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百年史迹演进的特点

“百年名家”，百年不仅表示一个时间段，即已经过去了百年，所谓沧海桑田，前人说过“秦时明月汉时关”，江山依旧，人事已非。它还表示的是距离，今人看前人的距离。以二三十年为一代人计算，一百年，总相隔了三四代人，有许多东西开始看得清楚了。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百年人物是文化巨匠、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这是一个有热度、有温暖感的历史人物。所谓“热度、温暖感”，就是这样一个古人，距离今天不是太遥远（所谓隔世，就是这个意思），今天的人尚能感受到他的气息与痕迹，总有一种摸得着、看得见的亲切感。我发现文化与历史对后世的影响，是有规律的。其他的不说，单说直接影响后世的，若以周期计，头一个百年是它的辐射力最强的时期，仅举几个例子以证明这一点：

其一是清朝咸丰、同治年间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存世十数年就消失了，但二三十年后，洪秀全直接影响了孙中山，孙中山从小就具有造反的意识，相当部分来自洪秀全与太平天国。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个案，到了清朝末年，那些仇恨清朝腐朽统治、要推翻清朝的志士，基本上在太平天国那里获得精神鼓励与启迪。历史没有结束，影响继续。进入民国，太平天国一直被肯定。到了1949年后，对太平天国的歌颂达到高峰。此时离太平天国的时代也刚好相隔一百年。1980年以后，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急剧直转，甚至到了“断崖式”跌落的地步。

其二，是与太平天国处于同一时期，甚至可说是因太平天国而发家的人物曾国藩。曾的事迹人人会略知一些，但他对后世的影响则恐怕知者不多。曾国藩的影响，不是他扑灭了太平天国，参与制造了晚清回光返照的“同光中兴”，而是他治世治家的思想,在他去世四十年后影响到中国历史的进程。二十世纪最大的枭雄蒋介石,生平极服曾国藩,无论个人修身还是面对时局,身边总带有曾文正公的格言或著作。甚而在其后半生维系江河日下的统治时，曾国藩屡败屡战、坚不放弃的经历，肯定给了他极大的精神支撑。无独有偶，中共领袖毛泽东，在他早年佩服的历史人物当中必有曾国藩一人。这是无须忌讳的。蒋与毛代表的是不同的政治理念，在历史舞台上作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难以想象，这两个不凡的人物，他们某种人生的精神资源，竟是来自同一个相去未远的历史人物。

再作进一步的分析，则更饶有意味：早年毛泽东崇拜曾国藩，有一个很少被论及的背景——在晚清，曾氏的事迹在全国传扬，在湖南一省则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曾国藩几为全湖南读书人的偶像：第一，历史上湖南从未进入过中国政治与文化的中心，曾国藩在剿灭太平天国的战斗中，带领着他的湖南团队，千年来第一次将湖南带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极大地鼓舞了湖南的士气，湖南沉积了历代的文化能量，第一次获得了惊人的凝聚。第二，曾国藩性格中隐忍、不屈的秉性，只要有一丝希望决不动摇的定力，可以说自明清以来为第一人。五百年来意志坚忍的人物为数不少，但能够改写历史的，恐怕只有曾国藩一个。毛泽东是湖南人，其大半生的奋斗历程，都有着近代湖南人倔强、不服输的性格，几乎可以看出六七十年前曾氏湖南团队的影子（以毛所处时代计）。

真正有启迪意义的历史，只有经过岁月的消磨，其本质才慢慢凸显。曾国藩屡败屡战（按：此为曾氏团队名言）、百折不挠的命运，似昭示着其身后近现代中国历史演进的形态，折射出近现代中国百年间多次面临“国破”颠覆之局忍辱负重的生存特点。

历史也是有血有肉的——正是这一点看出了人性，从来都是以输赢来论潮流的。前述太平天国的影响，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出现了断崖式的落幕，但曾国藩的历史意义，却截然相反地出现了复活，曾氏的谋略等一时如出土文物，广为传播，甚至被誉为官箴宝典。表面上看，这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轮回（曾国藩1949年后被戴上“镇压农民起义”的帽子），但今天可以说这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前述近代古老大国向现代国家转型时的历史气质，在这个世纪末达到了最后的呈现——宏济艰难，曲折前行，在痛苦中以积小胜而达至大胜。这实际是近一百五十年来新旧中国不甘灭亡、奋发向生的缩影与轨迹，几乎囊括了一百五十年来中国每一历史时期的重大史迹。曾国藩与太平天国最大的区别是，曾国藩赢了，他为他身后的中国留下了一种历史精神——“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梁启超评语）。

