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总结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重提革命程序论，并强调领袖权威对于革命事业的意义。在寻求理论资源时，孙中山借重罗伯特·米歇尔斯的理论。田桐是中华革命党的重要宣传家，其《革命之首领》一文是强调领袖权威的重要文字，此文的主要思想来自于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是中华革命党曾受勒庞影响的显证。
关 键 词：田桐 《革命之首领》 孙中山 勒庞
田桐(1879-1930)，字梓琴，号恨海，又号玄玄居士，晚署江介散人，湖北蕲春人，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著名革命党人，也是著名的革命宣传家。二次革命失败后，田桐流亡日本，随后加入中华革命党，任中华革命党湖北省支部支部长，是此一时期孙中山的坚定追随者，也是此期孙中山革命思想的重要阐发者。
勒庞是法国右翼思想家，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其《乌合之众》以及他对群体心理、革命心理的若干看法，在近代中国有相当的影响。关于勒庞对于近代中国思想的影响，目前可见的著述不多，除勒庞的译着如《乌合之众》《革命心理学》①的译者前言中对此有所交代外，还有几篇论文，即林建刚的《勒庞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开放时代》2009年11期)、冯仰操的《“五四”时期周作人思想中的国民与群众——兼论其对勒庞思想的承变》(《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10期)、徐蕾、李里峰的《群众心理学在近代中国的译介与传播》(《福建论坛·社会科学版》2016年12期)。这些论文对勒庞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影响进行了梳理，提供了不少材料。但是，目前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中华革命党也受勒庞的影响。田桐的《革命之首领》一文是中华革命党曾受勒庞影响的显证。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田桐《革命之首领》一文发表前后的思想背景及其文本进行梳理，探究该文与勒庞《乌合之众》一书的关系。这无论是对于中华革命党革命思想的研究，还是对于田桐的研究，或者对于勒庞对近代中国的影响的研究，都是有意义的。
二次革命后，革命党人多流亡海外。对于未来路向，两大主要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孙中山比较乐观，认为袁世凯表面上统治稳固，但边疆不宁，宗社党蠢蠢欲动，袁世凯阵营内部争权夺利，统治并不稳固，而革命党在二次失败后，虽丧失地盘，被迫流亡，但精英尚存，且袁世凯的反动统治正不断地创造新的革命党，故他主张积极开展革命，并认为不用两三年，革命形势必有大改观。而黄兴则认为，革命新败之后，袁世凯统治尚较稳固，又得进步党之拥护，袁世凯野心未完全暴露，背叛民国之迹尚未显着，一般国民尚不反对他；而革命党在失败后，力量大不如前，此前拥兵数万，据数省之地，尚且失败，今流亡海外，无尺土寸兵，再进行革命，无非军事冒险，徒然牺牲热血青年之性命，实无意义。故他主张办刊阐发国民党历来之主张，以中道理性的言论与国人商榷，“不作不近情言以骇流俗，披心剖腹，将前之所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尽披露于国民之前”，争取国民之理解与支持；广泛地接纳各派新式政治精英，以结成广泛的反袁阵线，不可将政治革新事业当作部分激进党人的专利品；培养军事干部与法政干部，以造就革命与建设之人才[1]612-618。因为与黄兴的分歧，孙中山要求黄兴“静养两年”，由他按照自己的方略全权推动革命。两年后，若革命无成，可再从黄兴之方案[2]91。黄兴拒绝孙中山的提议，认为革命之目的在求政治之改良，“此乃个人之天职，非为一公司之权利可相让渡可能包办者比”，他将继续为政治革新事业奋斗[3]357。因为内部的分歧，国民党在组织上分裂为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和黄兴领导的欧事研究会，前者持激进的革命立场，后者持温和的革命立场。