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德国纳粹以地缘政治学为其侵略行为辩护后,这种理论在学界受到了许多批判。摩根索说：“地缘政治学是伪科学，将地理因素抬高到绝对地位，假定地理因素决定国家的权力,以至于国家的命运。” Geo(地缘)的含义是与地球的自然地理相关，事实上，自然地理对国际事务并无决定性影响，甚至相关性也不普遍。虽然地缘政治学在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影响很有限，但像其他的伪科学一样，对非专业人士的影响却很大。地缘政治思维对一些人的国际战略观的影响，有如姻缘卦术对一些人的婚姻观的影响。
一、地缘政治思维的内生缺陷
地缘政治学将地理条件作为分析国际关系和国家战略的根本出发点，否定了人在国际关系和制定对外战略中的决定性作用。历史上有无数的例子表明，在相同的地理条件下，国家的关系并不相同，在相同的地理环境中，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会选择不同的对外战略。例如，自新中国成立之后，中美两国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并无变化，但两国战略关系却经历了敌对—友好—非敌非友—假朋友多种变化。此间，中国对美政策也是在对抗、合作、既竞争又合作中发生变化。
战略安全取决于国家关系和自身相对实力
一国的战略安全不取决于其地理环境，而取决于其与他国的关系及自身的相对实力。安全威胁是由双方关系和双方实力对比决定的。双方关系决定了是否有危害对方安全的动机，实力对比决定了何方对他方构成的安全威胁的能力强。无论两国的地理关系是什么，只要双方是非敌对关系，双方就无伤害对方的意图。反之，双方是敌对关系时，任何地理条件都防止不了相互伤害对方的意愿。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感到远隔万里的伊朗是安全威胁，而不认为其两个邻国墨西哥和加拿大是威胁。当双方友好、无意伤害对方时，双方实力对比的差别成为不相关的因素，如美国与加拿大的安全关系。反之，当双方敌对时，强者对弱者的安全威胁大于弱者对强者，如美国与朝鲜。由此可见，即使仅从安全角度出发，地缘政治的理论就非常缺乏合理性。
自然地理环境对国家战略约束呈下降趋势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地球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于国家行为的影响呈下降趋势，使地缘政治学进一步显露出其内生的不合理性。海运技术的发展使得控制海洋显得非常具有战略性，于是有了马汉的海权论；铁路技术发展后有了麦金德的陆权论；航空技术出现后有了杜黑的空权论；航天技术出现后，又有了天权论和高边疆理论；网络技术发展后，有了所谓无形空间理论。有人认为，技术进步促进了地缘政治学的发展，而我认为技术进步使地缘政治学越来越无法自圆其说，难以用地理概念描述非地理事物，如“高边疆”这一说法。这种做法如同用三维的概念来描述四维的世界，必然与客观世界不符。从地缘思维出发用“无形空间”描述当今的信息世界，这个概念显然无法像“网络空间”的概念那样符合客观的信息世界。
科学技术进步要求改变战略竞争思维和战略竞争方式
科学技术进步改变大国战略竞争的维度，这也必然要求改变竞争的战略思维和战略方式。例如，在航空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大国的战略竞争是在地球的平面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略只能是二维的，当时就没有立体战略。航空技术有了重大发展后，空军有了进行大规模攻击能力，于是大国战略竞争采取了真正意义上的立体战略，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空战和突袭。冷战时期人类有了航天能力，大国的三维立体战略竞争扩展到了外空，出现了太空战略。如今线网络技术已经进入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使大国战略竞争成了四维的竞争。只具备二维或三维的竞争观念是无法理解四维竞争的客观实际的，所制定的战略也必然不符合实际情况。
二、网络时代不需要地缘战略通道
地缘政治学最核心的战略概念是“通道”，即在自然地理上的相互连接，具体体现在运输通道上。19世纪英、法在非洲进行战略扩张时，基于地缘战略的“通道”概念，英国制定了贯通南非到埃及的“开普敦—开罗”战略规划，法国制定了贯通非洲西海岸到红海和东非的“塞内加尔—索马里”的战略规划。在这种地缘战略思维的支配下，两国在非洲进行了许多战争。1898年英、法两国在争夺苏丹的过程中发生了法绍达危机。在制定这种地缘通道战略时，英、法决策者都认为这种地缘战略是百年大计，如果得以实现，其在非洲将实现永久统治。然而，法绍达危机之后不到70年，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兴起，英、法在非洲的殖民统治瓦解。如果当年制定“开普敦—开罗”战略规划的英国决策者和制定“塞内加尔—索马里”战略规划的法国决策者能活到今天，他们很可能会说，早知地理条件不能限制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就不搞地缘战略通道了。
国家版图变化削弱战略通道作用