（二）陈寅恪身上的几个重要符号

有了前述的历史背景，现在就可从容地回到今天的主题，对下面将要讨论的历史，有一个更宽广的人文视野与“文化同情”。

陈寅恪，祖籍江西义宁（义宁：二十世纪改名为“修水”），189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的官署，时距曾国藩去世已十八年。基于此，陈寅恪也可算是湖南人，湖南给陈寅恪的影响，恐怕要大于他的籍贯地江西。十二岁时，陈寅恪就跟随兄长陈师曾东渡日本到东京巢鸭弘文学院留学。在此后长达二十多年里，陈寅恪往返于日本、中国、美国，以及欧洲等求学进修，其经历之奇特，心志之旷达，人生目标之明确，在二十世纪前期的留学生中找不出第二例。也因为这些，人到中年，他在中国学术界就获得了罕有的名声。陈寅恪三十六岁时归国，进入京师名校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为四大导师之一。此后陈寅恪用了二十三年的时间，到1949年为止，以其在佛教史、佛经翻译、西域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以及中国古典文学等方面的研治和成果，奠定了著名历史学家的地位。1949年，接近六十岁的陈寅恪，携家带口南下，开始了他的一生中极其重要的最后二十年。若没有这最后二十年，陈寅恪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是不完整的。

从1949年到1969年整整二十年，陈寅恪是在广州度过，他将最后二十年的人生留在了广州，留在了岭南。在这个历史时段，“岭南”的含义是多重的，有特指意味的，其中一义应包括岭南大学。岭南大学作为近现代中国声名藉甚的老牌教会大学（创建于1888年），其温情脉脉、纯然世外桃源的特色，向为世所慕。陈寅恪大半生都在教会大学“乞食”（陈氏晚年有自嘲语云“乞食多门”），故此他在最后的人生阶段，追随以“优容雅量”见称的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栖身于这座最后的贵族学校（岭南大学属最后一批处理的教会大学），是大有深意的，这一史实是可生发出多种兴味的……

1949年后，对于中国历史来说是一个新局，也是一个风云翻飞、前所未有的变局。从国家的层面上说，这是大变局下必然的历史之路，所以才有一些盛极一时的口号直抵人心，比如“只有砸烂旧世界，才能建设新世界”等。从个人层面上说，个人受到时代与现实的冲击，足以改变个人的一生；政治斗争直接左右了每一个人，人类一些社会属性以及天性——形形色色的人性，在这种冲击面前，展露无遗。

到此，陈寅恪作为近现代人文中国一个重要的符号、一个标志性的人物，才算完备。结论已呼之欲出：陈寅恪的一生，以其坚忍、不屈、屡遭挫折的不幸遭遇，坚守其中国文化必将重放光华的信念，以生命相付托，以他的学术成果，以他的亲身所感，以他的践行，书写了近现代中国人文学术在苦难的变局中坚定前行的一个典范。换言之，陈寅恪的典范，直接映射出百年人文学术历史轨迹的一大特点：在困苦中坚守，不屈不挠，直以生死相搏，极具自信的色彩，也极具悲壮的色彩。

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中，与陈寅恪同样具有天赋才华的学者不在少数，研究著作多于陈寅恪的学者也可圈点出若干，但唯有一个陈寅恪，获得了他所处时代学术界集体的敬佩与仰慕，因为，陈寅恪的经历，陈寅恪的所感，陈寅恪的遭际，他们是这样地熟悉，甚或他们也曾经多少经历过，极具一种“了解之同情”。而在此基础上陈寅恪百里挑一达到的学术高度及学术成就，足令他们极为钦佩；陈寅恪的品德与人格，照见古往今来，足以仰之弥高。面对如此人物，如此历史，所有同调的同时代者都会极感亲切，百感交集。

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历史。所有的坚忍与不屈，都带着泪水，带着悲壮，这是百年中国人文学术很鲜明的学术气质，这也是陈寅恪学术人生很鲜明的历史气质，两者可以互为阐释。这样的高度统一，百年来在中国学术界恐怕找不出第二例。

百年中国学术的命途，与社会时潮的大背景高度吻合，故此，时代同样决定了学术的面貌与气质，历史同样决定了学术的前进方向、延伸轨迹。这是烙印，任何人都无法剥离的烙印。这也是人生的视野与学术的视野。当具有这种“人与时代”不可割裂的意识，以及这种“人与时代交织”的视野时，将使一个学者获得与众不同的高点。陈寅恪学术的一个重要特点，正是拥有这样一个高屋建瓴的立足点。

陈寅恪历史基因的眠食地

独特的家世背景与家国情怀

古往今来，一个文化巨匠含有极为丰富的人文内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发见其内涵。陈寅恪正是这样一个文化巨匠，在他身上可以体味出多种历史意义与文化意义。走进陈寅恪的历史世界，有许多切入口，今天就选取一个最传统的角度去领略，也许会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拉近与历史的距离。

中国传统士人最大的特征，就是有家国情怀。“家国情怀”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现在就借用陈寅恪研治历史得心应手之法——以“家世、社会环境、个人因缘”这些要素，探寻影响其一生的家国情怀。

