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命，好像人们没有不说是宝贵的，其实未必如此。古人便有视同草芥的说法，所以说及英雄的伟业，往往免不了“杀人如草”一类字眼；以牛羊为喻更普遍，随意买卖和宰杀，实在很确当的，“牺牲”一词一直沿用至今，词源盖出于此。惟有一种行当可以升提生命的价值，她就是死刑。
死刑乃通过消灭生命来彰显生命，——大概这也算得是辩证法的一例吧？假如生命没有一定的“含金量”，何劳古今酋长动用那么多人力，建造那么多的绞刑架和断头台？就说巴黎著名的刽子手桑松，除了无偿居住国家提供的中央市场带阳台的房子，享受多种权力与特权之外，仅年薪就高达6．5万利弗尔！
从远古的时候起，死刑就是“神圣之刑”。不幸的是，生命即使神圣到万分，刹那间也归于黯淡的结束；只有死刑的神圣永存。合法杀人是无可指责的。所以无论哲人苏格拉底或是政治家罗伯斯庇尔，临终时，都没有一个同胞肯站出来为他们辩护。意大利法学家奥卡里亚说，死刑是一场国家对一个公民的战争。就是说，只要国家认为消灭这个公民是必要的和有益的，那么，他将肯定活不下去。
然而，即使这场战争势力殊异，成败已定，以世界之大，终究有人为死刑犯——毫无希望的人——说话，至少在俄罗斯。
托尔斯泰一生写过不少宏伟的作品，如《战争与和平》之类，那是经过理性和美学的严密的安排的。作为心灵同世界的直接对话，还写了大量简直无法分类的短文，其中就有《我不能沉默》。质疑，控告，驳诘，不平则鸣。这是在文体和技艺之外独立生长的一种风格。阅读是一场劫难，它突然而至，使你对人类命运无法作壁上观；纵使终于从字缝中逃逸出来，却从此留下了永牛难忘的惊悸。
1908年5月10日，托尔斯泰从报上获悉20个农民因抢劫地主庄园被判绞刑的消息，立即著文抗议。农民是世上最平凡最卑贱的人，何况抢劫犯，更何况区区20个，实在大可不必愤愤的，更不消说为之申辩了。
然而，他说，他不能沉默。
人类之爱，同情心，人道主义，在这里成了不可抗拒的精神力量。它使一个地主伯爵老爷背弃了传统的立场，使一个主张“勿抗恶”的宗教家动摇了终生的信仰，使一个安详的和平主义者变做了一个躁动难耐的复仇主义者。
托尔斯泰不承认死刑犯有罪，他辩护说，他们只是一群“不幸的、被欺骗的人”。到底谁是真正的罪犯？恰恰相反，正是那些使用了一切力量败坏他们，毒害他们的灵魂的人。他指出，劫夺别人的财产是令人气愤的，但是最使人不堪忍受的，是劫夺别人的灵魂，迫使别人伤害自己的尊严，破坏别人的精神幸福。而有能力干这种事情的人还有谁呢？除了整个的专制制度，除了支撑这个制度的各种与“正义”和“神圣”分不开的机构：枢密院、宗教院、杜马、教会、沙皇，除了威严的统治者。法官和刽子手算什么？不过小小的工具而已。
他极力抨击政府以“建立安宁和秩序”为借口实行屠杀的野蛮行径，无情地揭露被称之为法律的愚蠢和虚伪，说：“你们别说你们做的那种事是为人民做的。这是谎言。你们所做的一切肮脏的事，你们都是为自己做的，是为了维护你们的既得利益，为了实现不可告人的私人目的，为了自己能在那种你们所生存并认为是一种幸福的腐化堕落之中再生活一些日子。”他警告说：“你们现在所做的一切，连同你们的搜查、侦查、流放、监狱、苦役、绞架，——所有这一切不仅不能把人民引诱到你们意想达到的状态，而是相反，会增添愤怒，捎除任何安定的可能。”
总之，他认为，所有这些无家可归，满腔忿恨，堕落败坏的人，从官员到死刑犯，都是政府一手制造的；今天所谓“安定”的局面，都是政府施行恐怖统治的结果。正因为政府成了他控告的对象，所以，他不能不意识到履行一个作家的职责的全部风险。但是，他决心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哪怕以生命作代价。
他说：“我写下这篇东西，我将全力以赴把我写下的东西在国内外广泛散布，以便二者取其一：或者结束这些非人的事件，或毁掉我同这些事件的联系，以便达到或者把我关进监狱，或者最好是像对待那20个或12个农民似的，也给我穿上尸衣！……”
