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明代，最重大的政务与礼仪通常以诏书形式向全国宣布，一些需要广而告之的重大事项也会以敕谕的形式发布，向庶民播告。但这种需要“咸使与闻”的诏敕发布频率并不高，其传播也不追求时效，故而通常以“诏敕到日”在当地开始生效。诏敕由朝廷到地方，其传播以官员赍送为主，所遣官员不拘一格，但以行人、中书舍人为多。诏使赍诏虽是奉行公务，一路居停于驿馆，但不限以严格的日程，其行程也很简单，通常带有从人或仆役一二人，而赍诏所赴目的地通常不只一处，多者一人同时赍诏至四省。诏书到地方后，各省抚、按誊黄后派人送往各府，各府则会派官员或者儒学生员赍送至州、县，都司及留守司也会派人送至下属各卫、所。作为最基层政区的县，并不是诏书赍送的终点。州、县除将诏敕抄写、翻刻并张贴公布之外，还会派县学生员继续赍送到县内各巡检司，或刊刻成册，颁至里甲。

关键词：诏;诏赦;诏敕;明代;

在明代由上及下的官文书中，诏书和敕谕使用最频繁。诏书涉及的是需要人们广泛知晓的重大政事与礼仪，例如皇帝登基或驾崩、立太子、大赦与蠲免赋税等。因此，明代诏书最后一句话通常要强调诏书内容必须“咸使与闻”,即要让百姓都知道。由于诏书往往涉及恩赦，所以通常也称“诏赦”。另外，一些重大政务也会以敕谕形式发布，1或者通过敕谕各部院的方式命其将相关事项向臣民公开，从而与颁给特定对象的敕或敕谕不同，同样要向庶民传播。不过，需要广泛传播的诏敕并非经常颁行。嘉靖十四年(1535),巡按御史戴璟规定各府县向里甲征收的税银项目，其中“每年各府州县拜贺万寿、冬至、正旦习仪并迎接诏赦”一项下说：“诏赦每年约计一次银一钱，共银七钱。”2这表明各府州县迎接诏敕的礼仪平均一年举行七次左右甚或更少。显然，朝廷并不会经常性地颁布“咸使与闻”的诏敕。不过，一旦要求“咸使与闻”,这些诏敕确实需要传达到最基层。晚明复社领袖张溥在《云间几社诗文选序》一文中说：“今天子诏下礼官，孳孳以进文学、选德能为务，甚盛事也。诏书到郡县，吏史左右顾，升堂受命，书其邑之人上应明诏，率逡巡不敢发。深山白发之老闻诏书，欢动颜色，或有欷吁泣下，恨生非其时者。”3张溥只是要谈松江文士的优秀，但不经意中谈到明崇祯间一道意在“进文学、选德能”的诏书的传播效果：“诏书到郡县”,表明诏书传抄到府、县一级，而“深山白发之老闻诏书”,则说明即便僻居边远的人们也可以了解到诏书内容。问题是，在明代的传播条件之下，诏书是如何让一般百姓“与闻”呢?更具体说，诏敕是如何从京城传播到各省，又如何再传播到府、州、县?基层官府又是如何让百姓获知诏敕内容呢?近年来，学者对明代诏书等官文书的研究兴趣大增，4但对诏敕如何传播这一具体问题却迄今尚未见专门研究。5以下通过一些零散资料，尝试对明代诏敕传播作一粗浅勾勒。不过，还需要对此处讨论对象作一规定：其一，本文所要讨论的诏敕是指那些围绕重大事件、需要让所有民众都知道的诏或敕，而不包括有特定告知对象的敕或敕谕；其二，颁往边疆民族地区或邻近国家的诏敕，其情况相对复杂，暂不在讨论之列。

一诏敕赍送出京及其目的地

明代诏敕传播的第一阶段，是由专门的使臣从朝廷送达各省、都司、两京直隶各府、直隶卫，而具体负责分遣使臣的机构则是礼部。《大明官制》载：“凡遇有诏书，礼部差人赍往各处开读，所差人员必预先教其捧诏进退礼仪。”6泰昌元年(1620)十一月甲戌朔，礼部进呈的“孝元贞皇后、孝和皇太后各尊谥册宝仪注”规定：“礼毕，百官退，诏书迎至礼部，授使者颁行天下。”7这表明，诏书开读之后，赍送是由礼部来安排的。当然，开读日期和派人赍送出京的日期有时不在同一天，而是会稍稍滞后。例如，明光宗驾崩，其遗诏在泰昌元年九月初二日乙亥开读于午门，两天之后的九月初四日丁丑，才“遣谕德等官张鼐等八员，赍大行皇帝遗诏往各省、直开读”8。赍诏往各省、直的时间，比午门开读晚了两天。滞后的原因，可能是礼部准备赍诏人选需要一定时间。从赍诏使臣的身份看，有职在衔命出使的行人，但也有中书舍人、给事中、谕德、太仆寺少卿、翰林院编修、主事等各式各样的官员，还有新科进士。可见，承担赍诏任务的“使者”之人选并无一定之规。9

使臣出京后的目的地，是各省与南北直隶，边境地区的都司(行都司),以及分布各地的直隶卫。一位使者可能要兼顾若干目的地，也就是说，朝廷并不会针对两京十三省，每处分别派出一名使臣。泰昌元年九月丁丑遣使者赍遗诏前往各省、直的官员，是“张鼐等八员”,这显然不是按照两京十三省各一人的十五人进行配备，有人会赍诏前往多个目的地进行开读。且看以下大致按时间为序排列的赍诏出使的例子：

