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27年11月的湖北黄麻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写下重要的一页。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都以这里为起点。为什么当时许多地方的起义失败或者根本没有发动起来，而没有任何正规军队参加的黄麻起义能够在十分困难条件下取得成功?文章从全局的视角，对黄麻起义前后当地各种社会力量及各方面复杂因素进行具体考察，对起义过程中经历的成功、失败原因以及领导人的构成与特点等进行比较和分析，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析。
关 键 词：黄麻起义 内外因素 成功原因 the Huangma Upris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causes of successes
1927年11月的湖北黄麻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写下重要的一页。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都以这里为起点。黄麻其实是黄安县(现名红安)、麻城县的合称，两个县都是有名的将军县。①
“黄麻起义最大的特点，是没有任何正规军队参加，参加者都是农民，叫做‘揭竿而起’。”②当然，还有一些青年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为什么没有任何正规军队参加的黄麻起义在十分困难条件下能够取得成功、以后培养出如此众多高级将领，逐步创造出在党的历史上作出重大贡献的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直接的回答是：这里的贫苦农民长期受尽地主豪绅和官府极端残酷的压迫、凌辱和榨取，又受到过大革命风暴的洗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步组织起来，有着很强的抗争传统和战斗力。这样的回答自然是正确的，抓住了问题的本质。
但是，人们还可以问：当时在各省有类似情况的地方不少，为什么许多地方的起义失败了或者根本没有发动起来，而黄麻起义能够和其他几个重要革命根据地一起，取得成功，在历史上写下如此光辉的一页?这就需要从全局的视角，对黄麻起义前后当地各种社会力量及各方面因素进行具体考察，对这个过程中经历的成功、失败及其原因进行比较和分析。本文力图就此作一尝试。
一、湖北秋收起义最初的挫折
黄麻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927年秋收起义的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这时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决定关头：由于武汉政府继南京政府之后公开反共，大革命时期建立的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国内的政治局势陡然逆转。有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在这类突然事变面前被严重摧毁，或者被消灭，有的在许多年内翻不过身来。中国社会上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失败，似乎局势已难挽回。
中国共产党人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没有动摇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而是更加奋不顾身地起来战斗。8月1日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7日，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也就是通常说的“八七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这一系列决定和行动使许多革命者在遭受突然打击后的一时迷茫中看清了继续前进的方向，燃烧起新的希望，继续奋斗。
但是，要实现这样的转变，实在极不容易。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刚成立了六年的党，领导人大多十分年轻。大革命时期，党主要的工作是发动和领导工农群众运动。由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影响，严重忽视军队和政权的极端重要性。工农群众运动和工会农会的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北伐军向湘、鄂、赣等省迅猛推进并在初期对工农运动表示支持的鼓舞下，在短时间内很快发展起来的。一旦国民党控制的军队和政权突然翻过脸来、残酷镇压工农运动时，许多工会、农民协会和自卫队组织很快就陷于涣散和停止活动。这是许多党组织原来没有预料到的。党内出于对敌人和背叛者的仇恨而不分析敌我力量悬殊、一味蛮干的“左”倾盲动主义活动，更使原来保存下来的一点力量又惨遭严重损失。这种状况相当普遍地发生。
中共中央在9月15日的政治报告中写道：“八七党的紧急会议的政策即是暴动政策。此政策决定后我们的工作可分三部分：一、贺叶南昌起义及广东的农民暴动；二、湖南的农民暴动；三、湖北的农民暴动。在客观上革命的潮流是否仍在高涨呢?我们可以很肯定的回答，是在高涨的，工农是要求暴动的。”③
我们先看湖北秋收暴动的最初部署。
湖北秋收暴动的任务，一开始的打算是全省性的总暴动。湖北省委最初制订的计划写道：“武汉工人已经举行总同盟罢工反对反动的武汉政府，叶挺、贺龙两部又在南昌独立，宣布实行土地革命，武汉政府的政权已经动摇了，在这革命短兵相接的时候，为响应武汉工人罢工，拥护南昌叶贺独立及促进土地革命加速度的发展，我们党应立即领导农民起来，杀戮土豪劣绅，打倒土豪劣绅复起的凶焰，引起乡村间极大的骚动，抗税抗捐以动摇武汉的政治，使其不能出兵江西及其他省分压迫革命，并进一步武装农民，抗租抗粮，实行全省大暴动，没收大中地主豪绅的土地及一切公地(对小地主实行减租)，准备推翻武汉的统治，彻底消灭封建势力而建设农民协会的政权。”④省委把全省分为九个工作区域，各区设立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作为集中指挥的机关。
但从当时的客观情况来看，这是根本无法实行的。罗亦农在8月23日就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他说：“第一阶段是开始工作的时候，可说毫无头绪。”⑤所以从省委的实际工作来说，重点一是在鄂北，一是在鄂南。至于黄麻地区的工作，最初并没有提到湖北省委的工作日程上来。罗亦农在向中共中央常委报告工作时甚至说：“鄂东现在无办法。”⑥即使鄂东区的暴动区域中也没有提到黄安和麻城。
