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监为刑余之人，是宫廷中供使唤的家奴，这是偏于社会下层的一面相。太监又因专权而地位显赫，耀武扬威，招摇过市，这是偏于社会上层的另一面相。北京是太监最为集中的城市。太监生活在皇宫中，所从事的是一些服侍皇帝或宫中后妃的事情，其生活当然是宫中生活的一部分。但在明代，太监时常外出采买，也与市井发生一定的关系。万历中期以后，矿监税使四出，太监蜂集各地城市，把城市搅得一塌糊涂。明人王磐作有一首《咏喇叭》的歌曲，对宦官到了地方上之扰民现象有深刻的刻画。歌曲道：“喇叭，锁哪，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那里去辨甚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净鹅飞罢。”
明人谢肇淛记：“宦官、妇女看演杂戏，至投水遭难，无不恸哭失声，人多笑之。”这足以说明，太监有妇女之性的一面。而明代也有一句俗语，道：三个性儿，不要惹他。所谓“三个性儿”，即：“太监性儿，闺女性儿，秀才性儿。”显然，太监之性如同闺房女子一般。何谓“太监性儿”，一是喜怒无常，任意闹事；二是多泪常颦，一味娇痴。所以，太监的性子，确实很难把握，但如果拿得着，对了他们的心思，却又是“头也可割与人”，甚至替人出死力。
明宫太监生活，丰富多彩。或贪婪成俗，其性好赌，三五成群，斗鸡、掷骰、看纸牌、下棋、耍骨牌、打双陆；或好吃，轮流做东，约聚饮食；或奢侈成性，凡是生前的桌椅、床柜、轿乘、马鞍乃至日用盘盒器具，均不惮工费，务求美观，至于坟寺、庄园第宅，更是殚绝财力，以图宏壮；或专门吃素，持佛氏之戒，修善念佛；或好花木，喜养鱼，以示侈富；或好串戏，买来一些民间幼男，让南人教习，以供自己耳目之乐。太监是明代芸芸众生中的特殊阶层，这些人的生活也颇值一记。
一 太监的家庭与性生活
中国的老祖宗早就留下训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又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阉割净身而做太监，这是一般常人所不屑为，更为士人所鄙夷。那么，怎么仍有很多人想做太监呢？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两个：一是在明代京畿地区，确有这么一些人，他们家中无地可种，又生性疏懒，不愿为人佃佣，整日在外闲逛，无所事事，甚至为非作歹。当看到有些人做太监以后发了财，又长了威风，着实羡慕煞人。于是，就私自净了身，在北京潜住，想找个机会，托上一个熟人，到宫中找份差使干，既混碗饭吃，或许将来自己也能得权获势。二是畿甸之民，乃至山东、山西、陕西等地，有些人希图躲避徭役，又想侥幸得到富贵，而家中又有数子，就将其中一子阉割，名曰“净身男子”。一旦进入内府，不但本人一家可以免役，而且其亲邻都可以享受免役的特权。在这些净身男子中，能进宫成为太监的毕竟属于少数，其中无法进入宫中者，就只好为乞、为盗，有些甚至起来闹事，竟敢殴打礼部尚书这样的大臣。
这些净身男子进宫以后，有些人就掌了权，志满意得。尽管如此，太监有时仍将阉割视为奇耻大辱。如正统年间，太监于经得志，其父来探望他。于经下帘笞父，冤他父亲：“尔何忍阉儿？”过后，才上堂称父，抱持而泣。
太监虽是刑余之人，但也极力追求与常人相同的生活，即使不能娶妻生子，也要讨“菜户”，拉“名下”，犹如娶妻生子一般。
太监有妻，在明代以前已有先例。唐代高力士，曾娶吕玄晤女国姝。又如太监李辅国，皇帝替他娶元擢女为妻。宋代太监梁师成妻死，一些大臣还前去祭奠拜哭。元人赵伯颜不花先有妻子，年过三十，元顺帝才将他阉割，成为太监。不花舍不得妻子，入宫后仍与妻子共处。