1.洪熙元年(1425)十一月丙辰，“户科给事中沈宁以罪谪为驿夫。宁初即赍诏往直隶诸郡，需索货贿，为巡按御史所劾。上命行在都察院鞠之，宁服罪，故谪之”10。

2.正统十二年(1447),王辐(1410—1477)“以邑庠生升上舍，不数月选升鸿胪序班，既三载，得敕进阶登仕佐郎。景泰庚午(1450—引者注),以忧去。比复任，赍诏于北畿诸郡。凡有馈者，悉却不受”11。

3.“公讳森，字宗严……丁未(1487—引者注)中礼部试，廷试赐同进士出身。又明年戊申，孝宗皇帝登极，改元弘治，诏谕天下。公奉使历山东、凤阳、扬州、庐、淮诸郡。”12

4.黄山，字允高，成化二十年(1484)登进士第，“除行人司行人，弘治改元，赍诏赦往安庆、江西、两广”13。

5.乾州人杨仪任行人，其父杨振于弘治十一年(1498)十一月八日逝世，杨仪时“赍捧诏书往陕、蜀开读，次于邯郸，闻公讣矣”14。

6.弘治十一年，刘珝之子中书舍人刘鈗“赍诏南直隶、山东”15。

7.何景明(1483—1521)登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授中书舍人，“以中书赍诏云南，诸当事闻公名，赠遗殊厚。有熊内使者，尤厚甚，公坚辞之”16。

8.正德间，王鏊之子王延喆(1483—1541)以荫拜中书舍人，“奉使颁诏闽中”17。

9.李采菲(1523—1595)“乙丑成进士，授行人……丁卯(1567—引者注)赍庄皇帝即位诏于留都、江右及广之东、西；戊辰(1568—引者注),今上为太子，复赍诏于畿之南、山之西，车辙几半天下，于馈遗无所受”18。

10.“万历四十八年五月……丙戌……先是，礼部有差官讣告之请，列职名以进，以旨久未下，恐稽误大典，遂以原题职官九员分遣各省直地方：谕德张鼐往直隶河间、广平等府、辽东都司；户科给事中李奇珍往福建、浙江；大理寺寺副曹文衡往广东、广西；中书舍人于纬往贵州、云南。行人四员：黎国俊往河南、湖广；甘学阔往陕西、四川、直隶潼关卫；刘芳往直隶安庆、太平等府、山东布政司；张柽芳往南京礼部、江西布政司。一面具疏题知，一面令前往报讣。内工科给事中惠世扬一员，候命未补，照去岁题差册封之例，注往山西、直隶保定、真定等府、延庆、保安二州、万全都司，尚在候旨。”19

11.天启元年(1622)四月庚子，皇帝大婚礼成，颁诏布告天下，“因遣翰林院编修孔贞运赍诏往南京，工科给事中李春烨往福建，礼部主事邓良知往湖广、江西，礼部主事张廷拱往广东、广西，行人金丽兼往安庆等府，中书丁一明往浙江等处，中书莫俨皋往顺德等府”20。

由以上资料，可知诏书由专人送达的区域覆盖了南、北两京和十三省以及一些边境地区的都司(如辽东都司),以及分布在内地的直隶卫(如潼关卫)。南京则除了要送往南京礼部之外，还要送抵南直隶各府。在北直隶，诏书也要由使臣专人送达各府及直隶州。而且，北直隶各府还往往不只派一位使者赍送，如资料10中张鼐赍诏往“河间、广平等府”,而惠世扬赍诏至“保定、真定二府，延庆、保安二州”。在外十三省，则往往相邻省份由同一使者送达，且会形成相对稳定的组合，如“广东—广西”“陕西—四川”“山东—南直隶”。当然，有一些组合也不稳定，像湖广便有时与东面的江西为同一使臣赍送，有时与北面的河南为同一使臣赍送，而江西有时也会与南京礼部组合，由同一名使臣赍送，有时甚至南京、江西、广东、广西四处均由一名使臣赍送。21

二《使东日记》所见诏敕赍送出京的个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四月初六日，明神宗皇后王氏逝世。22照例，礼部向皇帝题请向全国报讣，一直未见批复。五月初五日，事情过了一个多月了，礼部决定不再等待，“一面具疏题知，一面令前往报讣”,而受遣赍诏的官员中有谕德张鼐。23张鼐(1572—1630),字世调，一字侗初，松江府华亭县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五月初十日，谕德张鼐动身，“驰告畿南五郡暨辽东、西”24。畿南五郡指北直隶顺德、广平、大名、河间、永平五府。从五月初十日由京城出发到七月十九日回京，张鼐赍诏开读的行程长达两个多月。《使东日记》是张鼐在这一旅程中的逐日记载，反映了明代使臣赍诏敕出京的大致情形。

