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至1926年间，鲁迅创作了一组风格独特的被称为“散文诗”的作品，也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野草》。《野草》由23首阴郁的抒情作品组成，曾有人将其与波德莱尔1857年的作品《恶之花》及《小散文诗》作过比较。①1920年代中期，鲁迅还在进行一场生存之战，就像他在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的《自序》中所暗示的那样。李欧梵及其后的汪晖等学者将之视作对绝望的抗争，而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那是在这远非完美的世上找寻生命意义的需要。另有学者，如王晓明和李天明，则推测《野草》中所表现出来的焦虑是鲁迅因为与朱安婚姻失败及与许广平相恋而感到愧疚的产物。但是《野草》中的部分作品其实可以在鲁迅1919年八、九月间发表的《自言自语》②(共七节，第七节末尾标注“未完”，但实际没有后续)中找到原型。虽然学术界知道这篇文章的存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我认为还是有些被忽略和遗漏的问题值得继续探讨：《野草》是《自言自语》的后续吗？抑或《野草》仅是对其的修订与扩展？《自言自语》中的章节片段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对《野草》的整体解读？另一个与理解《野草》同样重要的问题是：鲁迅是如何修辞性地使用“过去”？在这部现代主义作品中，“过去”又是如何对“我”的自我定义及自我定位产生重要影响的？

青年鲁迅在他1907年的论文《摩罗诗力说》的第六部分，用一段轶事和一句评述概括了雪莱(修黎)跌宕起伏的一生：

嗟乎，死生之事大矣，而理至閟，置而不解，诗人未能，而解之之术，又独有死而已。故修黎曾泛舟坠海，乃大悦呼曰，今使吾释其秘密矣！③然不死。一日浴于海，则伏而不起，友引之出，施救始苏，曰，吾恒欲探井中，人谓诚理伏焉，当我见诚，而君见我死也。④然及今日，则修黎真死矣，而人生之閟，亦以真释，特知之者，亦独修黎已耳。⑤

鲁迅的挚友许寿裳曾写道：可以说，《野草》体现了鲁迅的哲学。⑥木山英雄在其关于《野草》的重要文章中，认为《墓碣文》是《野草》中最重要的核心作品。⑦其中，最广为讨论的段落或许是墓碣阴面的残存文句。墓碣文使用第一人称，仿若坟中死尸直接与读者(以及“我”)展开对话，惊悚荒诞。其中特别让人觉得突兀的还在于，《野草》基本上全部由流畅的白话文书写，较之鲁迅其他早期的小说，更接近现代作品，而墓碣上的刻辞却以古奥的文言文呈现。⑧内容如下：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答我。否则，离开！……⑨

在这里，我们面临一个根本性的挑战。这具陈尸借由墓碣文推至读者面前的问题，与其说是关于死亡，不如说是关于我们是否可以了解生命的本质(也即意义)。说到底，这具陈尸或许比我们所有人都更有发言权。因为它生过，也死过(且后者已有一段时间了)。《野草》的《题辞》本身也被认为是一篇“散文诗”。鲁迅将陈死人视作野草的养料。⑩换言之，死人(过去的男男女女)或许能为生命的意义提供一种参考：它们有益于新的生命，且滋养新的生命。其间寓意是：只有吸取过去(“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11)，我们才能滋养艺术、丰富现在、发展未来，并尝试找到生命的意义。但我们这样做的同时必须加以小心，因为某些养料可能有害。因此，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过去。

鲁迅在《墓碣文》以及前面《摩罗诗力说》选文中所表达的意思，在本质上类似于他在《野草》中一直追寻的，同时也是《野草》最有名的《希望》一文中“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一句所表达的意思。这句话是鲁迅翻译自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山多尔书信中一句，杨宪益夫妇将之译为英文：“Despair，like hope，is but vanity(绝望，像希望一样，都只是虚妄)”。但这句的字面意思应该是：“The delusion in despair is precisely the same as that in hope”(绝望的虚妄就等于希望[的虚妄])(12)，意味着我们在当下是不能捕捉到生命的真正意义的——因为时间限制了当下的存在。但我们能够决定自己是否继续前行，(13)就像《过客》中不停跋涉的主人公一样，在步入中年(14)时决定“奋然向西走去”(15)，以及《腊叶》中“我”的感慨：

我自念：这是病叶呵！便将他摘了下来，夹在刚才买到的《雁门集》里。大概是愿使这将坠的被蚀而斑斓的颜色，暂得保存，不即与群叶一同飘散罢。(16)

