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内近些年出版的西方文明史译著中，常见到一种“西方文明”“层累”构建的历史叙事模式，它由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到近代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等西方文明历史各个阶段叠加构成。这种叙事模式论证了西方文明各个历史阶段具有一以贯之的现代性，和西方文明崛起的必然性，并通过这种历史叙事模式解决了西方文明内部的认同危机，强化了西方文明发展道路是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等观点。本文试就这种西方文明观念生成的历史轨迹做一番考察，并剖析其叙事模式及历史意义的不断构建过程，从而揭示它是怎样扭曲历史真相，进而论证如何确立科学的文明史观。

关 键 词：西方  东方  二元对立  传统  现代性  规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近些年来，国内引介出版了相当多的以“西方文明”为主题的通史著作。这对于促进国内读者了解世界史和促进世界史学科的科研、教学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书写出来的历史未必就是客观历史。在以“西方”为主题的文明史叙事中，我们常见到一种西方文明的“层累”叙事结构，它由所谓“西方”历史的各个阶段叠加而成：以西亚北非文明(但有时将它省去)为起源期、①继之以希腊的“民主制”城邦，罗马的法律、共和制和基督教，中世纪的“契约性”领主附庸制和“王在法下”的“宪政”“等级君主制”、教权与王权的对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自治城市的兴起与市民社会的出现，“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17世纪英国君主立宪、18世纪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科层制等……这种叙事模式的直接效果就是使上述每个历史阶段都成为“西方”“自由民主”“竞争性扩张”的“国民性”和“现代性”的来源，②从而与同时期的“非西方”或“东方”“惯于服从的奴性”的“国民性”和“专制”“停滞”的历史，形成鲜明的二元对立。③

如果将这种“层累”的西方文明史看作某种“叙事”的话，那么至少可以借助两种叙事理论对其进行分析：一种是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提出的“主叙事”、“宏大叙事”和“元叙事”的叙事理论。其中，“主叙事”指对某一历史片段或事件的论述，“宏大叙事”指对整个历史的论述，元叙事则用于证明宏大叙事的合理性。④另一种则是珀金霍恩所说的将叙事看成某种话语，它包括：作为故事要素的“事件”、将多个事件联结成某个整体故事的“情节”，以及故事整体所阐发的“意义”。⑤以上这两种叙事分析的结构颇为相似，关注的都是赋予事件以意义的“主叙事”或情节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叙事作为载体，其承载的意义或“元叙事”是如何通过“情节”的设计而表达的。但如果将这种西方文明的层累叙事看作某种正式的“历史”表述的话，那么就需要对其“情节”或“宏大叙事”，以及其承载的“意义”或“元叙事”是否符合历史真相，进行检验。

本文试图关注如下三个问题，第一，西方文明的层累叙事是如何建构形成的；第二，这种叙事整体是如何承载各种意义的；第三，根据马克思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⑥的相关原理，对“层累”的西方文明叙事是否符合历史真相、是否符合唯物史观的科学文明观进行检验。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一、“西方文明”层累叙事的形成

(一)文艺复兴以前的“西方”与“东方”

在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传统历史叙事中，“西方”与“东方”观念的发展，⑦存在着一种从具体指代某个方位、方向，向抽象指代某种生活方式、社会和文明变化的趋势。从词源上看，“东方”(oriental)、“西方”(occidental)两词最早是从拉丁语“太阳升起”(oriens)和“夕阳”(occidens)两个词演化而来的。⑧所以最初的“东方”和“西方”只是指观察者所处的相对地理方位而言，并无价值内涵。

从古希腊的历史看，从青铜时代到古风时代，它一直属于地中海的“东部”世界。公元前八世纪中期以后，当希腊向外殖民至小亚细亚的西海岸时，开始将非希腊人与希腊人之间的不同强调为语言上的差异，由此诞生了“barbarian”这个词，⑨当时并无任何贬义。⑩直到公元前五世纪希波战争爆发后，希腊人才第一次将希腊与波斯的对立，解释为“西方”与“东方”、“欧洲”和“亚洲”、“自由”与“专制”的不同。尽管希罗多德对古代希腊和古代波斯的对立有一些夸张的描写(自由的与奴性的、公民的与非公民的)；(11)尽管修昔底德曾对伯克利时代雅典“民主”的黄金时代做过进一步的渲染，但总体来看，希腊古典学者仍能平等地对待东西方。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人皆认为是气候(或温暖、或寒冷)造成了东西方政治制度的不同。亚洲人心灵手巧，却欠缺勇敢、独立；欧洲人勇敢独立，却欠缺心灵手巧。(12)