明初洪武年间，明太祖下令，太监不准有妻，凡是太监娶妻，则处以“剥皮之刑”。但这一制度，到了宣德年间，显然已起了变化。宣宗赐给太监陈芜两个夫人。陈芜后由皇帝改赐姓名，姓王，名瑾，字润德。天顺初年，英宗也赐给太监吴诚妻。太监吴诚不但有妻，而且有妾，其妾为姚氏。自万历以后，太监大多与娼妇交好，并将其娶回，当时北京的坊曲即“西院”，已经成了这些太监的“外宅”。在明代，北京的妇女一般被视为“多懒而馋”。这些猥下的京城妇女，就与太监交往，时日一久，有些人就昵爱宦官，抛弃自己的丈夫，而甘愿托身太监门下。
太监已被阉割，即常人所谓的已“去其势”，或者说已无“人道”，那么这些人要妇人又有何用？有人认为，太监虽被阉割，男性犹在，必须接近妇人，夜晚才能睡得安稳。如太监侯玉，不但人长得俊美，而且妻妾成群。其中有一人，名白秀，为绝色佳人，与侯玉交好至厚，成了他的宠姬。据白秀透露，才得知太监性生活，确如所传言的一样，也是甚是相爱，而且淫谑超过常人。据说，太监每与女子交接，“则将女人遍体抓咬，必汗出兴阑而后已。其女子每当值一夕，则必倦病数日。盖欲火郁而不畅之故也。”
有些太监为了恢复“阳道”，多吃牛、驴的“不典之物”，诸如“挽口”（牛、驴之牝具）、“挽手（”牛、驴之牡具）、“羊白腰”（外肾卵）、“龙卵”（白牡马之卵）这些助阳之物，甚至听信一些无赖棍徒的胡言乱语，杀生害人。如有魏天爵、林宗文两位恶棍，向太监高寀百般献媚，并向高寀进一秘方：“生取童男女脑髓和药饵之，则阳道复生，能御女种子。”这位高太监听后大喜，就多方买取童稚男女，碎颅刳脑。一些贫困之家，因生活所迫，只好割爱以售。更有甚者，一些恶少年用迷药迷人稚子，得手后就进献给高寀，以获厚赏。随后，高太监又买了几位少妇，“相逐为秘戏，以试方术”。税署中，歌舞娈童也不下数十人，备极荒淫。
据毛奇龄《西河诗话》载，按照明代的制度，直房内官（太监）与司房宫人都有伉俪，稍微紊乱，即被治以“淫失”。凡宫人伉俪，称为“对食”，又称为“菜户”。宫中宫人与太监成为配偶，在晚明已成一时风尚。假若宫人没有配偶，就会被女伴耻笑，被视为“弃物”。他们的结合，也有媒人讲合。太监与宫人成为配偶，究其原因，正如明人沈德符所言，不过是“宫掖之中，怨旷无聊，解馋止渴”，才出此下策，但这也是传统时代帝王后宫制度的必然产物。
假若太监强迫宫人作伉俪，就会被视为“白浪子”。崇祯年间，有一位在兴龙宫供事的宫人，因学道而乞居象乙宫，与她的相好伉俪同居。到中元节时，夜里到番经厂看法事归，路过大高玄殿，遇见一位老太监。太监见她长的艳丽，就将她诱到石桌旁，强逼奸淫，导致诉讼。关于此事，当时内廷流传着一首诗，诗云：“只合龙宫食菜苔，误从鹤厂看经回。洞中枉作丹砂转，石上还翻白浪来。”此诗就是太监之间为菜户而争风吃醋的实录。
太监与宫人配为“菜户”以后，在晚明已不以此事为讳。即使是至尊的太监，有人问他：“汝菜户为谁？”他也以实相告，显然已是相沿成习，恬不为怪。只有那些太监的“名下人”或者一些厮役，与人谈到此事，不是直言相告，而是说：“某公为某老太弟兄。”所谓“老太”，是宫女的尊称，而“弟兄”一说，则是“翁妪”的别名，是说他们是一对。在明代，福建称那些好男风（即男姓同性恋）者为“契弟兄”，此或许就是模仿了这一称呼。
太监有了对食的“菜户”，却不能生子，所以一般将自己名下的小宦官当作自己的子孙。每次朝廷选拔宦官入宫，入选的净身男子就进入了皇宫，称作“进皇城”。内有一桥，叫“皇恩桥”，意思是说从此即可“受皇恩也”。不过，一般俗称“忘恩桥”。据说，当宦官者大多是一些贫窭家子。一旦阉割以后，必定成为他人的厮养。等到进了皇城，获得富贵，就开始仇恨起养他的人，报德以怨，所以把这座桥称作“忘恩桥”。这些净身男子入朝以后，内府各衙门的大太监就选择其中面容姣好的人，任意拉去，名曰“拉名下”。所谓名下，犹如其子一般。所以，但凡大太监显贵，其名下亦权势显赫。
二 附庸风雅