政府逮捕了刊载这篇文章的报纸发行人，以至连一些读者也都遭到监禁，可见作家的抗辩不是没有一点力量的。可是，对于托尔斯泰本人，政府相当宽容，好像没有特别降罪的表示。大约这同地位生了些干系，名与无名，政府从来是区别对待的。
十月革命犹如一场大雪，一夜之间，便覆没了整个的沙皇制度。然而，纯净的空地也有血迹和尸体。随着积雪的消融，旧日的污秽再度暴露出来。而且使新鲜一并变得陈腐。这一片血与那一片血，这一具尸骸与那一具尸骸，它们的区别何在？难道仅仅因为时间的冲荡而使颜色与形貌发生了变异吗？如果生命是至高无上的话，此刻，是否仍然有抗辩的必要？
托尔斯泰死了。
真正伟大的人物，不会在诞生他的地方永远消失。既然这里的土地培育了他的良知和勇气，那么属于他的精神，必将以散在的形式存寄于原来的世界，适时再度凝聚为声音。这是新的声音，但也是昨日的响应。总之，沉默是不可能的；除非民族历史上从来未曾出现过这样的人物，也就是说，未曾形成一定的文化血统；不然，就是气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复如从前的恶劣。
在托尔斯泰身后，有一个人叫柯罗连科。从青年时代起，他已为托尔斯泰的博大、睿智、深沉的激情所吸引，曾经比喻为遥远、灿烂的星座；虽然后来为革命思想所激荡而参加各种活动，并因此不断遭到监禁和流放，可是在心灵深处，依然保存着最初的那一束星芒。
人道主义成了最高的道德律。革命，在俄国知识分子看来，它固然是改造整个专制俄罗斯的伟大的社会运动，但是对于个人苦难，也都同时具有拯救的意义。革命必须符合普遍的道德准则，也即人道的原则。如果在个人危难面前无动于衷，甚至无端地制造流血和死亡，所谓革命，无论打着怎样好看的旗子，其性质都是可疑的。
在沙皇时期，作为一个作家，柯罗连科写过许多关于死刑的作品，多次打破审查制度所容许的范围，讨论死刑的权力；而实际上，他也亲自解救过一些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人。到了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几年，他目睹了行政机构以“反革命分子的捣乱”为由而进行的持续的杀人行为，却深感无能为力，因为这些行为不但是超越道德的，而且是超越法律的。
柯罗连科在托尔斯泰的泛道德主义立场上后退了一步，但是，他一样表现了不容亵渎的人的尊严。他指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侦察委员会的作用是同作出判决的权力，尤其是作出死亡判决的权力联在一起的。在任何一个地方，侦察委员会的行动都要经过法院的核查，而且这核查必须置于辩护系统的参预之下。即使在沙皇时代，情况也是这样。他自述说，在法国，他曾经仔细观察过中世纪遗留下来的野蛮的杀人行为，但是他看到，在大战期间，枪杀人质的事情也不曾发生过。因此，对于国家的侦察委员会的武装镇压，以及契卡所作的结论，他愤怒地宣称：“这是苏维埃政权的真正的耻辱。”
如果说在什么问题上公开性比任何东西都重要的话，那就是人的生命问题。在这种问题上，每一个措施都应当公诸于众。所有的人都有权知道，谁被剥夺了生命（如果这已被认定是必须的话）？为什么？根据谁的判决？这是对政权的起码要求。
对权力者来说，政权就是目的。一切革命手段，无非为了夺取政权和维护政权，怎么可能要求庞大的政权对渺小的个人作出这样那样的许诺与回应呢？然而，柯罗连科引用卡莱尔的话说：“政府常常死于谎言。”他质问道，“在你们的制度中一切都是真理吗？在你们已经向人们灌输的那些东西中就没有这种谎言的痕迹吗？……”镇压“反革命分子”，集体枪杀人，居然说是有利于‘人民的幸福”，有利于“社会主义”！而且还要辩解说，“革命是有自己的规律的”！即使在19世纪发生过革命群众的屠杀，甚至如巴黎公社社员枪杀人质那样，也是自发的行为，而不是系统化了的疯狂发泄。在柯罗连科看来，这段历史，已然构成了一座“血腥的灯塔”，给社会主义运动本身留下了可怕的阴影！