在西方文明的“层累”叙事中，罗马史当然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历史上的罗马人并不认为自己具有“西方”属性。在他们看来，“西方”代表的是野蛮、残酷和凶残。西塞罗认为，高卢人、西班牙人和非洲人都是可怕和野蛮的民族。(13)罗马人眼中的“东方”指的是希腊世界、小亚细亚和近东的卓越文化。(14)他们对“东方”的评价可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罗马人将自己的起源归结为“东方”的希腊人和特洛伊战争；(15)另一方面，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因不知如何解释罗马社会风气和政治制度此时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就将之归结为“东方”的影响。如李维将“亚洲”的特性定义为奴性、女性阴柔气质、奢侈等，(16)萨鲁斯特也认为，“亚细亚人”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那里是“温柔乡”和“可以纵欲的国土”，它消解了罗马士兵的勇敢和“好战精神”。正是在“这个地方，罗马人民的一支军队第一次学会了谈情说爱和饮酒作乐；学会了欣赏雕像、绘画和刻有花纹人物的酒瓮并从私人家庭和公共场所盗窃这类东西，学会了劫掠神殿并亵渎无分圣俗的一切事物。”(17)老普林尼、弗洛鲁斯(Florus)都认为，从东方、亚洲获得的资源和财富破坏了罗马赖以维系的道德和国家。(18)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在东西方观念上的一个巨大变化，是将“西方”提升为人类历史的“归宿”和“现在”；而将“东方”视作历史的“起点”和“过去”。在中世纪的历史哲学中，“东方”不仅是空间、时间和人类的发源地，而且还处在遥远的“过去”——“天堂”曾位于神秘的极东之地。因此，中世纪地图的上方是东方，而非现代地图的北方。(19)但“世界”历史的最终归宿却是在“西方”。12世纪，奥罗修斯(Paulus Orosius)在《反异教历史七书》中，具体论述了“四帝国”框架下，基督教世界的历史运行轨迹，它从“东方”的巴比伦帝国，中途经过“北方”的马其顿帝国和“南方”的迦太基帝国的短暂过渡，最终运动到“西方”恺撒的罗马帝国。这是一种类似于太阳的运行轨迹，因为它实现了从“东方”的“古代”巴比伦城到“西方”的“现代”罗马城的“帝国西向”运动。从“东方”向“西方”的运动，就是基督教历史隐藏的真相。(20)

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看来，根据信仰的不同，现实世界中的“东方”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与拉丁—罗马基督教世界有着共同“古典根源”的希腊—拜占庭世界。12世纪十字军东征时，“西方”自称为“拉丁人”，强调“拉丁—罗马基督教”的身份，当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征服了君士坦丁堡时，“西方”将此宣传为“拉丁人”的胜利。(21)而东正教希腊人则将其称作“法兰克人”，强调其“蛮族”身份。当教皇屡次试图将希腊东正教教堂置于罗马教堂的管辖之下时，遭到后者的强烈抵制。正因为希腊—拜占庭与罗马教皇之间存在着很深的敌意，所以尽管东正教希腊人与斯拉夫人之间也有冲突，但他们都将“西方”视作共同的更强大的敌人。(22)

另一个部分是信仰、历史均不同于“西方”的“狂热”“暴躁”的阿拉伯世界。7世纪中期至14世纪，伊斯兰教向世界广大地区传播。虽然15世纪以后，天主教的影响在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中取得了扩展，但土耳其人自14世纪中期以来在巴尔干半岛节节推进的态势并没有停止，到1500年已经抵达匈牙利的边界。到17世纪末，“奥斯曼危险”一直对整个基督教文明构成威胁。(23)西方基督徒认为撒拉逊人(阿拉伯人)之所以与“西方”不同，是因为“东方”的气候和错误的宗教信仰，导致撒拉逊人在体质、种族、心理状态与天主教徒皆不同。因此，在中世纪的文学作品中，撒拉逊人因信仰不同的宗教而被刻画成两种截然相反的形象：信仰基督教的温顺和平，信仰伊斯兰教的崇尚暴力。(24)直到中世纪晚期，基督教世界仍然坚信阿拉伯世界在基督教世界的边缘，“是异教罪犯的天然避难所”。(25)

(二)文艺复兴至19世纪之前：“西方”与“文明”的结盟

16世纪随着文艺复兴和新教改革运动的推进，以及欧洲对亚洲的更多了解，中世纪关于“西方”罗马帝国具有普遍性和中世纪“四帝国”的解释框架受到怀疑。路德派的历史学家和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都承认“中世纪”的存在，诸如media tempestas(1469)，media tempore(1531)，media aetas(1518)和medium aevum(1604)等代表“中世纪”含义的词汇开始进入欧洲人的语言。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天主教也承认西方基督教的分裂和历史连续性的中断。(26)与此同时，欧洲开始出现包括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技革命、官僚制、罗马法复兴和公民规范等一系列“现代”要素。

