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导条约》是冷战时期美苏在内政和外交上各有所需和相互妥协的产物，对于当时的两国核威慑力量的结构和在全世界的战略布局发生了深远的变化及影响，对于限制发展核武库、削减核弹头数量提供了实际有效的约束效力，基本也是两国冷战意义上的结束。
2019年8月2日，美国以“俄罗斯长期违反条约规定”为由，正式退出《中导条约》，美国国防部宣布将全面研发此前受到《中导条约》限制的陆基常规中程导弹。俄罗斯对此进行回应，威胁将在靠近美国边界地区部署导弹。而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也与特朗普上台以来对一系列国际组织和条约协议的“退群”行动非常吻合，当美国作为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却不愿意履行对自身霸权的制度限制时，就会给全球政治经济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
我们应该先探究美国退出《中导条约》有何原因和动机，再去思考其对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产生哪些负面影响，然后分析中国在东北亚地区可能的战略选项。
一、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的动因
（一）国际安全环境与美俄实力对比的结构性变化
1987年12月，美苏签订中导条约时，美苏是作为国际体系的两大霸权国，而随着苏联解体，俄国不再具有苏联时期那样与美国分庭抗礼的核威慑与常规威慑能力。美俄双边军控协议的合理性大大降低。
美俄关注的地缘战略区域不同，美国认为俄罗斯从条约中的相对获益更多。冷战后，俄罗斯主要关注周边地区，美国从欧洲转向中东（两次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和亚太（从小布什转向亚太受9.11事件未果，到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和特朗普的“印太战略”）。因此，美国不想被条约限制自身的战略行动。
在美国看来，该条约更有利于减缓美俄战略力量对比差距拉大。而且该条约主要限制的陆基力量，对海基和空基发射的巡航导弹包括弹道导弹并没有做出限制,这也意味着《中导条约》对于美俄核力量发展的限制存在局限，双方的核力量发展并未全面受限。美国寻求的是权力最大化带来安全最大化，只有核武器的绝对优势才是它所追求的战略目标。正如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是以全面军事和政治优势对苏联进行极限施压，故美国不容许俄罗斯缩小与美国的核威慑能力。
美国自信自己在美俄核力量对比中处于优势。因而认为《中导条约》更多是限制美国而非俄罗斯，更符合俄罗斯而非美国的利益，即便退出《中导条约》，俄罗斯的反制也非常有限。逼迫俄罗斯被迫卷入新武器研制，为其带来负担。将他国拖入美国最擅长的军备竞赛。毕竟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就是与美国的军备竞赛拖垮了国内经济。
（二）增强对华战略威慑
随着俄罗斯复苏乏力和中国快速崛起，美国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列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挑战的主要对手，而《核态势审议》报告提出“定制威慑”的概念，对不同对手“量身定制”威慑手段。很明显，如果说美国在“南海自由通航”上依靠的主要是海空力量，那么对中国采取核威慑的最佳地理距离是在东北亚区域，这里既靠近中国的政治中心，也是中美俄三角博弈的主要地缘区域。
首先，美国要改变中美的战略力量格局，陆基战区导弹可弥补美军空中与海上打击能力不足。美国政府和军方认为，仅以现有空、海基巡航导弹及多梯次导弹防御系统，已无法在东北亚甚至整个西太平洋等热点地区与中国的多种新型中程和中短程地对地导弹实施有效对抗。从而有失去在该地区军事力量优势和军事行动“自由度”的危险。而且从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效费比来看，是1:3，美国军事成本高昂。美国一些人士认为，没有道理让一项以欧洲为重点的冷战时期条约阻止美国为在亚洲实施“遏制战略2.0版”做准备。