为什么湖北省委首先选择以襄樊为中心的鄂北地区?重要原因是当时看重现成的正规军力量。共产党员张兆丰是老同盟会员，陕西陆军讲武堂毕业，先后在陕西靖国军、冯玉祥的国民军方振武部任职，1926年任国民军第五军第三师师长，驻防鄂北的襄阳、樊城。中共鄂北特委陆沉在致中共中央信中写道：“八七会议时，中央通知我去鄂北，参加特委会，作鄂北秋收暴动工作(实际上中央那时和我接谈时，关于农民秋收暴动之事少，最多的是对兆丰部分之军事问题)。”⑦可见中共中央是希望张兆丰能利用他的师长职位，在襄阳、樊城率部起义。但是张兆丰由于历史关系没有能实际控制这个师。鄂北特委廖划平给中央报告：“到了不久，就听说南昌已于8月1日号召暴动，同时，方振武已将张同志师长一职取消。其时我们曾谈及将所属部队脱离方军，向东扯走，但以张同志部下干部——排、连长，十分八、九皆方之心腹爪牙，而寄名党籍之旅团长，复不可恃，因此，部队无法扯动，张同志只得下野，以致此时在长江以北失却很大的政治作用。”⑧率部起义之事，自然全部落空。至于鄂北农民运动，陆沉在给中央的另一封信中写道：“我看了湖北秋收暴动的专号”，“在这一段中最重要的，随、枣、襄三县可靠之农民有数万。这个数目，当我在鄂北时，确实找不出来，那里看见过数万可靠的农民?”⑨
当时的领导人政治上实在很幼稚，尽管满腔革命热情，却只沉浸在一厢情愿的推想中，并没有进行切实的调查研究。结果，幻想中轰轰烈烈的鄂北大暴动，无论是整师起义还是大规模群众抗争都无声无息地化为泡影。用省委报告中的话来说：“及张师免职，遂觉靠山已失，便呈失望，不但没有实行斗争，并且不敢略存斗争之观念!与省委发生关系又很少，更使省委不能给以指导。”⑩
鄂南暴动是在省委直接指挥下进行的，更被看作湖北秋收暴动重点中的重点。
省委对鄂南暴动一向极为重视。1927年8月5日的《鄂南农民暴动计划》中写道：“鄂南农民暴动，因为在武长铁路之西，因此在政治上、地理上有特别意义，在政治方面可以直接影响武汉，在地理方面，断绝武长的交通与邮电，可以造成湖南军队与政治的恐慌而有利于湖南农民的暴动。”“鄂南的农民暴动以蒲圻、咸宁为中心与发难的地点，开始之第一日即须攻破蒲、咸二城，然后在政治上可以号召鄂南的农民，创成整个的鄂南的暴动局面。”“暴动一开始即须分段掘断武昌与咸宁、蒲圻各处的铁路(以掘断愈多愈好为原则)，割断所有的电线，毁坏邮政机关。”“暴动的内部指挥为鄂南特别委员会，直接受省委的指挥。”(11)
“8月上旬，中共湖北省委根据秋收暴动计划，派吴德峰、符向一、黄赤光等前往鄂南，在蒲圻成立鄂南特委，吴德峰任书记。8月底，长江局书记兼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亲赴鄂南，召集各县负责人会议，准备十日内举行暴动。”(12)一场轰轰烈烈的鄂南暴动仿佛就要开始了。
鄂南暴动计划中所说鄂南特别是武(汉)长(沙)铁路线“在政治上、地理上有特别意义”确是事实。但共产党看到这一点，国民党方面同样清楚这一点。当时控制两湖地区的军事势力主要是唐生智部五个军，它的政治中心在武汉，而起家基地在湖南，武长铁路线是它的生命线所在，一直以重兵驻守，军事调动因铁路贯穿而极为便利。至于当地的工农群众团体的情况，在省委事后的议决案中写道：“在群众方面，虽有不断斗争与反抗，但这斗争还是零碎的，或是原始的，或是没有广大群众参加的，换言之，还没有形成有组织的广大群众总的斗争的局面。”(13)
选择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地区进行决定性的拼死较量，岂不是以卵击石、自处绝境?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向中央常委会报告时讲到：“前次，鄂南负责同志来，他第一个问题即提出，武汉我们的队伍有多少?如鄂南暴动是否从武汉派兵即时可以消灭?”(14)事实上，自然不会有什么军队从武汉开来支援鄂南暴动，连提供数量不多的简易武装弹药也难以做到。例如，对担负很大责任的蒲圻，只给了驳壳一枝、子弹六百，又没有炸弹和炸药。省委在给鄂南特委的信中说明：并非有枪不给，第一是没有枪，第二是因为运输困难。想像中似乎颇为壮观的鄂南暴动，做起来，几乎在无声无息中失败了。
经历了一系列同原来设想南辕北辙的挫败后，湖北省委写了一份很长的《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该报告先详细列举了各县农民协会和党员的人数统计，接着写道：“有这样雄厚伟大的势力，至少可以担负完成湖北土地革命的责任而有余，即使七折八扣，甚至廉价对折，也足以担负起土地革命而不至坐视敌人肆意横行摧残革命势力。不知实际上大谬不然，湖北农运伟大的发展大部分完全是依赖政治军事的力量，没有经过实际斗争，而且还有许多地方是土豪劣绅在那里操纵把持。”报告也批评有些地方的党组织不仅不能领导他们干，反而指责农民的行动是“越轨的行动”，“农民协会侵越县政府的职权，尤为大错。”“所以号称有两三千同志的地方，会连一个人影都见不着，号称有二三十万有组织的农民的地方，也不能有一个人起来。”(15)报告详细叙述了全省各个地区决定策略和行动的前后情况，着重谈了鄂南暴动失败的具体经过：暴动日期原定是9月10日，但特委得知有火车在8日运现洋数万到湖南作军饷，临时决定劫车，由黄赤光率八九人穿军服以查车为名登车，开枪要求缴械。但上车后能开枪的只有两人，伏在铁路两旁的两三百个农民上车缴得快枪16支、子弹5箱、纸币34000元、现洋86枚，但铁路、电线都没有毁断，并且暴露了起义的消息、计划原定起义第一日须攻克蒲圻、咸宁两城。劫车当天，咸宁县委书记到特委报告：咸宁只能集中农民八百多人，不能攻城，特委内部也引起争论。蒲圻国民党驻军原有二百多支枪，后来又来军队增援，并配有机关枪。特委只能改变省委原定计划，决定不攻县城，并率主力移至新店，要同当地人民自卫军会合，先一起攻嘉鱼，再回师攻咸宁、蒲圻。但这支“人民自卫军”是由土匪改编的，这时已被敌方收买，出其不意地将毫无防备的起义军全部缴械，特委也被打散。鄂南暴动失去指导机关，群龙无首，一般干部和群众不知所措。国民党大部队开到，鄂南起义遂告失败。
鄂北暴动与鄂南暴动先后失败了，湖北省委的注意力不能不转到原来比较忽视的鄂东地区来。在这个地区中，他们最初更关心的是大冶、阳新一带。后来得到报告：“黄安方面：在七里坪地方有群众二、三万人，快枪四、五百枝，杀了许多土豪，没收土劣之财产，即用以打梭镖。有同志戴季伦、戴克敏及党校学生在那里指挥。”又接到报告：麻城方面：在城北山上，“有人民自卫军，有快枪七、八十枝，一说百余枝，有十二枝驳壳，能号召群众二万，行动时能听指挥者一万人，土豪已杀尽，土地分配不少，有同志徐思庶、江汉翘(高级农业)、徐其虚(武汉中学)、刘文蔚(农所)等在其中负责指挥工作。”(16)于是也派出符向一、刘镇一、黄赤光等前去巡视和指挥，他们中有些人曾参加过鄂南暴动。
二、黄麻起义
黄安和麻城地处湖北省东北边缘地区，同豫、皖二省相接。两县毗连，“属大别山西南低山丘陵地带，地势北高南低。”(17)北部多高山，层峦叠嶂，地势险要，山路难行。这里河流众多。“这些河流水量变化很大，具有山溪河流的特征——无雨时涓涓细流，甚至断流，造成灌溉用水困难；而一场暴雨之后，则山洪暴发，又造成洪患。”(18)经济以农业为主，佃家妇女一般也从事体力劳动。土地大多掌握在地主豪绅手中，民风强悍，平时向有练武自卫习俗，社会矛盾尖锐，受过大革命风暴的强烈影响。拿黄安来说：“全县系农业区域，农民约二十余万，佃农占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自耕农占百分之十至二十，余均为地主。地主占全县土地的大半，万亩以上的十余家，千亩以上的百余家，苛待农民特别利[厉]害，农民反抗心也正高。”(19)
为什么当湖北秋收暴动在多处相继失败的严峻局势下，黄麻地区却异军突起，打开一个新局面，最后结出丰硕的果实，而没有遭到其他有些地区那样的失败命运?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以比较宽广的视野，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全局来进行分析。