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总结辛亥革命未能确立民主共和、二次革命迅速失败的经验教训，认为失败之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党人不了解革命程序论的意义，急于实现宪政，未能按照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进行革命事业，在没有经过约法之治的情况下，就直接由军法之治直接进入宪法之治。由于没有经历以革命的武力扫荡旧势力的阶段，遂使旧势力在民国建立后仍有庞大的势力，甚至占据要津，粉饰旧治，摧残新治；同时，因为没有经过约法之治，缺乏地方自治的基础，民众没有经过民主的训练，缺乏拥护共和、反对专制的意识和能力，遂使革命党拥护共和的反袁斗争得不到国民的支持。第二，革命党内部不统一，党的领袖对于全党不能指挥如意，遂致党的组织松散，遇到大的外在压力就分崩离析，不能为统一的行动。他说，“此前同盟会——国民党之组织，徒以主义号召同志，但求主义之相同，不计品流之纯糅，故党势虽大，但内部分子意见分歧，步骤凌乱，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如散沙，一旦受到外在压力，党即被摧败”[4]91-92。
基于上述认识，二次革命后，孙中山特别强调两点：
第一，革命必须按照革命程序论进行，才有成功的希望。他将革命分作军政、训政、宪政三期，强调革命不只是起义发动到政权建立的过程，而是从革命军起义之日到宪法颁布之日的整个时期。革命党人必须树立牢固的共和观念，将最终牢固确立共和政治作为奋斗目标。与此前重视革命军不同，此时的孙中山特别重视革命党的作用，并提出了以党建国的思想。他提出，为确立共和政治，革命党在夺取政权后，必须贯彻革命时期“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的政治原则，牢固地掌握权力，绝不可假手他人。他将党员分为三等，即革命军未起义之前入党的首义党员，革命军起义后到革命政府成立之前入党的协助党员，革命政府成立之后入党的普通党员。在整个革命时期，只有党员才有公民资格，才能享有政治权利。其中，首义党员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为有功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举权利；普通党员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非党员只有在宪法颁布以后，才能在通过公民宣誓后享有政治权利。
第二，革命党今后发展党员，必须改变过去“徒以主义号召同志，但求主义之相同，不计品流之纯糅”，“立党徒眩于自由平等之说，未尝以统一号令、服从党魁为条件”的做法[5]92，要求党员入党时宣誓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宣誓服从领袖的绝对指挥，永久遵守，并加盖指模以为凭证。孙中山所确定的中华革命党的组织制度是党的总理高度集权的体制，一切事权统一于党的总理。为扩展党的队伍，又保障党的统一，孙中山要求每个党员都至少要介绍一位新人入党，而一旦党员背党，除处罚本人之外，还要追究介绍人之责任。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建立一个高度统一并服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他相信革命党的统一对于革命事业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相信“革命党能统一，则革命之事业已成功过半矣”[6]26。
孙中山强调以服从领袖之命令为入党之唯一条件，并要求党员宣誓并加盖指模的做法，与传统中国秘密社会的做法有近似之处，遭到一些接受过近代自由平等思想的老革命党人的反对。黄兴认为孙中山所拟“中华革命党总章”违背了其一贯提倡的自由平等主义，与袁世凯“徒以人为治”的做法差别不大[7]358，明确反对誓约上的“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词以及加盖指模一事，以为“前者不够平等，后者迹近侮辱”[8]497。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陈炯明等也皆“以党魁统一事权，则近于专制；以党员服从命令，则为丧失自由”，不加入中华革命党，甚至有人称孙中山为“广人教主”[9]184。孙中山曾就此反复解释。他说，“盖党员之于一党，犹官吏之于国家。官吏为国民之公仆，必须牺牲一己之自由平等，绝对服从国家，以为人民谋自由平等。惟党亦然，凡人投身革命党中，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则当先牺牲一己之自由平等，为国民谋自由平等，故对于党魁则当服从命令，对于国民则当牺牲一己之权利。