东鲁古狂生著小说《醉醒石》第8回记有太监买扇子一事，可以从侧面反映太监的审美趣味。小说叙述几个太监一同逛内市，其中一个拿起一把扇子来瞧，是仿倪云林笔意画，一面草书。那位太监瞧了，道：“画得冷淡。这是鬼画符，咱一字不认得。”撩下，又看了一把，是米颠的山水，背面是钟繇体书法。那太监道：“糊糊涂涂。甚么黄儿，这字也软，不中！”等到拿出一把画有青绿大山水亭台人物、背面为姜立纲大字的扇子时，那太监才看，旁边一个太监连声喝彩道：“热闹得好！字也方正得好！”后又看一把宫式泥金花鸟扇，背后宋字《秋兴》八首。那太监看后又道：“细得好，字更端楷。”显见，太监不喜欢具有士人笔意的画作与书品，喜的只是大红大绿的热闹，字也追求方正端楷，说明太监的审美趣味不仅是宫廷的，更是世俗的。
明代太监多来自民间的贫家子弟，也有一些是由净身教职入宫的。如永乐末年，明成祖下诏，凡是天下学官考绩不称者，许净身入宫训女官太监。这些地方教职，多由生员、贡监甚至举人充任，有一定的学问根底。即使是那些原本并不识字的贫家子弟，入宫当了宦官以后，也曾接受过内书堂的教育，因而变得稍微“文雅”起来。在时风的熏染下，太监也不时参与文化生活，吟诗写字，玩古董，习方术，崇佛道，与当时的文化风气关系密切。在这些“中涓人”即太监中，有些人以“善诗”著名，有些则擅长时文、古文，更有一些人俨然成了书法家。据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载，太监张维，隆庆间入宫，伴读东宫。张太监以善于赋诗著称，被明神宗称为宫中的“秀才”。他在禁中退食之地，植竹数竿，神宗题名为“苍雪”，于是他就用“苍雪”二字命名自己的诗集。又据刘若愚《酌中志》记载，太监郑之惠专心于经史，能写八股文与古文。天启五年（1625），出任宫中典籍，后升为监官。崇祯元年（1628）冬天，崇祯帝亲自考试他的文采，出了“事君能致其身”这样一道八股文的题目，郑太监挥笔立就，入了选，升任随堂，也算是古今的殊遇。另据《甲申小纪》所载，司礼监太监高时明擅长书法，善于写擘窠书。崇祯元年，大内中更换悬挂的匾额，全由高时明亲自手书。除此之外，太监中还有多人精通书法。如宪宗时太监戴义，其楷书可与沈度相媲美；又太监萧敬，其楷书笔法似沈度，而草书则从张颠、怀素，间杂以篆籀偏旁；史宾，多学能书，多得欧阳率更笔法，好写扇，题有他的诗、字之扇，在宫中颇为流行。
太监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当时士大夫的影响。在明代，有很多太监喜欢与士大夫交往。如世宗时的王进德，好接贤士大夫，曾与陆深关系颇密，他所藏的《七贤过关图》，就是由陆深题跋；万历朝时的王翱，字鹏起，号邨东，居住在西安门外，经常与士大夫唱和吟诗，有《禁砌蛩吟稿》、《邮东集》行于世；万历朝时太监诸升，字晋父，号镇南，多读博识，乐与士绅交游。当时的士大夫以刻书或收藏、赏玩古董为风雅，形成一时习尚。于是，在一些太监中也刻意附庸这种风雅的生活。如万历朝时司礼监太监冯保，号双林，笃好琴书，雅歌投壶，号称有儒者之风。在他任上，司礼监刻了不少书，如《启蒙集》、《四书》、《书经》、《通鉴直解》、《帝鉴图说》。南京守备太监钱能与太监王踢都喜好古物，收蓄甚多。每隔五天，就让人抬来书画二柜，在公堂中展玩。玩毕，“复循环而来”。他们收藏的书画，多为精品、奇品，如“王右军亲笔字，王维雪景，韩滉题扇，惠崇斗牛，韩干马，黄筌醉锦卷”，又有“小李、大李金碧卷，董、范、巨然等卷”。钱能所藏，还包括云南沐氏家藏旧物；而王赐所蓄，又多为内府中的藏品。
当时士大夫崇尚方术，太监也趋之若鹜，以致上当受骗者也不少。如南京守备太监刘瑯，其人很贪婪，资财丰厚，在私第建玉皇阁，延请方外术士，讲求炼丹炉火之术。有一术士获知他尤其信神，每事就称“帝命”，骗取了很多财物。刘瑯有一条玉绦环，价值百镒，术士假装让他献给玉皇大帝，随后“窃之而去”。在成化一朝，很多方士投靠太监，藉他们之力而得到皇帝的宠信。如“妖人”王臣，凭借“妖术”取得了太监王敬的信任，并成为王敬奉使苏州、常州等府时的贴身随从。术士李孜省，也凭借书符咒水等雕虫小技，交接太监梁芳、韦兴、陈喜，因得重用。万历朝时太监魏学颜最受神宗之宠。其人癖好黄白之术，“门多异流，虽屡为丹客所哄骗，而至老不厌也”。