首先，不能不说到湖南。陈寅恪的籍贯是江西义宁，但湖南才是陈寅恪历史基因的眠食地，陈寅恪的家世背景与家国情怀，浓厚地折射出近世湖湘的历史痕迹。

道光三十年岁末（1850-1851），洪秀全等人在广西金田村聚集众徒，打响了反清的第一枪，自此，太平天国的军势席卷半个中国。咸丰三年（1853），时年二十三岁的陈寅恪祖父陈宝箴，在义宁家乡协助组织乡民抵御过境的太平军，这一事件决定了陈宝箴的一生，他的起家、他的功业，除了还有科举一途外，基本就靠与太平天国的斗争展开。同治二年（1863），陈宝箴拜见曾国藩，曾氏引为上客，评价陈宝箴为“海内奇士”。自此，陈宝箴进入湖南省官绅阶级，从此与湖南官绅集团结下不解之缘，影响其后半生，也影响陈宝箴一支的子孙二三代人。同治十一年（1872），陈寅恪之父陈三立二十岁，作为家属随同陈宝箴在湖南长沙安居，正式拉开他在湖南的人生帷幕，长达二十多年。

光绪十六年（1890），陈寅恪在长沙出生，此时陈三立安居长沙已近二十年。从这个意义上说，陈三立已算大半个湖南人。更主要的是，陈三立一生的功业、一生的友朋关系，可算是从湖南开始。此时期的湖南，是一种怎样的情形？

光绪七年（1881），江西新建人夏献云，在湖南长沙写了一篇广为传颂、荡气回肠的记叙文《重修定王台碑记》。定王台是闻名遐迩的汉代古迹，是长沙两千多年历史的重要标志。这篇碑记劈头第一句就说：“湖湘人尚气节，风俗敦厚。虽乡愚僻壤，谈某也忠、某也孝，辄勃然色动。盖其崇根本，渐摩成化久矣。而其千古不磨者，忠莫著于贾太傅，孝莫著于长沙定王，一宅一台，岿然独存。”结尾又说：“夫整纲饬纪，守土之责；明伦尚孝，风俗之良。不忍薄于其亲，则必有忠爱其君者。……登斯台也，其必有闻风兴起于百世下者矣。是为记。”

全篇文章的主旨，就在第一段，即“湖湘人尚气节，风俗敦厚，谈某也忠、某也孝，辄勃然色动”。最形象的记录，就是这句“辄勃然色动”，可谓栩栩如生，极见音容笑貌、情感声口。每当读到这句话，我马上想起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陈寅恪对当时一些以互相揭发来显示自己进步、为表示紧跟形势而图解新理论的知识分子作出深恶痛绝评价的场面。据当时的内部材料记录，陈寅恪提到这些人、这些事时，辄勃然动怒，七情上脸。两相比勘，这可算是近百年湖湘流风的回光返照。对于陈寅恪来说，尚气节，以及历千古不磨唯忠与孝“岿然独存”，这是他一生的出处，也是一生的标准，毫不含糊。

百年后回过头来看，夏献云的碑文，似是一个标识，它预示着湖南人文精神历两千年积累后将有一次总爆发。这个爆发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整整十年为标志，其中又以陈宝箴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出任湖南巡抚一职为引爆口，将湖南一地忠孝气节、道德恪守的厚德带到了神州的历史大舞台上。

十分奇特的是，在“戊戌”之前的神州政局中，地理位置与政治位置并不特出的湖南省，竟然以变法措施风动全国，其原因历来都说是陈宝箴领导了一系列的变法而产生的。只是足以风动天下的潮流，必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陈宝箴治湘，引爆了湖湘积累千年的士气与胸怀天下的豪情。下面引一些当时人的记录与心声以证之：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七月十七日，陈宝箴致信两广总督张之洞，内有语句：“窃谓国家创兴大役，以立自强之基，况湘人素怀忠义，同德同仇，今昔一辙，近来士绅尤多通晓时务，不泥故见。”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一月，《时务报》有评论文章写道：“湖南如开通商口岸，则中国进步可期迅速。该省本系繁富之区，中兴之际，所出名臣不少，虽历来颇恶西人，而人民之财力志气，足为各省之冠。一旦开埠，数万黎庶风从，皆深知西法为可效。”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七，张之洞致信陈宝箴与黄遵宪，有句谓：“湘中人才极盛，进学极猛，年来风气大开，实为他省所不及。唯人才好奇，似亦间有流弊，《湘学报》中可议处时有之，至近日其偏尤甚，宜劝谕导设法更正。……公主持全湘，励精图治，忠国安民，海内仰望，事关学术人心，不敢不以奉闻，尤祈切嘱公度随时留心救正。”

在“戊戌变法”前的三四年间，这样的言论在湖南官绅阶级、士人之间随处可闻，可谓全国少有。因为这些极为激励人心的言论，并不是建立在渲染中国快将灭亡的悲哀论调上。而在其他省份，中国再不变法就要被瓜分的危机呼喊，是“戊戌变法”前全国主流的言论，充满了瞋目裂眦的悲愤色彩，几达天下同声的地步。湖南的特别之处却是在，借着风气大开，全湘人才鼎盛，积累深厚，忠义节气冠全国，成为海内瞻望之首。换言之，湖南人因“尚气节，风俗敦厚”，对新政充满了憧憬，极有激情！（当然，反对新法者也在“忠孝节义”的感召下不惜以生死相较量，故而有“海内轰动”之复杂场面。不赘。）