张鼐所赍送的公文是敕，完整的内容已不可知。然而，之后七月十四日皇帝敕礼部派使者赍诏传示天下皇后谥号的敕却保留下来了，敕文如下：“皇帝敕谕礼部。朕中宫皇后作配朕躬，赞襄内治，四十余年，仁敬孝慈，始终一德，芳声令范，中外著闻，忽以疾崩逝，宜有徽称以诏来世，爰遵旧典，博采群情，兹以七月十三日告天地宗庙社稷，遣官持节发册，谥为孝端皇后，稽行循实，朕不敢私。尔部便抄行天下王府及内外大小衙门知会，故谕。万历四十八年七月十四日。”25从中，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之前命礼部遣使臣讣告天下所赍之“敕”的大致内容。不过，张鼐五月初十日出发时，却并未赍敕而行。《明神宗实录》对此解释说：“大行皇后丧礼，按《会典》有礼部请敕差官讣告之例，时阁藏旧稿未载此款敕词……礼臣以未及考究，致失请敕，上疏简举。辅臣方从哲亦具疏简举，仍拟敕谕一道进呈御览，奏乞誊发报讣各官，报可。”26后来的补救措施，便是“十八日于文华殿颁敕，礼部堂上官便可腾(应为“謄”之误——引者注)黄，差人赍送”27,到六月“初一日晨刻，而部赍敕者到”28。因此，虽然五月初五日礼部就已经决定由张鼐到直隶五府及辽东报讣，然而时人意识到“故事宜有天子敕下礼部，礼部录黄畀使者而往，重国典也”,认为应该等敕先颁下来之后再离京，但迁延数日后仍未得敕，于是在初十日出发，然后边走边等。29于是，从五月十日至六月间，身受皇命的张鼐只有礼部的“部札”而无敕，一路因无敕而在涿州“盘桓不敢前进”,在顺德府内乡县“尚留舍中半日以候敕”,从京城到顺德府竟走了十五日。二十五日至顺德府，张鼐手中仍然无敕，又无法再迁延，于是通过书信与顺德府知府汪元功协商诏敕开读仪式，说：“虽使则皇使，宜展郊迎万福之仪，而札系部札，难行龙亭捧置之礼。”30于是，知府汪元功亲至驿馆与张鼐商量，决定奉诏如常仪，将来“补敕”即可。31提前致信商量，是因为有特殊的使臣手中无敕的情况。不过，即便诏使手上赍有诏敕，也需要提前一天派人通报地方官府，以便按朝廷的仪规作好迎接诏敕的准备。《明会典》记载：“凡使者钦赍诏书至各处开读，预期一日报知本处官司，照依已降仪式迎接行礼。”32不过，令人费解的是张鼐当时手中既然无敕，又开读什么呢?大概只是简单地举行仪式，而未能真正“开读”。这样的变通之举，在之后的广平、大名二府均是如此，从而免除了作为诏使的张鼐的尴尬，因此他“心重汪守之能尊君命”,认为汪元功“有远见”33。六月初一，接到礼部誊黄后赍送而来的敕之后，张鼐“作书谢三郡守，誊黄，遣原赍官送之”34。万历四十八年六月初六日，张鼐抵达河间府，手中已有礼部抄录来的敕，故而河间府“迎敕开读如仪”35。

诏使张鼐的从人不多，可能随身只带有一个差役，而一路居停于驿站或公署。他自己说乃是“单车奉使，颇惬素怀”36。五月十一日，到卢沟桥时，他曾“遣班役候敕辇上”,让从人折回京城等候尚未发出的敕。到十四日早晨时，差役从北京返回追上了张鼐，告知敕尚未发下的消息。当天晚上，张鼐抵达安肃县，拟写《催敕疏草》,却因为“仆人甚痡，无能再往京师者”,只能在次日十五日向前来拜会的清苑知县张弘襟“假一隶，飞骑入都”37。此后张鼐行程中应该一直只有一两个差役随从，直到自辽东广宁开读完回京之时，才会有“抚、镇二公各以标兵百人、两裨将护送”的情形，38但可能是与山海关外不安全的局势有关。至于赍诏路上的居停，则一路居停于驿站或公馆。《使东日记》记载了“保定城外驿站”“伏城驿”“沙河驿”“闾阳驿”等驿站。39除了驿站，一些公馆也可以借住，如五月初十日夜抵良乡，“官舍俱别有主者，宿破宅中土床，苦虮虱，不寐达曙”,次日“午后移过直指别署，馆人将迎颇肃”40,改住进了御史行台之中。驿站则可能在之前通过邸报获得诏使出使消息，从而先期做好迎接准备。张鼐记载了天津驿站因为往陆路等候而未能迎接到从水路而来的自己，说：“初九日，发静海，从舟至天津。时迓者从陆，而不知从水至，以为过客，驿递俱失迎迓。天津日日候诏使至，而诏使坐空舍中，供应百无一备，可笑也。会李少司徒梦白来访，卫官仓皇觅坐椅，方治供帐。”41这样一出插曲，表明驿站对诏使的迎候才是常态。

从《使东日记》的行程看，赍诏目的地既明确之后，就不会轻易改变。自五月初十日从北京出发后，张鼐经良乡、涿州、定兴、安肃、保定府、庆都、定州、新乐、真定府、栾城、栢乡，然后在五月二十五日抵达第一个开读诏敕的目的地顺德府。之前经过一些府州县停留休息之际，张鼐也会与当地官员、故朋好友往来宴饮，甚至还被真定知府朱咏白邀至府舍叙话，但因为保定、真定两府的诏书开读事不是张鼐的职责，行人刘廷佐将会赍诏到保定府和真定府以及山西开读，所以，《使东日记》并无真定府开读的记载。只是在辽东，情况有一些变化。张鼐此次出使的目的地之一辽东，其开读诏敕的地点似乎并不限于一处。《使东日记》载：“(六月——引者注)廿八日，至闾阳驿，熊经略芝冈以书遣官来迎。晚宿关王庙，去广宁城四十里。周抚公毓阳移书来，谓诏书过会城，守土重臣岂能置之不问，乞授诏书便。余许之。廿九日午后，至广宁开读。”42周抚公，即任辽东巡抚的周永春(1573—1639),字孟泰，号毓阳，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从张鼐的记载来看，辽东的诏敕开读，似乎本应到辽东经略熊廷弼驻扎的辽阳，而熊廷弼也有遣官来迎之举，但经周永春之请求便改在广宁开读，然后直接回京。难道赍诏使臣可以自己决定在辽东开读的具体地点吗?嘉靖《辽东志》:“开读诏敕。众官出郭迎拜，辽阳导至都司衙门，广宁导至会府，三堂及文武诸司率属行礼如制。”43可见，明代辽东诏敕开读或在广宁，或在辽阳，因此张鼐最后选择在广宁开读并不违制。况且，广宁开读，多少是因为辽阳前线战事紧迫。熊廷弼写给张鼐的一封信可以看见其间情形之大略。熊廷弼说：“河东半残之地，旬月勉撑，幸及无恙……年来为兵饷频频告急，墨尽血干，而庙堂之上动见乖格，独台臺慷慨极论，视辽如家，视弼如其身，而忧念拯救之不置。每读疏揭，必感叹泣下，欲忘其死无恨也。闻使节渡辽，不胜欣慰。此中危形苦状，可向知己前一控诉，以纾荼郁。以此专官奉迓，不意即于广宁开读，而车骑且辚辚而西也。其为觖望，又何可言。”44熊廷弼盼望张鼐来辽阳，是因为之前两人一贯政见相同，熊廷弼的政策得到张鼐在朝的支持之故。广宁之后，张鼐赍诏开读的任务便结束了，在辽东盘桓数日后，于七月初三日离开右屯，沿山海关、蓟州、通州一线，在七月十九日回到了北京。从一位崇祯二年(1629)领立储诏往山东开读的使臣的回奏之疏看，赍往各地开读的诏使应“将原领诏书一道遵便缴礼部，恭候汇进”45,原领诏敕最终回到宫中。