意大利密且儿作《政党社会学》，谓平民政治精神最富之党派，其日常之事务，重要行动之准备实行，亦不能不听一人之命令。可见无论何党，未有不服从党魁之命令者，而况革命之际，当行军令，军令之下尤贵服从乎？”[5]92关于入党必须加盖指模，他解释说，第三次革命必须吸取第一次革命的教训，不能再将全国人民皆名之为国民，唯“有心赞成共和，而宣誓注册者，乃得名之曰国民”。又因为采取以党建国的策略，必须给予党人优先政治特权，为了防止革命成功之日，巧诈之人纷纷宣誓赞成共和而排斥真正之革命党人，必须事前设置办法，防止假伪。要求党员入党时加盖指模，就是确认其首义党员身份，防止假冒革命党出现的办法。而且将来所有的想获得国民资格之人，都必须宣誓效忠民国，并加盖指模，今日要求入党加盖指模，只是将来成为国民的必要程序在党内的预演而已[10]141-142。
但是，孙中山的解释，并未能说服持不同意见者，革命派内部分歧仍然严重。为强调领袖权威对于革命组织的意义，孙中山的追随者在不少文字中都反复申述孙中山的主张，比如，陈其美就曾致函黄兴，强调“此后欲达革命目的，当重视中山先生主张，必如众星之拱北辰，而后星躔不乱其度数；必如江汉之宗东海，而后流派不至于纷歧。悬目的以为之赴，而视力乃不分；有指车以示之方，而航程得其向。”[11]221在中华革命党强调领袖权威的论述中，田桐的《革命之首领》是一篇重头文章，值得特别注意。
关于孙中山强调革命领袖的权威，学界以往多强调其受中国传统秘密结社的影响，而对于孙中山在1914年6月15日《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及1914年7月29日《致南洋各埠洪门同志函》中两次提到意大利“密且儿”的《政党社会学》一书，并将其中阐述的观点作为政党必须听命于一人的依据，“国内学者从来未加留意”[12]27。张朋园先生慧眼独具，指出孙中山所称的“密且儿”是德裔意大利政治学家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1876-1936)，孙中山所称的《政党社会学》就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通过分析，张先生指出，孙中山由自由主义者转为威权主义者，“亦如其早年倡导革命，几乎完全是受西方的影响”②。
中华革命党在入党方式上要求宣誓服从领袖一人之命令，并加盖指模，受西方法庭作证宣誓、婚姻宣誓以及就职宣誓的影响，但是否完全未受传统秘密结社的影响，还不能断定。就中华革命党时期孙中山强调革命党组织统一的重要性，强调领袖权威的思想而言，其主要思想资源并非来自传统，而来自于西方学说，是可以成立的。除受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一书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之外，中华革命党时期，革命党人还明显受勒庞(Gustav Le Bon，1841-1931)及其《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③一书的影响。这一点此前学界未曾提及，《民国》杂志第六号所载田桐所撰《革命之首领》(署名玄玄)一文[13]，就是一个显然的证据。田桐时任中华革命党湖北支部长，曾多次参加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的活动，与孙中山过从甚密，是中华革命党重要的活动家与宣传家。目前尚无证据表明《革命之首领》一文的写作系出于孙中山的授意或者指点，但也不能排除此种可能性。
《革命之首领》全文分10节，近万言，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革命首领对于革命的意义，革命首领的种类及其应当具备的素质，革命首领传布主义、运用党徒的方法，革命首领的威严及其种类，革命首领对于党徒的宰制力及其对于革命事业的意义等问题。总体上看，这是一篇强调领袖权威对于革命组织、革命事业的价值的文章，是中华革命党的一篇相当重要宣传文字。此文是为孙中山强调“重组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惟一之要件”[5]92的思想做理论阐发而推出的。在孙中山要求党员服从领袖一人之命令的主张遭遇不少老革命党反对的情形下，《革命之首领》一文颇受中华革命党的重视，除在《民国》杂志第六号(1914年12月15印刷，12月18日发行)刊载外，很快就于1914年12月27日由《民国》杂志社另出单行本。对于此文，以前学者关注不够，少有征引。张金超先生注意到此文的价值，曾依据《民国》杂志社的单行本，就《革命之首领》涉及的人名、书名等做过注释，但他没有指出此文与《乌合之众》一书的关系[14]。
