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把思想史看作唯一的历史，这一说法曾经受到重视，也曾经遭致批评，不过，如果我们把它理解成只有思想的历史的传统仍在今天延续，我们也许会对这种不免过分的说法表示同情。什么是历史？如果说，历史就是曾经在过去的时间中出现过的人、物与事，那么它确实已经随着过去的时间的消失而消失了，过去的铁马金戈早已是断戟残矢，往日的辉煌气象已经只剩下萧瑟秋风，东窗下也罢，萧墙内也罢，尽管有种种阴谋阳谋，如今也只留下几页几行的痕迹，千夫指，万民伞，尽管有贤愚忠奸不同，现在也只成就了几出戏文，几个故事。它们在博物馆里，在考古遗址中，在古代文献里，在历史教科书中，向我们叙说着过去，我们可以聆听和阅读，也可以转身走开，这种“历史”并不纠缠“当下”。可是，真正绵延至今而且时时影响着今天的生活的，在我看来至少还有两种东西：一是几千年来不断增长的知识和技术，前人的智慧和辛劳积攒了许多生活的知识和技术，使后人得以现成享用，也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把前人的终点当起点，正是在这里，历史不断向前延续；一是几千年来反复思索的问题以及由此形成的观念，多少代人苦苦追寻的宇宙和人生的意义，多少代人费尽心思寻找的有关宇宙、社会、人生问题的观念和方法，影响着今天的思路，使今天的人依然常常沿着这些思路思索这些难解的问题，正是在这里，历史不断地重叠着历史。如果说前者属于技术史，那么后者就只能属于思想史。思想没有随着有形的器物、有限的生命一道消失，通过语言文字、通过耳濡目染、通过学校内的教育和学校外的熏染，一代一代地在时间中延续下来，由于这种“延续”，今人还可以重温古人的思索，古人的思索对于今人还存有意义，科林伍德说：“历史的知识是关于心灵在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事的知识，同时它也是在重做这件事，过去的永存性就活动在现在之中”，思考的问题和思索的方式，解释的话语和实现的途径，一代又一代地重复、变化、循环、更新，有了时间和空间的连续，于是就有了历史。

写作思想史因此而有其意义。不过，回顾现代学术史却可以发现，在近代中国，思想史这一名称似乎没有哲学史这一名称受青睐，也许，三分之一是因为西洋的“哲学史”的现成范式给予转型期中国学术的方便，三分之一是因为“哲学”一词的西洋意味在二十世纪前半期对中国学术的诱惑和挑战，还有三分之一是由于大学学科的划分中有哲学一系，因而需要有相应的教材。于是，有的学者试图挪用西洋成型的概念、术语和逻辑总结中国的学术历程，而有的学者则试图在中国的学术历程中找到与西洋一样的哲学以证明中国也有同样的知识，还有的学者则为了大学的教学而写作哲学史教材。所以，翻开二十世纪的学术著作目录，以“思想史”为名的著作似乎还没有以“哲学史”命名的著作多，而且也不像哲学史的撰述，曾经经历过相当完整的过程，积累过相当成熟的经验。

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哲学史的撰述历史。一九一六年，那个特别手快而且特别善于抢先占领选题的谢无量就写过六卷一册的《中国哲学史》，不过他的著作常常只有一个新式的名称和一堆粗加选择的资料，尽管谢氏当时已经对“哲学”有一定的知晓，如说哲学分“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三种”，但是，它的叙述并不具备范式（paradigm）的意义，所以当三年以后的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后，一下子就被取而代之，后来，胡适自己说，“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仿佛谢无量的书压根儿就没有存在过似的。不过，尽管蔡元培说了胡适此书有四大特长，即“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但是，它毕竟写来匆匆，半截而止，当受过更系统哲学史训练的冯友兰于1930、1933年相继写出完整的《中国哲学史》之后，胡适的《大纲》就又被取代。当然，胡适的《大纲》并不是过眼烟云，他的研究至今仍有意义和启发，但是，这意义与启发更多的并不是哲学史本身，而是有关学术史一个新范型的生成、过渡与消失的话题，因为它的“示范”意义要大于“说明”意义。而冯著系统而且完整，对于西洋哲学的概念、思路有较深的认识，对于中国古代思想与学说有“了解之同情”，分量也适合一般读者，特别是他把“正统”脉络与“规范”叙述即把“道统”叙事与“哲学史”叙事加以融合的方式，更加符合中国的口味，所以当它在清华大学作为讲义印发时，就受到相当的好评，而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后，更风行一时。