再一次地，他选择存在以生而非死。这并不是说鲁迅惧怕死亡，他在1925年5月30日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

我是诅咒“人间苦”而不嫌恶“死”的，因为“苦”可以设法减轻而“死”是必然的事，虽曰“尽头”，也不足悲哀。(17)

《野草》中另一重要作品《死火》，以“我”梦中跌落冰谷为开端，温热的身体使冰中之火(即“死火”)重新烧起，他们一起逃出冰谷，尽管我们已经知道这意味着死火将会烧完。被解放出来的火是这样的：

他忽而跃起，如红慧星，并我都出冰谷口外。有大石车突然驰来，我终于蹍死在车轮底下，但我还来得及看见那车就坠入冰谷中。

“哈哈！你们是再也遇不着死火了！”我得意地笑着说，仿佛就愿意这样似的。(18)

当然，这里突然出现的大石车具有一定的超现实主义色彩。“我”被碾死在车轮之下，然而“我”似乎很开心，因为“我”知道——就像“黑暗的闸门”一样，造成“我”毁灭的源头已经在“我”之前消亡。(19)同时，“我”也从唤醒死火这一无意之举带来的生存与否的两难选择中解脱了出来。让我们再来看看1919年写的《自言自语》中疑似《死火》前身的一篇：

二 火的冰

流动的火，是熔化的珊瑚么？

中间有些绿白，像珊瑚的心，浑身通红，像珊瑚的肉，外层带些黑，是珊瑚焦了。

好是好呵，可惜拿了要烫手。

遇着说不出的冷，火便结了冰了。

中间有些绿白，像珊瑚的心，浑身通红，像珊瑚的肉，外层带些黑，也还是珊瑚焦了。

好是好呵，可惜拿了便要火烫一般的冰手。

火，火的冰，人们没奈何他，他自己也苦么？

唉，火的冰。

唉，唉，火的冰的人！(20)

尽管篇幅较短，其中已经呈现出《野草》中《死火》的很多元素，包括“人们没奈何他”；人类遭受痛苦；以及此火极有可能成为对人类的诅咒而非盟友。《野草》中，它参与了“我”的灭亡，就像成语“同归于尽”所描述的那样；“火的冰”中的最后一句也预示了它会给参与其中的人带来灾难(唉，唉，火的冰的人！)。如果“火的冰”真的象征着革命的潜在能量，(21)那可不是什么吉兆。但是，1919年9月的鲁迅会有这样的意识吗？也许它并非指革命，或许它是指“五四”精神中潜在的破坏力，以及在达成目的过程中释放了火导致对传统的打破(鲁迅多么有预见性！)。在一些评论家看来，“火的冰”或多或少与鲁迅在1927年4月26日写的《野草·题辞》中“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相关联。

在此需要一提的是，鲁迅后来怀疑《野草》中的《题辞》一文在1931年被出版社或政府审查部门撤掉了。因为该年及后来发行的《野草》版本中都没有了《题辞》，而且出版社没有给出解释。(22)尽管《题辞》一文的质量很高，也使用了散文诗的语言和意象，但它毕竟是作者在步入人生另一阶段时所作，应该被赋予了全新的角色。如果说“火的冰”与“地火”是同一种火，我是持怀疑态度的。《题辞》中并没有写明“火”曾是冻结的，只说“火”在地下运行、奔突。很明显，1919年的“火的冰”不是1927年的“地火”，也不是1925年的“死火”。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虽然运行奔突的“地火”让人印象深刻，它也只是附属于《野草》的，就像文中的“我”坦承在地下熔岩喷出烧尽一切野草之后，“我”将会有“欣然”之感。(23)事实上，从鲁迅晚年写给萧军的一封信(1934年10月9日)中，可以看出他对《野草》较为满意，至少在风格和技巧上如此。(24)

为了理解鲁迅创作散文诗这种体裁作品的初衷，我们先暂时放下他后来创作的《题辞》，来探究一下《自言自语》中的《序》。我认为，这篇《序》可以看作鲁迅创作散文诗作品的真正序幕(至少比《题辞》作序幕更妥当)。

水村的夏夜，摇着大芭蕉扇，在大树下乘凉，是一件极舒服的事。

男女都谈些闲天，说些故事。孩子是唱歌的唱歌，猜谜的猜谜。

只有陶老头子，天天独自坐着。因为他一世没有进过城，见识有限，无天可谈。而且眼花耳聋，问七答八，说三话四，很有点讨厌，所以没人理他。

他却时常闭着眼，自己说些什么。仔细听去，虽然昏话多，偶然之间，却也有几句略有意思的段落的。

夜深了，乘凉的都散了。我回家点上灯，还不想睡，便将听得的话写了下来，再看一回，却又毫无意思了。

其实陶老头子这等人，那里真会有好话呢，不过既然写出，姑且留下罢了。

留下又怎样呢？这是连我也答复不来。

中华民国八年八月八日灯下记。(25)

