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自摩根索以来的现实主义诸多理论作品，容易被误解为鼓励国家扩张权力与发动战争，甚至将现实主义等同于大国政治悲剧的根源。实际上，现实主义理论流派中，无论是偏好权力平衡、威胁平衡还是利益平衡的学者，抑或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观点，都在不同程度上将战略审慎作为权力政治的重要美德。通过梳理现实主义有关战略审慎的思想传统，探讨战略理性的有限性，以及理性与非理性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在权力政治中的广泛存在，揭示出权力欲是摩根索审慎思想的逻辑起点。继而阐释摩根索战略审慎的理论精要，包括传统主义的分析路径、均势理念的强化、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的动态平衡、权力与道德的兼顾、以权力界定利益、塑造威胁认知、避免威胁预期扩大化等，剖析摩根索在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间寻求一种折中的分析路径，探究摩根索思想对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学说的影响。
关 键 词：汉斯·摩根索 权力平衡 战略审慎 现实主义
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大师、国际政治学科重要奠基人。有学者评价，他对现实主义理论发展的影响之大令其他学者难望项背。①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主要有四个历史时期：第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及战争期间，代表人物是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爱德华·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等，可称为理论发展的奠基时期。第二，冷战初期，汉斯·摩根索、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等是突出代表，持续到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的《国际政治理论》(1979年)出版之前，可统称为传统现实主义或古典现实主义(Classical Realism)。②第三，冷战缓和期，代表人物是肯尼斯·沃尔兹、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等，被称为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第四，后冷战时期，代表人物是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和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等，包括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Neorealism)、防御性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新古典现实主义(Neoclassical Realism)、战略现实主义(Strategic Realism)等。③摩根索提出的国际关系哲学的核心要素到21世纪依然没有过时，包括作为权力斗争的政治、大国的外交政策、民族主义、国家权力、外交以及世界国家的可能性。④
从大战略层面看，摩根索理论强调目标与手段的动态平衡。摩根索承认需要精妙的战略和外交艺术来应对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不确定性挑战。自近代启蒙运动与自然科学革命以来，寻求确定性与相信科学定理成为一种流行的战略观念，但是包括摩根索在内的传统现实主义理论更聚焦于人性、偶然性、战略的主动塑造性等元素，避免对国际政治的解释受到科学行为主义的过度影响。对偶然性的重视让摩根索与沃尔兹以来的结构现实主义者出现了明显分野。领导人运用战略和战术将权力的原始属性转化为政治影响力，这些战略和战术与权力的属性同样重要。现实主义在战略取向上可以分为两类：霸权现实主义强调扩张优于均势，以自身权力限度为界；均势现实主义强调均势优于扩张，扩张以均势的实现为限。⑤摩根索的权力政治思想体现为后者的克制战略取向，继承了多极权力均势、国家理由、制衡优于追随的梅特涅和俾斯麦的大陆联盟战略传统。⑥从大战略的角度来分析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理论，能够提升大战略研究的理论厚度，在研究方法上防止对科学行为主义的过度抬升。借助战略审慎的视角，可以对国际关系的多元理论范式进行比较分析，还可以对权力扩张与战略克制的历史进行反思，为当代中美关系研究提供参照系。
一、摩根索理论的现实主义思想源流
(一)权力是现实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