三诏敕在府、州、县、卫所间的迎接与赍送

诏敕抵达各省、直隶各府、都司、行都司及直隶卫开读后，将会由此沿着行政的及军事的政区组织继续往下传播。计六奇《明季南略》引弘光帝《登极诏》的一段话说：“恩赦以登极诏为准，诏到日，各抚、按星速颁行。”46由此可见，到明代中后期，各省是由巡抚、巡按接受朝廷诏敕并负责向下属的府传递。各府接到诏敕，再下颁至下属州、县。从一些零散的材料，可见其间迎接诏敕与再往下赍送诏敕的大概情形。

府、州、县迎接诏敕。迎接诏敕是地方政府重要礼仪。嘉靖《固始县志》于《典礼志》诏敕部分的小序中说：“达纶音，宣德意，扬凤翥，听龙章，莫大于诏赦，是故事君，礼之实也，敢不敬与?”47《大明会典》对迎接诏敕礼仪也有具体的规定，要求地方官郊迎，引至公庭开读。例如，诏赦到江西会城，官员们会到滕王阁奉迎。48福建怀安县的官员自景泰五年(1454)后通常到县治西门外三里许的“迎恩亭”迎接诏敕。49地方官还会专门在城外营建迎诏的相关建筑。成化年间，宁国府宣城县知县即于府治东北建皇华馆、郊迎亭。50陕西按察副使成文在固原州南郭修建迎诏亭，理由是：“九经之道，严于宾旅，况制诏及境，乃独草草然绵鞠而由区，非所以尊册命、崇观听也。”51为隆重其事，州县迎接诏敕时，除主官及其僚属外，还会安排“师生”即儒学教官与生员参加迎诏敕仪式。嘉靖《藁城县志》载：“诏赦至，县正率僚属、师生人等，具龙亭、彩舆、仪仗、鼓乐郊迎。”52生员在诏敕迎接仪式中起重要作用。迎接诏敕仪式中的礼生，也由府、州、县学的生员充任。这一制度至少从洪武二十一年(1388)就已经确立。《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十一年二月丁巳……革郡县礼生及仪从人……遇迎接诏赦之类，以儒学生员赞礼，事毕仍令肄业。仪从则以弓兵、皂隶之徒为之。”53余子俊在成化七年(1471)榆林卫设置后不久请设置卫学，理由之一便是“时常迎接诏敕并进表笺，无人供事”54。如果诏敕内容值得庆贺，地方政府会在公庭与街道结彩以贺。嘉靖《香山县志》载：“凡迎接诏赦，使者预期一日报知本处官司，结彩于公廨及街衢，照依原降仪式迎接行礼。”55总而言之，迎诏开读的过程严肃而隆重。在曾充任诏使的何景明笔下，这一过程被形容为：“大小肃肃，乃于郊迎；既召有众，播告在庭。”56

诏敕由府到州县的赍送。诏敕到府之后，向下属州县传达便是府的职责。嘉靖《宁国府志》概述知府职责时说：“凡……直达诏令勘札至，则谨受，以下于属。”57从府到县的诏书传播同样由专人赍送，而赍诏使者可能是官员，也可能是生员。嘉靖《香山县志》载：“本县多生员赍诏，开读、誊黄视仪注颇杀云。”58这表明，诏敕从广州府到香山县多由儒学生员赍送，礼仪的规格因此下降了一些。这也就意味着，由府到县的诏敕赍送，并不一定全部是由生员来完成，而赍送者的身份如果比生员更高(如府的官员),迎接诏敕的仪式则会严格遵循仪注。但是，从所见例子来看，至少在16世纪，由府到县的诏书赍送多由生员负责。嘉靖《河间府志》载：“开读诏敕：掌印官率僚属出郭，导至府，行礼如制。生员捧诏至各州、县开读。”59赍诏对儒学生员而言是一项美差。南大吉曾谈到绍兴府学生员朱节捧诏由绍兴府往萧山县：“白浦子者，姓朱氏，名节，字守中，山阴瑞麦里人，别号白浦，故曰白浦子……既冠，为郡学诸生……郡判杨某慕其名，乃馆焉，以为诸子师……既而捧诏下萧山，例有谢金。白浦子曰：‘窃王命而取金，君子不为也。’卒乃峻却之。”60朱节作为绍兴通判杨氏诸子之师的身份，可能是他能够得到赍诏下县这样的机会的原因之一。由于捧诏下县“例有谢金”,赍诏于贫苦生员而言便是一种资助，而地方官员也会借此以资助那些贫困而优秀的儒学生员。王阳明门人蒋信也曾以府学生身份赍诏由府到县。雍正《湖广通志》记载，蒋信“少为诸生，贫甚，郡守怜之，令捧诏适属县，例得馈赠为助，信一无所受”61。柳东伯在为蒋信所写的行状中也说：“正德改元，赍诏沅江县。令素闻先生名，厚赠之。先生悉却不受。”62除了由府往县赍送之外，各县似乎在闻知诏敕到府时，也会派生员前去“领诏”。江西瑞州府高安县人朱吾弼记载其外祖父黄侍于万历元年(1572)前到瑞州府领取朝廷下颁的《上两宫尊号诏》。朱吾弼在《外祖孝靖先生梅皋黄公墓志铭》云：“今上癸酉改元，上圣母二太后尊号，颁诏天下。先生以正贡生赴郡领诏开读，假道宿弼家。”63