这篇《序》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在创作《自言自语》的同时写成的，而不像《野草》的《题辞》写于后来1927年4月26日的广州，恰逢蒋介石的清党运动，距离《野草》中其他作品的完成已过去了数年。《自言自语》的《序》可以解读为作者阐释五四运动时期的自身与“过去”的关系。陶老头子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正如“五四”时期所描述的中国形象)、感官已经退化、说话的内容和方式都遭“我”以及身边的年轻人讨厌，“我”回到家还是将陶老头子的话写了下来，尽管那些话(以及记下它们的行为本身)很难解释清楚。《序》的最后以“其实陶老头子这等人，那里真会有好话呢，不过既然写出，姑且留下罢了。留下又怎样呢？这是连我也答复不来”作结。这简洁有力的结尾让读者想起《野草》中《墓碣文》最后那具死尸的要求：“……答我。否则，离开！……”这两个结尾，都向读者提出了挑战。至于“过去”的价值，“我”态度暧昧。虽然当时身处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我”也不愿抛弃“过去”。“我”把它写下来，保留它，虽然自己也不清楚那样做有无价值。这里，读者还会联想到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的一段内容：“我”遭到朋友金心异(影射真实历史人物钱玄同)的质问，问“我”为什么抄古碑上的铭文，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26)

我们根据《呐喊·自序》可以知道，在和友人围绕“铁屋子”进行交流后，鲁迅开始了他创作“小说模样的文章”的作家生涯。因此，可以说鲁迅的创作生涯始于“五四”前夜对于“过去”故事的整理，他试图在作品中面对“过去”，而非“现在”或“将来”。在此，我想到了刘禾的观点，她认为《祝福》(她把这篇小说看作是鲁迅为1923年“科玄论战”而作)是受到了古代佛经故事的启发或影响。(27)这种对于“过去”的态度，是鲁迅的这些短篇小说、《野草》以及《故事新编》之间很重要的连接点：努力面对“过去”是向前发展的内在要求。如同当下中国正在努力从“过去”的传统中获得对于“现在”的精神和哲学层面上的认识；又如同香港则希望通过正视“过去”留下的“混合遗产”来重新定义自我(而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这种“混合遗产”是香港避之不及的)。《自言自语》的第三篇《古城》中有多处表现了这一主题：

三 古城

你以为那边是一片平地么？不是的。其实是一座沙山，沙山里面是一座古城。这古城里，一直从前住着三个人。

古城不很大，却很高。只有一个门，门是一个闸。

青铅色的浓雾，卷着黄沙，波涛一般的走。

少年说，“沙来了。活不成了。孩子快逃罢。”

老头子说，“胡说，没有的事。”

这样的过了三年和十二个月另八天。

少年说，“沙积高了，活不成了。孩子快逃罢。”

老头子说，“胡说，没有的事。”

少年想开闸，可是重了。因为上面积了许多沙了。

少年拼了死命，终于举起闸，用手脚都支着，但总不到二尺高。

少年挤那孩子出去说，“快走罢！”

老头子拖那孩子回来说，“没有的事！”

少年说，“快走罢！这不是理论，已经是事实了！”

青铅色的浓雾，卷着黄沙，波涛一般的走。

以后的事，我可不知道了。

你要知道，可以掘开沙山，看看古城。闸门下许有一个死尸。闸门里是两个还是一个？(28)

这篇文章中的“少年”应该就是鲁迅非常有名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29)一文中的英雄的原型，英雄用双肩扛起了“黑暗的闸门”让孩子们出逃，但自己却被无法逃离的重量压垮。《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写于1919年10月，时间上只比《古城》晚一个月。“古城”当然可以解读成中国的象征，还有那时刻迫近的死亡、黄沙和漫天浓雾。但我并不想就此联想到中国当下的“雾霾”，即便它明确指出了民族危机的根源存在于领土内部。与《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相比，这一篇散文诗的结尾更加简洁，倘若“少年”等于是英雄的话，其主人公也更年轻。《古城》里留下的问题要由未来的考古学家，或者至少是有兴趣审视过去的人来解决。《古城》是个“过去”的寓言故事，但它却对“现在”或是“未来”置评：少年建议孩子逃离古城的结果怎样？孩子是否逃生，还是大家一起死去？《古城》的结局和《铸剑》(写于1926年10月，刊载于1927年4月25日和5月10日)有些相似，其中大王、眉间尺、黑色人三人的头颅，不论敌友，都在同一口大锅中熬煮，又以超现实的方式继续厮打。而《古城》则在一个更加矛盾，又更具现代性的结局中，把问题抛给了读者：闸门里是否将有尸体？一个还是两个？你必须自己做出判断。