在北伐战争中，以前长期盘踞湖北的北洋军阀部队被消灭或逐走了，以后国民党武汉政府在湖北的主要兵力是唐生智的湘军和张发奎的粤军，这是两支有较强战斗力的部队。国共分裂后，张发奎的很大部分部队参加南昌起义而南下，其余部分也在张发奎指挥下南赴广东。控制两湖和安徽的国民党主力是唐生智部。宁汉合流反共后，南京政府内有较强兵力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逼迫蒋介石一度下野。唐生智野心勃勃，所部沿安徽东进，威胁南京，1927年10月中旬同桂系发生战争，原属武汉政府的另两支湘军程潜和鲁涤平部转而参加讨唐，是为宁汉战争。唐生智部逐渐陷于孤立，逐步西撤。11月间，唐生智对部下主要将领说：“各方队伍都要向我们进攻，我们不能应付，我只好暂时离开部队到日本去。”(20)这次战争对唐生智来说，可说是生死之争。除了联络鄂、湘两省之间的鄂南铁路线和襄樊之类重要城镇，哪里还有力量顾得上鄂东北边缘的那块偏僻地区?
可以注意到，黄麻起义发生在1927年11月13日。而唐生智正是在11月11日宣告下野，离开武汉；13日，唐部完全自武汉撤回湖南；14日，桂系部队开始进驻湖北，一切都要重新部署安排。这是湖北政治形势中的大局，影响方方面面，无暇他顾。黄麻起义在此时取得成功，并且在二十来天内没有受到国民党正规军队进攻，局势有过一段相对平稳的日子，与此自然有关。
那么，这时黄麻地区是不是还有国民党的军队?有。那就是魏益三部第三十军的一部分。魏益三原是东北军郭松龄部参谋长，在郭发动反对张作霖的战争失败后投奔冯玉祥，先后任国民军第四军总司令、河南自卫军副总司令，他的部队有一部分自行从豫南临时移驻黄麻地区。这是一支游荡不安的杂牌军，同鄂东北地区的土豪劣绅没有多少渊源，甚至还把当地地主武装缴了械，以充实自己的实力，并不想在这里扎下根来，也不愿同共产党领导的民众武装拼死作战，只想捞一把就走。1927年12月14日留下的一份《黄安工作报告》写道：“黄安、麻城现在都没有土豪劣绅武装的人民自卫团或民团，这些人民自卫团(如黄安南乡之八里塆与麻城南乡之白果埔)的快枪都已经被魏益三拿去扩充实力去了!”(21)这实在是十分罕见的场面。
可以说，黄麻地区是国民党和土豪劣绅在湖北统治中的薄弱环节，这是黄麻起义取得成功的有利条件。
再来看革命主观力量在黄麻地区的状况，特别是它有着什么特点。湖北省委在1927年5月的统计，黄安已建立正式的县农民协会，下有区农协10个、乡农协210个、农协会员56000人，有共产党员67人；麻城有县农民协会筹备处，下有区农协13个、乡农协340个、农协会员124000人，有共产党员25人。这些数字虽已有一定规模，但在全省来说并不算多(如黄冈有共产党员643人，鄂城有农协会员701000人)。(22)但它们有两点很值得注意。
一是民众的文化水平比较高，在接受和传播革命思想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共产党创建人之一董必武就是黄安人。王宏坤在《我的红军生涯》中写道：“在革命的宣传发动中，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功绩很大。当时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很多，其中主要是中学生。我们村，王宏文是武汉的大学生。(23)蔡济璜、刘文蔚、徐其虚、桂步蟾、徐子清、王树声等在麻城上中学。黄安更多，到暴动时我们才知道他们的名字：曹学楷、王秀松、徐朋人等等。黄安的知识分子比麻城多是有原因的。过去黄安有学田，专门供给读书的，就是讨饭人家的子弟也要让其读完小学，所以教育比较普及，中学生、高中生很多。后来在红军队伍里，我对黄安籍的战士说，你们不识字不可能，最低程度读了三年书。但麻城就不行，没有学田，穷人家子弟就没办法上学。与我们交界的河南光山、商城、罗山等县，同麻城一样。黄安人读书人多，文化教育程度高，知识分子多，接受革命真理快，革命发展也就比较普遍。”“由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宣传革命，特别是本地的知识分子，呼应的人多。同时，他们的口号和主张也切实际，抓住了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所以很快就闹起来了。”(24)
其实，麻城也有重视文化的传统。在明代，麻城出过110个进士和421个举人，居湖北各县之首；到清代，比以前减少，还有46名进士、206名举人。(25)进入民国后，也有不少青年人到武汉接受新式教育，并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在上述王宏坤的回忆中也谈到。
曾在1927年任中共黄安县委代理书记的郑位三写道：“回忆起大革命时期的黄安，我们记忆犹新的是：农民革命斗争猛烈，革命的知识分子特别多。”“最初传播革命思想的，是一批从武汉读书回乡的党员，他们多是董必武、陈潭秋、萧楚女介绍入党的。”“在初期，知识分子对于向工农群众宣传革命思想，起了很好的桥梁作用；随着农民斗争的烈火，又迅速锻炼和改造了这批知识分子。”(26)
二是由于边界的复杂环境和民间习武的传统，农民有组织地进行武装斗争的次数比较多，并且取得过多次胜利，战士作战较有经验，也有信心。王树声说过：“党吸取了历次斗争的经验，深感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农民群众对武装的要求也很强烈。”他们先成立起农民敢死队，就是说谁不怕死就来参加。“后在这基础上组成农民自卫军。”(27)这和许多地方的农民自卫队临时集合起来后不知道该怎么做、一遇挫折很容易立刻溃散大不相同。
黄麻地区位于鄂东北边缘地区。湖北多年来军阀混战不断，正规军很少长期驻守在这种偏僻地区，同当地土豪劣绅关系并不密切，甚至发生前面所说魏益三部将地主豪绅的团练缴械解散的事情。因此，常见的反动武装主要是这些地主豪绅借口“防匪保家”、采取迷信手段组织起来的红枪会(28)。黄麻地区农民协会的自卫军一开始遇上交手的就是这种反动的红枪会。他们主要从豫南光山、新集一带来，向黄麻北乡冲来时气势汹汹，还装神弄鬼：有“教师爷”，自称“刀枪不入”。当时在麻城参加战斗的陈再道回忆道：战斗中，农民自卫军对准这个“教师爷”射击，一枪打中，“敌人一见‘教师爷’挂彩，背起这家伙就往山下跑”。“这一跑不要紧，其余的敌人以为要撤退，一齐掉过头来，直奔山下跑。我们一看见这情景，没等队长发出命令，就纵身跳出工事，追击溃退的敌人。这次追击和上午不一样，给他来了个穷追不舍，边追边打，边打边追，一直追了四十余里，还捎带着捣毁了俞家塆红枪会的香堂。这次破寨岗战斗，打死打伤敌人三千多人，红枪会的大小头领，也被打死二十多个。这是麻城农民自卫军正式成立之后，第一次取得的大胜利。反动武装闻之丧胆，革命声威传扬四方。”(29)不久，应麻城县委的要求，黄安农民自卫军一部分由潘忠汝、戴克敏、吴焕先等率领赶往麻城支援。其中，潘忠汝曾在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后来，湖北省委又派吴光浩来担任麻城农民自卫军大队长。吴光浩，湖北黄陂人，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北伐时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连长、营长，富有军事经验，在民众中威信很高。接着，又任命潘忠汝(也是黄陂人)为黄安农民自卫军大队长，是公认的黄麻起义的军事领导人。两人在黄麻起义前后的军事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以看出，黄安、麻城的农民自卫军在黄麻起义前已经建立起有相当数量由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他们沉重打击当地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同红枪会等反动武装进行过多次战斗，并且取得胜利。它不仅使自卫军取得实际的作战经验，提高了战斗力，也增加了部队的信心和凝聚力。这正是鄂北和鄂南暴动时所缺少的。自卫军领导干部中增加具有军事知识和经验的成员，并且同当地的党组织密切合作，这也是很重要的。