正是在这种历史变迁下，自16世纪60年代起，法国人文主义历史学家让·波丹和路易斯·勒鲁瓦(Loys Le Roy)放弃中世纪的历史框架，开始以一种非神学的方式解释“文明”和政治统治的兴衰。他们开始用“civilité”和“civilisé”这两个词来形容像自己一样掌握文字、懂得艺术，有较高礼貌和道德水平，并接受某种政治统治形式的人。波丹开创性地提出了“文明”从圣地传递到希腊和罗马，最后在北欧国家达到最高水平的“进步”历史叙事线索，成为“层累”的西方文明历史叙事的始作俑者。但当时所说的“文明”，仅仅是指国家内部那些居于统治地位或者担任重要官职的知识分子的行为方式；本国的农民以及殖民地的土著，并不在“文明”之列。(27)这种“文明”的弊端在于，其“最大的坏处可以说它是排斥人民大众的，可以说通过它，欧洲第一次被鲜明地分成为有教养的阶级和没有教养的阶级。”(28)

此后，随着欧洲的海外殖民，殖民国家试图用“文明”来与殖民地人民相区分，以进一步赋予“东方”以“非文明”的意义。1492年，随着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的最后胜利和哥伦布开辟新航路，欧洲人在美洲和亚洲的扩张都取得了突破。新“发现”的加勒比地区，从一开始就被归入“东方”范畴。不仅当地土著被称作“印度人”，而且在观念上也被认为具有东方属性，“东方”开始成为一种与西方“基督教欧洲”“不同”的集合性代名词。(29)在这一阶段，殖民者把“基督教欧洲中心”以外的所有未经洗礼的异族，统称为“异教徒”；而“异教徒”往往就是野蛮人。通过这种“文明”与“野蛮”、“基督教徒”与“异教徒”的区分，“西方”殖民者在殖民地自诩为启蒙者，对殖民地的侵略由此成为启蒙、解放野蛮人的行为。(30)

启蒙运动开始后，“西方文明”的层累叙事进一步得到发展。人们开始从整个人类的角度思考“西方文明”的意义。18世纪早期，虽然伏尔泰在《风俗论》中承认：“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以一切”，(31)但他同时也说，“在世界史上，只有四个时代是值得称道的，那就是亚历山大时代，奧古斯都时代，美第奇家族时代和路易十四时代”。(32)1737年哥廷根大学建立后，约翰·克里斯托夫·加特尔(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开始思考，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地球上的所有民族都有了共同的经历，以及应如何划分整个人类的历史。他认为，自1500年以来，欧洲大国的崛起和现代国家制度的形成让欧洲经验独一无二，并给予西方以主宰世界其他地区的力量。(33)

更重要的是，18世纪后半期的赫尔德继续强调西方文明叙事中的“进步”意义：“希腊人在埃及人的作为上再接再厉，罗马人则高高站在整个人类的肩头。这才是‘进步’和‘持续发展’的真实含义”，他强调东西方文明有着本质的不同，“近东的民族有着完全不同的环境，……他们得到与西方和北方民族完全不同的指导、塑造、基调和精神的结构”。(34)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随着德国在中国的节节胜利取得的一系列殖民权益，赫尔德开始将中国比作“木乃伊”和“冬眠动物”。(35)

很明显，“西方”历史叙事的“文明”化，大致完成于启蒙运动时期；而西方文明史具有“进步”的意义则基本形成于浪漫主义时期。伏尔泰、杜尔阁、孔多塞和赫尔德都试图写作普遍文明的历史，目的在于用启蒙叙事取代基督教的历史。(36)

(三)19世纪：“西方文明”代表一种集合与“西方文明”层累叙事的完成

自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随着以英法两国为核心的“西方”将世界85％的土地变为殖民地、保护地、附属国，“西方的崛起”达到了顶点。(37)“西方中心论”也随之甚嚣尘上。