《革命之首领》一文的核心思想来自田桐在文中两度提及的法国社会心理学家“骆本”(今译勒庞)。勒庞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出版于1895年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对照《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第二卷第三章“群体领袖及其说服的方法”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革命之首领》的大部分内容就是对勒庞这一章文字的改写。
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技术革命与工业革命的进程，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进行，产业工人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日益重要的社会力量。霍布斯鲍姆说，“19世纪将尽之际，没有任何已经工业化、正在工业化或者正在都市化的国家，会感受不到这些史无前例、显然无名无根的劳动群众的存在。他们已经形成一个不断增长的群体，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不可避免地日渐增长，而且很可能在不久之后会成为大多数。”[15]130在工人队伍壮大的同时，民主化的浪潮在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铺开，选举权的财产限制与教育资格限制逐渐松动，大众选民尤其是劳动阶级逐渐获得选举权，并成为选举中越来越不可忽视的力量，甚至在选民总数中占据了优势。“自1870年后，大家越来越清楚地看出：各国的政治的民主化已势所难免。不论统治者喜欢不喜欢，民众都会走上政治舞台，而且后者也的确这么做了。”[15]96大众登上历史舞台，表明着“大众时代”的来临，这给资产阶级以及传统社会精英、政治精英所主导的社会秩序、政治秩序以及资产阶级民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其一，大众与资产阶级在利益上有冲突，因此“当群众走上政治舞台追求其利益时，他们自然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所代表的一切”[15]117。其二，工业化、城市化所造就的人际关系与传统农业社会的人际关系有重大的区别。由于交通与传播手段的改进，由于大型工业的出现与城市的崛起，也由于更为广泛的劳动分工，人口的流动性急剧增加，大量的乡村人口离乡背井，就食都市。这些由乡村进入都市的人口，脱离了传统的以家族血缘与地方社群为基础的人际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松散、彼此区隔的人际关系之中。“个人不再是拥有明确社会地位、在一个固定的社会等级系统中有着明确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个体，日益频繁的流动性使他不得不在一个变动不居的社会环境中承担多重且经常是过渡性的角色。在这样的过程中，个人丧失了明确的自我感以及一个更具整体性的社会所要求的一整套价值。由于缺乏一种稳定的道德框架或强有力的身份认同，个人沦落为散漫的大众之中的一个无名之辈。”[16]66其三，个人在脱离传统的人际关系进入城市，成为原子式的个人的同时，又大多成为群众组织的一员。随着民主化的铺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结社的限制松动，大量的劳工组织出现，劳动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兴起，并成为19世纪后半叶十分突出的社会现象。如米歇尔斯所观察到的，在劳工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因为劳工组织内部的结构以及劳工运动发展的需要，劳工组织也出现了领导层集权的现象；又因为劳工组织领袖相对于普通劳工组织成员所有的知识、能力、经验、资源上的优势，以及权力对于劳工组织领袖的腐蚀，劳工组织也出现了寡头统治的倾向[17]。越来越多的脱离了乡村社群，涌入规模日益扩大的工业城镇的城市无产者，不但逐渐获得了选举权，而且他们的组织程度越来越高，又通过这些组织经常发动罢工与游行示威，表达自己的诉求，对于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治社会秩序产生了明显的冲击。而群众运动中所出现的群众对于群众领袖的崇拜，群体心理与群体行为中存在的种种失范现象，在选举权扩展的背景下，使得“当时的上流人士，对于政治民主化的危险有深切的了解，而且一般而言，对于大众日益增长的中心地位的危险性，也有深切的了解。从事公共事务之人对此皆忧心忡忡。……19世纪80年代以后，资产阶级文化普遍的悲观主义……呈现了高级精英挡不住平民的感觉，说出了受过教育而且富有文化修养的少数人(也就是有钱人家的子弟)，被那些‘刚从目不识丁或半野蛮状态解放出来的人’欺凌的感觉，也表达了被那股日渐汹涌的平民文明潮流淹没的感觉”[15]109。
