：“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本文主要从纵向时序对内丹学的起源、发展、演变及前景作整体性的宏观透视；同时从横向角度对内丹学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作具体剖析，兼论与之相关的文化现象。从中看源远流长的内丹学如何在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中，成为道家养生文化的核心内容。内丹学发展史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先秦至西汉：内丹学的早期酝酿
内丹学由导引行气之术发展而来。汤一介先生指出：道教通过行气导引排除内外对身心的干扰，它发展为气的内循环，而有内丹学说。内丹修炼的实质是一种由后天返先天的逆向复归过程，它把生命本质看作精气神的复返转化及气之周行，以任督二脉贯通而成的小周天循环为根基，进而引导出全身大周天的循环；由是真气在体内周流不息，七返九还，以期功成丹圆，复归道体。
导引术可溯自伏羲、神农、黄帝时代上古之民“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移精变气”(《内经·素问》)的巫祝活动。夏商时为彭祖等养生家所弘传。周代时，齐楚等地仍较好地保持着这种远古遗风。导引之类身心炼养的体验深刻影响了古圣先贤的理论思维，并表现在《周易》、《老子》、《庄子》、《管子·内业》、《吕氏春秋》等经典中。内丹理论多通过注释“三玄”（易、老、庄）来阐发。
汤一介先生指出:“道教思想虽和先秦以来神仙家以及两汉儒家、阴阳五行等学说有关，但和道家思想更有直接关系。道教的超世游仙思想深深影响着中国的士大夫。而道教的神仙思想则以‘我命在我不在天’立论，其方法（功夫）则靠所谓内丹或外丹的修炼，就这点说它也不能说与老庄的‘内在超越’思想无关。”禅宗在这方面也深受老庄影响。因此，探讨老庄的“内在超越”问题对研究中国哲学与宗教十分重要。
《庄子·知北游》讲“老子”与“孔子”论道，论及修道者身体和精神上之获益。李约瑟指出其历史意义在于，它形成了后来道教的主体内容，具体化为长生不死的追求，使身体得以保存和升华，从而位列仙班。为此目标，道士们制药炼丹，并修习吐纳、导引等方术。《庄子·刻意》篇亦言：“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由此可知，内丹技术的根源至少可上溯到公元前4世纪。
春秋战国时期燕齐海滨的仙人不死传说，吸引众多信徒而形成了方仙道（即神仙家）。汉初适应休养生息的社会需要，以“清静无为”的黄老学为指导思想。方仙道渐与黄老学结合，并向黄老道演变。各类行气养生术随之在社会上广为盛行（《汉书·方技略》），可谓古代的一次“气功热”，这在马王堆帛书图文中有生动体现；同时，汉代易学的卦气、纳甲、十二消息之说也大有发展。这都为内丹学的产生作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
二、东汉至隋唐：内丹学的形成时期
东汉魏伯阳应用汉易成果作《周易参同契》，以易解丹，以丹证易，为内、外丹学奠定了一套通用的理论框架和名词术语，标志着内丹学开始形成，被后世尊为“万古丹经王”，主要注本有五代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自署“空同道士”）等。
汤一介先生指出，《参同契》认为万物生化都是阴阳二气相须不离，使精气得以舒发的结果。欲长生不死，就要据此原则从事修炼，即“炼丹”。《参同契》所谓“丹”有内外之分：内丹就是炼养体内的“精气”，“以神运精气，结而成丹”，以养性延命而至长生；外丹指用矿物丹药烧炼成“金丹”，服之期肉体飞升。《参同契》侧重内丹，而葛洪更重视外丹。