都司、卫、所间诏敕的传递。明代于民政系统之外，另有一套军事性的都司、卫、所系统，而朝廷诏敕也会相应传达至卫、所，卫所官员亦有迎接诏敕的义务。在辽东，迎接诏敕礼毕之后，“都司誊黄，遣生员赍捧各卫开读”64。与府、州同处一城的卫、所，非但遇府县迎诏敕时一齐参加迎接诏敕的仪式，在遇到其所隶属的军事机构赍送下来的诏敕，则须将诏敕迎到卫、所衙门迎接。嘉靖《归德志》记载：“开读诏敕。州、卫官出廓导迎。开封府赍者至州，中都留守司赍者至卫，行礼如制。”65卫、所如与州、县不同处一城，则须单独迎接诏敕。乾隆《威海卫志》载：“接诏敕。明指挥、国朝守备率僚属绅衿具朝服，设仪仗，出郭迎接，行三跪九叩首礼，至卫宇跪听宣读，行礼如制。”66

四诏敕在县以下的传播与扩散

诏书在州县衙门开读，生员作为礼生以及弓兵、皂隶作为仪从的参与，已使诏书在州县层面上得到第一步的公开，但与“咸使与闻”的要求还有差距，有待于地方政府的进一步传播与扩散。清乾隆《雒南县志》谈到诏敕“读毕”之后，“仍捧诏书供奉香案，誊黄张挂”67,即对诏敕进行抄写复制公布。乾隆《兴县志》在迎接诏赦礼仪则说，知县于诏敕开读礼毕后，“遂颁发于城邑都乡”68。当然，这种在收到诏敕之后进行誊黄并且进一步下发公开的做法，在明代自然也是一样。只是，明代诏敕又是以何种方式和渠道从县衙传播到城乡呢?从现有材料看，诏敕在县以下基层社会传播中，官亭、巡检司、里甲是重要的传播节点。

官亭张贴是诏敕传播的重要手段。张贴公布可能是汉唐以来诏令传播的一贯的、传统的方式，即所谓的“宣之通衢”“挂之墙壁”。不过，与宋代的“粉壁”不同，明代诏敕可能更多地利用官亭来公布。据《明史·礼志》载，迎接诏赦毕，“本处官复具鼓乐送诏于官亭”69。这里涉及官亭所指的问题。在明代史料的一般叙述中，官亭常与民舍并称，大概分指公共建筑与庶民自有的建筑。因此，官亭应该指一县之内的公共设施，包括衙署、铺递、仓储以及公共的亭榭。虽然方志中很少明言，但不少修建于城中心、交通要道、渡口等地亭榭，也是官亭。它们或者利用原有建筑修缮而成，或是地方政府为邑人出行与劳作方便而设的一个个小的公共设施。嘉靖《河间府志》记载献县东四十里处淮镇有碧波亭，乃正德十一年(1516)知县岛璞重修，“即今之官亭也”70。

诏敕到县后，还将继续赍送往下一级公共机构——巡检司。通常以为诏敕到县之后，便已经抵达国家机构的末端，之后便只剩下张贴与公布了。然而，实际上诏敕到县后，还将有由县到巡检司的赍送。李贤记常熟县生员杨集说：“东溪先生年十八，为县学生，尝赍诏至福山巡司，例有款赠银五两，同行者又二人，皆长年庠友也，尽取之，止以款筵食品送先生……欣然笑曰：‘巡司赍诏，岂吾志哉!愿此辈常享例赠矣。’”71杨集(1423—?),字浩然，号东溪，景泰五年(1454)进士，十八岁时当在正统五年(1440)。福山巡司即设在常熟县北三十六里处福山镇上的福山巡检司。可见，各县接到诏敕后，要继续派专人赍送到域内巡检司。巡检司的主要功能是治安，其主官巡检为从九品官员，下管数十名弓兵，但实际上兼有基层行政管理功能，且越来越成为明清社会“皇权下县”的证据之一。诏敕须赍送至巡检司，也是国家权力在县以下延展的有力例证。同样，赍送至巡检司的赍诏人员也主要是县学的生员，且每处派往赍诏的生员又不止一人。县学生员中谁去赍诏，则取决于学官教谕的推荐。嘉靖三十二年(1553)十二月，刚刚到任的福建南平县学教谕海瑞即申行《教约》,其中说：“凡一应祭祀等事，礼生并赍诏书人员，俱本职秉公自行编取，诸生但有言及者，必加重责，其因之射利，又不必论矣!”72秉公编取的标准，大概是生员的资历以及其人对礼仪的娴熟程度。