与这种历史背景相伴随的，是“西方文明”开始越来越多地作为一种“集体”或“集合”的名称，来指代欧洲英、法、德、意、西等殖民国家及其生活方式和历史。1828年，基佐提出了“欧洲文明”的概念，认为在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等“欧洲各国的文明中普遍地存在着一种一致性”。(38)黑格尔则认为，文明世界内仅有的三个民族是英国、法国和德国。(39)兰克也认为：罗马帝国衰亡后的拉丁与条顿民族之间的互动，给欧洲带来了一种独特的、新的文化与文明，“文明同时包含宗教与政治，而所有的这些力量都朝其理想的自由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提升”，“我们时代带着一种对与生俱来推动力的确信，大跨步朝这一目标靠近。……事实上也是我们整个文明的最终结果。这也表明：民主观念及民主制度的发展是势不可挡的”。(40)大约同时期(1822年)的多米尼克·杜福德·普拉特(Dominique Dufour de Pradt)的国际关系研究表明，法国和德国学者开始用东西方差距取代此前数百年间主导欧洲精神地图的南北差异。俄罗斯开始从北部强权转为“东部”强权。(41)而19世纪60年代，在瑞士学者布克哈特给出的“文艺复兴”的定义中，认为“在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意大利)外表生活的美化和提高是世界其他民族中间所没有的。……是首先在意大利出现的”，“这个进程的一般结果就是，在此前把西方国家联结在一起的教会(虽然它已不能再继续这样做下去)之外，产生了一种新的精神影响的力量，这种精神影响力量从意大利传播到国外，成为欧洲一切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所必需的东西”。(42)

另外，“西方”“文明”“进步”的历史，开始包括此前在启蒙运动中被贬斥的“中世纪”，完成了有关西方文明连续性叙事的建构。在19世纪前期(1816年前后)黑格尔的论述中，已约略可以看到某种包含中世纪在内并指向未来的“西方”历史叙事的雏形。他认为：“唯有在西方这种自我意识的自由才首先得到发展，光明在西方才首先达到灿烂的思想，……我们第一次在希腊人里面发现这种自由”，“希腊文化透入到日耳曼世界里面；罗马人形成两者之间的联结点”；“现世，科学与艺术，凡是满足我们精神生活，使精神生活有价值、有光辉的东西，我们知道都是从希腊直接或间接传来的——间接地绕道通过罗马。……此外它又通过昔时的普遍教会传来，这个教会本身也是导源于罗马的……日耳曼人的粗犷性格，必须通过来自罗马的教会与法律的严格训练，受到磨炼。通过这种训练，欧洲人的性格才成为柔韧，担当得起自由”。(43)

在19世纪，虽然“东方”作为“他者”，已经有了很多诸如“放纵、激情、停滞、异教、女性、古老、奢靡、野蛮”等标签，其形象已经很“丰满”，但什么才是“西方文明”的特质，又该如何依据这种特质定义“西方”意义上的“我们”，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这使得在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内部，身份认同出现了混乱。一方面，在宗主国内部，仍主要依赖种族和阶级认同。例如法国的巴尔扎克称他的法国农民同胞为“纯粹而简单的野蛮人”、而意大利的北方人认为南方人之所以落后不是因为其政治制度，而是因为其生物学意义上的低等、野蛮、无能。(44)另一方面，当作为宗主国的英格兰人遇到同样是英帝国臣民的印度人，又或英国中产阶级遇到沾染了“东方特质”的堕落贵族和不道德的穷人时，不知该如何区分彼此。在这种情况下，一种“西方文明”的新文化、新价值和新身份属性开始出现。“西方”(West)开始与启蒙运动之后形成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包括民主、现代、公平、进步、科学、世俗理性等联系在一起，变成了具有价值观意义的“Occidental”；而所谓“文明”，则代表着接受这种“西方化”的程度。处在“中心”的英、法诸国，至少已经“部分”文明化了；而处在“边缘”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则还没有实现“文明化”；因此处在“文明”中的人民，自然可以去“拯救”那些还没有“文明化”的人民。(45)

到19世纪中期，在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内部完成了对东西方文明属性的“二元对立”的“建构”工作，并实现了两个目标：第一，在殖民帝国的中心，将“东方”的污染从“西方”空间中清除出去；第二，在海外，利用“东方”文明的差异性，突出“普世”的西方现代性。(46)至此，“西方”的形塑得以完成，“东方”和“西方”的二元对立出现。

(四)20世纪上半期：“西方文明”阵营的不断扩大

美、德两国在国家文明属性上具有“西方文明”特性，是19世纪至20世纪中期世界历史发展变化的产物。

美国独立后，大幅向密西西比河流域扩张领土，与欧洲列强发生尖锐冲突。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美国提出了“西半球”、“新世界”和“西方的西方”等概念，宣布美国与自18世纪七八十年代到拿破仑战争期间仍处在专制主义、君主制、同盟政治和无尽战争中的“旧欧洲”不同，美国将领导“西半球”创建一个基于广泛信仰之上的世俗政府，成为共和体制的坚强堡垒。(47)对美国的态度，欧洲人的看法主要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欧洲人将包括美国在内的美洲看作不同于亚洲、非洲的文明，认为它们是欧洲的“女儿”和“继承者”；(48)但另一方面，又强调美洲文明不同于欧洲、“西方”，只有欧洲才是西方。(49)直到19世纪30年代，出于对抗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需要，英、法才开始将美国视作西方世界的一员，开始称美国人为“美洲的西方人”。此后借助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提升了自己在西方世界中的地位，成为其中最重要的力量。(50)