这些近现代湖南一地的人文精神，全由陈宝箴抚湘四年而激发出，并且影响至二十世纪前期。

再回到陈寅恪上，可以发现，一百年前湖南人这种“尚气节”的激情，实已投射到陈寅恪身上。再进一步考察，同样可发现在二十世纪一众文化大家中，找不出有比陈寅恪对中国文化的重振与活力更充满自信的一个人，也找不出有比陈寅恪对中国文化如此坚守、视为远高于个人生命而更呵护之、敬仰之的一个人。

二十世纪同样有二三儒家对中国文化、对儒家学说有至深之爱与维护，但仍不能摆脱一己之爱、一派之学、一家之言的格局，而陈寅恪的坚守与呵护，自信与坚毅，远远超越一己之好，而具一种博大的史识与情怀，而具一种充满信念的赤诚。这种气质，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湖南省士绅阶级那种“素怀忠义，同德同仇”“登斯台也，其必有闻风兴起于百世下者矣”的昂扬的奋励之气质何其相似乃尔。陈寅恪的气质实际就是从近代湖湘人文士气中化来。

一句话可以形容之：元气淋漓，大气磅礴，一往无前。但天下事有一利则必有一“弊”。

十九世纪末期湖南士风“忠义节气冠全国”固然引人注目，但同时湖南士大夫中“憨直、固执、性耿”等特点也很鲜明。前面引张之洞信函中涉及的湖南十九世纪末期社会风气“历来颇恶西人”“性尤偏”等这些偏执，同样存在于湖南的士风中。这种性耿、固执，很可爱，很见精神，但也有常人不容易理解的一面。这一地域性的风习同样也烙刻在陈寅恪的身上：1953年11月，受中国科学院的委托，带着国家有关领导人的期望，陈寅恪的学生汪篯南下广州，要劝说恩师回北京出任中国科学院第二历史研究所职务。旬日后，陈寅恪口述了一函“对科学院的答复”的信。这是一封今天广为人知的信，陈寅恪为了以示并非口说无凭，专门强调他要获得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的批准（陈称之为“毛公”“刘公”）。这是一个经典的场面，可以作出许多种解读。

现在只从湖湘士风的角度作一解读。当时在现场的两个女性，马上一齐劝陈寅恪不必这样说，这种劝是对着双方的，一是对陈寅恪，一是对汪篯。对汪篯，两个女士的意思很清楚，不必如实记录陈寅恪的说话。所以，才有紧接着的一个场面出现，陈寅恪以不容辩驳的口吻对汪篯说：你必须如实地记录我所说的，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两位女士，一是已有时誉的岭南学者冼玉清，一是厦门著名侨商之女黄萱。这些前缀的形容词只是想说明两位女士身份不凡，见识也不凡。她们觉得陈寅恪完全不需要说得这样决绝，可以委婉一些，也就是官方与陈寅恪双方都应以礼相待，留有面子。这是她们对陈寅恪的劝说。但这时陈寅恪很像一个倔强的孩童，十头牛也拉不回。汪篯只好忠实地记录下这个特殊时期唯一的声音，而且这个声音最后被传递到最高层。这个情节已经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中作过解读，现在的解读或可更进一层：陈寅恪是何等聪明的大家，他又怎不晓人情世故？他又怎会不知此刻虚与委蛇当不失为一种大度？他此时的倔强，与近代湖南士绅阶级中“素怀忠义，同德同仇”气质中蕴含着的“憨直、固执、性耿”的湖湘之秉性，有惊人的相似，实出一源。

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批判性

当然，再深究下去，肯定会发现这里面有超越个人性格之上的历史因素在。

据现今所能证实的材料，1936年，身为中文与历史两系合聘教授的陈寅恪，已在清华大学开设“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研究课程，已向学生分发《元微之〈遣悲怀〉诗之原题及其次序》等课堂参考资料，也就是说，陈氏的名著《元白诗笺证稿》在1936年已经搭起了框架。1944年，《元白诗笺证稿》全书写毕。1948年，陈寅恪从该稿中选取《元微之悼亡诗及艳诗笺证》等篇章，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由是一段惊世骇俗的话语公开面世，影响深远。

陈寅恪在论及元稹艳诗及悼亡诗反映出唐代“当日社会风习道德观念”对士大夫阶级的影响时，作了这样的历史判断：“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各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陈寅恪的判断语是如此刚正，文字中透露出的性格是如此耿直，体现的是如磐石般不动的信念。现在，这段陈氏名言在知识界人所共知，尤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经历了种种风雨后，这段名言更彰显出它对历史概括的经典性。