汉末琅琊（治今临沂市北）于吉、宫崇所传《太平经》首次确立了以精气神三大生命要素的“三合为一”为内炼之根本。由此导致“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等一系列内丹修炼法则的产生。汤一介先生认为，《太平经》以“三一为宗”是指“天、地、人三者合一以致太平，精、气、神三者合一而长生”。其中“精、气、神三者合一”属哲学层面的“道体”的问题，而《玄门大义》所列九种修持法以及“三丹田说”、“三元君说”等，则是操作层面的“道术”问题。近来王宗昱根据六朝以来的道教史料提出“三一为宗”有诸说，存在“原始说”、“旧说”、“新说”之不同，从而使研究向纵深发展。
《太平经》、《老子河上公注》等早期道经反复强调的守一存真之法对内丹学发展有重要影响。汤用彤先生认为：“守一”语似老子之“抱一”，并比较了《太平经》之守一与印度禅观的相似性。在此基础上，饶宗颐、李养正对“守一”的渊源又作了新补正。汤一介先生对“守一”思想的发展详加考察，指出“守一”或“守真一”在道教理论体系中非常重要，它正是把个体的人与作为宇宙本体的“道”联系起来的桥梁，是人成“仙”的关键。
魏晋之际《黄庭经》内外两种皆出世，内经由天师道女祭酒魏华存（即南岳魏夫人253～334）所传习。该经提出“三丹田”说和“存思”法，系统地将道家内炼思想与中医脏象经络理论结合起来，并逐渐发展出一套完备的道医体系，奠定了内丹生理学的基础，以致于内丹也被称为“生理炼丹术”（Physiological Alchemy，李约瑟语）。王羲之、欧阳修、苏东坡、赵孟頫等名家都曾手书、校订《黄庭经》，在道教内外流传甚广。\r
为道教建立理论体系的思想家葛洪作《抱朴子》、《救卒方》等书，重视各类养生方法。葛洪书中“导引”、“咽气”等虽非后之“内丹”，但在“养气”方面与所谓“气”在体内流通的基础有共同处。葛洪认为，服食金丹，加之行气导引，能令“正气不衰，形神相卫”，成为“与天地相毕，乘云驾龙，上下太清”的神仙。这种思想包含着中国哲学中两大根本性理论问题：一，神形关系，即精神和肉体何以能相结合而永不分离；二，有限个体和无限宇宙的关系，即有限的个体如何可能具有超自然力量。
葛洪提出“我命在我不在天”这一人定胜命、生死由人的生命宣言，充分肯定积极的自我能动性对于自身生命延续的关键作用，带有强烈的主体性人文色彩，向悲观消极的命定论提出挑战；激励着无数先贤在为人类自身生命获得彻底解放的内在超越之路上不懈探索，为中国乃至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冯友兰认为：“道教有征服自然的科学精神，对中国科学史有兴趣的人，可以从道士的著作中找到许多资料。”
事实正如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所评价的：“道家思想从一开始就迷恋于这样的观念：即认为达到长生不死是可能的。而世界上其它国家没有这样的例子，这种思想对科学具有难以估价的重要性。”这种理想促进了炼丹术的发展。他很赞同冯友兰所说的：道教是世界上唯一不反科学的神秘主义体系。
嵩山寇谦之（365～448）称奉太上老君之旨，授其“天师”之位，赐《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令他“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魏书·释老志》）。这是寇谦之改革道教的总纲，革新后的新天师道被称为北天师道。魏太武帝极为尊崇，以寇谦之为国师，改元太平真君，使北魏政权一度成为国史上罕见的政教合一国家。汤用彤指出：南北朝时佛教大行中国，道教在求长生方面亦受佛教影响。寇谦之丰富了长生修炼术，把若干佛教修养法引入道教，如“诵经成仙”、“持戒修行”等。最值得注意的是寇谦之汲取了原与道教修炼长生相对立的轮回观念，认为前世对今生的修练颇有影响。