在中国传统中，螃蟹有象征科举考试中的“解元”或者“洁身自好”的寓意(据说螃蟹会寻找干净的水源栖息)，而“双蟹”常常喻指科举考试中两个金榜题名的考生，但是中国的科举制已经在1905年被废止了。所以，鲁迅在下面的《螃蟹》一文中提到的两只螃蟹应该和科举考试中的“解元”无关，而可能是代表有着不同世界观的两个俗世的文人。

四 螃蟹

老螃蟹觉得不安了，觉得全身太硬了。自己知道要蜕壳了。

他跑来跑去的寻。他想寻一个窟穴，躲了身子，将石子堵了穴口，隐隐的蜕壳。他知道外面蜕壳是危险的。身子还软，要被别的螃蟹吃去的。这并非空害怕，他实在亲眼见过。

他慌慌张张的走。

旁边的螃蟹问他说，“老兄，你何以这般慌？”

他说，“我要蜕壳了。”

“就在这里蜕不很好么？我还要帮你呢。”“那可太怕人了。”

“你不怕窟穴里的别的东西，却怕我们同种么？”

“我不是怕同种。”

“那还怕什么呢？”

“就怕你要吃掉我。”(30)

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戛然而止的结尾(laconic ending)。这样的结尾其实是这一组作品的一个特色。文中另一只螃蟹主动帮忙的情节，似乎暗示同类相食的可能性，这与鲁迅之前在《狂人日记》(1918年)中的比喻类似但又不完全相同。吴宏一认为蜕壳的螃蟹是“比喻想抛弃旧传统的人”，而另一只螃蟹则代表了想要保留旧传统的人(31)。我则认为本篇最特别的一点是使用了“同种”一词，让人联想到鲁迅在《阿Q正传》(1921年10月开始连载)(32)和其他作品中讽刺过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同文同种”。毕竟，五四运动是开始于一场反抗日本侵略的游行示威，而侵犯领土和“吃掉”在修辞上往往被看作意义相同。

为了表现五四精神以及它所代表的年轻活力、骄傲及冲动，鲁迅在后面的几则故事里，将重点放在了年轻人身上。

五 波儿

波儿气愤愤的跑了。

波儿这孩子，身子有矮屋一般高了，还是淘气，不知道从那里学了坏样子，也想种花了。

不知道从那里要来的蔷薇子，种在干地上，早上浇水，上午浇水，正午浇水。

正午浇水，土上面一点小绿，波儿很高兴，午后浇水，小绿不见了，许是被虫子吃了。

波儿去了喷壶，气愤愤的跑到河边，看见一个女孩子哭着。

波儿说，“你为什么在这里哭？”

女孩子说，“你尝河水什么味罢。”

波儿尝了水，说是“淡的”。

女孩子说，“我落下了一滴泪了，还是淡的，我怎么不哭呢。”

波儿说，“你是傻丫头！”

波儿气愤愤的跑到海边，看见一个男孩子哭着。

波儿说，“你为什么在这里哭？”

男孩子说，“你看海水是什么颜色？”

波儿看了海水，说是“绿的”。

男孩子说，“我滴下了一点血了，还是绿的，我怎么不哭呢。”

波儿说，“你是傻小子！”

波儿才是傻小子哩。世上那有半天抽芽的蔷薇花，花的种子还在土里呢。

便是终于不出，世上也不会没有蔷薇花。(33)

五四时期的理想主义大都是天真的。本篇可以看作一则寓言，意在揭示革命运动需要长期斗争和自我反思，而不能一味指摘他人。这也是鲁迅同时期其他作品的主题：即无论是对于国家民族还是对于作为他的读者主体的年轻知识分子来说，都没有简单快速的解决方案。一方面，它反对所有的“主义”和各种“主义”下的速成理论；另一方面，这则寓言仍提醒读者不要失去希望，“尽管现在蔷薇花不开在这里，她也会开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鲁迅的作品是批判的，甚至是黑暗的，但却不幽闭恐怖，因为在他的作品中，失败和悲伤之外总还有另外一个世界。这甚至也体现在死亡上：

