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关于蛊惑煽动和公民素质的激烈观点值得我们记住，这可以从精彩的新传记中清楚看出来。

美国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看完《战争与和平》后关掉台灯，会发现他的卧室里神奇地挤满了人。这种事情也会发生在看这本法国政治家和思想家的传记《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59)后，他对自由和民主的焦虑许多人会发现有同感，当今自由民主面临的状况与他的时代同样迫切。

休•布鲁根（Hugh Brogan）不是一个让我们了解聪明然而难以捉摸的理论家的步履稳健的导游。他有历史学家那样对这个时代的把握和小说家那样刻画人物的才能。一个复杂的人物，一个喧闹的环境，加上一个混乱动荡的世界，托克维尔确实是满足19世纪小说丰富性的理想人物。

时机再好不过了。对托克维尔理想的呼吁---公民美德，积极主动的公民，强大的社区机构很少比现在更强烈，尤其是在美国。托克维尔1831年到1832年访问美国，充满激情地写下他的杰作《民主在美国》（Democracy in America）。人们对于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的热衷可能冷却了些，但是托克维尔的名字仍然回响在白宫，今年早些时候布什总统告诉采访者他想让自己的遗产中包括创造一个托克维尔式的智囊团。

不过，正如研究美国历史的英国人布鲁根先生清楚说明的，托克维尔的言行不一定是现代追随者总是乐意实行的。由于对他的追随者非常气恼，马克思抱怨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看完这本了不起的著作后，很容易想象托克维尔的嘟囔“随你怎么说，我不是托克维尔主义者”。

为了理解他的思想，布鲁根认为先要弄清他的“任性倔强的”性格非常重要。身体一直不好，托克维尔整天神经紧张、情绪不安。一阵阵拼命工作后身体常常就垮下来。表面上的文笔清晰是个姿态。对于布鲁根来说，托克维尔不是头脑冷静的分析家而是爱激动的浪漫主义者，只有在情绪好的时候才能够“顺利写作”。他厌恶巴黎拥挤的人群，喜爱位于诺曼底科坦登半岛的破落的庄园,爱法国达到沙文主义的程度。宗教信仰不是可以理性辩护的，但是他觉得有些教条式信仰（尤其是罗马天主教）是社会和谐所必须的东西。他与其说是讲究原则的人不如说是有虔诚信仰的人。

虽然对自己的失败清楚明了，托克维尔很自豪成为古代法国两座世俗高峰配剑贵族（the noblesse d\'épée）和长袍贵族（noblesse de robe）之一。他的父亲来自诺曼贵族家庭，声称其中一个祖先和威廉大帝一起在1066年跨越海峡征服英国。他的母亲的祖父是在审判国王路易十六的时候为国王辩护的巴黎律师团的头领梅尔歇布（Chrétien-Guillaume de Malesherbes）。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梅尔歇布（Malesherbes）和他的几个家人。托克维尔的父亲也被关进监狱，侥幸免于一死只是因为绞刑架在处决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的时候出了故障。

这个儿子尊重家人的很多态度，但是对有些人的态度则蔑视嘲笑。他的父亲在波旁王室复辟（Bourbon）的时候非常活跃，但是在1830年垮台的时候，儿子宣誓效忠新的奥尔良国王（Orleanist king）更大胆的是，在1835年他娶了英国女人为妻，此人不是贵族，不是天主教徒，不是有钱人。

托克维尔对完美的赞叹对平庸的警告让人们误以为他是势利眼。这是让人困惑的地方。他是个上流社会人物，有君子仁爱（贵族行为理应高尚）（noblesse oblige）的思想，认为公共职务虽然不再是特权，却仍然是义务。由于演讲能力不佳，党派观念不强，托克维尔只是在1839年第二次竞选的时候才被选为下议院议员（Chamber of Deputies）坐在中间便左的位置。在1848-51年第二共和的时候，他曾短暂担任外交部长和仅仅持续了将近一年的宪法的起草人。他的“纪念品”包括尖刻的，刻薄的对这个时代自己不幸福的角色的回忆。

全民选出来的总统拿破仑三世（Louis Napoleon）解除了托克维尔的职务。1851年，他解散国会，不久自己称帝。第二帝国许诺要给法国带来稳定和繁荣。但是对于托克维尔来说君主专制的代价实在是太高昂了。用现代的术语“民粹煽动家”的兴起证实了他最阴暗的担心，民主的残暴统治的可能性。

他开始写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但是只完成了关于旧制度（ancien régime）的那部分，就在54岁的时候患肺结核死去了。尽管如此，他的全集仍然有17卷之多。布鲁根赞美最新鲜的，最直接的尤其是第一卷《民主在美国》(1835),在该书中，这个贵族律师以亲身经历发现了废弃特权的社会。他对于托克维尔美国之行的描写的章节可以称为书中之书。布鲁根对于比较阴暗的，更加笼统的第二卷（1840）比较冷静，这里托克维尔式的抽象概念个人主义，中央集权（centralisation）确实和现代社会灵魂的公民信念是相违背的。

尽管没有强迫19世纪的人物进入21世纪的争议，布鲁根提出了两个相关的观点让托克维尔成为争论相关的人物。一个是他的专制独裁没有时间性的观点，古代有现代也有，君主制有，民主国家也有。另外一个是与古希腊人和马基雅维里一样的信念，好的公民比好的制度对自由社会更加重要。托克维尔式的自由派相信政府应该鼓励更好的公民。经济学中的自由派怀疑与市场搅和的行为，不管其目标多么高尚。两者能否成为策略上的同盟者我们不敢肯定，但是在他们发表对于托克维尔的评论之前，都应该先阅读布鲁根先生的著作。

译自：“Liberty and democracy It took a Frenchman

http://www.economist.com/books/displaystory.cfm?story_id=8314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