面对登上政治舞台的大众以及大众运动的发展，研究大众心理与群体行为，重新审视近代民主体制，就成为社会理论家们面临的重大课题。一些犯罪学家如西盖勒(Sighele)、塔尔德(Tarde)等不无偏见地认为，人在群体中会被大众裹挟，会丧失个人责任感，群众则时常处于醉酒状态，其行为完全为“本能”所驱使[16]70-71。而重新审视近代民主政治的人，则在大众与民主这一新课题面前，对于如何驯服群众，政党是否可以控制群众的“暴民”倾向等问题进行探讨，进而提出了精英民主论。
勒庞在西盖勒、塔尔德等人的基础上研究大众心理，他的不少看法实质上就是对塔尔德等人观点的简化和总结。勒庞断言，随着现代科学与工业的发展，人类在创立全新的生存与思想条件的同时，传统的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开始崩溃，人类将进入一个群体力量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群体时代”。在这个时代，群众的势力日益壮大，并且掌握了与他们利益相关的观念，日益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日益成为一个统治阶层”[18]1-5。勒庞否定启蒙思想所持人是理性的动物的主张，认为应当区分孤立的个人与群体中的人。孤立的个人可能是有理性的、有道德的，但他一旦脱离孤立的状态而形成有组织的群体，就会丧失自己的个性，丧失推理能力，而成为受感情与幻觉支配的动物，他们的感情和思想会转向同一个方向，而形成群体心理。“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据了上风。”在群体之中，个人感觉到群体的力量以及群体行为责任无主的特征，会敢于发泄自己的本能，会彻底丧失道德责任感；个人受其他群体成员的感情与行动传染，易于接受暗示，“被带入一种完全无人格意识的状态”[18]6-9。他说，“群体没有推理能力，因此它也无法表现出任何批判精神，也不能辨别真伪或对任何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群体所能接受的判断，仅仅是强加给他们的判断，而绝不是经过讨论后得到采纳的判断”[18]37。群体也容易接受暗示和感情刺激，“群体的信念具有盲目服从、残忍的偏执以及要求狂热的宣传等这些宗教感情所固有的特点，因此可以说他们的一切信念都有宗教的形式”[18]42-43。勒庞认为，大众虽然“愚蠢”、“毫无天分”，但现代政治的任何体制都必须获得大众的认可与支持，因此，控制大众，获得大众的支持，就是现代政治的重心所在。“获得政治权力的关键在于能够激发群众的想象力，在自己的跟随者中激发一种宗教式的热忱”[16]73。勒庞极端否定民主的可能性，认为在群体时代，能够产生的只能是领袖的领导，“群众不管需要别的什么，他们首先需要一个上帝”[19]25。他强调，群众的意见、情绪受到领袖的深刻影响，“只要有一些生物聚集在一起，不管是动物还是人，都会本能地让自己处于一个头领的统治之下。就人类群体而言，所谓的头领……是群体形成意见并取得一致的核心。他是各色人等形成组织的第一要素，他为他们组成派别铺平了道路。一群人就像温顺的羊群，没了头羊就不知所措”[18]61-82。又说，“在群体的灵魂中占上风的，并不是对自由的要求，而是当奴才的欲望。他们是如此的倾向于服从，因此不管谁自称是他们的主子，他们都会本能地臣服”[18]84。
勒庞强调群众的盲从属性，强调领袖的作用，符合当时孙中山强调领袖权威，强调党员应当服从领袖命令的现实需要。革命党人在寻求理论资源时，注意到此书，是一件比较自然的事情。
《革命之首领》开篇就强调革命领袖对于革命事业的极端重要性：“革命必由党而发生，党必由首领而主宰。譬之风帆之于舵，大兵之于将，得之则行，不得则危且殆，且司舵者之于舟子，将兵者之于兵家，得之则行，不得仍不免于危且殆。盖党员心理之现象，阶级有异同，知识有差别，由多数人心理之集合而来，并由多数人心理之活动以进。惟其多数也，则难于一。不一矣，则活动之力难以圆转自如。求其多数而能一致活动者，是在有为之主而默示之者耳。”这个为革命党人之主而指示其奋斗方向的，就是首倡革命之主义的革命首领。田桐大体上依据勒庞的思想来论述首领与一般分子的关系，认为一般革命分子，是受革命首领感染的具有一定的革命热情的人士。他们不必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必有独立行动之能力，能够信奉革命之主义，甘愿服从革命首领之命令即可[20]。这与勒庞的言论若合符节。