六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躺在床上，喘着气，脸上很瘦很黄，我有点怕敢看他了。

他眼睛慢慢闭了，气息渐渐平了。我的老乳母对我说，“你的爹要死了，你叫他罢。”

“爹爹。”

“不行，大声叫！”

“爹爹！”

我的父亲张一张眼，口边一动，彷佛有点伤心，——他仍然慢慢的闭了眼睛。

我的老乳母对我说，“你的爹死了。”

阿！我现在想，大安静大沈寂的死，应该听他慢慢到来。

谁敢乱嚷，是大过失。

我何以不听我的父亲，徐徐入死，大声叫他。

阿！我的老乳母。你并无恶意，却教我犯了大过，扰乱我父亲的死亡，使他只听得叫“爹”，却没有听到有人向荒山大叫。

那时我是孩子，不明白什么事理。现在，略略明白，已经迟了。我现在告知我的孩子，倘我闭了眼睛，万不要在我的耳朵边叫了。(34)

这篇《我的父亲》应该就是《朝花夕拾》中《父亲的病》一文的原型。在我看来，《我的父亲》和《父亲的病》两篇都对传统思想和习俗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作者已经意识到了传统信仰体系中那些不人道的价值观念，以及那些对他人有意或无意的操纵和虐待行为所具有的危害性。由此看来，这两篇文章都没有沉湎于内疚或自责。这也和《狂人日记》中所表现的五四运动时期的主题相一致：要活得像一个真正的“人”，即做人要至真至纯不能被社会体系、政治体系甚至家庭或家族体系中固有的旧思想所侵蚀。

在《自言自语》的最后，鲁迅依旧以家庭为主题，写下了《我的兄弟》一文。(《自言自语》本应该还有后续，但是并没有发表，实际上鲁迅当初提到的后续很可能就变成了后来的《野草》)

七 我的兄弟

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我的一个小兄弟是喜欢放风筝的。

我的父亲死去之后，家里没有钱了。我的兄弟无论怎么热心，也得不到一个风筝了。

一天午后，我走到一间从来不用的屋子里，看见我的兄弟，正躲在里面糊风筝，有几支竹丝，是自己削的，几张皮纸，是自己买的，有四个风轮，已经糊好了。

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也最讨厌他放风筝，我便生气，踏碎了风轮，拆了竹丝，将纸也撕了。

我的兄弟哭着出去了，悄然的在廊下坐着，以后怎样，我那时没有理会，都不知道了。

我后来悟到我的错处。我的兄弟却将我这错处全忘了，他总是很要好的叫我“哥哥”。

我很抱歉，将这事说给他听，他却连影子都记不起了。他仍是很要好的叫我“哥哥”。

阿！我的兄弟。你没有记得我的错处，我能请你原谅么？

然而还是请你原谅罢！(35)

这篇《我的兄弟》是《野草》中《风筝》一文的原型。它缺少鲁迅后来在《风筝》中加入的那些动人的细节和情节，比如下面这一段文字：

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

但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堕着。

我也知道补过的方法的：送他风筝，赞成他放，劝他放，我和他一同放。我们嚷着，跑着，笑着。——然而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早已有了胡子了。(36)

尽管如此，这两篇文字的主题是相同的，没有变化。在这里不得不提的一点是，《我的兄弟》完成五年之后，也就是1923年7月，鲁迅才与其弟周作人发生争执而决裂。因此，那些认为《野草》中《风筝》一文是写鲁迅对于兄弟决裂的悔恨或他对周作人感到内疚的观点显然都是不准确的。《风筝》一文，让“我”思考对于“过去”的疑问，以及个人无法回到过去修正错误或重塑正义的问题。但是《我的兄弟》中的“我”最后却说：“然而还是请你原谅罢！”这强调了就算赎罪是不可能的，我们也必须带着我们的罪与恶活下去并努力为之赎罪这一生存真相。由此，我想到了竹内好所谓的“回心”，在这里我不愿像李心峰和李冬木那样将“回心”与佛教或基督教联系在一起，我更愿将它与中国古典思想中的“反省”联系在一起。为了让我们用一种更好的方式生活在现在与未来，鲁迅通过《我的兄弟》中的“我”，以及贯穿整个《自言自语》中的“我”，唤起我们去反省“过去”。如果缺少了《自言自语》及之后的《野草》中所呼吁的这种反省和自省，我们将无法前行。这是《野草》的终极主题，也即鲁迅所说的“解剖自己”(37)。