重要的能够带给基层百姓普惠的诏敕，往往要求颁至里甲。诏书因宣传不广而常被基层官吏隐瞒，百姓因此不能得到诏书带来的实惠，而采取颁行至里甲的做法就是为了规避这种弊端。有些诏敕涉及蠲免赋役，关系到每一个民众的切身利益，传播的广泛程度因此也是朝廷所关切的。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崇祯皇帝拟下罪己诏，命内阁拟稿。在内阁拟稿进呈后，崇祯帝御批道：“向来每颁蠲缓恩诏，虽谕颁示，而官胥蠧弊丛渊，私征重派，蚩蚩孑遗，岂能通知尽晓?以朝廷宽恤德意，徒饱婪酷囊槖。况此诏内尚无府、卫、州、县的实地名，尤易滋弊。应将真正荒残处所一一详列诏后，仍如何刊印颁布，必使军民皆知。”73崇祯皇帝由于担心诏书内容不能完全为基层百姓周知，甚至要求诏书中加入要求地方政府“如何刊印颁布”的规定。两年后，南明弘光帝的《登极诏》就明确要求：“各郡县令榜挂通知，仍刊刻成册，里甲人给一本，如官吏猾吏匿隐，虚情支饰，以图侵盗，诏差官同巡按御史访明究问。”74也就是说，除了张贴公布之外，更要刻成册子颁至里甲，从而使“咸使与闻”不成为空话。

最后，涉及另一个问题，即：在明代诏敕的基层传播中，究竟以刊印为主，还是以抄写为主呢?实际情形应该是两种方式都有。晚明鄱阳县的祝世禄在一则诗序中记载朝廷赦免建文功臣的诏令传到鄱阳县后的情况：“番阳补阙胡公闰……建文朝擢右补阙，晋大理少卿。靖难兵起，公与方、黄诸公死之，赤其族，戍逮亲友。近秀水屠侍御疏以闻，赦在戍者。新安程令君大书赦文，榜邑门，忽为羊角风抟入天际，自午至申，复从空中落厅事前。”75可见，这道赦免建文忠臣胡闰亲属的诏书在万历年间颁下时，知县程朝京就是以大字抄写的形式贴在县城的城门边上。顾宪成《英风纪异序》对此事亦有相似记载，印证了即便在晚明刻印业极为发达的万历时期仍会有以“书”的方式复制诏赦的做法。76不过，将诏敕进行刊刻的情况也很常见。江西昌邑县出土的弘治十一年(1498)十二月二十一日的《罪己诏》,据称便是木刻和竹纸印刷的。77至于选择抄写还是刊刻，或者取决于诏敕内容是否要得到最广泛程度的公布。正德六年(1511)三月丙子，朝廷免除被寇州县税粮一年，为防止官吏渔奸，“乃令都察院出榜告知，各镇、巡等官行各府、州、县递相誊刻，张挂晓谕”78。这种都察院榜文递相“誊刻”的传播，与诏敕传播其实很类似，而且显然“誊”与“刻”两种方式都有。相信由省至府、由府到县这样的只需要向下属若干地域传播时，“誊”的方式使用较多，可以省却刻板的辛苦，而在县以下的传播中，由于要在城乡各处传播，数量巨大，则刻印的方式会用得更多一些。

五结语

明代诏敕的传播，显然是循着其官僚体系而向外不断延伸，从中央到南京礼部、各省(都司)、南北直隶的各府及直隶州、直隶卫，然后由省到府、由府到县，再由县到巡检司，乃至最下至里甲，明显体现了皇权对明代基层社会的不断渗透。这一过程是通过不断的专人赍送完成的：礼部派出行人、中书舍人等官员作为使者，送达南京、南北直隶各府和直隶州、各省，以及有实土性质的各个都司(如辽东都司、万全都司);各省巡抚、巡按继续派人送往各府，而都司、留守司等机构则会将诏敕送往下属的各卫；各府派官员或者府学生员赍送至各县，或由各县派生员至府领诏回县；诏敕到县之后，除了广泛地张贴于县域内各种公共建筑“官亭”、城门口、通衢大道之外，还会派生员数人赍往域内各个巡检司，必要时还会刊刻成册，颁至里甲。由于这些诏敕的内容都是希望尽可能地公开，所以文书保密不重要，而仪式的隆重与神圣感才重要。伴随这一过程的，则是反复的、庄严而隆重的迎诏与开读。非但专门放置圣谕的龙亭以及相应的仪仗、鼓吹必备，甚至为迎接吉庆性质的诏敕下颁，地方政府会在公廨和街衢结彩以庆，而除了文武官员必须参与之外，儒学生员和在役的弓兵、皂隶、里老也要为增加诏敕迎接的仪式感而尽各种义务，充当礼生或仪从。作为官僚候补者的儒学生员们在这些仪式与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从中被熏陶、被教化。尽管这种要求民众皆知的诏敕的颁行频率不高，但每年数次的颁行，除了可能会给地方带来实质性的恩赦与赋税减免外，还会像每年一次的恭祝皇帝生日礼仪一样，使无论多僻远的府县都能感受到皇权尊严。

注释

1例如,永乐六年十二月初七日颁发的《敕北京所属官吏耆老军民人等》,是朱棣提前告知民众自己将于次年巡幸北京的敕。这自然是需要广而告知的。[明]章律修,张才纂:弘治《保定郡志》卷四《诏令》,《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1年,第2—4页。

2[明]戴璟修,张岳纂: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二六《均平》,《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38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51页。

