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演讲的题目是《新阶段如何推进企业转型？》因为时间关系，我简单提炼为“三个转型、一个支撑”。
刚才有同志引用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句话，根据我个人研究，当今人类正涌动着三大历史潮流。
第一股潮流是新技术革命的潮流。对于企业来说面临着“新产业革命”潮流。10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会上，浙江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纯讲解区块链技术集成应用。什么叫区块链？很多干部一头雾水。但是，请注意：中央可是专门把院士请来给政治局讲。因为人类发展到今天，已经爆发了一场“新技术革命”，区块链只是其中之一而已。这是一个大的潮流。
第二股潮流是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全球化汹涌澎湃，不可阻隔。尽管有人搞单边主义、搞贸易保护主义，但那都是支流，人类发展的主流是经济全球化。在此情况下，一则，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今年已经修订《外商投资法》。一些地方（如我一直关注的东北和西南）将成为“中国开放新前沿”，更不用说沿海地带；二则，今年4月2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第一次提出：“善用高水平开放倒逼深化改革。”请注意“倒逼”这两个字。此前用的词只是 “促进”改革，或“推动”改革之类，但是现在用的是开放“倒逼”改革，我个人听了以后感到振聋发聩。因为我们改革的动力现在有所衰减，与1978年小岗村农民在小屋里开会，大家按手印，自发进行土地改革（包产到户）比起来，那时候改革的劲头儿多足。我在《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一书里面写道：中国改革有两种模式：一个是“内生性改革”，一个是“外源性改革”。现在，光靠内生性不行，我们要靠外源性，现在世界出现了新的形势，恰好“倒逼”我们改革。
第三股潮流是人本主义的潮流。以人的发展为出发点，是人类的共同文明。1986年我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时曾提出一个高校青年社科基金项目——《关于创建社会主义人本经济学》的课题申请，开始从事人本经济学研究。经过30多年探索，先后出版了《人本体制论》、《人本型结构论》和《包容性改革论》三部人本经济学著作，探讨如何把“人本论”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
我国正在面临着新旧动能的转换，山东是全国新旧动能转换的先行示范区，已经搞了两年多。我是山东滨州惠民县人，与在座的很多朋友都是老乡。山东的新旧动能转换，我实地考察了十几次，坦率地说，思路还需要拓宽。因为一开始拿出来叫“小四新”：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新技术，从一个方面讲，我认为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新技术，是很前卫的，也是需要推进的。但是要从更广阔、更宏观的角度来说，我曾给有关方面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实行“大四新”，即：新体制、新供给（包括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新要素组合、新主体。去年3月22日《中国经济导报》一版刊发了我的 《新旧动能转换：“大四新”是方向》一文。《人民日报》7月6日，把“大四新”改成“宏观”，但重点还是讲我的“大四新”理论。
下面我结合新旧动能转换，就企业转型问题，回答新阶段企业转型怎么转，转到哪里的问题。简言之就是“三个转型、一个支撑”。
第一，推进体制转型。
山东动能转换的“小四新”里缺的是“新体制”。我对老家还是比较了解的，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体制问题比较沉重，跟东北有某些类似之处。最新的中共中央关于十九届四中全会有两个文件，一个是《公报》，一个是《决定》。我调研了一些地方，发现学习和研究得不够，形式主义相当严重，没有深入进去。
《决定》把这40多年改革开放形成的一些经验做了高度概括。主要是三条：第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第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跟过去的文件比，跟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比，它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过去传统的经济学讲基本经济制度，一是公有制，二是按劳分配，三是计划经济，后来这一条已经去掉了。请注意：这一次“基本经济制度”可不是简单说公有制+按劳分配，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两个毫不动摇”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些提法里面有新东西。
最近围绕这些提法里面的新东西，学术界和社会上有不同看法：京城某著名大学的著名人士说怎么能把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基本经济制度之内？怎么能把多种分配方式纳入基本经济制度之内？主张基本经济制度仍坚持原来的“公有制+按劳分配”。去年，一些所谓“民营经济离场论”、所谓“第二次公私合营论”等言论，造成民营企业家心神不定，一定程度造成民营经济下滑。
在这种背景下，2018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民营经济座谈会，领导同志亲自出来讲话，表达两条：第一，民营经济是我们“制度的内在要素”；第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说实话，这个会应该早开。我去年4月在世界读书日那天，主笔出版了一部《所有制改革与创新》，被收入纪念改革开放40年《复兴之路》丛书之一。今年中央这个《决定》刚出来后，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决定》的精神来搞体制创新。
我们的企业下一步转型，到底抓什么？我建议抓三条落地的东西。
第一条，国有企业一定要扎扎实实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国有企业体制转型，往哪里转？我建议往混合所有制上转。现实中最典型案例是山东烟台的万华集团。万华集团的改革值得大家关注。
根据我去年来烟台的实际调查和研究，我认为现在对万华集团的实践讲得可能不太准，不准在哪里呢？有的同志泛泛说万华集团是“国企典型”，我说不完全符合实际。到了烟台，大家可以去调查一下。万华集团已经搞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原有资本结构占比发生了重要变化:第一，它引进了非国有资本；第二，它还把职工持股引到公司的股权结构里面。它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了，而是一个新型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你只要看它的产权结构就会很清楚。万华集团实质是我国“国企改革的典型”，它昭示我们：“国企要搞好，必须改革”，“必须改革”才是精髓。如果抛开“国企必须改革”这个精髓而讲其他，可能把“好经”给念歪了。