如果像许寿裳所说，鲁迅的哲学就体现在《野草》中，那么它到底是什么？作为第一位深入研究《野草》的西方学者，查尔斯·阿尔伯认为鲁迅“视人类为暴政的受害者，也视人类为暴政的施恶者”“和动物一样，人类也啃食同类的肉，即使不是肉本身，也是那藏在肉中的灵魂”。(38)这让我想到《摩罗诗力说》第四节末尾鲁迅对拜伦的最后评论：

故既揄扬威力，颂美强者矣，复曰，吾爱亚美利加，此自由之区，神之绿野，不被压制之地也。由是观之，裴伦既喜拿坡仑之毁世界，亦爱华盛顿之争自由，既心仪海贼之横行，亦孤援希腊之独立，压制反抗，兼以一人矣。虽然，自由在是，人道亦在是。(39)

鲁迅在《野草》其他篇目完成一年之后才撰写前言(即《题辞》)，所以阿尔伯认为鲁迅对《野草》的总结就在这《题辞》里。“诗人(鲁迅)的生命”，阿尔伯说：“就好像大树周围的淤泥，努力想培育出富有创造力的人才，但是淤泥无法为树木提供任何给养，这贫瘠的泥土只能养育出野草。诗人把他的诗比作野草，令人感觉多余和讨厌”，“我相信，诗人最后接受了死亡的现实”“他希望这些野草速速死去”“在死亡的瞬间证实生命的存在，否则他‘将不曾活过’，诗人认为这将是比死亡更糟糕的情状”(40)。

尽管我很欣赏阿尔伯对鲁迅、前苏联汉学者以及丁玲的研究，但我不赞同“死亡是《野草》的核心”的结论。1919年10月，就在《自言自语》结稿的同时，鲁迅曾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写到：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41)

《野草》的终篇不是关于死亡，而是《一觉》。这篇文字的灵感源于一群年轻作家孤独而英勇的生活，他们在《浅草》杂志夭折后又继续创办了《沉钟》杂志。鲁迅很欣赏《浅草》，他以《野草》为书名也可能和《浅草》有关：

《沉钟》的《无题》——代启事——说：“有人说：我们的社会是一片沙漠。——如果当真是一片沙漠，这虽然荒漠一点也还静肃；虽然寂寞一点也还会使你感觉苍茫。何至于象这样的混沌，这样的阴沉，而且这样的离奇变幻！”

是的，青年的魂灵屹立在我眼前，他们已经粗暴了，或者将要粗暴了，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

在编校中夕阳居然西下，灯火给我接续的光。各样的青春在眼前一一驰去了，身外但有昏黄环绕。我疲劳着，捏着纸烟，在无名的思想中静静地合了眼睛，看见很长的梦。忽而惊觉，身外也还是环绕着昏黄；烟篆在不动的空气中上升，如几片小小夏云，徐徐幻出难以指名的形象。(42)

《一觉》写于1926年4月10日，“三一八”惨案(43)发生后不久。此时鲁迅已经在至少四篇文章和《野草》的一些文字中强烈谴责了这场暴行，但是在《一觉》的最后，他还是在悲伤和哀恸之外为我们指出了希望的所在。

我写这篇论文的动机不是认为《自言自语》为我们提供了解读《野草》的所有视角，但是我相信《自言自语》提供了足够的文本信息去重组(recontextualize)《野草》若干篇章的情境，并由此为那些有关隐藏在文本背后的鲁迅黑暗意识深处的思想提供质疑的论证。如果我们回到本文一开始提到的《摩罗诗力说》中关于雪莱的那句话，“然及今日，则修黎真死矣，而人生之閟，亦以真释，特知之者，亦独修黎已耳”，我们就会明白：死亡不是《野草》的答案，至少不是对于当下生命的答案。《野草》就像一种幻剂，它能够扩展我们生命中的意识，而不是终结它。在1920年代《野草》刚发行的时候读者就对它爱不释手，现如今将近一百年过去了，《野草》依然脍炙人口，或许这就是原因。