勒庞将首领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充满活力，但只是一时拥有坚强意志的人，另一类是拥有持久意志的人。第一类人有一身蛮勇，往往能在突然决定发起暴动、领导群众冒死犯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类人往往头脑简单，好像不能在最简单的环境下思考和支配自己的行为，他们能够发挥作用，并成为一时的首领，是因为他们接受了别人的观念，遵循了别人为之设计的行动路线。第二类人对于自己的信念十分执着，有持久的意志去实现自己的目标[18]82-86。田桐依据勒庞的这种分类，将革命首领分总揽首领与局部首领。他以勒庞的思想为基础，对于首领的素质或者条件进行了发挥。他说，总揽首领应当具备五种条件，即有涵盖之度量，有远到之思想，有强固之意志，有忠实之道德，有判断之毅力。局部首领则不必思想远到，智虑周密，具先见之明。这些素质会使他们对于总揽首领之主张、命令发生怀疑，从而影响革命事业之进行。局部首领需要的是狂热之性质、强固之意志，奉行命令之真心，且“以有愤慨激热，恒似癫狂之病者为适合”。即对于革命之主义与总揽首领有狂热的信仰，有坚强的革命意志，能够为革命奉献一切，能够不假思索地、不折不扣地执行总揽首领的命令[20]。相较于勒庞的论述，田桐明确将两类首领区分为总揽首领与局部首领，突出地强调局部首领的重要素质是服从总揽首领，不能怀疑总揽首领的命令。
勒庞强调，在领袖领导群众、成就事业的过程中，信仰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他说，“在人类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中，信仰的力量最为惊人。福音书上说，它有移山填海的力量，一点也不假。使一个人具有信仰，就是让他强大了十倍。”因此，说服群众、建立群众的信仰是领袖的首要任务。领袖要说服群众，就要利用领袖的“名望”，利用断言、反复、传染三种方法，使群众对于领袖宣讲的主张坚信不疑，全盘接受[18]87-100。田桐基本上依照勒庞的思路来阐述建立革命信仰的重要性以及建立信仰的方法。他强调，要使革命组织有战斗力，必须培育革命党人对于革命的信仰心。“信仰心发生，则革命党成立，信仰心动摇，则革命党内乱，信仰心倦怠，则革命事业停滞，信仰心进步，则革命事业进行，信仰心强烈，则革命事业将告成功。”革命党人的信仰心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主义的信仰心，二是对于领袖的信仰心。就塑造党人对于主义的信仰来说，革命领袖必须成为传布主义的行家。田桐深受勒庞的影响，认为群众都缺乏推理能力与独立思考能力，传布主义最有效的方法不是运用讨论的方法去分析道理，而是用断言、反复、激发感情等方式，即用近乎狂热的状态，用简单明了、不容置疑的断言的方式，将自己深信的主张、结论、主义，反复宣讲，反复夸张，“启发多数之心理”，并“利用模仿性”(即勒庞所说的“传染法”)，使大众“入于激昂之程度”，对于领袖宣讲的内容深信不疑，“形造一切无意识之观念”。在这一过程中，革命领袖“自身必有巩固之自信力”，对于自己宣讲的内容要坚信不疑，要以“强烈之热情”去宣讲，而“不必问其合理与否”，只有这样，才能以自己之狂热唤起他人之信念”[20]。有了党人对于领袖的信仰心，借助于领袖的威严(即勒庞所说的“名望”)，就可以形成革命领袖对于革命党人的“宰制力”，使“党徒之一进一退，悉主宰于首领方寸之中”。这样就可以“化卤莽之徒为节制之师，化乌合之众为强劲之旅”，使革命组织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往往能使有不可实行之事，获得成功的希望[20]。关于领袖对于党徒的宰制力，田桐也基本沿袭勒庞的思想，他说：“宰制权力者，以多数人之聪明材力，听命于一人，而顺从之必要条件也。首领之于分子，犹脑筋之于四肢，四肢自动，不听命于脑筋，则举动错乱，分子行动不听命于首领，则本末颠倒，盖机关活动之力全在主脑故耳。以社会学、心理学言之，凡单独个人，无论何人，自移其独立生活之状态，投入革命旋涡之中，自然服从其首领支配之下，且此等人士，性刚而躁，有与意见不合、信仰不同之人或其事件，则立时反对，加以暴虐，求其忍耐片刻，万不可得，而对于信仰中坚之首领，无不顺从，无不屈服。”[20]