3[明]张溥撰,曾肖点校:《七录斋合集》卷一二,济南,齐鲁书社,2015年,第246页。

4关于明代诏书的研究,有从文书角度出发来讨论形制的,如李福君《明代皇帝文书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秦国经《明代文书档案制度研究》(北京,故宫出版社,2019年)。有集中于对遗诏、即位诏等诏书的政治功能研究的,如张哲朗《从明代皇帝之即位诏及遗诏论明代政权之转移》(《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5月号、1998年5月号)、洪早清《明代阁臣代皇帝起草遗诏和即位诏书的政治功能》(《高等函授学报》2006年第4期)、赵轶峰的系列论文《明前期皇帝的即位诏——从洪武到正统》(《求是学刊》2011年第1期)、《明中期皇帝的即位诏——从景泰到嘉靖》(《古代文明》2013年第1期)、《明后期皇帝的即位诏——从隆庆到崇祯》(《史学月刊》2014年第4期),以及马维仁《明代皇帝遗诏与即位诏关系初探》(《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等。有集中于诏书内容的版本差异、内容的分类分析或特定诏书类型研究的,如李新峰《明代诏书文本差异分析——以五府分区方案为例》(《历史档案》2016年第2期)、万明《明代外交诏令的分类考察——以洪武朝奠基期为例》(《华侨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5学者对汉代诏书传播、宋元文书政令传递的研究,于明代诏敕传播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一定借鉴作用。例如,学者指出汉代诏书的传播主要通过邮驿系统,原则是由上往下逐级传播,如《元康五年诏书》即由御史大夫向丞相传达,丞相向在朝文武百官及郡太守、诸侯传达,郡太守收到后抄录数份传达到所属各县及部都尉,部都尉亦分抄至所属各候官,候官再向所辖部传达,而对东汉时期的简牍研究还表明,下级部门收到诏书后会向上级部门报告。参见郧在廷《简论西汉诏书的传播内容、渠道及效果》,《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刘国忠《五一广场东汉永初四年诏书简试论》,《湖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学者也提到宋元时代的诏赦文书是由使臣从中央送达地方行政区——州。久保田和男认为宋代赦书由中央刑部印刷后通过马递到达州,州出迎、宣读后,抄本发送到各县、镇、寨,而县出迎、宣读之后,“翻黄张挂”(即用黄纸翻印,在热闹处张榜公示),“寻下乡村,晓示人户”。参见[日]久保田和男《关于宋代地方赦书的传达——以出迎和宣读为中心》,邓小南、曹家齐、平田茂树主编《文书·政令·信息沟通:以唐宋时期为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85—601页。

6《大明官制》,《明朝开国文献》第4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第2067—2069页。

7《明熹宗实录》卷三,泰昌元年十一月甲戌朔,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6年,第119页。按,本文所引《明实录》均为同一单位校印本,1962—1966年刊行。

8《明熹宗实录》卷一,泰昌元年九月丁丑,第11页。

9行人司的行人有“颁行诏赦”之责,受遣赍诏出京的概率往往较大。参见《明史》卷七四《职官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09页。万历四十八年五月赍送皇后讣音之诏的使者,礼部初拟给事中惠世扬往保定、真定等府,而万历皇帝以为给事中宜改差册封用,后改命行人司刘廷佐。参见《明神宗实录》卷五九四,万历四十八年五月丙戌,第11392—11393页;[明]张鼐《宝日堂初集》卷三○《使东日记》,《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93页。使者中身份比较常见的还有“中书舍人”。

10《明宣宗实录》卷一一,洪熙元年十一月丙辰,第310页。

11[明]刘珝:《古直先生文集》卷四《明故太仆寺丞王公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29页。

12[明]文徵明著,周道振辑校:《文徵明集》卷二六《先叔父中宪大夫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文公行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13页。文森有诗《奉诏使山东过卢沟桥》,或记此事,参见[明]文肇祉《文氏家藏诗集·文中丞诗》,《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15册,第262页。按,文森,生于1462年,卒于1525年。

13[明]焦竑编:《献征录》卷九九《佥事黄公山墓志铭》,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第4429页。

14[明]王恕:《王端毅公全集》卷五《明故致仕阴阳训术杨公及其配墓表》,《明人文集丛刊》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155页。

15[明]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文之七《资善大夫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五经博士西桥刘公墓志铭》,《李开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64页。

16[明]张怡撰,魏连科点校:《玉光剑气集》卷一一《清介》,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64页。又,刘海涵《何大复先生年谱》载:“十八年乙丑,二十三岁。五月,敬皇帝崩,先生奉哀诏使云南……云南君长及中贵人咸重先生,请题咏。比还,馈遗犀象珍贝,悉谢弗受。”参见[清]刘海涵《何大复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4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545页。

17[明]陆粲:《陆子余集》卷三《前儒林郎大理寺右寺副王君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16页。

18[明]余继登:《嘉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临江李公采菲墓志铭》,[明]焦竑编:《献征录》卷六二,第2683页。

19《明神宗实录》卷五九四,万历四十八年五月丙戌,第11392—11393页。

20《明熹宗实录》卷九,天启元年四月庚子,第482页。

21崇祯年间,赍诏往一地开读的使臣有两人同行者,一为正使,一为副使。例如光禄寺卿李叔元(1568—1641)崇祯二年与科臣阮震亨同赍立太子诏往山东开读。[明]李叔元著,郑焕章点校:《鸡肋删》忠部《钦赍诏书遵例缴部兼陈奉差本末瞻阙谢辞疏》,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64页。

22《明神宗实录》卷五九三,万历四十八年四月癸丑,第11368页。

23《明神宗实录》卷五九四,万历四十八年五月丙戌,第11392—11393页。

24[明]张鼐:《宝日堂初集》卷三○《使东日记》,《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7册,第85页。

25[明]孔贞运辑:《皇明诏制》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5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205页。