为道教首创经典编目的思想家陆修静（406～477）撰《三洞经书目录》，著《归根论》等。他在《太上灵宝授度仪》中常讲的“行气”，汤一介先生认为“就是使人体内的‘精气’得以循环流通，这和道教的所谓‘内丹’有关。而人的身体也是由‘气’构成，它必须好好保养，使不败坏。因此，如果身体保养得很好，‘五神’不离去，‘精气’在体内依一定的路线流通循环，这样人就可以‘长生不死’了。”陆修静认为斋戒规仪就是要惜精守气，使神与气合，以期长生久视。斋法要在使人能于现世生活中“得道成仙”。为此，不仅应了解斋法(方法)，而且应了解斋体(内容)，斋义(社会道义)，斋意(“忘言”以得本意)。他把“养生成仙”这种身心修炼问题和道德修养结合起来，使之成为道教斋仪的组成部分，强调重在力行“善事”，体现了中国哲学“知行合一”的要求。
早期道教的终结者陶弘景（456～536），承上清经法，开创“茅山宗”。梁武帝时“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南史》）。陶弘景对儒释道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北魏高僧昙鸾曾远赴江南从陶弘景学道教炼养法，著有《论气治疗方》、《服气要诀》。《云笈七签》中今存《昙鸾法师服气法》，即《隋志》著录之《服气要诀》。陶弘景《答朝士访仙佛两法体相书》一文对于研究佛道两教理论的异同颇重要。文云：
“凡质象所结，不过形神。形神合时，则是人是物；形神若离，则是灵是鬼。其非离非合，佛法所摄；亦离亦合，仙道所依。今问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铸炼之事极，感变之理通也。当埏埴以为器之时，是土而异于土，虽燥未烧，遭湿犹坏，烧而未熟，不久尚毁。火力既足，表理坚固，河山可尽，此形无灭。假令为仙者，以药石炼其形，以精灵莹其神，以和气濯其质，以善德解其缠。”
据上可知佛道两教于形神、生死问题上看法相异，求得解脱的方法不同。陶文在“炼形”的基础上亦开始重视“养神”，表现出与佛教的良性互动，不过其所言“以精灵莹其神”，仍重在精神之修炼，而非佛家智慧解脱。陶弘景明确把佛道二教追求的“超生死，得解脱”归结为形神关系问题。要解决生死问题必然会遇到形神关系问题。它们既是宗教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哲学的重要问题。他出于修炼形神的需要而撰《本草集注》、《效验方》、《补阙肘后百一方》、《药总诀》、《服饵方》、《服云母诸石药消化三十六水法》等丹药著作。这些成就促进了后世本草学的产生，对祖国医学及早期化学的进展有积极影响。
南北朝时期，北魏寇谦之及南朝陆修静、陶弘景等对天师道的改造运动，促使原始道教逐渐走向成熟，为隋唐内丹学的兴起作了必要的准备。晋唐间，有一段偏重外丹的时期。腐惰的士族阶层，不耐烦寡欲清心的养生法，急欲求得速效成仙的金丹，于是外丹烧炼服食之风日盛。炼食“长生不老丹”的行为虽愚不可及，但这种动机促使人们在尽可能广泛的范围内进行炼饵实践，扩大了丹学的视野，发现了大量新药物及其药性，涉及到古代化学、矿物学、冶金学、医药学等自然科学领域。
对中医学贡献甚巨的“药王”孙思邈（541～682）就是炼丹名家。我国科技史上一些有价值的思想及重大发现，像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世界第一个人工化合物氯化汞等等，都是在炼丹过程中产生的。正如列宁所说，这是“科学思维的萌芽同宗教、神话之类的幻想的一种联系”。
然而，炼外丹既费时工，服食亦害甚利微。因此，丹学重心逐渐由外丹烧炼转向内丹修炼。隋代，苏元朗着重从内丹角度阐发《周易参同契》。前唐时，陶弘景的四传弟子司马承祯（647～735）力纠外丹之偏，并将儒家正心诚意的道德修养及佛教止观禅定诸说融进道教炁功，提出“主静”的修炼理论。“主静”作为一种方法，后被理学所吸收，如周敦颐“无欲故静”、“主静立人极”，朱熹“居静”的工夫论。这就以内丹学为契机进一步推动了儒释道三教的文化整合与嬗变。
