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北京：我从来没有想到要留在中国，也根本没有打算去中国。

这种矛盾确定了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的生平和世界。他亲密了解中国史诗般的共产主义革命，不仅是见证者，而且是参与者，不过常常站在历史的错误一面。

没有多少人闭上眼就能回忆起年轻的革命者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打扑克、跳民族舞的情景，但是李敦白能。这个来自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Charleston）的充满理想的犹太青年在美国军队离开中国的时候留下了，梦想建立一个不论肤色和种族都平等的新社会。

国父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让他做联合国救援工作。后来他加入共产党，成为高级干部，翻译毛的著作，从事广播电视部门工作，结了两次婚，成为极左派。两次被关进监狱，一次被斯大林，一次被毛泽东，都是在他们死后才被放出来。

1980年，在中国居住了35年的李敦白离开了中国，虽然伤痕累累，悲伤不已，不过聪明多了。他的精神没有受到影响，仍然热爱中国的语言和人民。

这个曾经在《人民日报》头版呼吁人们努力斗争“直到国际工人革命的成功”的人如今是西雅图和北京的企业顾问。

当然，现在的中国也不再是以前的中国了，李敦白说。没有热水、没有火炉，大众澡堂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人对自己上升的国际地位感到自豪，自己的声音也获得应有的尊重。

但是中国不同寻常的崛起潜藏着危险，主要对中国自身来说。中国“在长征70年后处在十字路口，一个生死的关头。”他说。首要的问题是缺乏被传授的道德和精神价值。这也是为什么国家主席胡锦涛要提出“和谐社会”的理论。

他说“有很多忧心忡忡的知识分子，从前的党员，充满理想的年轻人，农民，他们憎恨腐败和金钱第一的罪恶。他们没有权力，温顺，忍耐，但是要警惕忍耐者的愤怒。他说“我要问一下中国，经济强大了，却失掉了灵魂有什么意义呢？”显然是在解释《新约全书》（New Testament）的话。

李敦白自从离开中国后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灵魂。他承认犯下的错误、幼稚和盲目---尤其是支持1965年到1975年疯狂和恐怖的文化大革命的狂热。那是一个“疯狂的意识形态”时期，人们“心肠冷酷，在做好事的名义下消除了所有人类感情。”

“我搞不懂毛在做什么，他背叛了自己的诺言。他在民主的名义下发动学生来摧毁自己的敌人。当时我没有明白阶级斗争到底意味着什么。”

李敦白的一生就是“爱得很深，却用错了方式”（loved not wisely, but too well莎士比亚语）的故事，他已经不再是共产党员了。

李敦白出生在一个律师家庭。他说“在南卡罗莱纳州没有一个白人会因为强奸或者杀死黑人而被判刑，因为黑人不算人。我觉得这世道是不能被接受的。来到中国后，我认为他们找到了答案。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觉得，啊，这就是真正的新世界。”

“如果你问我比如利比亚的问题，我会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回答每个问题。但是现在我没有了答案，只有问题。”

他说，中国将会实现民主，不过可能以自己的时间和方式。共产党在1949年后没有能兑现自己的诺言---给予农民土地，民主，公平，这些都是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就包含的东西。

“我觉得不是因为毛，或者执政者的好坏。如果你用专政的方式达到民主，结果你得到的不是民主，而是更加可怕的独裁。”

现在他开始觉得美国革命特别成功。“当你阅读华盛顿或者杰斐逊的著作，就很清楚美国比法国，俄国或者中国更加接近革命的理想。”

李敦白最近的回忆录《留下来的人》（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以中文名在上海晚报上连载。虽然已经80多岁了，李敦白仍然保持旺盛的精力，伶俐的口才，诙谐的话语。（在北京高朋满座的家中他说听众肯定把他错当成《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下一个发言者）哈佛大学中国问题权威麦克法夸尔(中文名: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说李敦白一直从事帮助中国的行动，对中国人的行为方式非常有经验。”

中国问题专家描述了李敦白无穷尽的精力。有个朋友说“参与中国故事的许多人都消失了，要么被杀，要么死掉，要么陷入孤独里，但李敦白从来没有把障碍当作路的尽头。”

李敦白拒绝了普林斯顿大学和到北卡罗莱纳大学学习哲学的奖学金。美国部队让他学习日语以便二战后在美国占领日本时效力。但是他说，他不想留在日本很多年，想早点回国到斯坦福大学学习，所以他到了中国。他懂法语，拉丁语和德语，后来爱上了汉语。“它太奇妙了，我现在仍然为学一个新的汉字而兴奋不已。”

随着部队来到中国以后，李敦白对共产党的兴趣让他来到上海离奇惊险的世界（cloak-and-dagger-world），那里他认识了周恩来，后来中国的第二号人物。周礼貌地告诉他李敦白鼓掌声音太大了，国民党特务会看见的，这会给他带来危险。李敦白对周竟然注意到这点感到震惊。

一两年后，李敦白经过500英里的艰苦跋涉来到革命的总部延安。他的工作就是把毛的信息翻译成可以看懂的英文，把摩尔斯电码的世界新闻翻译成中文。（包括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新闻报道）他觉得是在帮助中国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获得解放。但是在1949年胜利前夕，在北京城外，斯大林发来特别的电报致使李敦白被关进监狱。

斯大林死后，李敦白被无罪释放。他不需要再工作，得到一个别墅和一笔休闲旅游的资金。他说“我做的最聪明的事就是马上回去继续做我在媒体的工作，几个星期后，我遇到了我的第二任妻子俞林（Yulin）。”

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生活：他坐牢六年，却决定必须原谅把他关进监狱的人。他对家庭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过去他总是觉得个人生活无关紧要，但是在第二次监狱生活后，他感觉到只有让他的妻子生活幸福，他的生活才有意义。在1960年，他曾支持党的一个比臭名昭著的四人帮还极端的派系，现在他是个商人，觉得“极端的学生运动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匈牙利作家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在《中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中和关于中国饥荒的《饿鬼》（Hungry Ghosts）的作者杰斯帕•贝克（Jasper Becker）都描述过像李敦白这些人。“他们即使在监狱里也保持对革命的英雄般的忠诚，甚至被错误指控，被处决。他们忠诚革命事业，不渴望舒适和物质享受，这是非常特别的。虚假的幻觉让他们的所作所为合情合理。”

李敦白对毛的观点仍然复杂：毛“真诚地相信他是在做好事。”毛是了不起的天才和杰出的作家。毛的文章，比如“论持久战”准确预测了日本军队的失败。

但毛是个暴君。“作为偏僻山村长大的农民的儿子，他教育背景狭隘，从来没有丧失童年时代养成的羡慕和报复别人的能力。”

贝克先生指出“支持共产党和毛的人仍然不愿意谈论真相。毛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个悲剧，这躲不过去的事实。”

李敦白说认识到一个人的错误是进步。中国或许处在一个精神危机的时刻，但是中国的历史就是破和立之间的循环。“我对中国人的聪明和善良印象深刻。没有哪个国家在一个地方生存了2000年这么长的时间，说同样的语言，在同一块土地上，没有毁灭别人也没有毁灭自己。再过20年或30年，中国将形成自己新的道德标准，找到新的道路，修正自己的文明。”

译自：“An American who lived the history of Mao\'s rise and fall”By Robert Marquand

http://www.csmonitor.com/2006/1129/p01s04-woap.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