尽管太监百般模仿士大夫的生活，但他们的审美情趣与市民习气更为相近。试举下面几例：
嘉靖初年，南京守备太监高隆喜欢收藏名画。当时有人向他进献名画，他看后说：“好！好！但上方多素绢，再添一个三战吕布最佳。”好好一轴名画，却要在上方素绢上画一幅“三战吕布”，割裂了画面的统一性，说明太监名为嗜画，实则不懂画，不过凑热闹、图好看而已。
兰陵笑笑生所作小说《金瓶梅》中，与西门庆交往的也有几位太监。小说第31回说到刘公公、薛内相两位太监前去为西门庆贺喜，点唱戏曲套词，其中多有幽默，太监出尽洋相，讽刺了太监的无文化。如刘太监先点唱“叹浮生有如一梦里”，此词为归隐叹世之辞，显与西门庆的华诞之喜不合；又点唱“虽不是八位中紫绶臣，管领的六宫中金钗女？”此词是《陈琳抱妆盒》杂剧，也不符合庆贺的场面。薛太监点唱《普天乐》中“想人生最苦是离别”，更是离别之词。最后，倒是薛太监一语道出了实情：“俺每内官的营生，只晓的答应万岁爷，不晓的词曲中的滋味，凭他每唱罢。”第64回说到薛太监、刘太监在西门庆府中听海盐戏子唱曲，认为风靡当时海内的海盐腔“蛮声哈刺”，只是让唱道情的唱了一个“李白好贪杯”的故事，说明太监虽喜听戏，但根本不懂南戏的滋味，只喜《蓝关记》一类“捣喇小子山歌野调”，不晓得大关目悲欢离合，在审美趣味上与一般市民相同。
从整体上看，太监的文化品位不高。尽管如此，仍不得不承认，太监中也有一些是读书的贤者，而且较有学问，留下了一些著作，甚至识得事情大体。如万历时司礼监太监陈矩，学术醇正，尤其对《周易》一经有独到的见解。著有《皇华纪实》、《香山记游》、《闽中纪述》等书。司礼监太监孙隆，任苏杭织造太监，凡是苏州、杭州景色佳处，“不惜厚费，多所点缀”，如重修西湖苏堤。尤其是孙隆所造之“清谨堂墨”，款制精巧，与制墨名家方于鲁、程君房二家相比，其剂料之精细，还胜过方、程二家。据说，他曾在杭州岳庙岳飞像前，用铜铸秦桧夫妇、万侯高、张俊四人的像，“俱镌姓名于胸次，跪之殿中”，说明他识大体，能分辨忠奸善恶。
三 太监与宗教
太监中大部分人为没有文化的贫家子弟，在他们的精神生活中，更多地保留了民间的信仰习俗，甚至与佛、道及民间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宣德年间，宫中各监局的一些小内使就“多为僧人诱惑，有长食素者，亦有潜逃削发为僧者”。正德、天启二朝的权势太监刘瑾与魏忠贤，就分别以崇道或佞佛著称。刘瑾曾上奏请求，在朝阳门外建道教宫观，供奉北极玄帝。后又奏请猫竹厂的空地给付大德玄明宫，供赡香火。魏忠贤杀人如同刈草营一般，但也礼佛敬僧，诚心屈体。宣武门外文殊庵僧秋月，高桥寺僧愈光，碧云寺僧大誺，他都供养施舍，并起建梵宇，塑装佛像，金碧辉煌。太监刘若愚，从崇祯以后，就开始皈依佛教，诵读《金刚》等经，以及莲池大师所纂《弥陀疏钞》、《菩萨戒发隐》。
明代太监刘若愚曾对太监佞佛作过如下描述：“中官最信因果，好佛者众。其坟必僧寺也。”由于太监好佛，在京畿一带广建寺庙，所以当时俗语云：南桥北寺。其意是说，北方寺庙之多，犹如南方水乡之桥。北方的寺庙，大部分由太监创建，一座寺庙的费用甚至达到数万两银子，穷工极巧。如钱宁建石经山祠，张雄建寿昌寺，于经建碧云寺，费金银不计其数。太监建庙之风，尤以西山为盛。每年春天三月，太监设斋供僧。按照平常的宗教风俗，所设斋饭不过蔬食果饼，但太监别出心裁，“甚至用腥荤，潜佐以酒”。更令人称奇的是，太监从附近找来一些娼妓，根据路途的远近，用苇席搭成围棚，将妓女安顿在围棚中，任凭僧人淫媾，号称“大布施”。由此可见，太监信佛，行同胡闹，很不严肃。