26《明神宗实录》卷五九四,万历四十八年五月丁亥,第11392—11393页。

27[明]张鼐:《宝日堂初集》卷三○《使东日记》,《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7册,第93页。

28[明]张鼐:《宝日堂初集》卷三○《使东日记》,《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7册,第94页。

29[明]张鼐:《宝日堂初集》卷三○《使东日记》,《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7册,第85页。

30[明]张鼐:《宝日堂初集》卷三○《使东日记》,《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7册,第93页。

31[明]张鼐:《宝日堂初集》卷三○《使东日记》,《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7册,第93页。

32[明]申时行等修:万历《明会典》卷七十四《礼部三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36页。

33[明]张鼐:《宝日堂初集》卷三○《使东日记》,《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7册,第93页。

34[明]张鼐:《宝日堂初集》卷三○《使东日记》,《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7册,第94页。

35[明]张鼐:《宝日堂初集》卷三○《使东日记》,《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7册,第96页。

36[明]张鼐:《宝日堂初集》卷三○《使东日记》,《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7册,第85页。

37[明]张鼐:《宝日堂初集》卷三○《使东日记》,《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7册,第88页。

38[明]张鼐:《宝日堂初集》卷三○《使东日记》,《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7册,第101页。

39[明]张鼐:《宝日堂初集》卷三○《使东日记》,《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7册,第88、90、96、99页。

40[明]张鼐:《宝日堂初集》卷三○《使东日记》,《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7册,第85页。

41[明]张鼐:《宝日堂初集》卷三○《使东日记》,《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7册,第96页。

42[明]张鼐:《宝日堂初集》卷三○《使东日记》,《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7册,第99页。

43[明]毕恭等修,任洛等重修:嘉靖《辽东志》卷四《典礼志》,《续修四库全书》第64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69页。

44[明]熊廷弼撰,李红权点校:《熊廷弼集》卷二○《前经略书牍第四·与张鼐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915页。

45[明]李叔元著,郑焕章点校:《鸡肋删》忠部《钦赍诏书遵例缴部兼陈奉差本末瞻阙谢辞疏》,第64页。

46[清]计六奇撰,任道斌、魏得良点校:《明季南略》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4页。

47[明]张梯修,葛臣纂:嘉靖《固始县志》卷四《典礼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51册,第6—7页。

48[明]罗钦顺:《整庵存稿》卷一《江藩重建滕王阁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1册,第12页。

49[明]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卷七三《宫室》,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45页。

50[明]李默纂:嘉靖《宁国府志》卷四《次舍纪》,《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23册,第20页。

51[明]康海著,金宁芬校点考释:《对山集》卷二六《固原南郭迎诏亭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48页。

52[明]李正儒纂修:嘉靖《藁城县志》卷四《礼仪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161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8年,第490页。

53《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八,洪武二十一年二月丁巳条,第2821页。

54[明]余子俊:《开设学校疏》,[清]李熙龄纂修:道光《榆林府志》卷四○《艺文》,《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38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475页。

55[明]邓迁修,黄佐纂:嘉靖《香山县志》卷四《教化志第四》,《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14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338页。

56[明]何景明:《大复集》卷四《皇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6页。

57[明]黎晨修,李默纂:嘉靖《宁国府志》卷三《秩统纪》,《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23册,第2页。

58[明]邓迁修,黄佐纂:嘉靖《香山县志》卷四《教化志第四》,《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14册,第338页。

59[明]郜相修,樊深纂:嘉靖《河间府志》卷九《典礼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1册,第1页。

60[明]南大吉:《瑞泉南伯子集》卷二一《明山东道监察御史赠光禄寺少卿朱白浦子墓志铭》,李似珍点校整理:《南大吉集》,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0—101页。

61[清]迈柱等监修,夏力恕等编纂:雍正《湖广通志》卷五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33册,第325页。

62[明]柳东伯:《贵州等处提刑按察司副使蒋公信行状》,[明]焦竑编:《献征录》卷一○三,第4648页。

63[明]朱吾弼:《朱密所先生密林漫稿》卷三,《天津图书馆孤本秘籍丛书》第11册,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9年,第658页。

64[明]毕恭等修,任洛等重修:嘉靖《辽东志》卷四《典礼志》,《续修四库全书》第646册,第569页。

65[明]李嵩纂修:嘉靖《归德志》卷二《建置志·公仪》,《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60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71—72页。

66[清]毕懋第修,郭文大续修:乾隆《威海卫志》卷五《典礼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2号,第126页。

67[清]范启源纂修:乾隆《雒南县志》第五卷《典礼志》,《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30册,第496页。

68[清]程云修,蓝山增修:乾隆《兴县志》卷一二《典礼》,《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30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80页。

69《明史》卷五六《礼志十》,第1416页。

70[明]郜相修,樊深纂:嘉靖《河间府志》卷九《典礼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1册,第11页。

71[明]李贤:《尚宝司少卿袁公忠彻墓表》,[明]焦竑编:《献征录》卷七七,第3252页。

72[明]海瑞著,陈义钟编校:《海瑞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8、581页。

73[明]蒋德璟著,粘良图点校:《悫书》卷八《恭拟罪己诏书》(五月二十六日),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69页。

74[清]计六奇撰,任道斌、魏得良点校:《明季南略》卷一,第14页。

75[明]祝世禄:《环碧斋诗三卷尺牍五卷》诗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4册,第183页。

76[明]顾宪成:《泾皋藏稿》卷七《英风纪异序》,《无锡文库》第4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99页。

77王咨臣:《新出土的明孝宗“罪己诏”与传抄本〈明实录〉校勘记》,《文献》1982年第1期。

78《明武宗实录》卷七三,正德六年三月丙子,第16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