从上述编年的铺陈可以看出，陈寅恪这段结论，文字背后蕴含着的历史内容极之丰富，现特为之揭出：

其一，它首先源自陈寅恪对唐代历史的熟稔，其论唐代文体的变革，论元白诗歌创造性的贡献，文意纵横开阖，卓尔不群，甚富阅读感染力。

其二，更重要的是，陈寅恪有关“士大夫阶级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变迁有关”的感慨，直接见出陈氏对民国世态的批判。清末民初，不仅是一个二三百年才出现的大变局，同时尤是传统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剧变时期，陈寅恪句中所说“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绝不是一般的陈述语句，实是对民国社会极为贴切的形容。1931年，陈寅恪撰《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已对现实有如此痛切之责：“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今日中国多数教育学者庶几近之。至于本国史学、文学、思想、艺术史等疑若可以几于独立者，察其实际，亦复不然。……昔元裕之、危太朴、钱受之、万季野诸人，其品格之隆污，学术之歧异，不可以一概论，然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观念，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

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慨如何？”这是一篇甚负时名的评文，所含历史之义也多，特别值得拈出的是陈寅恪借“学而优则仕”之古语，实讽当日之学者早已抛弃学术独立的宗旨，而追逐“仕途”上去了。1942年，陈寅恪在从香港逃亡回内地的途中作《陈述辽史补注序》，有语云：“回忆前在绝岛，苍黄逃死之际，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抱持诵读，其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极世态诡变之至奇。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凡四十年，从无似此亲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饥饿之苦，遂亦置诸度量之外矣。”1945年，陈寅恪饱含沧桑之感作《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有语云（摘录）：“任公先生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然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是说也，余窃疑之。忆洪宪称帝之日，余适旅居旧都，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

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是以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事势，噤不得发。”十数年间，陈寅恪相似的文字表述累累满目，上举三文足可称之为极有代表性的注脚。这既是一个历史学家对历史大义的阐发，更是一个优秀士人对现实的批判。置身于这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陈寅恪这种“由历史而现实、再由现实而历史”的贯通，为现代人文中国开一新区宇：治史者徘徊于古往今来，感同身受，瞻前顾后，与千载史魂相接，一时澄清之志浩然而来。从大处说，它为这个国家的文化提供了一种高远的学术胸襟；从个人方面说，它展现了有三千年传统的优秀学人的伟大人格，足堪敬仰。

其三，历大半个世纪的淘洗，这段陈氏的名言，早已超越对当日世象的评论而具历史意义。这段话语在当年面世后即闪耀着思想的光辉，给人带来心灵震撼。1949年后，在有关方面多种研判陈寅恪个性的材料中，这段话就屡屡被摘引，用来分析陈寅恪的世界观。由此可见，材料的为文者也认同它们最能反映出陈寅恪的现实态度。

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是与生俱来的。所谓与生俱来，就是在文明发育之初就已经天然具有。两三千年前的《左传》就记录了一句影响至今的话语：“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之不朽。”这段话人人皆知，其意思三千年来似乎也一直明白畅晓：“立德”，就是修身见品，树立世之楷模，由此可知在先秦时代是将品德放在人生的头等位置；“立功”，也很好理解，就是为王前驱，为国出力，建立功勋；“立言”，似乎更易理解，就是留下华彩文章，留下足以传世的文字。这三项都是从传世的角度去定义的，这就是“虽久不废，此谓之不朽”的含义。

在今天，我自感有一个新发现，“三不朽”其实是对应着当时主宰着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国家中坚集团三种类型的人说的。其他两项不论，单说“其次立言”，它固然有留下传世文字这一层意思，但这句话最重要的含义应是对有言说职责的士人提出的要求，意思很明确，“立言”的其中重要一义，就是要对世道作批判性的思考与书写，它的特征是高瞻远瞩，有预见性与超前性，总结出历史的发展真谛。所以“三不朽”中的立言，完全是对知识分子使命的要求与规范。故此，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尽在“立言”范畴内的议论文体与思辨文字,如上某君王书、谏某事书以及论、奏等，十分繁荣发达。其达至高峰、具有标志性的范文就是李斯的《谏逐客书》。从实践与史迹看，这些“书”“论”之类的文字，既是士人求晋身之阶的敲门砖，但同时更展现的是当世杰出士人对历史发展趋向的前瞻。故此南朝刘勰在其名著《文心雕龙》中对“论说”一体作过这样的概括：“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这些文体的主体风格，基本上都是相似的——批判性，以引经据典、展望古往今来去批判君主的一些政策与做法，来抒发自己的一腔见解与抱负。正所谓“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

其实，最能代表“立言”这一历史内容的经典，早见于世界文化瑰宝的《论语》一书。诞生于两千多年前的《论语》，已将“三不朽”中的“立言”一项，阐释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两千年来论述《论语》的书籍车载斗量，但有一种理解却是十分稀缺，那就是如果换一个角度去看，《论语》中的大部分言论都是有批判性的——对末世的批判、对道德沦丧的批判，即使是一些情怀高尚的寄语或思想表达，都是建立在否定丑陋现象的基础上说出的。举一个典型的例子，《论语》的《先进》篇，记载了孔子向侍坐的四位弟子询问未来人生理想一事，其中似乎最没有雄心壮志的曾晳（点）的回答，展现了在那个攻伐盛行的时代另一种对诗意人生的向往与渴求：“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是两千多年来极负盛名的一段话，实开中国士大夫阶级隐逸派中旷达、适意一路之先河。出乎意料的是，听完曾晳的话，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孔子肯定曾点，等同批判了其他三位学生的人生取向。这就是很有代表性的孔子“问志”。窥一斑而知全豹，事实上，《论语》的批判性血液，奠定了中国士大夫阶级的精神基因与面貌。