隋唐时兴起的重玄学，为内丹心性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汤一介先生指出：作为道家思想第三期发展的重玄学是继承魏晋玄学并吸取印度佛教发展起来的，表现了中国哲学由“本体之学”向“心性学”的过渡，成为内丹心性学的理论前提。道教作为宗教，必有一超越的终极目标以及如何通过修持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重玄学为此建立了“理”、“心”、“性”、“气”的心性学理论构架，随后内丹心性学进而提出一套为实现此目标的修持方法。内丹心性学“虽是唐末以后一直到宋明道教思想发展的特有形式，但从理论上看它仍然是道家思想宗教化的发展。就这个意义上说，道教的思想理论是和道家的思想理论分不开的。”
三、晚唐至宋元：内丹学成熟兴盛时期
晚唐以后，内丹学逐渐排斥外丹而成为传统养生文化的核心理念。汤用彤读《道藏》札记云：“宋元时代，（道教）多与禅宗搞在一起，书名多用金丹二字，但实每只偏于内丹也。”汤一介先生进而指出：“到宋朝，心性学说已成为儒释两家讨论的主题，如果道教要适应当时中国哲学发展的要求，也就必须对心性问题提出一套适合道教学说的理论，而到宋朝道教的内丹学已经发展成熟了，在这种情况下，全真道创造了一套‘内丹心性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唐宋以后，儒释道三教合流是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总趋势。”
内丹学正是顺应这一发展大势而进入了鼎盛期，具体表现在入宋后一大批各具特色的新道派繁衍出来，主要有南北二宗及李道纯以“守中致和”为论的中派（明清时衍出东西两派），还有崆峒、青城、崂山、武当、天心、太一等支派，共同为探索人体内在奥秘作出了重大贡献。内丹各家都讲究性命双修，即修德与治身并重，内养心性，外炼形体，使形神俱妙，与道同化。
经唐末、历五代、至宋初的高道陈抟(872～989)，承钟（离权）吕（洞宾）丹法，受《易》于麻衣道者，著《易龙图》等，根据先天易学建立了一套理精法密的丹道体系。陈抟的先天之学，后被邵雍（康节）继承并发扬为先天象数学。故邵雍甚受道门推崇，《道藏》颇收其书。陈抟刻于华山石壁的《无极图》丰富了古代宇宙生成论，并对宋明理学产生很大影响。如周敦颐将“逆而成丹”的《无极图》颠倒过来改造为“顺而生人”的《太极图说》。
日益兴盛的内丹学还融入了原有的符箓派道教。南宋时，茅山上清派萧应叟撰《元始无量度人上品经内义》，以内丹诠释主符箓的《度人经》；认为炼就内丹，不仅可与天齐寿，且能使真气外布，有治病救急、起死回生、呼风唤雨、消灾祛祸等无边法力。由此亦可见当今气功师发放所谓“外气”及“信息物”之渊源。
南宋张伯端融会禅学而始创内丹南宗，在性命双修的前提下主张先命后性。其著《悟真篇》按易数结构，以优雅的诗词形式，总结前人成就，发展出一整套身心炼养技术；认为内丹长生要在“返根复命即长存”。他的《禅宗诗偈》，后被通禅好道的雍正帝收入禅宗《御选语录》，并封其为“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南宗五祖中，除张伯端因历经坎坷只活了96岁外，其余亦多高寿百余岁。南宗二祖石泰(1022～1158)著丹书《还原篇》行世。三祖薛道光（1078～1191）早为禅僧，遇石泰后，皈依入道，习南宗丹法，著《还丹复命篇》等。从其实践来看，内丹学中确有打开长寿奥秘的钥匙。
内丹北宗创于金时王重阳，主张先从明心见性入手，再循序炼化精气神。经其高徒“全真七子”的大力弘扬，由山东迅速在北方传播开来；并以“北七真”为宗祖而形成全真教的七大支派：马珏（丹阳）开全真遇仙派、丘处机开龙门派、刘处玄开随山派、谭处端开南无派、王处一开嵛山派、孙不二开清净派。其中丘处机（1148～1227）深受成吉思汗推重，门庭最盛，影响及今。