1927年8月底，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在汉口向黄安代理县委书记郑位三等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黄安县委随即在七里坪召开活动分子会传达，准备组织农民暴动。9月26日起，黄安、麻城两县三十多处在一星期内先后爆发暴动，称为“九月暴动”。由于还缺少领导农民武装起义的足够经验，这些暴动都失败了，却成为黄麻起义的预演，并且引起中共湖北省委的重视。10月25日，湖北省委又发出第三号通告，要求各县、市区委对八七会议的《告同志书》“详加讨论”。30日，省委通过工作方针决议案，特别提到：“派遣同志去鄂东工作。”这在过去还不曾有过。可以说，黄麻起义是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发动起来的。
湖北省委得知黄麻地区和“九月暴动”的实际情况后，十分重视，决定成立鄂东特委，继续派遣干部前往，加强这个地区的工作。10月，成立中共黄麻特别区委员会。11月10日，省委再次发布通告：“东南战事爆发后，唐生智在湖北南部的政权不但在乡村中摇动起来，即在武汉三镇已呈败退的现象。现在唐生智的军力，除集中武长路及前方作战外，后方十分空虚。”“在这样局面之下，我们虽不能马上暴动夺取政权，可是我们决不能放弃这个机会，应当加紧工作，应该利用这个时机发展各方面的工作。”(30)这正是黄麻起义的前三天了。
黄麻起义使两县的革命斗争由互相配合发展到统一领导。这时，新成立的中共黄麻特委已于11月3日在黄安七里坪召开黄麻两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黄麻地区不少集镇和居民聚居区，筑有类似城墙的防御性寨墙。七里坪镇在黄安县城正北，已接近豫南边境，境内多山，人口众多，也筑有颇具规模的寨墙，是黄安的重镇。镇内原有魏益三部一个营在那里驻扎，但“弱兵极多，战斗力极弱”，得知黄安和麻城农民自卫军准备去缴他们的枪，便“开南门逃走了”。因此，特委召开的会议便能在这里举行。“在这次暴动第一次进攻军队之时，农民群众愈加看出敌人的软弱，认识了自己的力量，他们的革命勇气更加加倍，同时引起他们进攻的决心。”(31)在11月3日召开的这次会议，讨论了特委传达的八七会议精神后，制订了黄麻起义的计划，决定夺取黄安县城，由潘忠汝担任起义总指挥，吴光浩任起义副总指挥，他们都受过比较系统的军事教育。起义指挥部就设在七里坪。
在黄安县城内本来驻有魏益三部一个团，听说七里坪农军声势浩大，不敢也不愿抵抗，自行撤往黄陂。11月13日，传来一个消息说魏益三部又一个团开到黄安县城。农民自卫军指挥部决定乘该团远道而来又毫无布置，立刻集中黄麻农民自卫军主力一千多人，前往攻打黄安县城。当年13岁的秦基伟(黄安孤儿)回忆道：“这一年11月13日下午，我扛着一根红缨枪，跟着本村农会的乡亲们，赶到了首集七里坪。我已经记不清是谁负责指挥我们了，只记得发动的口令是‘暴动，夺取黄安城’。”“当天夜里，我们从七里坪出发，经打鼓岭、火连畈，直畈，直达城北三里岗。沿途人山人海，刀枪林立。到了14日天快亮的时候，我们黄安、麻城两县的农民起义军已将黄安县城围得水泄不通。”“当时的情况，真有排山倒海之势。天快亮的时候，总指挥潘忠汝和吴光浩指挥部队由城北角攀梯而上，一举攻入城内。”(32)
这时，魏益三又派去黄安县城一个团，但行动迟缓，还没有赶到。城内只有县城公安局的警备队。起义军缴枪三十余支，俘获县知事贺守忠等和15名地主豪绅，收缴了一大批钱钞物资，并张贴鄂东革命委员会布告，宣布暴动意义并要求商家照常贸易。当天下午4时，得知魏益三所派那个团已开到县城西20里，起义军已连续行军作战一昼夜，十分疲劳，决定将缴获的枪支、弹药、财物等运回后方七里坪。魏益三那个团进入县城时原来的旧县政府已不存在，无人接待，士兵四处抢米抢柴，又害怕起义军反攻县城，通宵守城，士兵疲惫不堪，军心恐慌不稳。在城内只停留了一天，在向商家搜刮大笔洋钱后，在15日晚退出县城，以后没有再来。第二天，起义军重新返回并控制黄安县城。
11月18日，起义军在黄安召开农民政府成立大会，到会的有一万多人。政府委员有9人，全是共产党员，其中4人是佃农。主席曹学楷曾在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学习，回乡后自办小学，是中共黄安七里坪区委书记、县农民协会主要负责人。会上，曹学楷和中共黄麻特委书记符向一等先后讲了话。第二、三天，黄安各区纷纷开庆祝大会，到会民众共计七万多人。农民政府成立后，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商店照常营业，学校继续上课。农民政府带领民众打击当地的土豪劣绅，没收他们的财产。麻城前来庆祝的代表说：“你们已经抓到了权柄，故有今日这样的好处，我们回去也一定照你们这样去抓到权柄。”又说：“黄安办得这样好是兴共产兴得好，我们不怕共产，只有共产能够代表我们的利益。”(33)
根据省委指示，特委将黄安和麻城的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由潘忠汝任总指挥，吴光浩、刘光烈为副总指挥。下分两路：黄安农民自卫军改为第一路，潘忠汝兼司令，麻城农民自卫军为第二路，吴光浩兼司令，两路共三百多人。鄂东军和所属两路都建立起党代表制度，以保证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这“是中共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建军的起点”。(34)
黄麻起义虽然发生在黄安，事实上是在黄安和麻城两地共同行动的。此外，黄陂等县的革命力量也参加了这次行动。徐海东是黄陂人，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时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张发奎部当过排长，以后回到家乡担任农民自卫军队长。他回忆说：“我的家乡紧靠黄安县，革命的影响也较深。”“不久，黄安、麻城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我奉县委的指示，带着那七条枪十多个人，前往黄安参加起义。走到黄安，城已破了两天，并成立了鄂东工农革命军第一路军。我带去的七条枪，随编入工农革命军。不几天，领导让我回黄陂去组织队伍，队伍还没有组织起来，黄安的工农革命军就遭受了失败。”(35)所以，新中国初期的十大名将中，就有王树声、徐海东两人参加了黄麻起义。