两千年来，中国优秀知识分子批判性的重要载体，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历史记载功用与文化信息传播功用的诗文集。历代优秀士人的诗文集，基本上是紧紧依循着“三不朽”中“立言”的历史主旨，汇成了两千年来中国优秀知识分子批判性的长河。

远者不说，仅以唐宋八大家的诗文集而言，若不从文学的角度，而是换一个角度看，全都实践着“三不朽”中“立言”的批判性。汉魏之际，既是君主又是文人的曹丕，对文章作过这样千古不刊之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此语千百年来激励着无数的士人。至于诗歌，早在春秋时代，圣贤就这样作了概括：“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合起来就是“兴观群怨”。这四个特征，至少有三个就直接与批判性有关。

陈寅恪一生对诗文集的感情，对印行自己诗文集的渴求，超出了同龄人。现今所知，早年陈寅恪留学欧洲时，就已经用中国传统诗歌的形式，写下他对欧洲人文名胜古迹的感想。这似乎是很矛盾的事情。游历过欧洲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甫一踏上那片土地，整个气场与感觉，与东方故国不会产生交集。但就是在这样的地方，青年陈寅恪依然用东方古典式的“兴观群怨”，写下了不少咏叹古诗。须知，此时陈寅恪在欧洲高等学府学习，如鱼得水，获得了民国年间一群留学欧美学术超人的由衷敬佩。同时，陈寅恪大半生一些已西化的饮食习惯，也几乎于此养成。换言之，写着中式古体诗的青年陈寅恪，是毫无障碍地自然融入欧洲文化氛围中。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士人的诗歌，其诗心肯定不是一种“附庸风雅”的消遣，它最大的功用是寄志言情，用前文定义“三不朽”中的“立言”来说，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式的批判性。春秋时代，诗歌最大的功用是寄志，既然是寄志，那么阅读者最大的享受就是通过诗歌去观志。

保守地说，陈寅恪从青年时代开始写诗，到其暮年，一生写了六十年的中国古体诗，越到晚年，诗歌几等同为生命的特征开始呈现。

1949年后，现实体制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关注陈寅恪的诗歌创作，千方百计要探听到陈寅恪诗歌最新的写作情况。最表面的一个理由是，通过诗歌去了解陈的心态与思想情况；而难以说出口的深层原因，却是通过诗歌可以知道陈寅恪对政府的态度、对现实的看法。

于是，这些似乎无关重要的历史细碎之片，无意中透露出其中重要的信息：古往今来的政治，其实是知道诗歌的批判性，这个批判性是中国文化中与生俱来的，是无法抹去的。你只能探听，但却无法扼杀。

这样，在陈寅恪的晚年，在他与现实之间就出现了一场很有意思的“游戏”：所在学校极想知道陈氏写了什么诗歌，而陈寅恪为了保护自己的诗歌，千方百计防范着人。按照传统知识分子最常见的做法，既然诗文招祸，那就不写不作，有一词语很形象——“噤不得发”，就是不作声，口不说，连文字也不写。于是另又产生了一词：“腹诽”，话只在肚子里说。发展到极端，清代乾隆年间，所有乾隆忌讳的书籍、文字基本都要销毁，牵连到的人都会被严惩。到了现代“文革”时期，更是登峰造极，凡是涉及“封、资、修”的东西都被查抄，而且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人人未等抄家来临，就先自己动手销毁有可能带来危险的文字、书籍等。

极有意思的是，晚年陈寅恪怎会不知道历史上的教训？他一反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常态，明知自己的诗歌已经被盯上，不仅继续作诗，而且不计后果用多种抄录稿本的方式录下自己一生的诗歌。借用他晚年汇辑其他著述时含有感情的话说：“这样做，是为了以免日后散逸。”

陈寅恪这一做法十分罕见，在其时的中国应数不出几例，可以作多种解读。但有一种解读最接近历史真相，即，完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化的陈寅恪，在人生的最后年月，他已经将诗文视作一生的结晶，等同于生命；诗文存在，就等于生命存在，肉身可灭，唯是精神不死。也就是“三不朽”中的“立言”。由此也可知，“三不朽”中“立言”的批判性，其最深刻的东西，不应理解为仅是对当世的批评讽刺，它更应是超越现实对历史发展的一种把握。陈寅恪当然知道俗世一直在说他的诗是“讽刺诗”，他肯定对此嗤之以鼻，因为他自信其诗文寓有高远的史识，将会传世，相知者或就在后世。

