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开始，中国IT界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996”运动。

“996”并不是一个新词。这种朝九晚九、一周六天的工作模式，起源于 2000 年左右。那时的无薪加班，帮助国内一些科技企业成长为行业巨头。但如今，“996 工作制”变得日益普遍。几乎加入创业公司，就等于接受“996工作制”。

“996”不仅成为年轻人在职场上求职的默认规矩，为了让员工接受它，甚至还发展出了一整套话语体系，比如“年轻人不接受‘996’就是吃不了苦”，而互联网大佬马云和刘强东等对“996”的回应，基本可以概括为一个公式：“工作时间越长=工作越努力=回报越多”。

中国《劳动法》规定，中国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而这显然远远低于“996工作制”中，一些人可能实际工作的72小时。

那么，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为什么会形成“996常态”？这一常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它是中国独有的还是全球普遍现象？

平台与数字劳动

互联网企业形成“996常态”，首要原因是这些企业大都采取了崭新的平台组织模式。如同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所揭示的那样，现在商业的转型是从流水线、资源集中型、生产主导型的产业模式，转型到需求主导型、多边的产业模式。在旧模式中，规模是投资和发展企业内部资源的结果，但在网络世界中，规模来自培养建立在业务之上的外部网络。也因此，企业内部的工作更形复杂，要求也更高。

如果说工业革命是围绕工厂来组织的，那么，在一种宽泛的意义上，今天的商业变化则是围绕数字平台来展开的。事实上，我们的经济正在发生一场重组，在其中，平台主似乎发展出远较工业革命时代的工厂主更为强大的力量。反映在劳动上，其正经历从传统的基于雇佣劳动的工厂制向基于隐性劳动的平台经济模式过渡。

什么是隐性劳动？女性主义学者阿琳·卡普兰·丹尼尔斯（Arlene Kaplan Daniels）于1987年最早提出了“看不见的工作”（invisible work）一词，用以描述那些“无论其地位如何，都是艰难而又不得不做的工作”（意味着艰苦、无聊、棘手、麻烦、紧张）。通常这样的工作落在谁手呢？女性。

所以，隐形劳动特指那些在文化和经济上被贬值的女性无偿劳动，特别是家务和志愿工作。后来，这一概念被扩展到描述各类女性化的再生产劳动，如家政工作、情绪劳动和照护工作；也涉及到更广泛的非再生产劳动，如“脏活”（dirty work）、性工作、残疾人的工作、数字劳动、后台工作等。

说到996，需要特别讨论作为隐性劳动的数字劳动。“数字劳动”（digital labor）是一个复杂概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界说。如蒂齐亚纳·特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以互联网用户无偿、自愿的网络行为所提供的“免费劳动”来界定“数字劳动”（2000）。特勒贝·朔尔茨（Trebor Scholz）总结出“玩乐劳动”（playbor）的概念，指的是互联网上的休闲、娱乐和创造性的无偿活动，正在模糊劳动与玩乐的界限（2012）。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ox）所认为的数字劳动则包括信息通信技术行业整个价值链上所涉及的各种劳动。

和996相关的数字劳动，更近于福克斯的定义。福克斯2014年出版《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一书，认为数字劳动是以对劳动主体、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的异化为基础的。他区分了数字工作（digital work）与数字劳动，指出数字工作意味着借助人类大脑、数字媒体与表达对人类的体验加以组织，其方式是创造新产品，而数字劳动是数字工作的价值维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通过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加来维持的。就数字媒体而言，福克斯将其意识形态描述为两种形式：1）社交媒体被呈现为一种参与文化和新民主形式；2）剥削被玩乐的外表所隐藏了。