德意志地区的情况有些复杂。一方面，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意志思想界”认为德意志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在历史进程上属于它；但另一方面就德意志民族而言，因为19世纪前十几年的拿破仑战争，德意志民族对法兰西是拒斥和憎恨的，而法兰西则是德意志民族想象中“西方”的代表。由此，德意志形成了仇“法”、仇“西方”的传统。“可憎的法兰西民族”是德意志人“自然而传统的”敌人，是“肮脏、无耻、没有纪律的种族”。而英格兰则像法兰西一样无可挽救地属于“西方”，也许更甚。此后，在德意志民族看来，美利坚合众国这个“没有心灵的国度”取得了与另外两个邪恶代表并列的位置，并且不久就位列首席。(51)经过一个世纪与法国的敌对，特别是80年中连续打了三场毁灭性战争(1870-1945)，法国、德国两个国家开始意识到，要结束长期战争和血腥苦难的历史，必须实现国家间的和解，必须认识到法国与德国之间在文化上具有亲和性，而其他欧洲国家则对此表示赞成和鼓励。(52)直到1945-1959年情况才有所改变，此间德国不断有党政要人在重要场合郑重重申德国的基督教和人文主义起源，德国这才回归到“西方”阵营。(53)

其他如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虽然在16世纪和17世纪上半期曾经被视为“欧洲的心脏”，(54)但随着宗教改革的进行，这一地位被否定。到19世纪时，它们被视为“盲目的天主教徒”，是反对世界进步的大本营，不被“西方”所接受；二战以后，又因为其威权体制，长期受到孤立，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才被接纳为欧盟成员。(55)

总体来看，现代“西方”文明史所说的“西方”概念，并非是古已有之，而是从文艺复兴至20世纪中期，随着现实的发展，由西欧历史、北美历史“层累”地加以构建的。

二、西方文明“层累”叙事不断承载的各种历史意义

在有关“西方文明”的层累叙事逐渐形成之后，它开始不断承载各种历史意义，以证明“西方文明”崛起的合理性。

(一)黑格尔以“层累”叙事证明“西方”是“世界历史”的归宿

黑格尔从“人类”和“世界精神”发展的角度，揭示世界历史联系性与整体性的做法，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有启发作用。虽然马克思阐述“世界历史”的方法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但马克思仍旧评价黑格尔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56)黑格尔将“现代性”的核心归结为主体性原则和批判性反思。(57)按照这一标准，波斯历史“是世界历史的真正开始”，此后希腊和意大利是“世界精神”的故乡，“到了希腊人那里，我们马上便感觉到仿佛置身于自己的家里一样，因为我们已经到了‘精神’的园地”，“我早先已经把希腊比作青年时代”；罗马国家因为其法律，因为其基督教，进入了“壮年时代”；日耳曼世界的自由精神、封建制度、教会和国家的对峙以及“理性的”宗教改革所代表的“精神的自由”等，则进入了“老年时代”，以上诸阶段都与“现代世界”、“现代世界的精神”有密切的联系。(58)而“东方”的“远亚细亚”(中国和印度)或者说是“广大的东亚”“是和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隔开了的”，只是因为存在过，以及“我们研究的缘故”，才“能够走进历史联系中间”。(59)在黑格尔的论述中，已经能够初步地看到他对“西方”和“现代性”的界定，利用的正是“层累”地构建“世界历史”即“西方”历史的思路。其中，“亚洲是起点”，“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60)

黑格尔的目的在于证明“西方”文明是“世界历史”的归宿，证明人类历史从不自由到自由是一个从“东方”向“西方”的“进化”过程。“进化论讲求的是历史变迁的顺序，今天的欧洲文明在进化论眼中，并非仅仅是跟古代文明不同，而且在时间顺序上处在初级到高级的演进顺序的高端”。(61)其他地区如果没有同欧洲接触，也就没有历史，只有同欧洲进行接触，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古代文明才可能拥有工业化、制度化的全民教育，由此肯定西方在“世界历史”现代早期起到的历史原动力的作用。(62)