陈寅恪的确目光如炬。他不怕与现实作这种“你要打探，我偏不停笔，而且不怕你抄走”的周旋，直白地说就是不怕与现实玩这样一种游戏，这在历史上很罕见。不过还是有先例：北宋文豪苏东坡，一生屡因诗文惹祸，晚年被贬岭南，投身蛮荒，依然为诗不辍。苏东坡在岭南作诗，朝廷很关注，竟能对其岭南篇章了如指掌，所以才有后来权臣读诗而再次恼恨，直将苏轼再贬到天涯海角。但苏东坡仍在不停地写，朝中政敌可以摧残苏东坡的体魄，却无法毁灭苏诗。

陈寅恪的天下观

一种文明是否发达、成熟，是否具有久远的生命力，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看史学是否发达、成熟，是否连绵不断。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化大国，其中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中国的史学有三千年的历史，非常成熟，无论体系与思想，三千年来基本完整传承。具体表现为自有纪年登载，年代记录有例，代际演进清晰，史事丰富，从未中断，足堪称世界一个奇观。可以说，直到二十世纪之前，在两三千年中，中国最好的文化人才、最好的读书人，首选的兴趣是研究历史。所以中国的历史学历来汇集了最优秀的学者。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研究领域，同样汇集了中国学术界最有天赋的学人，从这个意义可以知道，陈寅恪身为一个历史学者，为何生前与身后会获得巨大的声誉与崇拜。其实，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界，天才多有，优秀学者更是星光灿烂，但陈寅恪依然拥有最为耀眼的光芒，很显然，他有着其他学者不一定具有的特质。这个特质，就是陈寅恪在作历史研究与文化研究时，具有非常可贵的“天下观”。陈寅恪的天下观，超越了一个文化学者、一个历史学者的范畴，而见出一个卓尔不凡的政治家、哲学家的视野。这是十分可贵的视野，在同一层次的高手中，若以史料的掌握、功力的深厚、文字的表达等条件相较，如果还难分伯仲的话，只要有视野的高低之分，立可决出高下。陈寅恪的视野，放在二十世纪历史学家群体中，无出其右者。

这个视野，借用一句习用语——“卑之无甚高论”，就是天下观。

“天下”这个概念，远在上古时代就出现，而且很明确，含有包含天地万物、宇宙广远的意义在。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他们的著作之所以千古不朽，常读常新，乃是他们的视野含有天地万物，是为“天下”而发，足以超越古今时空。在《论语》中，孔子的主要思想，更是从“天下”这个角度发出——尽管列国都知他是鲁人，站在鲁国的土地上总结或整理他的学说。孔子的继承者孟子说过一段至今仍为人不断引用的话：“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很值得注意的是，从这段话可以清晰地理解先秦时代先贤们的“天下观”。孟子列出了三个概念——“乡”“一国”“天下”。“乡”，其含义与今天的理解没有什么变化；“一国”，显然是指当时林立的诸侯国；“天下”一词，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一个主宰诸侯国的王朝。但无论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还是从孔、孟一贯的理念看，这里“天下”的含义很丰富，今天，在近百年的现代考古发掘中已经证实，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众大小诸侯国，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风俗，独特的人文风貌以及发展特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孔、孟所言说的“天下”这一概念，肯定不仅仅指一个主宰天下的王朝，而具更广阔的天地、宇宙的含义，也就是这个含义具有人类对“天、地、人”浩瀚空间的遥感与敬畏，以及在此之上存在着的一些法则。

循着这个思路，可以发现，具有“天下观”的学者、文豪，他们的文字，正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正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财富。在这里，就依上古、中古、近古的轨迹，试举三个典型的例子以论之。

自孔子、孟子以还，秦、汉时代第一个最值得说的就是司马迁以及《史记》，司马迁在其名篇《报任安书》中，第一次详尽剖析了一个历史学家的心路历程，可以说，司马迁的这篇自述，基本规范了此后两千年中国历史学家的学术之路与学术情怀。所谓规范，司马迁把话说尽了，由此可知他达到的高度。司马迁的《史记》，也是第一次在一部史学巨著中将“天下观”的意识展现得淋漓尽致。可问之处就在这里。

《史记》两千年来都是中国士人的读书范本，既然可模仿、可对照，为何后世的历史著作很难超越？这说明，视野与意识，从古到今都是无法模仿与复制的。司马迁之后紧接着出现的班固的《汉书》，也是千古不朽的名著，《汉书》有它自己的特点与优长，但在“天下观”的意识上，班固实难与司马迁相比。作一比喻，若只看《汉书》，模仿它的技法，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不错的学者，但却很难领略“天地、宇宙、万物”汇于胸中的那种大势。这是上古时期典型的例子。

中古时期同样有值得一说的例子，他就是唐代大文豪，也是历史学家的韩愈。这是一个陈寅恪十分心仪的人物。

唐代的文豪多如天上的星辰，但若从文章之道与史学之道而言，能千秋垂范的人恐怕不出三五，其中韩愈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韩愈文章之道中的“天下观”意识，令他的文字永远具有魅力，唐宋以后，世人是用“韩潮苏海”来形容的。