可是，随着时势变迁，冯友兰的哲学史也曾湮沉有年，六十年代以后，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以更加简单清晰的线索和逻辑，以更加意识形态意味的解释方式，以更加明白易懂的语言风格，又取代了它。直到八十年代，意识形态的强制性渐渐淡化之后，冯著又一次由中华书局出版，并在此后由中国内地最重要的人民出版社推出他的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历史仿佛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不过，经过这近八十年的历史，哲学史大概已经有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足以使它可以在“重写”的时候取资参照。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在。毫无疑问，哲学史的撰述，不仅有相当多的撰述经验，而且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来自西方和日本的、现成而明确的样式可以使用甚至套用，正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的一开头所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他按照西方的哲学概念，指出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史包括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的发展历史，所以哲学史的写作者对他们要描述的历史是很清楚的。但是，很久以来我一直有一个很顽固的观念，我觉得，尽管在西洋大潮下，经过日本的转手，进入中国的“哲学”（Philosophy）和“哲学史”（History of Philosophy），给现代中国学术重新处理古代中国思想提供了很好的概念工具、研究思路和叙述框架，但是，要完全接受西洋的标准来谈中国，似乎有些尴尬，如果不对西洋的哲学概念加以修改，严格沿用西洋哲学现成术语的内涵外延，多少会有些削足适履，如果不对中国的思想与知识进行一些误读和曲解，多少会有些圆枘方凿，所以我想，中国古代的知识和思想是否能够被“哲学史”描述，实在是很成问题。这一点很早就有人察觉到了，例如，傅斯年在1918年给蔡元培写信，就反对哲学算是文科，理由是西洋哲学以自然科学为基础，而中国哲学以历史为基础，中国哲学根本不算是哲学。十年以后，他更是直接说古代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只有“方术”，并且明确表示了对古代中国“没有哲学”的健康习惯的欣慰。而翻译过《哲学要领》的蔡元培，在1924年写《简易哲学纲要》的时候，好像也想起了傅斯年的旧话，一方面把哲学比作“道学”，但一方面又无奈地强调“我国的哲学没有科学作前提，永远以‘圣言量’为标准”，所以很不得已，“现在要说哲学纲要，不能不完全采用欧洲学说”。而胡适则在傅斯年的影响下，在1929年也明确地表示，要把自己准备完成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改名为《中国思想史》，并说他已经“决定不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的名称了”。后来，唐君毅在《略论作中国哲学史应持之态度及其分期》中也说，“哲学之名，本中土所未有，如昔所谓道术、理学、心学、玄学之名，与西方所谓哲学意义皆不相同”，其实何止名称，古代中国没有“哲学”这种名称，也没有恰合“哲学”这一名称的意义的知识、思想与学术，但是，在西方学术话语笼罩的时代，就是唐君毅，也没有把他的立场坚持下来，在约定俗成中他后来仍以“中国哲学”统摄古代的思想与学术。相比起来，倒是“思想史”（History of Thought或intellectual history）在描述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学问时更显得从容和适当，因为“思想”这个词语比“哲学”富有包孕性质。