宋末元初，李道纯兼取南、北宗丹法，以易老合参来阐发内丹理论。其《中和集》提出“三易说”：“以心易会圣易，以圣易会天易，以天易参心易。”汤用彤晚年整理道藏，读至此书，认为其论三教合一之处“可注意”。李道纯的这种思想后被《性命圭旨》继承并发挥。随着元帝国一统局面的形成，南、北二宗在陈致虚的努力下也逐渐融合，统一为全真南北宗。
四、明清到现代：内丹学的全面总结及流变时期
明代以降，特别是满清入关后对道教采取限制措施，加之内丹用语隐晦，不利于推广而渐趋消沉。但它并未坐以待毙，而是根据社会的变化进行了自我调整、更新和转化，因而其传播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新特点。
一是与武术及一些文艺形式发展的合流 道教自古就与武术有渊源。以易理为基本构架的丹道修炼方法，为内家拳的产生提供了丰富而成熟的素材。明清时代的武术家将内丹有机地移植到武功理论实践中，并按照拳技的特殊要求创造性地改造发展为武术内功。道教武当派、剑仙派都将内丹与武术融为一体。如张三丰（亦作“峰”）所创的武当派丹法以“太极”立说，并有习练武当内家拳的传统。
明末清初，陈王廷依据《黄庭经》等道经的哲理创编陈式太极拳，流传至今。内家拳注重外练筋骨皮，内炼精气神；吐呐导引，以命门之气调肾水上升，使心阳不亢，以中丹田之气驱心火下降，使肾水不寒。这种抽坎填离，水火既济，心肾相交的功夫，正是内丹基本修炼方法；还讲究经络穴道，运转任督，气沉丹田，要求以意导气，以气运身，使意到、气到、力到。这对中华武术的发展提高起了重要作用。它还被白莲教、八卦教、义和拳等民间教派利用为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的斗争工具，推动了历史前进。
内丹术之神奇为神话、武侠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无限广阔的想象天地。像明清时流行甚广的神话小说“四游记”（《东游记》、《西游记》、《南游记》、《北游记》），其中吴承恩的《西游记》就有不少著述从内丹修炼过程的角度进行解读。金庸笔下刻画的上乘内功更是生动逼真，雅俗共赏。
有些内丹技术还被戏班艺人所借鉴作为平时练功之用，并融入舞台表演之中，创造出不少巧技绝活，使中国戏曲艺术在世界戏剧之林中独具一格，别有风韵。如行腔吐字十分讲究气运丹田。信奉道教的武生泰斗杨小楼就曾自觉的从太极拳、八卦掌里汲取营养来提高技艺。以修道成仙为题材的神仙道化剧，也是戏曲舞台上的重要内容。如马致远的元杂剧《陈抟高卧》、《马丹阳三度任风子》；汤显祖“临川四梦”之《邯郸梦》；京剧《盗仙草》：“素贞本是食叶女，曾炼仙家九转丹”等等。戏曲的独特神韵，使得有些观众把品戏作为一种养生之道。
二是致力于内丹学的总结与简易通俗化 刊印于晚明的内丹学总结性名著《性命圭旨》，号称“无上至尊之道，最上一乘之法”集各家之大成，诗、文、图并茂，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是书出于养生目的探讨天地万物的本源。它用《周易》卦象理论说明，要想回复到阳气纯全状态，须取坎填离，返本复初，“斯时补足乾元，复全混沌，……圣胎圆而真人现”（《性命圭旨·大道说》）。其所谓道即浑朴本真之气，修道的方式是归根复命。
李时珍系统整理总结了历代医家、丹家的有关成就，著《奇经八脉考》，结合内丹修炼，对每条奇经的循行、主病和所属穴位，均从生理、病理等方面详加考证，规范了奇经八脉的证治，使之更切合临床实际。书中认为奇经凡八脉，“医不知此，罔探病机，仙不如此，难安炉鼎”，“任督两脉，人身之子午也，乃丹家阳火、阴符升降之道，坎水离火交媾之乡”，而经脉之“内景隧道，惟反观者能照察之”。经络穴位是古人在修炼中通过“返观内视”发现的，由此入手有助于今人领会经络的奥妙。