对于陈寅恪来说，韩愈这个古人与己身之遭际最心有戚戚焉的一件事，就是“韩碑事件”。唐宪宗时期平叛了淮西地区的军阀割据，韩愈受命撰写《平淮西碑》，碑文勒石于宫中。后宫廷纷争，朝廷下旨磨去韩愈碑文，另请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于是出现了“一碑两文”，韩愈的碑文称“韩碑”，段文昌的碑文称“段碑”。今天若要对这一事件作一客观判断，取“韩碑”与“段碑”对照看，真相立现。一句话，在“天下观”的大势下，韩碑完全胜出。也只有这样，所谓“天下观”的视野与意识的含义，读者方能完全清晰感受出。1953年陈寅恪举“韩碑事件”以一申独怀忧伤之抱，乃是他将自己写于1927年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比作永难磨去的“韩碑”。王国维自沉后世间议论文字何止万千，唯陈寅恪《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以区区二百余字之数，一光王氏之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并推断王氏之沉“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到今天九十余年过去，昔日大部分贬斥王氏的文字或销或沉，唯有陈寅恪之碑铭历久弥新。

最后举一个近古时期的例子，他就是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这是一个今人更为熟悉的历史人物，明清易代，他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点，此点在二十世纪多难兴邦的征途中，曾激励着亿万中国人为保国保种而前赴后继地献身。实际上，这个观点有完整的一段阐述，现摘录其中的要点如下：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说出这样经典之句的顾炎武，是明清之际最具“天下观”的学者，他的《日知录》也是明末清初最杰出的史学著作。值得深思的是，孔子、孟子口中的“一国”与“天下”之辨，尚含有当时诸侯之国与王朝之分，但在顾炎武所处的明末清初，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已实行近两千年，深入国魂，很显然，顾炎武笔下“国”与“天下”之分辨，丝毫没有“诸侯国与王朝的关系”这一层意思，顾氏眼中的“天下”，只能是超越国家之上的人类文明法则。明清之际，前后一百年间，杰出的学者不下二三十人，但具有“天下观”大势的学者，无出顾炎武之右。

在顾氏逝去的两百多年后，在现代历史学家之中，陈寅恪无疑是最具“天下观”视野的出类拔萃者。正是这一点，使他七八十年来高居于学术界众生之上。尽管一直有人说他是老古董、遗老遗少，甚至有人说他不会写文章，行文笨拙，但都无法抹掉这样的事实：只要进入陈寅恪著述的世界，会教人为之感怀、思绪绵长。下面仅以陈寅恪一部著作做剖析。

1953年，63岁的陈寅恪，在有万般心事的情形下，以难以压抑的衷情，撰写了日后成为经典名作的一篇长文《论再生缘》。

《论再生缘》选取的题材很普通，时代背景也很平凡，说的是乾隆年间一个深闺少妇陈端生，在庸常的日子里开始撰著弹词小说《再生缘》。这里又有两个要点：一是陈端生创作的《再生缘》，成功地塑造了才貌无双的女子孟丽君的形象，这个人物，在中国弹词小说中是一个杰出的贡献。陈端生在人物身上寄托了一个深闺女子无限美好的人生理想，歌颂了妇女欲挣脱世俗束缚的惊天行为，赞美了孟丽君的才识和胆略。二是陈端生的个人遭遇，直接照见了乾隆时代一个恪守闺门、命运不由己、充满才华的女子不幸的一生。

陈寅恪成功地将上面两点以“互相映照”的写作手法，逼真地还原了孟丽君的历史以及陈端生的历史，达到了戏里戏外、历史与现实、艺术人物与作家真实情感互为阐释的高度，故此《论再生缘》虽是一部属于“乾嘉学派”式的考证著作，但丝毫不掩饰这部历史著作强大的人文感染力量，撼人心弦的阅读冲击力。因为，在陈寅恪的论述中，我们可以读到史家陈寅恪出类拔萃的史心——才学、通识、博大；我们还可以读到陈寅恪的人心——善良、悲悯、感同身受的广阔情怀。这是具有普遍价值的人性光辉，可以想象，这样的著作将会打动任何时代的读者。这就是体现在著述中的“天下观”。

正因为有了这些，在乾隆年间这样一个庸常的时代——所谓盛世下的平庸，一个活得暗淡无光的女子，在陈寅恪的揭示下，后世人才发现这个极有才华的女性，她的精神世界竟是如此明丽、高洁，照亮了生命中最为自由不羁的生命意志与独立的精神。一句话，陈寅恪精神世界中的“天下观”、陈寅恪精神世界中的远高于世俗的博大胸怀，俱使一个庸常的时代、庸常的人生，无法遮蔽一段美好的理想、美好的精神生活，而陈寅恪揭示的是，心灵的美好与理想的不灭，独立追求与对自由的渴求，总会冲破窒息与绝望，展现着人世的希望。

这是大智慧，这是大人性，没有豁达的胸怀与高远的视野，如何能写出如此令人一读三叹、久久难平的传世文章？！

* 作者附识：本文写作时参考了《陈宝箴集》（汪叔子、张求会编）、《散原精舍诗文集》（李开军校点）、《陈寅恪集》（陈美延编）、《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卞僧慧纂）等书籍，在此谨表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