①孙玉石认为除了波德莱尔，鲁迅的《野草》还受到屠格涅夫、弗雷德里克·凡·伊登(《小约翰》)、爱罗先珂、裴多菲罗先珂以及尼采的影响。参见孙玉石：《野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p.216。而李欧梵没有提到屠格涅夫，他认为《野草》中，“可寻见波德莱尔的痕迹，但要证实有对《恶之花》的直接模仿很困难。”参见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英文)(伯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7)，pp.191-2。而尼古拉斯·卡尔迪斯(Nicholas A.Kaldis)则从上至《楚辞》、汉《赋》下到屠格涅夫和波德莱尔的作品来追溯《野草》的渊源，并得出结论：“难以证实(《野草》)有明显模仿和受到影响的痕迹”(p.116)。参见卡尔迪斯：《中国散文诗：鲁迅〈野草〉研究》(The Chinese Prose Poem:a Study of Lu Xun's Wild Grass)(阿默斯特，纽约：坎布里亚出版社，2014)，pp.111-121。

②这组作品以“神飞”为笔名发表在1919年8月19日至9月9日《国民公报》“新文艺”栏目，包括一篇序言和六篇散文诗。从发表时间上可以看出鲁迅是为当时的新文学运动而作，从笔名、篇名则可以想见鲁迅对它们十分看重。60多年后，这组作品被人们重新发现，并重刊于1980年5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后来被收入《鲁迅全集》。研究晚清诗学的台湾著名学者吴宏一将它们收入自编的《从阅读到写作：现代名家散文十五讲》(台北远流出版实业有限公司，2012)一书的首章。这本书是吴宏一为想学习散文写作的台湾学生编的教材。

③1816年6月，雪莱和拜伦在日内瓦湖上泛舟时遭遇了风暴，船将倾翻的时候，雪莱恳求拜伦不要救他，他慨叹：“Now I shall know the great secret of life.”(我即将知晓生命的终极奥秘了！”)但两人最终都活下来。参见赵瑞蕻：《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pp.117-8，n.45。根据特雷劳尼(Trelawny)的描述，雪莱曾在一个下午带威廉姆斯女士及她的孩子们乘一艘小船航行在海湾上，然后，“starting suddenly from a deep reverie,into which he had fallen,[Shelley] exclaimed with a joyful and resolute voice,Now let us together solve the great mystery！”(突然从长久出神中醒觉，喜悦又果决地喊道：“让我们一起解开生命的终极谜题吧！)而滨田(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很可能看过他的著作)对上面这件事情是这样描述的：雪莱从船上跳入了水中，用单数人称而非复数人称喊出了他要探索死后世界的渴求。参见滨田佳澄(Hamada Yoshizumi)シエレ一《雪莱》(东京：民友社，明治33年[1900])，p.165。

④“I always want to probe the bottom of a well-they say Truth lies there.If I had found truth,you would have found me dead.”(我总是向井底张望，因为他们说，真理就在那里。也许下一秒，我就会寻见它，留给你们已成空壳的躯体)。引自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Shelley《雪莱》(London:Macmillan,1909; first ed.1878)，pp.151-152。

⑤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第89页。

⑥许寿裳的原文是：“至于〈野草〉，可说是鲁迅的哲学”。参见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p.76。章衣萍曾转述鲁迅对他说过的话，“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面”。引自孙玉石：《〈野草〉研究》(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p.141。

⑦参见木山英雄(Kiyama Hideo)：《〈野草〉主体构建的逻辑及其方法》(日语原文发表于1963年)及《〈野草〉解读》(日语原文发表于2002年)。这两篇文章的中译都收在《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赵京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p.52和p.338；其中《解读〈野草〉》一文的中文名译作《读〈野草〉》，木山英雄在该文第五节《梦的系列作品(三)》中称《墓碣文》为“《野草》中的《野草》”。

⑧也许可以就《野草》的语言和风格展开重要研究。

⑨鲁迅：《野草·墓碣文》，《鲁迅全集》第2卷，第207页。

⑩原文为：“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鲁迅：《野草·题辞》，《鲁迅全集》第2卷，第163页。

(11)鲁迅：《野草·题辞》，《鲁迅全集》第2卷，第163页。

(12)鲁迅：《野草·希望》，《鲁迅全集》第2卷，第182页。这句话出自裴多菲1847年7月17日写给友人的信中，匈牙利原文为：“…akétségbeesés csakugy csmal,mint a remény”(lit.“despair is as deceptive as hope”直译：绝望与希望一样是骗人)见Petfi Sandor sszes Prózai Müvejes Levelzese(Complete Letters and Prose of Petfi Sandor裴多菲信、文全集)(布达佩斯：Szépirodalmi Knyvkiadó出版社，1974年)。

(13)对于《野草》的《题辞》，卡尔迪斯是这样论述的：“面对巨大的悲剧事件(历史性的或个人性的)，鲁迅感到了语言的贫乏”，但是“他依然决定用诗意的表达将他最深层的情感外化为文字来呈现。”参见卡尔迪斯英文著作《中国散文诗：鲁迅〈野草〉研究》，pp.152，153。

