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让乡村振兴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
根据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要求根据各地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客观现实，分类推进乡村振兴。
作为贫困山区的乡村，地理位置都普遍在远离区域经济发展中心的城镇，自然环境、资源禀赋都是难以改变的约束条件，都普遍存在着先天性的局限，绝大多数贫困山区的乡村都不具备工业化、城镇化的可能，产业基本上是以农业为主导，这是绝大多数贫困山区的乡村振兴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与挑战。
因此，贫困山区乡村何以振兴，要理清以下几个基本认识。
小农户是最根本力量
大国小农是中国独特的悠久历史传统，人多地少是难以改变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小农户在中国相当长时期的必然存在。
根据有关数据，目前我国小农户的数量高达2.6亿多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7%左右，占全国耕地面积的82%左右，构成乡村振兴最根本的力量。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这无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
中办、国办发布的《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指出，我国人多地少，各地农业资源禀赋条件差异很大，很多丘陵山区地块零散，不是短时间内能全面实行规模化经营，也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实现集中连片规模经营。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小农户家庭经营将是我国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
而贫困山区的乡村集中了中国2.6亿多个“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绝大多数小农户，是中国小农户的主力军，是乡村振兴最广大的主体和最基本的力量。
相对于平原地区，贫困山区的乡村不仅人均耕地更加不足，耕地细碎化更加突出，农业组织化程度更加偏低，农业经营规模更加偏小，人地矛盾更加尖锐，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容回避的最大现实。
可以说，这既是乡村振兴的最大短板与最大约束，是中国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也是中国乡村全面振兴的主攻方向和希望所在。
能否把贫困山区乡村的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不仅决定着贫困山区的乡村振兴成败，而且决定着中国乡村全面振兴与中国全面现代化的成败。
市场机制是最基本逻辑
对于小农户，不少人认为是造成农业低效的根本原因，提出要把农民组织起来。把农民组织起来干什么？怎样组织？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如果把农民组织起来让农民都能赚钱发家致富，那农民都会不请自来争相加入；如果不赚钱甚至亏本，农民就会唯恐避之不及。
人民公社时期把农民前所未有地组织起来了。那时是计划经济体制，农民没有择业权利，不能离开土地和家园，也没有出售自己产品的权利，组织起来的成本很低。
国家财政也因此只投资县城以上的城市建设，对于农村水利、公路等基础设施都是组织农民自己建设。
农民做出巨大贡献，却始终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尽管政府年年都给农民发放救济款、发放返销粮，农民却依然普遍贫穷，农产品依然普遍短缺。
那么，农民的贫困是因为懒惰还是愚昧？舒尔茨就认为，农民的精明和理性丝毫不亚于任何资本家，“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鼓励，农民将把黄沙变成黄金。”
农民对自己的生产环境、资源禀赋与地理区位、气候变化等都明明白白，适合种什么与不适合种什么、怎么样才能够赚到钱的成本收益计算得非常精明。
因为，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既要考虑天气的影响—要上懂天文把握自然规律，又要考虑到土质的状况—要下懂地理把握生态规律，还要考虑到市场的需求—要洞察世事人情把握经济规律。
因此，必须赋予农民经济发展主体地位，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激发乡村发展内在动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市场化改革首先在农村拉开巨幕，让中国最贫穷的群体—农民，最落后的地区—农村最先发展起来，“万元户”作为那个时代风云人物都是来自农民。
让农民在短时间里发展起来，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少见的，其中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尊重农民首创精神，按经济规律办事，推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不断给予农民更多的自主经营、自由择业等生产自主权，让农民自己杀出一条血路，这不仅解决了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吃饭问题，而且使8亿人根本上摆脱了贫困。
邓小平对此特别指出，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和农民创造出来。改革就是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农民，给农民以自我发展的机会，充分印证了舒尔茨的理论判断，蕴含着最重要的市场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
由于农村改革滞后，导致政府通过直接投资项目等方式主导农业生产。由于不是市场导向，盲目扩大生产，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出现脱节，一些农产品因产能过剩而价格快速下跌，扭曲了市场供求关系，影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造成政府越位与市场缺位的问题非常突出，严重损害农民的利益与农业的发展，必然要求农业发展方式实现从生产导向向市场导向的根本性转变。
因此，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主线，就是以市场导向为关键切入点，找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黄金结合点，优化制度供给、政策供给、服务供给，有效发挥市场需求的导向作用和政府政策、制度供给的推动作用，推动农业供给结构和资源优化配置，以破解农业资源要素错配与市场扭曲问题，加快农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优化升级，使农产品供给数量、品种、质量满足市场需求，实现农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品牌化战略是最现实选择
美国是公认的全球农业强国，耕地占世界13%，大多集中在地势平坦、大面积连片分布的平原和内陆低原，具有大型农机大规模化生产的先天优势。
而中国人口4倍于美国，只占有世界耕地的7%，其中丘陵、山区的耕地面积占很高比例，大多数地区不适合大型农机大规模化生产。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开的数据，2017年全球粮食产量约为26.27亿吨，其中美国粮食总产量接近5亿吨，占世界粮食总产量的19%，中国粮食产量为6.18亿吨，占世界粮食总产量的23.5%。正是占全国农户总数97%左右、占全国耕地面积82%左右的中国小农户农业，其中是占绝大多数的贫困山区小农户，不仅产粮位居世界榜首，而且绝大多数农产品产量世界领先。
尽管如此，却有人提出，中国2.2亿农民干不过荷兰22万农民，因为荷兰用约3%的劳动力创造了约2%的价值；而中国农业就业人口比重接近40%，即用约40%的劳动力，创造了约10%的价值。
这一方面说明城乡二元体制下对农民最大的不公，导致中国农民没有荷兰农民收入高，中国农民作出了很大牺牲。而另一方面，说明中国小农户农业尽管高产量但没有实现高效益，根源在于人口大国长期粮食短缺所形成的历史惯性，始终把增产导向作为农业发展的最高目标。
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产品消费结构发生不断升级的根本性变化，表明了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正由总量不足向结构性矛盾转变，必然要求农业发展由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
按照中央的部署，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实现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推进中国小农户农业的高产量转化为市场价值的高效益，是中国小农户农业发展的现实选择。
现代经济中，市场效益和竞争力的综合体现是品牌。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产品质量、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必须以农产品品牌战略作为着力点，引领农业供给侧结构转型升级，以生产品质高、市场竞争力强的绿色优质农产品成为主攻方向。
农业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依赖性较强。因此，贫困山区的乡村要大力开发适合各地气候、土壤、水质条件的农产品，充分挖掘具有地方历史、地理和文化特色的品牌价值，以消费需求为引领，推动农产品由规模化生产向优质、专用、特色生产经营转变，使各具特色的山区地域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破解农产品同质竞争和增产不增收困境，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中共中央农办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转自：《民生周刊》 2019-09-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