龙门派第七代宗师王常月（1522～1680）师乘承赵复阳等人，首次打破单传秘授的局面，开坛说戒，广度众生，使全真教一度中兴，被康熙敕封“抱一高士”。其弟子伍守阳（1565～1644），号冲虚子，撰有《天仙正理》、《仙佛合宗语录》（论混元气甚精）。前清，龙门九传柳华阳，述而广之，倡导一种三教圆融的丹功，世称伍柳派。它使内丹学发展到极致并向通俗简易的方向演变。柳华阳以禅师身份弘扬道教内丹，是宗教史上值得研究的奇特现象。
清末民初，柳华阳再传弟子赵避尘，立千峰先天派，将丹法奥旨以白话口语形式，直泄“天机”于文，使古老而神秘的内丹术大大加速了社会世俗化的进程。近现代道学大家陈撄宁（1880～1969）倡“仙学”养生，力主将内丹学从儒释道三教中独立出来，并创“静功疗养法”。北戴河疗养院院长刘贵珍师事先生，学习气功。五六十年代于北戴河等疗养院试验推广，开当代气功疗法之先河。1956年梁漱溟因失眠症，曾得刘贵珍指教。据梁老回忆，“气功疗法”在“1955年后全国各地盛极一时，但不过数年即转趋于消歇”，“方其盛时，北京，上海，广州各地医院既多采取，又稍有所变通，但卒亦归消失无闻。”他还对气功疗法大盛大衰及能否再起的问题作有前瞻性探讨论。
总体来看，从晚清到文革，由于种种原因，内丹学在国内基本处于冬眠状态。这时它在国外却日益引起重视。20世纪初，《太乙金华宗旨》、《性命法诀明指》等丹书陆续被译为日、英、法等多国文字，于欧美不断再版，在海外产生了不小反响。
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Jung, 1875～1961）在看了德国学者卫礼贤（Wilhelm）所译内丹著作后说，这使他从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过程探索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我所要强调的是：正是《金华秘旨》这部著作，第一次把我推到了正确的方向上”。以内丹学为媒介，中西文化找到了可相互沟通的结合点。能否继而广之，尚待今人努力。李约瑟自居为“an honorary Taoist”（荣誉道士），其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五分册对内丹学作了专门探讨。该书封面语称旨在建立东西方的文化交流，纠正西方人关于中国无逻辑、反科学等偏见。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内外易学热的升温，气功热也在大陆迅速发展，形形色色的各类功法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但良莠不齐，大多只相当于内丹“筑基”的初级阶段。近年热潮渐趋平静后，人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更为深层地传统养生文化。内丹学日渐成为令人关注的一个时代课题，国内外出版了一批颇有价值的研究专著。在汤一介先生倡导和培养下，他的研究生对道家的研究形成了系列。其中对重玄学和内丹心性学的研究取得可喜成果：从内丹学所蕴哲学理论价值，理论和修持方法的关系，与理学、禅学的比较，及其现代意义等方面作了深入讨论。
以现代科学方法展开对内丹学跨学科、多角度的综合研究，将极大地促进我们对生命系统全面的认识，并很可能对未来的医学、生物学、心理学、哲学和文化都产生重要影响。这既对于理清气功养生潮的来龙去脉，正确引导它走上健康发展之路，防治其泛滥富有参考价值（因为正信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必然会产生另一种狂热来填补留下的真空），也对于人体科学的发展，更好地为提高人类生命质量服务，造福身心和谐乃至社会和谐，都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原载赵建永：《道教内丹学源流发微》，《中国道教》2010年第2期
作者：天津社科院国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