中国接受和使用“思想史”的概念相当早，介绍“思想史”的班兹（HE.Barnes）《社会科学史纲》虽然是1940年才由向达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但是在1935年，容肇祖就已经编出了《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1936年陈钟凡就和蔡尚思在讨论编撰《中国思想史》，并明确了“序述各时代思想的体系，派别，及其演进的进程，是为思想史（History of Thought）”，稍后，在1939年由蔡氏出版了《中国思想史研究法》，而常乃德更在早些时候就出版了《中国思想小史》，这本篇幅不大的著作，现在看来颇有长处，眉目清楚，层次分明，而且要言不烦，比起后来的一些入门书要好得多。可是，究竟思想史应当如何写？仍然是一个没有完全被厘清的问题，如果说，思想史比哲学史更富有包孕性，那么，也有一个看来相反实际同样的问题，使思想史也面临尴尬。由于思想史的这种包孕性，有时使得“思想”成了漫无边际的一个名词，而“思想史”也因此承担了过分沉重和庞大的责任，以至于连自己的范围和内容也搅得不清不楚。所以，在哲学史被人们反复写来写去的八十年中，以“思想史”为名的通史只有寥寥若干部，就是算上前面有了限制定语的“政治思想史”、“宗教思想史”、“学术思想史”和断代的若干部思想史，也不能与哲学史相比。而且让人沮丧的是，这些叫做“思想史”的著作，常常还是放大了尺码的“大号哲学史”，只是借了“哲学史”的筋骨附上一些不能列入“哲学”门墙的血肉。

这为数不多的思想史著作中，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就几乎笼罩了半个世纪。在这里我不想对侯外庐主编的这部思想史进行评价，因为这会占用相当多的篇幅，无论如何，这是一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线索复杂而且文献翔实的著作，尽管它有很多那个时代的痕迹，但要对它进行细致的分析必须极其小心和认真。在这里我只想说一说，在撰写我自己这部《中国思想史》时阅读它的一点感想和一点思索，并作为我们进一步讨论的起点。1947年，当《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出版时，侯外庐曾经代表中国学术研究所写了一篇序言，在这篇语词很华丽的序言中他说，“斯书更特重各时代学人的逻辑方法之研究，以期追踪着他们的理性运行的轨迹，发现他们的学术具体的道路，更由他们剪裁或修补所依据的思想方法，寻求他们的社会意识以及世界认识”，在这里，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思想史的对象的认识是“逻辑方法”、“学术道路”、“社会意识”和“世界认识”，仿佛还算明白。1957年，修订过的《中国思想通史》出版，不知为什么撤去了1947年版的序，而由侯氏另写了一篇措辞简要的序，但是序中说：“这部《中国思想通史》是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在一起编著的，所涉及的范围显得比较广泛，它论述的内容，由于着重了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说明，又显得比较复杂”，在这里，思想史的思路反而有些混乱，“思想史”的内容既包括了“哲学”、“逻辑”和“社会思想”，又包括了“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在这些词语内涵外延都不够清楚的表述中，我们似乎看到了思想史的困境，除了可以理解的当时的情景之外，思想史与哲学史、意识形态史、逻辑学说史等等的界分不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应该追问：思想史真的是可以包容哲学、意识形态、逻辑学说乃至政治、法律、科学的一个“大历史”吗？如果是这样，那么科林伍德所说的一切历史都只是思想史就真的成立了，但是，又有谁能写出这样包罗万象的思想史呢？

无论在实际的写作中，还是在学科制度化的建制中，还是在公众的理解视野中，“思想史”仍然面目不清，实际上它依然面临一些窘境，比如，仅仅是我现在关注的，就包括以下一些问题：第一，思想史究竟其意义在于确立历史上值得表彰的“道统”，建立一个思想的“系谱”，还是叙述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追问，思想史到底属于思想，还是属于历史？第二，如果是后者，那么，它是否应当重新确立它叙述的对象，在思想的历史中不仅有精英和经典，而且有普遍的、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在支持着社会生活，不仅有思想天才辈出的时代，还有思想凡俗平庸的时代，那么后者是否应当也纳入历史时间加以考虑？第三，如果要描述一个涉及范围更广阔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那么，思想史如何避免自身的漫无节制，并确实处理好它与社会史、政治史的互为背景问题？第四，思想史如何处理它与社会史、文化史、学术史的畛域冲突，换个方式来说，就是思想史有无必要划出一个明确的边界，以避免它与社会史、文化史、学术史之间的领域重叠？

思想史究竟如何写？有相当多的疑问仍然盘旋在我的心中，直到我写完了这部两卷本的思想史，回过头来重新修订这个《导言》，说实在话，仍有些没有清楚。下面所写的，只是我对思想史的写法的一些想法，并不是对思想史的写法的全面论述。

本文来源：《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