勒庞只是说，在建立信仰的过程中，领袖的作用特别重要。他说，“无论信仰是宗教的、政治的或社会的，也无论这信仰的对象是一本书，一个人或一种观念，信仰的建立永远取决于人群中的伟大领袖的作用。”[18]83而田桐则强调，对于确立革命信仰而言，宣讲主义固然重要，但培育、巩固党人信仰心的直接、最有效的方式，是激发党人对于革命领袖的信仰心，造成一种领袖崇拜的社会心理。“综合一般党员而计之，信仰主义心不如信仰首领心之确，信仰主义心不如信仰首领心之笃，有知主义之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一唯首领之动作意志而信仰之。盖主义有意而无形，首领有形而兼有意，以其信仰主义信仰首领，不啻以首领为精神所寄托之正鹄”[20]。
勒庞认为，领袖要说服群众，除利用断言、反复、传染等宣传手段外，还必须仰仗领袖的名望(田桐称之为“威严”，有人翻译为“权威”)。他说，“在现实中，名望是某个人某本着作或某种观念对我们头脑的支配力。这种支配力完全麻痹我们的批判能力，让我们心中充满惊奇和敬畏。这种感觉就像所有感情一样难以理解，不过它好像与魅力人物所引起的幻觉没有什么不同。名望是一切权力的主因。不管神仙、国王还是美女，缺了它一概没戏。”[18]92勒庞将名望区分为先天的名望与个人的名望。先天的名望来自称号、财富和荣誉，也包括由科学、历史、文学等文明因素塑造的名望。个人名望则属于个人，与先天的名望并不冲突。田桐大体上接受勒庞关于威严重要性的说法以及关于先天名望与个人名望的区分，只是他将威严分为社会的威严与个人的威严，而个人的威严又分为先天的威严与后天的威严。此外，勒庞强调获得成功是领袖威严的最重要的因素，说“每个成功者，每个获得承认的观念，仅仅因为成功这一事实，便不再受到人们的怀疑。成功是通往名望的主要台阶，其证据就是一旦成功消失，名望也总是几乎随之消失。昨天受群众拥戴的英雄一旦失败，今天就会受到侮辱。”[18]99而田桐则在承认成功的事实对于确立领袖威严的意义的同时，特别强调“成败不足以定人物之高下，当指挥群众之首领，其过去有经若干次之成败者，则更加一种之特别威严。”④这种表述，其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孙中山领导革命，虽屡经挫折，但挫折只会使他的领袖形象更加高大，使其威严更能慑服人心。在二次革命失败，不少老革命党人怀疑孙中山继续革命的主张以及中华革命党的组建方式的情形下，田桐的说法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
田桐还补充了一些《乌合之众》一书中未曾论述的内容。比如文章第二节“首领之假借”，就是勒庞未曾言及的。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假借黎元洪、尹昌衡、胡景伊、谭延闿、孙道仁、陆荣廷等为革命首领，以图革命之迅速进行，造成不良后果，有鉴于此，田桐强调，“革命党之首领与其全党精神必根蒂相关，浑成一气，确切而不可以假借者也”。他指出，“夫当一代之大改革，必有强固不挠之精神以副之。主体其先，客体其后，我无排除万难之决心，则敌机斯伏。因敌之生，出以平和弭敌之策，则敌愈多而愈强，弭之无可弭矣。求一时一事之便，利用不同性质、不同气类、只同目前利害之人而假借为首领，其结果必至喧宾夺主，革命党之根本势力因以丧失而灭亡矣。”[20]这是对于此后革命的警醒。
通过以上介绍，可以看出，《革命之首领》一文基本的思想来自于勒庞的《乌合之众》，同时为了适应当时革命的现实需要，在局部的内容上，田桐有所补充，有所调整。文章反复强调：对于革命党来说，塑造一般革命党人以及革命之局部首领对于总揽首领的信仰心，形成总揽首领对于党徒的“宰制力”，使他们对于首领“无不顺从，无不屈服服从”，最为重要。而一知半解之徒，自作聪明，不知以为知，强不能以为能，对于首领之命令无奉行命令之真心，则是革命事业“最为危险”的敌人，必须予以排除。在革命首领的诸多素质中，田桐最为强调的是持久的强固的意志[20]。其中心目的在阐发孙中山的下述思想：革命党必须是一个高度集中、高度统一的组织，只有这样，才能达成革命党建立共和民主的奋斗目标，为此，革命党员必须绝对服从领袖。
孙中山强调革命党的高度统一，强调革命领袖的权威，强调必须走以党建国之路，才能最后确立共和民主，是他在惨痛的经历之后，经过认真反思而得出的认识。在近代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基本社会条件尚未成熟的条件下，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对于由统治当局完成政治的近代转型不抱希望的情况下，孙中山希望通过以革命党为先天国家，由革命党建立革命的军政府，训练国民行使民权，最后由革命党还权于民，确立共和宪政，确是一个伟大的构想。显然，一个肩负这样伟大任务的革命党，其内部的组织与权力架构不能等同于一般宪政条件下的政党。在他找到民主集中制这个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之前，孙中山及其追随者试图借用米歇尔斯、勒庞等人理论来强调革命领袖的权威，希望借此建立一个有战斗力的革命党，也是一个并不令人奇怪的选择。