在黑格尔“层累”构建的历史中，通过对“世界历史”的“过去”与“现代”的划分，客观上为“西方”对“东方”的批判提供了合法性。通过将“东方”置于“世界历史”进化链条的远端，得以将“东方”社会置于西方“过去”的历史时间轴上，“东方”作为“他者”是落后的，“他们”在“我们”之后，并且要沿着“我们”走过的道路继续“前进”。在阅读黑格尔的著作时，人们不会意识到孔子生活的年代与希波战争、埃斯库罗斯是同一个时期，而是认为中国、印度、波斯、埃及只是“古文明”，它们在时间上位于“过去”，空间上位于“东方”。法比安(Fabian)称此为“否定共时性”，即观察者通过将被观察对象置于自己的历史中，使自己能够获得一种按照自己意愿对待被观察对象的权力，尽管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的历史之间没有任何因果联系。(63)这为“西方”侵略“东方”披上了传播“现代性”的外衣。“它使得欧洲入侵东方成为必然。这种东西恐怕和被称为‘现代’的东西在本质上有着很深的渊源”。(64)

(二)马克斯·韦伯以“层累”叙事解释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方文明”的必然性

在利用“层累”构建的历史回答资本主义何以在欧洲兴起，以及西方文明为何具有“独特性”的问题上，韦伯是个开创者。韦伯特别关注现代资本主义如何兴起以及理性资本主义如何可能的问题。韦伯思考的是，“任何一个浸淫于欧洲近代文明的人，在研究那些现代历史的问题时，都不免会反躬自问：那些仅在西方文明中显现出来的典型的文化现象……究竟是哪些事件的合力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呢”，“资本主义企业与资本家古已有之，……但只有西方社会使之发扬光大”，韦伯特别强调体现“理性主义”的“罗马法及衍生出的西方法律”、“教会法规”以及“高素质的公务员所管理的政治联合体”等只存在于“西方”。(65)他试图从古典古代、中世纪一直到18、19世纪的英国等各个历史阶段中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通过对比古典古代、中世纪等“前现代”与“现代”，通过对比“西方”与“非西方”社会，形成了他对资本主义及现代性起源的理解。他从包括古典古代、中世纪、现代等所谓“西方”历史的各个阶段中抽取各种要素来“层累”地定义现代资本主义的各种特征。(66)并由此得出结论，“泛欧洲”范围内的市场资本主义和“西方”理性，是西方独一无二的宗教和城市的产物。(67)

其最关键处在于，通过这种看似“连贯”“层累”的叙事，不仅使“现代”西方的“发达”或“成功”得到了解释，更重要的是使西方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具有了“现代性”。这是对黑格尔的“西方”独具现代性观点的一种发挥和解释。西方崛起的神话由此可以上推至西方历史的任何一个时刻，“西方”的历史由此开始具有了利奥塔所说的“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它能够自我证明其合法性和真理性。(68)“层累的”西方文明叙事由此具有解释西方“现代性”的历史因果关系的话语权。

由此，东西方历史、文明的不同特性，变成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马克斯·韦伯将从西方历史各阶段中概括出的特性，放进了一个代表“现代性”的“理想类型”集合；而从东方历史中概括出的另一些特性，则被放进了另一个代表“传统性”的“相反理想类型”集合；最后在历史发展的结果上，构建出一种西方“现代化”社会与东方“传统社会”的对比。而且在韦伯看来，按照“理想类型—对比理想类型”的方法，只能是非此即彼，不是正值就是负值，没有其他可能性。(69)

(三)库登霍夫—卡莱基利用层累叙事解决欧洲内部的“现代性”危机

20世纪的欧洲之所以能够广泛接受这种层累构建的“西方文明”叙事，有其现实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自精英到大众都在反思民族主义、技术创新等所谓“现代性”特征对欧洲文明造成的破坏。尽管在19世纪下半叶，欧洲精英们还曾大力支持和鼓吹过民族主义，但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精英们开始意识到，正是民族主义摧毁了欧洲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的优越感和自信心。欧洲文明若想持续，就必须让民族主义植根于一种对“共同的欧洲意识”的清醒认识之上。(70)其中，由奥地利记者库登霍夫—卡莱基(Coudenhove-Kalergi)基于“层累”构建的西方历史提出的“泛欧洲”概念，在试图解决欧洲的“现代性危机”、调和欧洲民族国家间的矛盾、实现欧洲团结与欧洲和平方面影响最为深远。