黄麻起义在共产党历史上写下了重要一页。“这次起义的胜利证明：党的‘八七会议’所确定的武装革命的总方针是完全正确的。”“黄麻党组织在鄂东特委的直接领导下，由于坚决执行了革命的武装革命的总方针，而且组织严密，动员深入，行动快速，斗争坚决，因而保证了起义的迅速胜利，把当地的革命斗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36)
三、上山打游击，创建根据地
革命道路从来不是平坦的。正是革命者在曲折的道路上不断艰苦探索，推动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和前进。
黄麻起义的成功影响很大，引起巨大的震动。那时，桂系部队刚刚击败了唐生智，取得对两湖的统治。他们虽然忙于巩固在武汉、长沙等这些重要城市的统治和处理战争的善后事宜，自己一时抽不出手来，但决不会坐视工农革命军在鄂东北的发展，便致电请驻在河南潢川的国民党第十二军任应岐部在12月初南下向黄安进犯。第十二军并不是国民党的嫡系部队，是原建国豫军樊钟秀部的一部分，他们同国民党有历史关系，有相当的战斗力。那时，鄂东军正准备向南发展，打击黄安土豪劣绅集中的地区。任应岐部取道麻城在12月5日深夜突然向黄安城扑来。鄂东军没有足够思想准备，还以为是土匪来犯，奋起抗击，但众寡悬殊，到6日拂晓前城门被攻破，解放了21天的黄安县城失守。潘忠汝和中共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等牺牲。8日，任应岐部又进占黄安七里坪和麻城乘马岗等起义军据点，当地土豪劣绅等大肆报复。中共麻城县委书记蔡济璜、鄂东军第二路党代表刘文蔚等牺牲。许多村庄被焚掠一空。黄安北乡死难民众数千人，麻城一次被杀害的民众就达四百多人。
在遭受如此残酷打击后，黄麻地区的革命者怎么办?可供选择的有几条路：一是不顾敌我力量悬殊，死拼到底，结果只能把剩留下来的那点革命力量全部拼光，广东海陆丰根据地的失败就是教训；二是被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吓倒，放弃斗争，销声匿迹，无形解体，这样的事例不少，自然是真正革命者决不取的；三是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重新集结力量，选择敌人薄弱环节，依靠并发动群众，开创新的局面，这需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念、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审时度势的智慧，也就是湖南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在文家市会议上确定的道路，是唯一正确并且能最后取得胜利的道路。
黄麻起义的革命者们选择的，正是上述第三条正确而艰难的道路：上山打游击，创建根据地。
从黄安县城突破重围冲出的一部，先退到七里坪，任应岐部已紧紧追来。8日，七里坪失陷，麻城的局势也已危急。鄂东军、黄安县委、县农民政府负责人来到黄安西北紫云区的木城寨，召开会议。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戴季英、汪奠川、廖荣坤、徐其虚、江竹青参加会议。符向一(一度任黄麻特委书记，后自首叛变)也到会。会议认为，鄂东军不能老停留在中心区，要打出圈圈，把敌人撵走，减少中心区的损失。吴光浩当即提出转移到黄陂县木兰山，“大家一致赞成，确定在木兰山活动三个月再回来，不脱离黄麻。”(37)看来，这次会议已经有了上山打游击的思想，但还没有明确创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思想。
上山打游击，是敌强我弱的客观环境中不能不采取的符合实际的选择。前面说过，它是毛泽东很早也最完备地提出来的。徐向前在海陆丰根据地时针对那时“左”的错误指导思想也提出过。大革命时聂洪钧在湖北咸宁当县农民协会会长时也提出过。他回忆说：“‘上山’思想，在咸宁是我提出的，但不是我发明的。还在国共分裂以前，有一次我到武汉去开会，在同志间私底下闲谈中，就有这样的酝酿。有同志说：如果国共‘分家’，为了保存农村革命力量，打不赢就应当‘上山’。”(38)可见，这种不谋而同的思想是客观实际需要的产物。
为什么鄂东军“上山”的目标选在木兰山?木兰山位于湖北黄陂县城北60里，离黄安西南也约60里，是大别山南麓山峰之一，主峰海拔582米，山势巍峨，山上有三十多所庙宇，山下人烟稠密，方圆六七十里内有一千多户人家。原来驻扎在这个地区的魏益三部已经调走，在这里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地方反动武装比较薄弱。民众受过大革命的影响。这里又是吴光浩的家乡，有一些社会关系可以利用，确实不失为鄂东军可以暂时休整、准备再举的一个基地。
去木兰山时，“清点一下，共七十二人，四十二枝长枪(其中有九枝九子弹、两条马蹄斜)，九支驳壳枪，两支手枪。”(39)人数虽少，却经过黄麻起义的锻炼，是一支有力而可靠的革命骨干力量。到木兰山是12月29日。第三天，鄂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这多少有着扩大政治影响的作用。军长为吴光浩，党代表戴克敏，参谋长汪奠川。部队编为三个队，每队二十余人。
“经过短暂整顿，第七军立即展开了活动，到处张贴布告，积极宣传原黄安农民政府公布的政纲，并分散四出向土豪劣绅下(要)款，开仓分粮，救济贫民，提出‘抗租、抗粮、抗税、抗捐、抗债’的五抗口号，向群众宣传我们党和工农革命军是为穷人家解放而斗争的，号召贫苦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反动的国民党统治。”(40)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28年1月23日(也就是春节)乘敌不备，攻下木兰山东南的罗家岗，打开土豪的当铺、粮仓，让群众领取，三日不绝。参加这次战斗的班长陈再道回忆说：“火攻罗家岗战斗，我军无一伤亡，缴获了长枪19枝。这是自黄麻起义失败以来，我们打的第一个漂亮仗，大长了我们的志气。”(41)
这件事惊动了国民党当局，以任应岐部第十二军一个团兵力前来“进剿”。第七军由吴光浩率领，冲出包围圈，转移到黄冈境内，在大崎山、回龙山、磨盘山一带活动，在木兰山上留下一部分人，一度称为第八军。第七军这次行动，到处遭到强敌堵击，风餐露宿，处境十分困难。吴光浩勉励大家：“我们的枪丢不得。有了枪，才能打倒地主阶级，才有工农的出路；丢了枪，就不能胜利，不能生存。”(42)一个多月后，第七军返回木兰山，两军会合。这时人员已略有增加，在周围地区分散游击。但木兰山区接近武汉，交通方便，是国民党必争之地，敌我力量悬殊，不易开创一个大的局面。
以木兰山为中心的这三个月游击战争，尽管没有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仍有重要意义：不仅保存了这支可贵的革命骨干力量，还使他们受到革命游击战争的锻炼，提高了战斗能力。这在以后便显示出它不可磨灭的宝贵作用。
1928年4月初，黄麻地区的局势陡然发生了变化。本来，桂系军队刚击败唐生智部，一时立足未稳，因此邀请豫南的任应岐部第十二军南下控制黄麻地区。但当桂系在湖北初步站住脚跟后，湖北籍的桂系将领、湖北全省清乡会办兼第十八军军长陶钧同任应岐的磨擦加紧，双方的军队发生冲突。任应岐下令把第十二军撤回河南。黄麻地区的国民党军势力顿时空虚。
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抓住这个时机，重回黄麻地区。陈再道回忆说：“回到老区，我们所到之处，耳闻目睹敌人残害革命群众的暴行，复仇的怒火，在大家心头燃烧起来。当地党组织动员群众积极支援配合我们，向土豪劣绅和反动民团展开全面进攻。”(43)