2019年11月28日，我从云南来烟台。万华集团已经到云南的普洱去投资，我听了以后很振奋。万华集团企业的活力从哪儿来？从它的股权结构里来，它有国有资本、有民营资本、有职工的资本，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焕发出的活力。
在座的嘉宾好多来自国有企业，我建议我们能不能搞一点“异性恋”的改革？因为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那里面讲的混合所有制讲得很清楚，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
第二条，我更关注的是深圳华为所展示的一种新的所有制结构。这种新的所有制结构叫什么？叫做“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与资本联合相结合”，它是一种“新型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华为不是国有企业，但也不是私有企业，华为有18万员工，其中有10多万员工持股，而任正非先生只占1.24%，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员工的积极性。所以在2018年、2019年这场中美贸易摩擦中，华为屹立不倒，给中国人争了气。
第三条，作为我们“自己人”的民营企业及民营经济的发展。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和大家讨论，就是我们党到今天执政的经济基础到底是什么？我在2013年出版了一部书——《包容性改革论》，副标题是“中国新阶段全面改革的新思维”。我认为国有、民营都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国有经济是基础，是没问题的。从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提出了，到现在已经有70年了。但是，我要讲的是另外一个方面，民营经济是不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之一？我认为国有、民营都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
第二，推进结构转型。
结构转型，特别是产业结构转型。美国著名学者托马斯在《乱中取胜》中指出，世界这么乱，在乱中怎么取胜？他说：“不是老想分享市场，而是要考虑创造市场。不是取得一份较大的馅饼，而是设法烙出一块较大的馅饼，最好是烘烤出一块新的馅饼。”最后这句话“画龙点睛”，我们今天的产业转型就是要想法来“烙新饼”。
这里面就涉及企业之间的竞争。我在《现代企业创新论》把它分成三个层次：一个存量竞争，一个增量竞争，一个创新竞争。存量竞争是多分饼，增量竞争做大饼，创新竞争“烙新饼”。
我们要研究转向哪里，就要关注10月24日召开的政治局学习会议，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比如“区块链”。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相关的经济活动，排在第一台阶的叫“数字经济”，第二台阶是“数字金融”，第三台阶是“数字资产”，第四台阶是“数字货币”。所谓“数字经济”，听起来陌生，实际上捅破窗户纸，就是“以信息为先导的新经济”。根据了解的情况，关于数字经济、数字金融、数字资产、数字货币，许多问题需要研究，也许下一段央行要推出数字货币。
除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外，这里面还涉及高端装备制造、生物、新材料等诸多产业。另外，我国2018年第三产业已经占到了52%以上，而烟台在生态建设、旅游产业方面都是很有实力的。因服务业既有为生产服务的，还有为生活服务的，特别是医疗健康康养产业、旅游产业等，这些也是烟台需要关注的方面。
第三，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型。
我们还要研究要素的重新组合。从170多年前，马克思提出三大生产要素，至今已经扩大为七大生产要素：一是劳动，二是资本，三是土地，四是知识，五是技术，六是管理，七是数据（信息）。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在讲到分配问题时指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这里有三个要点：第一，哪些要素？七大要素。第二，谁来评价贡献？市场评价。第三，按什么决定报酬？按贡献决定。
这个决定说，以后是按照这些要素的贡献来进行分配。这些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是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总之，大家要关注分配方面的这些新的构思、新的思维。
与要素重新组合有关，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过去是主要依靠土地（卖地）、资本（特别是银行贷款），廉价劳动力、环境污染的方式，这一条老路走不通了，我们要依靠知识、靠技术创新、靠管理、靠大数据，由数量转向质量，追求精细化的发展方式。而这一切需要高素质的人，这就需要有新主体。
第四，打造“新主体”，解决转型的新支撑问题。
我国的新旧动能转换，靠谁来转？谁能推动动能转换？“小四新”没有提出这个命题，我感到非常遗憾，没有新主体，也就不能解决落地的支撑力量的问题。我认为，企业转型与发展必须要靠新的主体。新的主体在哪里？一是各行各业的企业家；二是各种技术创新者；三是各类工匠，工人师傅里面有很多是工匠，甚至是“大国工匠”。这三股力量是企业转型依靠的新主体。
美国的《旗帜》杂志曾提出一个“无限制的”新人概念，但在中国完全“无限制”不易做到，我把它改为“超限制”，就是“超越条条框框的限制”，我把这个“超限制”的理论写到《包容性改革论》这本书里面，建议国家和各企业培育一代超限制的新人。
无限制的新人有什么特点？按《旗帜》的表述，第一，他们是技术专家，懂技术；同时是商人，会经营；还是艺术家，有学问。第二，他们喜欢新概念，新思想，新的思维方式，喜欢变革，喜欢破除传统的东西。第三，他们不喜欢等级制，认为等级、职务、头衔等等这些东西都是限制性的东西，已经过时了。这些应该对我们有启发。
培育创新者必须严格保护产权。我在2016年8月曾给有关部门作过一个关于保护产权的内部研究报告，《人民日报》理论版11月摘要发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6年11月27日正式颁发保护产权文件。所以，“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
2017年，我写过一个《关于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七点意见》的内部研究报告，建议对企业家的产权和收益予以严格保护，对企业家的精神进行激励和维护。2017年9月25日，中央关于保护企业家的文件下发后，新华社《经济参考报》9月29日曾全文公开，在座的企业家可供参考。
怎么保护产权？怎么保护企业家？国家已经开始对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着手解决。比如北方的物美创始人张文中案已经平反。同时南方的科龙电器前董事长顾雏军案也已经改判。总之，我们国家正在一步步纠正过去某些不合理的东西，按照中央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本文根据常修泽在第十六届中国企业发展论坛全国企业党建（烟台）峰会上的发言整理，有删节，未经本人审阅］
原载《中国企业报》2O19年12月3日04一0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