卡莱基认为，因为历史上并没有一个能在地理上严格定义的“欧洲”，所以，只能在历史、文化以及价值观上找到“泛欧洲”联盟存在的基础，它“植根于上古和基督教的白人种族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原则是希腊的个人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以及“民主治理的政府”。(71)卡莱基承认，在欧洲“国家”内部，存在不同的族群，但是考虑到欧洲共同的生活方式，普遍的欧洲心态植根于具有共同历史的宪法和法律：“古罗马、蛮族入侵、封建主义、教廷、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绝对王权、启蒙运动、工业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卡莱基认为，正是这种共同的欧洲历史文化遗产，才可能将欧洲整合为一个政治共同体。他认为，基于这种“层累”的历史，寻求欧洲统一性的运动才具有现实性和可能性。只有在这种西方传统中，欧洲团结才能实现，才能重拾欧洲相较于其他文明的优越感和自信心。(72)

(四)“现代化”理论利用层累叙事论证全球“汇聚”于“西方文明”道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对外援助的重点转移到非洲、亚洲和中东地区。西方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从各个角度概括出“西方”历史发展各阶段的特征，试图找出导致一个国家“起飞”的因果机制，并以此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普遍性道路”。

沃尔特·罗斯托(Walter Rostow)和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等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理论和模式。将“现代化”看作一种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向全球扩张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末，罗斯托、塞缪尔·亨廷顿等人强调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代表了某种“趋同”或“同质性”(homogenizing)趋势，预测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将呈现与发达的西方文明相似的前景，认为“现代化起源于15世纪和16世纪的欧洲，但现在已成为世界性的现象。虽然部分是通过非西方社会的内生发展，但主要是通过来自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思想和技术的融合”来实现的；认为现代化是一种“同质化”和“趋同”的趋势，并导致一个“各个社会都是如此同质，以致能够形成某个世界国家”的阶段。(73)到20世纪70年代，因为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以一种“依附”状态被纳入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中，现代化理论受到批评，但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解体后又有所复苏。(74)

按照这种现代化理论，“现代性”就是根据“发达”“现代”“先进”的西方社会各历史发展阶段概括出来的一切价值观和特征。根据勒纳的说法，西方的模式虽然在历史上是属于“西方”的，但从社会演进的角度来看，却是全球性的。同样的模式可以不分洲际、肤色、种族在全世界重复出现。现代化是本土驱动型的，需要有凝聚力的整体来推动；不同社会走向现代性的社会变迁，将采取非常一致的线性方式。(75)“现代化”因与欧洲历史紧密相连，而被赋予了“西方”的特征，因此“现代化”就等同于“西方”化。由此“现代性”被赋予了一种特权、普适性、主体性，而这一切都与西方这种层累构建的历史相联系。(76)

因此，按照西方学界对自身历史的论述，“现代社会”虽然是西方文明独立发展出的一种特殊历史结果，但经过现代化理论的阐述，却可以是发展中国家未来发展路向的一种不约而同的“汇聚”道路，从而赋予“西方”的历史以某种神圣性、合法性和现代性；反过来，这种观点也暗示了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东方”文明道路的“传统性”与不合时宜。

自启蒙运动后，西方学术界对“西方”文明进程的“层累”叙事建构及意义赋予，其目的在于论证“东方”与“西方”文明是截然相反、二元对立的两种不同文明，进而赋予西方文明以四种影响深远的历史意义：第一，解释了西方为何能走向“现代”，以及为何在“大分流”中领先于东方(韦伯)；第二，论证“西方”历史发展道路是“世界历史”的归宿(黑格尔)；第三，团结西方，解决西方的现代性危机(卡莱基)；第四，论证“西方”的道路是“汇聚”的道路，是“东方”社会未来的必由之路，并由此使“西方”具有凌驾于“东方”之上的批判权力(现代化理论)。

然而，如果“西方”文明真的像黑格尔、韦伯说的那样先进，“东方”文明像他们说的那样落后，为什么14世纪文艺复兴的开路先锋们还要到阿拉伯人那里去寻找古希腊罗马的典籍来充当自己谋求“文化再生”的“生命之本”呢?17-18世纪发起启蒙运动的著名大师们，如伏尔泰、霍尔巴赫、狄德罗、魁奈、莱布尼茨等人，为什么会把中华文明视为非宗教的高度理性文明的典范，成为推进他们反对封建神学蒙昧主义的强大精神动力呢?在当代，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西方知识精英呼吁日显衰退的“西方”向蒸蒸日上的“东方”学习呢?