自人类发明了国家这一组织形式以来，很可能已有上万的国家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国家的政治地理版图发生了数不胜数的变化。仅就联合国成立以来的74年看，其成员国就从51个增加到193个。这意味着，全球的国家地图是不断变化的，国家的分裂不断地切断大国的所谓战略通道，使之发挥不了预期的作用。建立地缘通道的战略被无数历史事实证明是成本高收益低、缺乏长期效益且容易引发不必要战争的战略。
网络时代下的战略竞争不依靠地缘通道
在网络时代，建立地缘战略通道的思维显得更加不合时宜。无线网络的出现使大国战略竞争进入了新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自然地理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力非常小。例如，2019年3月，委内瑞拉政府说全国停电５天是美国破坏导致的，美国政府对此也不坚决否认。网络攻击既不受地理距离的限制，也不受地理环境的约束。目前，国家间的网络攻击并非例外事件，而已成为常见现象。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更多领域的运用，网络世界正在成为大国财富的来源、安全的保障、国际权力的基础以及国际竞争的主战场。以网络为核心的大国战略竞争与地缘战略竞争有着重大区别。
第一，网络战略竞争与地缘战略竞争的目标不同。网络世界的最主要资源是数据，与自然地理资源越用越少的特点相反，数据资源是越用越多。网络战略竞争的目标是开发和利用数据资源，而地缘战略竞争的目标是控制或占有地理资源，两者完全不同。第二，网络战略竞争与地缘战略竞争运用的策略不同。由于网络是互联的且网络技术进步是不间断的，技术强国总能运用新技术突破对方的安保措施。这意味着，网络竞争的基本策略是技术创新，而不像地缘战略那样要建立战略通道。第三，网络战略竞争与地缘战略竞争的原理不同。网络是全球性的，因此网络技术标准也有全球性的特点，于是网络技术优先的国家能拥有全球标准的制定权，这不同于地缘战略只能从局部地区向全球拓展。网络战略控制地域的大小及人口的多少取决于技术的先进性和价格优势，而地缘战略则是靠军队投送能力。
三、以改革思维取代地缘思维
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每个时代的大国竞争都有其特殊性，因此任何一种固定的战略思维都会妨碍制定符合客观现实的对外战略。目前，世界正向人工智能时代迈进，不摒弃地缘政治思维很可能会误导我们的战略选择。从“要致富、先修路”的致富理念而来的地缘战略观念就非常不符合网络时代的国际战略关系。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地缘联系非常紧密，两国公路和铁路都是相通的。然而道路相通并不能增进双边关系的发展，也未能促进双方经济合作，乌克兰认为这种陆路运输的便利使东部地区分离主义作大，因此要关闭俄乌之间的铁路线。
改革能力是政治领导力的核心
改革能力是政治领导力的核心，也是制定与时俱进战略的基本原则。改革就是根据客观世界的变化进行主观上的自我修正。客观世界变化的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自身政策行为导致的、他国政策行为导致的和非政策因素导致的。无论客观世界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其变化都不可避免地会使现实政策不再适宜，于是改革现行政策就成为唯一应对客观世界变化的最佳战略选择。
2013年实行“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这一对外政策也面临着如何通过改革增强效力的问题，以及防止地缘政治通道概念的误导。2014年以来，数字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目前已经成为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以及我国的GDP重要来源。数字经济的基础是无线电子通信技术，美国在５Ｇ技术上封锁华为，其主要目的是遏制我国在这方面的创新发展，以防我国主导电子通信技术的标准。目前，世界上有70亿人口，其中网民数量已经超过40亿，今后两年内有可能达到50亿。“脸书”用户数量已经超过中美人口总和。根据这种客观变化，我国对外战略应重点考虑推行全球化的网络。网络联通不受地理因素的约束，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的网络建设应是全球布局，而不必受“沿线国家”这种地缘概念的束缚。
对外战略需要减少地缘战略思维的干扰
在网络信息时代，制定对外战略需要摆脱依据地图进行战略思考的习惯。现存最古老的地图是苏美尔人在公元前27世纪绘制的，这意味着人类5000年来已经养成了在地图上进行战略思考的习惯。几千年进化而来的思维习惯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人们的战略思维。如果不是有意识地自我约束地缘思维观念，就难免被其误导。“纸上谈兵”这个成语意味着，2000多年前中国的哲人就已经意识到依据地图进行战略思维是不符合客观世界的。在今天网络信息时代，无线电子通信技术的不断进步开启了四维空间，我们需要培养四维的战略思维能力，防范地图思维误导对外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