“门僧”之制，始于唐代的“门徒”。据载，唐开元年间，一些百官之家，“多以僧尼道士为门徒”，并与他们往还，即使家里的妻子也无所避忌。明代的江南，仍然有“门徒”的称谓。明代太监依靠自己在宫内的权势，收罗僧人在自己的门下，成为“门僧”。如正统九年（1444），北京仰山寺僧金和尚，“自称王太监门僧，诈罪人金银数百两”。所谓的王太监，就是当时的权监王振。正德二年（1507）三月，明武宗通过太监李荣传下旨意，大功德寺住持宗泽升僧录司左觉义，管事僧人方绅升任大功德寺住持。于是，缁流纷纷贿赂太监，号称“门僧”。
太监信奉道教，一如佛教。自永乐年间在道教圣地武当山重建宫观以后，历代在武当山设有专门提督道教事务的太监。每当朝廷送玄武帝神像至武当山，也由太监专门负责其事。由于太监大多信奉道教，所以也有部分太监精通道教方术，并因此深得皇帝宠信。如弘治年间，内官监太监李广凭借丹术符水，受到孝宗的宠幸，权倾朝野。而太监所建道教宫观，也为数不少。如在北京，刘瑾建有玄明宫，张忠建有隆恩宫；在南京，守备太监罗智、唐观在乌龙潭庙废址上建王灵官神祠。
太监与宗教的关系如此密切，并且修建寺庙成风，其实也事出有因。概括起来，大体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宫中太监的来源，多为民间的净身男子，大约以闽人居多。然选中入宫的毕竟属于少数，仍有大部分净身男子无缘进入皇宫。这些未被选中的人就被安置在皇城外有堂子的佛寺中，俗称“无名白”。二是太监既已净身，自是绝嗣、绝祀之人，甚至香火乏人，死后无人祭祀、烧纸。无奈，一些太监生前就在寺庙旁选择好坟地，而这些寺庙事实上也就成了太监的“香火院”。正如史料所记，这些寺庙均是官中信仰佛教的太监“营其身后香火藏”。明代史料言：“故事：中贵殁，必建寺于墓旁，肖其像祀之。”所指即此。而隆兴寺，就是原司礼监太监张默齐的“寿藏处”。北京的智化寺，为正统年间太监王振所建。天顺初年，在寺内立一旌忠祠，祭祀王振，“以僧官主之”。毫无疑问，也是僧人负责王振死后的香火之事。成化年间，太监钱喜、钱福死后，均得到明宪宗的赐葬，而且在葬地上盖起了一座最胜寺。至正德二年（1507）五月，明武宗命将最胜寺前马房草场地顷，拨与最胜寺“作香火”，用来赡护太监钱喜、钱福、钱能的坟茔。香山碧云寺为正德年间御马监太监于经所造。而在寺后，于经就立有自己的寿塚。天启年间的权监魏忠贤，其所营坟墓也在碧云寺旁。万历初，太监冯保营建葬地，造双林寺。双林为冯的别字。显然，这座双林寺也就是冯保的香火院。万历朝时太监陈矩，生前就预卜葬地于香山慈感庵侧，在塚上建一石塔，称“太极镇山塔”；在墓道前竖一石坊，上写“敕葬中使神道”。又立一石门，上面之额为“还一仙洞”。可见，这座慈感庵就是太监陈矩的香火庵。房山县有一长罗寺，司礼监太监王安墓就在寺后。三是太监之性，大类女儿之性，对宗教往往容易佞信。太监之广建寺庙，一如妇女之时常出入寺观庵院。
尽管太监与宗教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但就他们整体而言，识字不多，胸无学术，对宗教不加区分，一概滥信。太监脑海中的宗教体系相当混乱，神号也多无稽。如北京的弘仁万寿宫，为万历四十三年（1615）由司礼监太监林潮督建。中为文昌殿。左祀诸葛孔明，封号为“天枢上相”；右祀文天祥，封号为“天枢左相”。二人均被称为“真君”。后殿祀雷神，又设礼斗台。在最后面建“太极造运宝阁”，内奉安昊天上帝。所有这些，无不说明太监虽生活在宫中，但精神生活依然与民间合拍一致，因为童年的生活已在他们身上烙下深深的印记，永远无法抹去。
（注释略）
选自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一章第三节“变性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