严格地来说，“996”不属于社交媒体上的用户劳动，它是可见的工作，为什么我们又说它同样属于一种隐性劳动呢？这是因为，“996”所基于的是一种新的隐性劳动模式。

技术带来的自由成为新的奴役机制

常见的数字劳动，根本就没有特定的工作场所，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由一系列互联网活动构成的数字劳动，包括在线众包平台（例如亚马逊的Mechanical Turk和维基百科）使用的有偿和无偿劳动力，以及有商业目的的无偿在线活动（如游戏、产品评论、博客和个人数据的录入）。数字劳动在空间上分散，它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包括私人住宅、公共咖啡馆等等；在时间上也是分散的，比如在传统朝九晚五工作的间隙，以及周末和假日，马里安·克莱恩（Marion G. Crain）等人在《看不见的劳动：当代世界的隐身工作》（2016）将其称为“离身”劳动（disembodied labour）。

但“996”作为一种特殊的隐形的数字劳动，它可能是有工作场所的，比如在相关的采访中，京东的员工表示“上、下班打卡也更加严格，连KPI都比之前重了很多”；但也可能是没有工作场所的，比如允许带工作回家。它可能时间上是集中的，比如“996”本身就是一个工作时长概念；也可能是时间分散的，比如允许晚上班，早下班，但工作任务却不能因此稍歇。

这种劳动模式的变化，既与工作定义和劳动力变化的大趋势相关（比如，传统的工作与闲暇、劳动与玩乐、生产与消费的边界不断被消解；又如，伴随着网络数字平台的勃兴，劳动世界产生了新形式的关系，越来越多地由传统雇佣关系向纯粹市场交易关系转向。这虽然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但也使得大量劳动者的就业身份变得不明确，其权利保障日渐式微），也与互联网企业试图以最小的成本挖掘出员工的最大价值，从而使企业效益最大化的运营策略相关。

这其中不乏信息网络技术的支持。到了后工业化时代，互联网、移动通讯和宽带设施的发展导致了工作地点的重新安置，在这一过程中重塑了工作的特性。这方面出现的四个重要变化是：在家远程工作的上升；移动工作的增加；知识工作在城市中心及其高科技“集群地”的汇聚；国际性劳动分工的形成。对这些变化，有的人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来描述；例如，在以写作《虚拟社区》而知名的霍华德·莱因戈德（Howard Rheingold）的笔下，到处都是田园般的“电子小屋”，远程工作的专业人士充分享受高科技的好处，摆脱了每天上下班的烦恼，保持了和家人的接触，在工作中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

事情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可以拿到传统工作地点以外从事的工作主要有两类：一是重复性的、低技术的数据输入和文案工作，二是高度复杂的“符号分析”工作如撰写报告等等。从事前一种工作的人收入不高，没有福利，也很少受法律保护，不会享受到传统工作场所提供的社会关系、培训、个人晋升。对他们而言，与其说是生活在惬意的“电子小屋”中，不如说是在高科技的“血汗工厂”里挥汗如雨。

与之相对照，从事后一类的专业人士往往受过完备的教育、能够自我做主，在远程工作中享有相当程度的创造性，也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归根结底，这些人和前一类人也不能被完全区分开来，两者都面临着工作/生活的平衡问题。在家工作加重了劳动负担，因为“在家”，所以需要同时承担工作与家务的双重负担；同时，原本可以全身心放松的下班时间，也因为工作进入了家庭而延长了实际工作的时数，使人长期处于超负荷的工作状态之中。个人如果缺乏良好的时间管理和自律能力，往往会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

虽然信息技术一直被指可以促进知识工作者在工作和生活间达成平衡，但现实情况却是，远程工作者所感受到的压力与挫折感与日俱增。这源于通信和信息技术所导致的不间断的生产，人们现在拥有了“24/7”的时间观。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的精彩著作《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分析了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系统无休止的需求。这本书的核心论点是清醒和睡眠的界限正在被侵蚀，与之相伴的是一系列其他重要界限的消失，比如白天与黑夜、公共与私人、活动与休息、工作与休闲。电子邮件、社交媒体、在线娱乐和网上购物的流行、无处不在的视频对注意力的吸引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人们进入了一种无眠状态，从而令人类生活进入一种普遍性的无间断之中，受持续运作的原则支配。不限时间地点的网上工作本来被看作是一种自由，现在却被发现只是一种新的奴役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