辛亥之前，孙中山虽提出了革命程序论，但他重视的是革命军，对于革命党本身的建设，还不够重视，缺乏系统的阐述，中国同盟会也还只是几个革命组织“同盟”，内部组织相当松散。武昌起义后不久，“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声浪突起。对于这种要求改变同盟会的革命党性质，由革命党改组为公开的政党的主张，孙中山曾明确表示反对，但意见不为他的多数同志接受，1912年3月3日，同盟会正式改组为政党，孙中山也暂时放弃了革命程序论。二次革命失败后，他重提革命程序论，并特别强调革命组织的统一与革命领袖的权威。在如何组建一个统一的有战斗力的革命党的问题上，他曾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制度心向往之，1914年他也曾试图按照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模式组建革命党，但因为缺乏具体的指导人，计划搁浅了[12]48。为强调领袖权威，革命党人急不暇择，凡有利于强调领袖权威的学说，来者不拒，米歇尔斯的理论，勒庞的理论，都成了他们强调领袖权威、宣扬革命党高度统一的思想资源。米歇尔斯的理论使孙中山相信，服从领袖命令者是一切党派的共通要求，更何况承担以党建国任务的革命党。
孙中山是一个真诚的民主主义者，他相信自己有为国民谋福利，为国民建立共和政治的诚心，也相信他的革命同志都有此诚心：“革命党人未必皆有政治之才能，而比较上可信为热心爱护民国者。革命党以为未必无长才之士，而可信其爱护民国必不如革命党”。因此，革命党有资格充当政治能力不足的国民的“保姆”，当国民经过训练，具备政治能力之时，革命党也必定会还政于民[21]150-152。显然，革命领袖、革命党人的“爱国护民”的诚心并非革命党还政于民的丹书铁券，人们对此有所怀疑，也属正常。孙中山对其中存在的问题不是毫无察觉，因此，他试图以五权政府的框架去设计中华革命党的组织架构，先训练党员行使五权。但他将革命党员分为享有不同政治权利的三等，又主张革命时期由革命党垄断政权，而将一般国人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的主张，难以获得一般社会大众的认可，并遭到接受过自由平等学说的新式政治精英与新式知识精英的温和派的批评，也在情理之中。
①《乌合之众》的译本，本文后面会提到《革命心理学》一书，笔者所见的译本有两个：一是佟德志、刘训练的译本《革命心理学》(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一是青闰的译本《法国大革命》(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②张朋园：《从民权到威权——孙中山的训政思想与转折兼论党人继志述事》，第26页。Robert Michels的Zur Soziologie des parteiwesen in der moderne Demokraite(英文书名为：Political Parties：A Study of the Oligarchi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德文本于1911年出版，随即就有意大利文、法文、英文译本问世，引起欧洲学界的强烈关注。该书的中译本，可见任军锋等译，《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③勒庞的Psychologie des Foules出版于1895年，最早的中译本为商务印书馆1927年出版的《群众心理学》(见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译序”第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2000年来，《乌合之众》一书有多个中译本。
④玄玄：《革命之首领》，《民国》第6号。文中所引“成败不足以定人物之高下……则更加一种之特别威严”一句，田桐称是勒庞的话。笔者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未曾见到类似的表述，可能勒庞在别的著述中表达过类似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