柯罗连科呼吁道：“让兽性和盲目的非正义完全留在过去，留在已死亡的东西一边，而不要渗透到未来之中……”最令人痛苦的，是谁也不向人类的未来负责，包括知识精英。像卢那察尔斯基这样的人物。身为知识分子官员，应当是最理智的了，然而，也没有及时发出警告，不去讲公正，不去讲对人的生命的爱惜态度，却在自己的讲话中，表示同行政机构的枪杀行为合作。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独立于政权之外的力量，他们不应当屈从于权力意志，屈从于胜利者所写的历史。作为世界痛苦的见证人，他们应当无保留地暴露一切罪恶，不论它们来自何方；作为历史责任的担当者，他们应当预言恐怖，唤起人们普遍的不安，以期免于在酣睡中沦亡。要做到这一切，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艰难的。因为他们只是一个松散的集团，从来便是单个人地处在黑暗的包围之中，所以，在履行使命时，他们必须先行战胜自己身上的黑暗。在所有的知识分子面对疯狂的枪杀而默不作声的时候，柯罗连科意识到，他必须带头讲话。结果，他以绝望的勇气讲了：
只要我的微弱的嗓音还能讲话，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不停地抗议不经法庭审判的枪决和杀害儿童的行为！
当然，这些话不是如托尔斯泰一样公开发表的，而是以通信的形式，诉诸于政府的高级官员。收信人正是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从1920年6月19日开始，信陆续写就陆续发出，一共6封；卢那察尔斯基的答复则是：沉默。沉默，再沉默！……
历史的沉默更长久。1922年，这些信件曾经以单行本的形式在巴黎出版；可是在国内，直到1988年，也即苏联行将解体的时候才公开发表。这其间，经过了整整近70个年头！
无论控诉和警告，都是封套内的声音。
几乎与柯罗连科写信的同时，还有一个高尔基，撰写了系列政治文化评论，其中有相当篇幅关涉死刑，发表在他主办的《新文化报》上。对此，列宁是反对的，最先忠告他“走出彼得堡”，随后动员他出国。在别什科娃那里，列宁开玩笑似地对他说：“如果你不走，那就驱逐出去！”后来，他果然去了意大利。但是，无论出国还是留在国内，他是从此再也写不出这种抗辩风格的文字了。
无独有偶。高尔基的评论一经发表，即被禁止传播，等到这些“不合时宜的思想”重新面世时，又已是80年代末梢了。其被禁锢的时间，正好与柯罗连科的信件一样漫长。
人们的命运各种各样，思想的命运则大体相同。自古迄今，知识分子由来作为失败者活动于历史舞台：即使胜利，也只是属于道义方面的，而与本人无关，问题是，知识分子总是不甘失败，始终坚持着手头的批判性工作，恰如传说中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
面对动辄要人性命的“官刑”与“私刑”，野蛮的肉体报复的思想，动物性无政府状态，高尔基十分愤慨。由于他把这些都归结为政治对文化的入侵，以及文化自身的薄弱；因此，要消除人民身上的兽性与奴性，他认为，必须“经过文化的慢火的锻烧”！但是作为一个引火人，当他发现工人在大街上逐杀逃犯，发现市民在讨论用什么样的死法惩办小偷，发现士兵几十名几十名地集中枪杀“资产阶级分子”，发现大学生们因举行告别聚会，被当作阴谋活动而遭到杀害……当他发现人的生命在人们观念中变得如此低贱时，态度十分峻急；就个人而言，他不会容许“锻烧”有片刻的延缓。
他把火把举到领袖的面前，说：“逐一杀害不同思想的人，这是历届俄国政府国内政策中已经验证过的老法子。从伊凡雷帝到尼古拉二世，我们所有的政治领袖都自由而广泛地运用这种同叛逆作斗争的简便的宁段，列宁又为什么要放弃呢？他不但没有放弃，并且公开声明，他会不择手段地将敌人消灭干净……”他指出，正是这一类声明，使人们陷于一场残酷而持久的斗争，整个俄国将因此而蒙受危险！