(14)从原文可知，过客的年龄“约三四十岁”。当时的鲁迅认为这个年纪属于中年。

(15)鲁迅：《野草·过客》，《鲁迅全集》第2卷，第199页。

(16)鲁迅：《野草·腊叶》，《鲁迅全集》第2卷，第224页。

(17)鲁迅：《书信·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第493页。

(18)鲁迅：《野草·死火》，《鲁迅全集》第2卷，第201页。

(19)吴茂生(Ng Mau-sang)在他的文章中写道：“唤醒死火后，‘我’不关心自己的命运，但灵魂中附着的恶魔仍希望除掉造成自己死亡的罪魁祸首，使其再无法作恶。因此，在看到石车坠落冰谷时，‘我’幸灾乐祸。”参见《〈野草〉中的焦虑象征》，《译丛Renditions》第26期，1986年秋刊，p.162。

(20)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自言自语》，《鲁迅全集》第8卷，第115页。

(21)连台湾学者吴宏一也认同这点：“火，代表革命的热情；冰，代表现实的冷酷。”(吴，p.19).卡尔迪斯也倾向这一观点，他告诉读者：“火更愿意做自身走向死亡的动力(agent)，而非屈从于静止和灭亡(始终被遗弃在冰谷中)”(卡尔迪斯，p.215)以及“尽管不一定明显影射政治活动，‘死火’揭示了自身无法确定存在的状态，以及如何通过采取行动来转变自身这种不可避免的命运。”(卡尔迪斯，p.218)

(22)当时的出版社为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社(1931年5月第七版以后)。参见鲁迅1935年11月23日致邱遇信(鲁迅：《书信·351123致邱遇》，《鲁迅全集》第13卷，第589页)及1936年2月19日致夏传经信(鲁迅：《书信·360219致夏传经》，《鲁迅全集》第14卷，第32-33页)。

(23)原文为“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鲁迅：《野草·题辞》，《鲁迅全集》第2卷，第163页)

(24)在信中鲁迅写道：“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我希望你脱离这种颓唐心情的影响。”鲁迅：《书信·341009致萧军》，《鲁迅全集》第13卷，第224页。

(25)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自言自语》，《鲁迅全集》第8卷，第114页。该文首发于1919年8月19日。

(26)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40页。

(27)指《贤愚经·十六》中《微妙比丘尼》的故事。参见刘禾：《生命的形态：鲁迅笔下仿生学与佛教的碰撞》，(美国)《亚洲研究学刊(JAS)》，第68卷，第1期，2009年2月，pp.21-54。

(28)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自言自语》，《鲁迅全集》第8卷，第115-116页。该文首发于1919年8月20日。

(29)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第134-135页。

(30)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自言自语》，《鲁迅全集》第8卷，第116-117页。

(31)参见吴宏一，p.22。

(32)鲁迅：《呐喊·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529-557页。注34。

(33)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自言自语》，《鲁迅全集》第8卷，第117-118页。

(34)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自言自语》，《鲁迅全集》第8卷，第118-119页，该文首发于1919年9月9日。在《朝花夕拾》的《父亲的病》一文中作者把“我的老乳母”改成了邻居“衍太太”。文中写道“住在一门里的衍太太进来了。她是一个精通礼节的妇人”。鲁迅：《朝花夕拾·父亲的病》，《鲁迅全集》第2卷，第300页的注释12里认为这位“衍太太”是鲁迅叔祖周子传的妻子。

(35)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自言自语》，《鲁迅全集》第8卷，第119-120页。

(36)鲁迅：《野草·风筝》，《鲁迅全集》第2卷，第188页。

(37)“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此语出自《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第300页。

(38)参见查尔斯·阿尔伯(Charles·J·Alber)《〈野草〉：鲁迅散文诗中的相似与对称》一文，收录于《中国文学论集》(Critical Essays on Chinese Literature)(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6)，p.11。

(39)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81页。

(40)阿尔伯，op.cit.，p.17。

(41)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第145页。

(42)鲁迅：《野草·一觉》，《鲁迅全集》第2卷，第229-230页。1926年3月18日，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军队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枪，造成了47人死亡150多人受伤。鲁迅的杂文《无花的蔷薇之二》悼念了他的两位遇难的女学生，称那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鲁迅：《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鲁迅全集》第2卷，第280页)。

(43)鲁迅：《野草·一觉》，《鲁迅全集》第2卷，第229-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