要破解这些影响深远的历史之谜，我们需要求助于马克思开创的唯物史观，按他指引的方向来检验这种西方历史叙事是否符合历史真实，从而确立科学的文明史观。

三、怎样确立科学的文明史观

总起来看，“西方文明”层累叙事的内容与意义建构，是随着“西方”现实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这种“层累”叙事，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逐步建构，它归根到底是由西方现实社会的物质经济基础决定的。按照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77)，“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78)等基本原理来看，作为概念或“话语”的“层累”西方文明观，既反映了同时也决定于西方现实社会的发展变化。因此，对作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文明观”的探讨，必须要结合其所依赖的物质经济基础来分析，二者是一个整体，不可孤立地看待。所以，唯物史观认为，“文明”是人类在生存实践活动中创造出来的、用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物质和精神总成果。它包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层面。物质文明就是生产生活方式，是推动精神文明发展的物质基础；精神文明是在物质文明基础上生成的上层建筑，对物质文明发生正向或逆向反作用的力量。由此可见，唯物史观视域下的文明形态观就是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观。

唯物史观的文明观，与笼统的“实践活动”推动文明观念产生和发展演变的文明论者不同，它把实践活动分为从基底到高端逐级升华的几个层次，认定处于基底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生的生产力”是推动整个文明系统发展演进的动力源泉或根本动力，而且是经得住逻辑和历史验证的动力源泉或根本动力，这样就避免了多种“实践活动”平列地发挥推动作用而抹杀根本动力的多元折中主义的动力论。生产关系、经济体制虽然属于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物质文明的组成部分，但它同时又是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精神文明与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物质文明的结合部。因为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虽然最初是在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孕育的，但它的定型或改型都是要通过立法和行政途径来实现的。同时，“社会和政治制度”虽然可以单独列为“制度文明”，但它的制定或改定都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或指导思想驱动下实现的，因此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大层次的析分中归属于精神文明。

唯物史观视域下的文明观揭示了推动文明形态发展演变的根本动力，使它由此得以揭示文明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其实，那也就是唯物史观揭示的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三大社会形态”或社会形态发展的“三大阶段”的论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79)这段论说，是马克思在运用唯物史观综合考察东西方历史的基础上，得出的关于人类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普遍规律。

从唯物主义文明观的视角看，“西方”文明形态的发展是符合马克思所说的“三大社会形态”发展规律的。在第一阶段，从希腊、罗马到中世纪，其物质文明特征总体上是小生产和自然经济，主要的经济交往活动和生产关系是各种形式的土地所有者和依附农民之间的支配和服从关系，与此相应的精神文明特征是崇尚等级依附关系的君臣父子之道或领主附庸关系之道。不同历史阶段虽然各有地域和民族的特殊性，但其物质文明都具有小生产和自然经济的特点，精神文明都具有崇尚等级依附关系的特点，这是第一阶段的文明形态的共性。

14-15世纪，拉丁—日耳曼文明区内开始出现新的物质文明形态：出现了突破自然经济藩篱的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在此基础上成长出不同于土地贵族的工商业富豪和分享他们财富的市民知识群体，还有为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各种劳务的城市平民。他们之间的经济交往活动以市场和货币为纽带，不同于土地贵族和依附农民之间以人身依附关系为交往纽带。新的精神文明以崇尚“物的依赖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为核心，通过文艺复兴时期各种文学艺术作品和哲学、政论著作表达出来。

发起文艺复兴运动的文化巨人们把他们的事业标榜为复兴古希腊文化，其实他们是在穿着古人的服装演出历史的新场面。如前已指出，古希腊文明属于第一阶段的文明，在物质文明方面，农业是希腊城邦生活的基础，城邦的主体阶层主要是土地所有者，以农业为生。公民群体的特权，主要体现为土地和房产的所有权。无公民权的自由人或外邦人不能购置地产，而只能租赁房子。城邦的“民主”生活是同土地、农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80)与之相应，在精神文明方面，人们普遍接受的主流意识形态都是强调个人从属于家长、国家和神明。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每个家庭是城邦的一部分，而夫妇和父子的组合则为家庭的各个部分。各个部分的善德必须同整体的善德相符”，(81)与同时期孟子所说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82)颇有相似之处。他们论说了同一个道理：个人须从属于共同体。可见，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巨人们把他们的事业标榜为复兴古希腊文化，实属“托古改制”的策略之举，而此后的黑格尔、韦伯等人以古希腊文明为近代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则同样是为了满足近代西方文明的现实需要，而做出的一种“思辨的扭曲”“好像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83)。

西方文明在精神文明方面经过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的推进，在物质文明方面经过18-19世纪的产业革命的推进，形成一个有着巨大扩张力的文明，把非洲、澳洲、美洲和亚洲的广大地域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反帝反封建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先后取得了民族独立，形成了现在的“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从文明形态上看，它们与当代西方文明同属于第二大阶段的文明，只是各自具有自身地域的和民族的特殊性。

放眼当今世界，随着与日俱进的全球化浪潮的推进，各民族、国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产品正日益密集地、大规模地推广到世界平台上，互相交换，互相品评，互相取长补短。这或许标志着人类文明正在登上基于发展的第二阶段之上的一个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