他谴责“用暴力和凶杀培养起来”的红海军的水兵，把他们的宣称肉体报复的声明比喻为“肆无忌惮，却又极为胆小的野兽的咆哮”。他告诉他们：“你们摧毁了君主制度的外部形式，却未曾消灭它的灵魂，致使这灵魂活在你们的心中，迫使你们失去了人的形象……”在这里，他说，他看到了君主制度的血腥专制精神的存在和胜利。“应该努力做人，”他告诫说，“这很难，但必须这样。”
作为政治问题的症结所在，高尔基认为，主要是苏维埃政权“对群众的恐惧与谄媚”。对于新生政权，他指责说，其实这是“在旧的基础上，即在专横和暴力之上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它把自己的精力可悲地耗费在煽动恶意、仇恨和幸灾乐祸的情绪上面了。制度笼盖一切。只要在政治上把良心、正义、对人的尊敬与爱护等等，厚颜无耻地说成是“感伤主义”，一种健康的文化就无法生长。他肯定：人类失去了这一切是无法生活的。
此间的系列评论，几乎都在重复着同一个主题：“在这些普遍兽性化的日子里，让大家变得更人道一些吧！”
在政治家看来，这不过是知识分子的梦呓而已。所有关于人道主义的呼吁，既不能阻遏政治家的嗜血欲望，自然也不能阻遏群众性的嗜血行为。当时，高尔基来不及把话说完，就到国外去了；而事实上，为他所指陈的杀人现象，不但未见稍减，反而变得越发疯狂起来。直到斯大林导演的肃反运动正式上演，鲜血就像洪水一样，不出几年就淹没了整个红色苏联。
高尔基在发表那篇指责水兵的短评以后，曾经收到几封恐吓信。他没有在阴谋和恫吓面前退却，再度著文宣称：“这是愚蠢的，因为用威胁迫使我缄默是不可能的……”可是，到了后来，他缄默了。
在血腥的30年代，枪声大作，而舆论界格外平静。
高尔基是一个过渡型人物。他是用资产阶级文化的奶汁喂养长大的强壮的流浪汉；因此，与其说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毋宁说是有教养有文化的资产阶级最后一名代表。
无产阶级，以及诸如“无产阶级文化派”一类知识分子，一开始就从外部被灌输了一种斗争哲学。长期以来，斗争被赋予了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明性质，它唤起人类的攻击本能而强行压抑爱欲，把攻击性当成人性的全部而加以阐扬，传布和膜拜。实际上，斗争是有条件的，有保留的，斗争是不得已的一种手段，有时候甚至显得十分迫切；但是，既然是人类的斗争，而不是动物的搏噬，它就必须建立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之上。人道主义不是哪一位形而上学家臆想出来的抽象的原则，它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实质性的历史内容。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资产阶级的双手也沾满了鲜血，但是他们学会了怎样清洗自己。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民主，自治……一系列的口号和观念，都是他们在清洗的过程中第一次提出来的。无产阶级还没有学会清洗。清洗是需要文化的，需要知识和经验，而这些又恰恰来自它的敌人——资产阶级。如果拒绝这一切，所有的人们，包括斗争者自己，都将最终成为斗争的牺牲品。
高尔基就是著名的牺牲品之一。当斗争已经形成普遍无知的野蛮的杀戮，良心的发现，只能加速他的死亡。据悉，高尔基是被毒死的，——一种暗暗的死。这样，比较起来，经过审判或不经审判的死刑毕竟要显得庄严许多。自从这只海燕也像众多的无辜者一样溺于血海，在俄国，人道主义的正义的火焰便慢慢衰微下去了。
所幸还有火光。虽然火焰不再如初燃时的迅猛，热烈，亮丽，但是，它仍然能让人感觉着世界的光明和温暖；就像置身于冬日的原野，目送远方最后一缕抚慰般的淡淡的余晖……
199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