其次，美国担心在东北亚区域，中国会利用一些争议区域的“主场优势”，通过部署中短程导弹对美国在东北亚的战略介入和地区盟国构成挑战。在美国看来，中国的中短程导弹可以从中国东北覆盖日本冲绳、关岛等美国的空军基地。美国的结论是对付中程导弹最好的方式还是中程导弹。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可以解除束缚自己发展的锁链，放手研制和部署新式中程导弹，实现对有关国家的压倒性威胁。或者，将中国等拥有中程导弹的新兴国家一并拉入新的导弹武器限制条约框架，束缚对方的手脚，解除对自己的中程导弹威胁。获取最大化的国家利益。这样可以削弱中国的力量投送和区域拒止/反介入能力（A2/AD），改变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攻防平衡。
（三）强化对华进攻性同盟体系
美国在东北亚的首要关注点是中国而不是朝鲜半岛，即使是以朝鲜核问题作为升级地区危机的理由，其背后目标仍旧是中国，因此，美国在退出《中导条约》后，想“绑架”日韩盟国，迫使他们加入遏制中俄的战线。美国不愿意看到东亚地区日、韩等盟国与中国接近。特别是在当前中美关系趋冷，并因政治体制、贸易战等问题持续紧张的情况下，美国更是极力渲染中国对邻近国家和地区的军事威胁，胁迫、恐吓这些国家和地区疏远中国，更加在政治、军事方面依附于美国，从而制造对美更为有利的政治、军事态势。未来，如果美国东北亚地区部署新型陆基中程导弹和巡航导弹，在增加了对中俄军事威胁和遏制的同时，也将日韩等国更紧的绑在了美国的“战车”上，为其所驱使和利用。
（四）发展军工产业来弥补霸权衰落
正如艾森豪威尔告诫的美国对外战略不要被军工复合体绑架，但冷战及后冷战时代的美国，美国都在贯彻拉动军工产业升级,强化在军事技术及导弹武器方面的优势地位。当代军事技术快速发展，中程弹道导弹的研发和生产“门槛”不断降低，作战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同时，也将为美国众多军事科研机构和军工企业增加更多利润丰厚的订单，带动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
二、对东北亚安全局势的影响
（一）美俄关系与全球战略稳定
美俄最好结果是两国在行动上仍遵守条约规定并恢复对话，最坏结果是双方在对方周边部署条约所限制的武器并允许“先发制人”把世界推向核战争的边缘。美国和俄罗斯于2010年签署旨在限制两国保有核弹头数量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成为两国间唯一军控条约，特朗普先前说，这是另一份“糟糕的”条约，很可能在未来美国也会退出。全球战略稳定遭到破坏，核导领域不确定性骤增，美国采取这种不负责任的单边举措，将严重影响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加剧国际关系紧张，破坏大国战略互信，冲击国际核裁军和军控进程，威胁有关地区和平与安全。
（二）恶化周边安全环境
退出《中导条约》意味着美国的核政策将变得更具侵略性。除贸易争端、台湾问题及海上争端外，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对战略稳定造成的潜在影响将成为中美摩擦的新诱因。从小布什2002年退出《反导条约》到美国后来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实际行动来看，加之美国在退出《反导条约》后立刻宣布要加大对中程导弹的研发和部署，可以肯定，未来美国一定会加快在日本、韩国等同盟地区部署中程导弹，恶化中国的安全环境，一旦台海、东海、南海等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爆发危机，就让中国面临极度不利的局面。美国可能的选择范围包括阿拉斯加空军基地、关岛空军基地、迭戈加西亚海空军基地、冲绳空军基地、廷德尔澳大利亚空军基地及日本、韩国陆上基地的部署方案。
（三）阻碍东北亚的经济一体化进程
中日韩FTA的可能性进一步下降，日韩近期已经就历史问题和贸易纠纷闹得不可开交，一旦加上中程导弹的因素，会进一步让中日韩之间合作的障碍增加，萨德问题曾经让中韩关系下降到低谷，而中程导弹作为一种进攻性战略武器，将会对中国构成更大的战略威胁，中韩关系存在更多隐患。美国一些战略家如约翰·米尔斯海默和克里斯托弗·莱恩都认为应该鼓励日本成为有核国家、美国发挥离岸平衡手的作用。而美国在日本部署中导装置，等于是在鼓励日本成为一个有核国家，一旦在日本部署中导,鉴于核武器本身只有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时才会使用，就等于让日本在侵害中国东海利益时，有了一个“免死金牌”。
（四）朝核问题面临更多风险
经历三次金特会以后，尽管没有彻底解决朝核问题，但美朝关系整体上向好的趋势发展可以持谨慎乐观态度，但随着美国加大在东北亚地区部署中导，将让朝鲜承受更多的安全担忧，美朝关系会有更多阴影，毕竟，在韩国和日本一旦部署中导，即使是针对中俄两个大国，但朝鲜和韩国的特殊地理位置就决定对该问题更加敏感。