这时，中共正准备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六大。国内留守中央对湖北局势仍感到很忧虑。他们在《关于湖北工作方针决议案》中写道：“黄安、黄冈、黄梅相继失败后，现在还未恢复过来。”他们注意的重点还在武汉三镇，但也提到需“努力创造割据局面——普通的割据乡村，与群众打成一片，须做到大小失败后都能保存乡村的组织，即是失败后要使外来敌人分不出群众与我们的不同。”(44)
一个新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实际生活中也摆到已转战游击四个多月、正在继续探索中的第七军面前：“一开始，我军在鄂豫边界的崇山峻岭之中，展开了你来我往、你进我退的巧妙周旋。但是，经过这样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要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必须有一个相对稳固的立足点，作为对敌斗争的可靠依托。如果不这样，当强敌来临的时候，势必一日数迁，东奔西走，风餐露宿，疲惫不堪，使自己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45)
这是认识上又一个重大飞跃：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不仅要上山打游击，而且要努力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否则，部队的给养和休整都没有保证，同民众也无法保持稳定的联系，武装斗争难以长期坚持，在优势敌人进攻时，还有失败的可能。这又是客观实际生活教育的产物。
建立“相对稳固的立足点”，为什么选择在柴山保?那里属于河南光山县的南部，正处于鄂豫两省的边界处，国民党鄂豫两省的当局在利益和步调上并不一致。当地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没有国民党正规军在这个地区驻扎，那里又同黄安、麻城地区直接相连，过去有相当的党和群众工作的基础。5月间，刚建立的鄂东北特委领导人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徐朋人等在柴山保境内的清水塘召开会议，决定在这里创立一个比较稳定的根据地。
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在这一带接连打了很多次胜仗。7月14日，桂军的第十八军驻紫云区的一个连，由一个有进步思想的排长带领前来投诚。这时，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在柴山保举行会议，根据上级指示，宣布第七军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戴克敏任党代表，曹学楷任参谋长，全师约一百二十人，分编为四个大队。
为了在柴山保站稳脚跟，党组织又决定由曹学楷负责地方工作，使这方面的工作面貌发生重大变化。5月间，从柴山保到黄安、麻城近郊，“在此纵百里、横一百三十里地区内，乡村中的反动统治全部崩溃。作为革命基层政权的农民委员会，已经普遍建立。黄安、麻城还分别成立了县农民委员会。七里坪于2月28日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经正式选举产生了工农民主政府。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工作较好的地区，已开始分配土地。”“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仅黄麻两县即有一千两百余党员。”“割据地区内，普遍建立了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平时站岗放哨，警戒敌人，战时协助和支援军队作战。”“边界地区的武装斗争、建立政权和土地革命，业已结合起来，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了。”(46)12月，“特委明确提出‘学习井冈山的办法’。”(47)
经过边界武装斗争，到1929年初，红三十一师发展到四百多人，武装割据地域日益扩大，出现生气勃勃的新局面。
中共中央派来巡视的曹壮父在报告中满腔热情地写道：“我巡视所到的黄安——我认为湖北最好的一个苏维埃区域”，“自去年暴动后，阶级的对立已有很明显的划分”。“所以赤卫队在各处游击时，极得群众的拥护和赞助，致令敌人所谓‘清乡保甲诸良法’在黄安简直无从着手。”“党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较他县的比较积极，干部分子的坚决，更是可以乐观的。”“士兵半数为同志，成分非常好，已纯粹脱离雇佣的形式。官长士兵的生活，绝对是平等的，所以官兵的关系非常好。”“他们作战百余次，从未打过败仗。”他向中央提议：“建立一个鄂豫皖的苏维埃局面。”(48)
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或者说是新的起点。“起义武装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终于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在鄂豫两省黄、麻、光(山)三县边界，建立起鄂豫边区最初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为以后革命斗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49)
这支红军，是当地人民的子弟兵，经过一年多血和火的洗礼，在各方面都一步步成熟起来，如今回到故乡，和亲人一起生活和战斗，如鱼得水，像火种再播到这块炽热的土地上，很快就燃起一大片不可阻挡的燎原烈火。
1929年3月下旬，早已复职并控制南京政府的蒋介石同桂系的战争爆发，湖北是主要战场。4月5日，蒋系军队不战而进入武汉，桂系失败。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这场战争，主要的争夺焦点在湖北，这又便于鄂豫皖地区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
地处鄂东北的黄麻地区，围绕大别山，同豫南、皖西紧相毗连，他们的活动和影响很快有力地扩大到这些原有相当革命基础的地区，引发强烈的反响。1929年5月，豫南商城南部武装起义取得胜利，成立了红十一军第三十二师和豫东南革命根据地。这正是蒋桂战争刚刚结束、统治秩序还来不及稳定下来的时候。半年后，也就是这年11月，皖西六(安)霍(山)武装起义，组建红十一军第三十三师和皖西革命根据地。这就是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前身。这个革命根据地全盛时期的面积发展到湖北、河南、安徽三省的三十多个县，近五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一千万；红四方面军在1931年11月成立时，兵力已近三万人。
