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真要治理“狗患”，并以此为契机陶冶在相邻关系以及社会其他方面的公民道德，那就必须大力拓展民间的公共领域，让结社自由化从那些爱护和管理动物的公益志愿者起步
农历狗年仲秋，城市限制养狗问题成为中国国内舆论瞩目的焦点。事实上，早在今年夏天，有关“打狗”的话题已经引起过各方关注。据7月30日的新闻报道，云南省牟定县在公安局组织下掀起了一场对狗的“严打风暴”，五天之内处死只数超过5万，其中包括4000多只已经注射狂犬疫苗的宠物。在7月25日至8月3日期间，该县共扑杀深埋55046只家犬和野犬，占饲养总数的99.94％，只留下警犬和军犬。
引起这场耸动视听的“大屠宰”行动的原因是，在此之前，狂犬病造成了五人死亡、大约300人患病的恶果。
消息传开，海内外舆论界顿时哗然，一些国际动物保护团体也摆出了为狗请命维权的架势。但有关政府部门似乎更热衷“人权高于狗权”的宗旨，时至今日，城乡各地“惩狗”运动方兴未艾。为什么？下列数据好像提示了答案。
1996年一年，全国狂犬病例为159件；十年之后的2006年，仅9月这一个月就发生病例393件。在2005年，狂犬病造成患者死亡的人数高达2545人。
权威机构的统计结果是：目前全国共有狗超过7500万只，预防接种率竟不到10％；农村地区85％的狗难以进行登记管理；即使在首善之区北京，有证的家犬为50万只，实际上有150万只没有户籍，或被暗中窝藏，或在自由流窜。有关部门产生强烈的危机意识和过剩防卫的心理，也不足为奇。
杜绝狂犬，为民“除害”，这很好；但能够因此认可所谓“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漏网一个”的政策吗？难道中国真的到了“狗多为患”的地步吗？在现阶段，实际上中国人均养狗数为0.058只，不仅跟罗马尼亚的0.13只不可同日而语，也远低于日本的0.098。由此可见，中国狂犬症的根本性问题并不在狗口太多，而在于管理不善。假如没有治本的制度改革，即使那些治标的举措再严厉，恐怕还是无济于事。
众所周知，防治狂犬症的关键在于对家犬普遍打预防针，对野犬及时进行救济性收容、防疫处理以及绝育手术，此外还应该全面改变动物饮食起居的卫生条件。在这里，登记制度构成前提条件，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没有准确的数字档案，就不可能对危险动物和流浪的动物实行有效的管理。
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固然早就建立了养狗登记制度，但是，在制度设计的思路上主要存在三种偏好，导致事与愿违。
其一，通过高收费和繁琐的手续抬高门槛以限制养狗。
例如在北京，起初上证的手续费是8000元，接近普通市民标准年薪的总额。尽管到2002年降为5000元、翌年再降至1000元，仍然大大高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水准。在广州征收的标准更是惊人，第一次上证费高达上万元，以后每年还要更新登记并缴费6000元。不言而喻，立法者的本意是要阻止养狗，但结果无异于鼓励无证养狗。就像严禁一切新兴宗教组织，反到把各种私人信仰都逼成恶性的地下活动一样。
其二，养狗登记的收入究竟用于完备动物防疫治疗的基础设施，还是用到养冗员或其他方面去了？对此缴费人心存疑念，而有关部门缺乏必要和充分的说明。高收费与资金流向不透明，很容易让人将其与“黑箱操作”联系在一起；只能加深市民对办证机构的不信感，势必助长部分人私下养狗、逃避公共责任的动机。
其三，在动物保护和管理方面，忽视动物贩卖业主、民间组织以及志愿者活动的作用，导致有关部门力不从心，只好采取“运动式”执法方式，在事态恶化到极端时才“重拳出击”、搞“一刀切”。
自1822年马丁法案（Act to Prevent the Cruel and Improper Treatment of Cattle，3. Geo.IV.c.71）颁布以来，西欧保护动物制度化的历史经验已经清楚地表明，自发的团体（例如英国的RSPCA）以及动物爱护管理员网络，在推动有关立法及其执行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尤其是根据动物权（animal rights）的集体私诉，既能发动刑事程序来遏止虐待动物的行为，也有助于改进对危险动物和流浪动物的管理，实现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
调查各国（主要是东欧和东亚）的家畜宠物生态，还可以发现这样的有趣规律：野犬数目与民间保护社团的规模和自组织化的实效成反比，而狂犬病的发生率与制度设计的合理性成反比。
但在中国，上证也好，收容也好，扑杀也好，统统由政府部门包揽下来，往往是事倍功半，吃力不讨好。特别是目前，很多地方大兴土木，拆迁之后可见丧家之犬。面对善良家犬“野狗化”的乱局，正需要靠公正的法制以及民间组织这样的“千手观音”来普渡众生。如果仅凭行政部门发公告，甚至以“入户排查”的方式强行介入，对作为亘古老友、忠实象征的家犬开此杀戒，这个社会不出现戾气横行和人性堕落的结局，恐怕也是难事。
围绕养狗与打狗的讨论，还提出了一个具体问题，就是饲养者应履行的义务——包括不虐待、不遗弃、不放纵以及关于遛狗的安全和卫生方面的注意事项。也就是说，在狂犬病流行以及人与狗的互相厮杀的背后，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相邻关系的无序化趋势。
鉴于这样的情形，的确亟需制定和完善与动物管理有关的各种法规，并相应加强对越轨犯规行为的制裁（包括罚款、拘禁以及剥夺饲养权等）。
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深入思考这样一个密切相关的宏观问题：既然个人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参与始终受到压抑，又怎能在某个特定场合突然责备个人缺乏对公共责任感而不及其余？换句话说，倘若真要治理“狗患”，并以此为契机陶冶在相邻关系以及社会其他方面的公民道德，就必须大力拓展民间的公共领域，让结社自由化从那些爱护和管理动物的公益志愿者起步。
来源：《财经》杂志/总17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