（五）东北亚地区将陷入更加激烈的军备竞赛
逼迫中国发展更多的进攻性战略武器来防卫美国潜在的核打击，这有可能让中国在核军事领域过度投入资源，并可能造成俄罗斯对中国军事能力增长的潜在担忧，一旦这种核威慑的博弈态势长期延续，将可能加大中俄分歧。没有《中导条约》的限制，俄罗斯将可能部署中程及中远程导弹来应对中国快速提升的导弹能力。此举将破坏中俄近年来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
三、中国的安全对策
中国如何在新形势下更加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减少美国在周边部署陆基中程导弹和巡航导弹对总体安全环境的不利影响，这是我们思考应对后《中导条约》时代的首要问题。
（一）呼吁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限期延长
在东北亚地区，中国应避免因为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引发一系列的国际机制退化趋势，尤其应该反对核武器扩散到日本这样的有“历史犯罪前科”的国家。对于朝鲜的拥核诉求，域关国应该说服美国理解朝鲜所面临的安全挑战，只有美国放弃在东北亚的进攻性核战略、缩减常规军力部署后，才能让朝鲜真正相信美国的安全承诺。
（二）倡议在东北亚地区建立一个核军控与裁军机制
域关国可以新建一个军控机制，也可以在北京香山论坛框架下开展机制建设，倡议的军控与裁军机制应遵循“各国安全不受减损”这一国际公认的军控基本原则,应与美国减少在东北亚地区军事存在“挂钩”，并应促进美俄、中美、中俄三个双边机制和中美俄三边机制分别协调彼此的合作与分歧。此前针对朝核问题有过六方会谈的经验，尽管没有完全达成既定效果，但有安全机制至少能够设定更多的门槛来限制冲突升级。这个核军控机制达成一定效果后在将日、韩、朝等国邀请进来，形成扩大化的机制，但中美俄三国应该在其中发挥类似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作用。美国不应该与中国进行对等消减核武器，中国只是用适当的核力量来追求相对安全而非绝对安全。而中国在美国做出足够的战略示善之后，也可以相应减少进攻性战略武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实施单边军控，毕竟，中国是受到核讹诈、核威胁最多的国家，在朝鲜战争和中苏交恶时，都面临过美苏的“先发制人打击”风险。而且中国应该推动先进行核军控、再进行核裁军，逐步推进。
（三）增强核威慑能力
美国要在亚太地区部署大量中程导弹的时间可能尚需5-10年，中国会享有一段5-10年的高超声速技术优势窗口。问题是5-10年后,中国军力会进一步提升水平，开始可以针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发展对称性军事威慑，中国应该牢牢抓住这个机会窗口。核威慑能否发挥效果主要取决于：己方的核打击能力、不惧怕升级核危机的决心、以及对方相信己方动用核能力的意图。如果美国不愿意与中国展开更多的核安全机制合作，中方应该向美方传递一个信号，如果继续升级核军备竞赛与地缘对抗，那么考虑到东北亚之于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之所在，中国即便不如美国的总体核力量，但却愿意为核心利益承担更多代价、投入更大的战略决心。让美国考虑到未来的潜在阴影后，做出理性选择。而考虑到美国的印太战略、“退群行为”和对华负面战略认知的整体转向，中国必须在国防与经济建设能够平衡的情况下保持对中短程导弹的研发、部署。在韩国、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关岛等美国可能，东北亚核安全直接关系到中国东北乃至东部沿海的改革开放成果。中国要加速高新领域军事技术发展，补齐短板弱项，构建未来导弹武器打击和防护综合体系。
（四）拉拢美国的东北亚盟国
即使日本政府坚持历史修正主义态度，也不应该放弃面向日本民众的公共外交；而中韩关系自文在寅上台后有所解冻，加之日韩近期在历史问题和贸易纠纷摩擦不断。与美国偏袒日本不同，中国可以借此机会，利用与日韩的非盟友、超然中立地位，不断释放重视韩日关系、愿意面向未来构建双边关系的信息，让日韩尽可能抵制美国的导弹与反导系统在两国扩展。尽管东北亚安全和经济形势在未来都难言乐观，但是，中国应该继续推进东北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在朝、韩、日这三个地区国家之间发挥主动调节作用，通过增进地区经济相互依赖来带动安全局势的缓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