不幸的是，正值1929年5月这个大别山地区革命形势面临重大发展的时期，红十一军军长兼第三十一师师长吴光浩根据特委指示带了几个人赴豫南帮助发动商城南部起义，途中遭受地主民团突然袭击而牺牲。这是一个重大损失。5月7日，中共鄂东北特委给中共中央报告中提出：“东北区在军事行动上占重要地位，同时游击范围日形扩大，吴光皓(浩)同志已牺牲，其余军事工作人多系学生出身，能力差，红军没有负总指挥的人，如果白色恐怖一来，十分危险，请中央速派一个总指挥来。”(50)
中共中央对这件事十分重视。5月底，中共中央军委书记杨殷亲自找刚从广东参加一系列武装起义回到上海的徐向前谈话。他说：“鄂东北有块根据地，基础不错，那里派何玉琳同志来要军事干部，军委决定派你和桂步蟾同志去。”桂步蟾本来就是麻城的共产党员。徐向前回忆道：“他(杨殷)问我有没有意见，我说：‘没有意见，服从组织决定。’”(51)6月5日，他和桂步蟾到达鄂东北根据地。徐向前接替的是吴光浩的工作。吴光浩是黄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在群众中威信很高。对他的牺牲消息，特委决定暂不宣布，怕影响部队和群众的情绪。所以徐向前到三十一师，名义上是副司令、副师长，他不在乎这类名义，实际上负责起全师的军事指挥工作。师党代表戴克敏、参谋长曹学楷、政治部主任陈定候，都是土生土长的黄安人，是黄安起义以来的老战士，对当地的实际情况十分熟悉。和徐向前同去的桂步蟾任红十一军第三十一师第二大队党代表，不久在作战时牺牲。
徐向前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前的东征战争、广州起义和海陆丰根据地的作战，有着很高的政治水平和军事素养。他来到鄂豫边后，对红三十一师以至他始终担任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都起着别人难以比拟的作用。
红三十一师的老战士徐深吉中将回忆当年的徐向前道：“红三十一师只有五个大队三百来人。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是青年农民，他们纯朴，勇敢，能吃苦耐劳，但也存在着狭隘、散漫等弱点。领导这样一支游击队伍，他很注意发挥当地土生土长的‘大老粗’们的长处，从行军打仗、日常生活，到军民关系到同志感情，处处都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工作脚踏实地，平时说话不多，开会讲话心平气和，简洁，易懂，毫无学生腔和八股味；打起仗来身先士卒，哪里最危险，最吃紧，他就出现在哪里；战斗结束总结经验时，他总是表扬那些打得好的那些单位和同志们，从不居功自恃，而对战斗中的缺点和失误，则勇于承担责任，决不诿过于人，深受指战员的爱戴和信任。”(52)
这是把一支原来绝大多数由农民组成的队伍，逐步教育培养成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成熟的新型革命军队的过程。没有优良的高级领导人，不可能培养出这样的队伍来。
从黄麻武装起义，到以木兰山为中心地区的上山打游击，再到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鄂豫边武装割据，创建比较稳定的革命根据地，虽然历经艰苦曲折，但每次都跨出十分重要的一步，从而为建立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似乎难以想象的路，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对黄麻起义前后的历程，徐向前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感叹地写道：
万事起头难。鄂豫边区能够形成这么一块根据地和一支红军队伍，很不容易。
那时，我党还没有武装斗争的经验，这些同志一般都是学生或农民出身，在严重白色恐怖下，敢拿起枪杆子来和敌人斗争，发动成千上万的农民揭竿而起，靠长矛、大刀、土枪攻下黄安县城，占领黄麻地区的一些主要村镇，的确是了不起的事。后来，起义队伍遭到反动派的围攻、镇压，被迫转到木兰山上打游击，艰苦至极，只剩下几十个人。但是，有了这几十个同志坚持武装斗争，形势就不一样。逐渐地，利用军阀割据的矛盾，发动群众，打击敌人，部队和地盘越搞越大。
游击战零敲碎打，几乎天天发生，不是敌人打我们，就是我们打敌人。敌人多是国民党杂牌部队、地主民团、反动枪会等，战斗力不很强。我们今天在这里打一家伙，明天又到那里打一家伙，不断打胜仗，积小胜为大胜。时值蒋桂战争刚结束，敌人内部矛盾有缓和，但军阀之间，仍在勾心斗角，自图发展。对苏维埃运动，他们没有放在眼里，还没统一起来对付我们，鄂豫边又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就放手活动，一步一步地发展壮大自己。
根据地的这些领导人，土生土长，和当地群众有血肉联系，土马克思主义有一些，洋教条极少。如果搬洋教条的话，闯不出这种局面来。路是人走出来的，不能妄自菲薄，小看土马克思主义。(53)
这些朴素的语言，说清了问题的根本，是徐向前经过长期亲身观察后写下来的，是对黄麻起义前后这段历史最好的概括和总结。
注释：
①新中国初期实行军衔制时，以籍贯论，将军人数最多的县分别是湖北省黄安县、江西省兴国县，同黄安毗邻的湖北省麻城县也不少。拿黄安、麻城来说：大将中，有麻城的王树声。上将中，黄安有6人，包括陈锡联、韩先楚、王建安、郭天民、周纯全、谢富治；麻城有3人，包括陈再道、许世友(他出生和参加革命活动都在麻城乘马岗区，以后这个区被改划入河南省。参见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36页)、王宏坤；兴国有2人。中将中，黄安有12人，包括秦基伟、王近山、詹才芳、胡奇才、李天焕等；麻城有5人，包括张才千、王必成、周希汉、李成芳等；兴国有5人。少将中，黄安有44人，麻城有18人，兴国有47人(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第1、2、3集，解放军出版社1986、1987年版)。这些地区的有些村甚至被称为“将军村”。当时已不从事军事工作的李先念(黄安籍)等，按规定没有被授予军衔，未计算在内。
②戴季英：《黄麻起义前后》，《艰苦的历程》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页。
③《中共中央政治报告》(1927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193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④《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1927年10月)，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83年内部印行，第124、125页。
⑤《罗亦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
⑥《罗亦农文集》，第293页。
⑦《中共鄂北特委陆沉致中央信》(1927年12月13日)，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特委文件·二)》，1985年内部印行，第119页。
⑧《中共鄂北特委廖划平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7月23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特委文件·二)》，第166页。
⑨《陆沉致中央信》(1928年2月17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特委文件·二)》，第130页。
⑩《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1927年10月)，《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第271页。
(11)《鄂南农民暴动计划》(1927年8月5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第49、50、51页。
(12)《湖北省志·大事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2页。
(13)《中共湖北省委最近政治、党务工作方针议决案》(1927年10月30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第91页。
(14)《罗亦农文集》，第292页。
(15)《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1927年10月)，《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第120、121、122页。
(16)《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第212、213页。
(17)《红安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
(18)谭克绳、欧阳植果主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19)《两月来湖北之农民革命潮》(1927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
(20)刘兴：《回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2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640页。
(21)《黄安工作报告》(1927年12月14日)，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鄂东北特委、豫东南特委文件)，1985年内部印行，第3页。
(22)《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报告经过之报告》(1927年10月)，《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第114页。
(23)王宏文又名王幼安，是王树声的堂兄，受董必武的影响，是麻城最早参加共产党的人。参见《王树声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3页。
(24)王宏坤：《我的红军生涯》，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2页。
(25)[美]罗威廉：《红雨：一个中国县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2、83、202、203页。
(26)郑位三：《红色的黄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第395页。
(27)《黄麻起义及其前后的一些情况》(王树声谈话记录)，《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第404、405页。
(28)当然也有一些贫苦农民自发办起的红枪会，它的性质和上述组织是不同的。
(29)《陈再道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53、54页。
(30)《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第79、338页。
(31)《黄安工作报告》，《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鄂东北特委、豫东南特委文件)》，第7、8页。
(32)《秦基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页。
(33)《黄安工作报告》，《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鄂东北特委、豫东南特委文件)》，第9、10页。
(34)《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35)徐海东：《生平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6、17页。
(36)《王树声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6页。
(37)戴季英：《黄麻起义前后》，《艰苦的历程》上，第75页。
(38)《聂洪钧回忆与文稿》，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页。
(39)戴季英：《黄麻起义前后》，《艰苦的历程》上，第76页。
(40)程启光：《战斗在木兰山》，《艰苦的历程》上，第87页。
(41)《陈再道回忆录》上，第126页。
(42)《王树声军事文选》，第578页。
(43)陈再道：《柴山保武装割据》，《艰苦的历程》上，第93页。
(44)《中共中央关于湖北工作方针决议案》(1928年5月1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3、44页。
(45)《陈再道回忆录》上，第152、153页。
(46)《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军战史》，第33、34、37页。
(47)《陈再道回忆录》上，第164页。
(48)《曹壮父给中央的报告》(1928年12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第217、218、219页。
(49)《王树声军事文选》，第569页。
(50)《鄂东北特委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5月7日)，《鄂豫皖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鄂东北特委、豫东南特委文件)》，第39页。
(5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1页。
(52)徐深吉：《徐向前同志在红四方面军》，《艰苦的历程》上，第21页。
(53)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第74、75、76、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