无论是将国家寻求权力扩张基于国际体系要素还是国家单元或个人要素，如何有效制约权力或恰当使用权力是战略审慎的关切焦点。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如何操纵并制约权力，让权力这把“双刃剑”尽可能发挥积极影响，同时减少其可能造成的国内政治或国际政治的悲剧性。在政治分析中，权力通常被视为一种关系，即一个人通过并非出自他人选择的方式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对权力的定义是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中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可能性。⑦夏夫利(W.Phillips Shively)认为，权力是一个人通过某种手段促使另一个人按照其意愿行动的能力。⑧海伍德(Andrew Heywood)将权力视为一种关系，也就是以非他人选择的方式对其施加影响的能力。权力可与惩罚和奖励相联系，近于强制或操纵。⑨因此，权力是一种不对等的支配关系，拥有权力的一方支配没有权力的另一方。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主权国家的建立有助于结束所有人反抗所有人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但会形成国家间的自然状态，即在实现个人安全与国内安全的同时，必然会催生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与国际安全的稀缺。但国家间的安全困境要低于个人单位的自然状态。⑩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的概念是从国内政治(domestic politics)衍生出来的。摩根索的权力政治思想实现了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对话：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这两种政治都是争夺权力的斗争，它们的不同仅仅在于这种斗争在国内范围和在国际范围赖以进行的道德、政治和社会条件不同。(11)一国的国内成就如果被其他国家所了解，就必然使其国力增大；而国内的失败如果同样被其他国家所了解，也必然使其权力下降。(12)在摩根索看来，国际政治等同于“国家间政治”。(13)无论是国内权力还是国家间互动的权力，都需要一定合法性，现实主义理论强调权力政治的战略克制也是为了增加权力使用的合法性、降低权力投入的成本与风险。马克思·韦伯重视降低权力使用成本的策略，提出了传统型、法理型和克里斯玛型(超凡魅力型)三种合法性类型。(14)韦伯提倡的以权力界定利益、和平不过是冲突性质的改变、领袖人物对国家权力地位的作用等观点，都对摩根索有深远影响。(15)
对摩根索以来的权力政治理论家而言，权力之于国际关系的意义相当于货币之于经济学。(16)国家权力涉及对资源的控制与对结果的影响。(17)政治学中的权力概念对摩根索的国际政治权力观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把权力理解为强力，把政治理解为不择手段赢得权力的斗争，是摩根索所反对的。(18)韦伯认为，为了正义的绝对目的，并非不能使用不好的、不正当的手段，目的本身的正义性并不可以证明手段的正义性。摩根索对之继承发展：在不同的几种行为选择中，选择最小的罪恶就是有道德的判断，当政治智慧、道德勇气和道德判断结合在一起时，人们就使政治本性和道德融合了。(19)如果对权力不加以限制，国际体系将没有维持现状的国家，完全陷入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悲剧预期。避免对权力的过度追求，在战略上意味着防止国家陷入战略透支或过度扩张，审慎原则是重要环节。对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思想缘起进行追溯，有助于理解摩根索在现实主义流派中的理论定位与承上启下的影响力，也能对现实主义的战略审慎逻辑产生系统性认知。
(二)战略审慎是现实主义思想传统的基本共识
从修昔底德(Thucydides)到摩根索的现实主义思想体系都有共通的基本假设：人性恶、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中心主义、内政与外交不可分割、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存在区别、战争本质上无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修昔底德、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摩根索所讨论的问题，都是试图探究战争的缘起与破坏性，以及究竟怎么做才能防止这样的战争再次爆发或者预防其破坏性。他们讨论的战争——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等，至少是现代化进程结果的一部分。(20)理查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明确将修昔底德、克劳塞维茨、摩根索视为对正义和道德高度关注、具有延续性的、一脉相承的现实主义思想家。(21)修昔底德影响了其后的现实主义者，摩根索则是受到克劳塞维茨著作的影响。在阅读克劳塞维茨和摩根索的作品时，必须参照修昔底德的悲剧观传统，(22)他们都偏好历史与哲学思维的分析路径。
第一，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简化为“权力转移引发雅典与斯巴达战争不可避免”的宿命论判断是对修昔底德思想的严重误读，实际上其史学分析高度强调战略决策的偶然性与审慎的重要性。修昔底德是“完全权力模式”或“传统”国际关系范式的代表。(23)现实主义、地缘政治、战略学、历史学等都能从修昔底德的著作中汲取灵感。《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理论源头，也被称为西方第一部战略经典，被视为战略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共同思想来源之一。“2400年来有关战略以及国际关系的著作对修昔底德而言不过是一种注脚，只有他的著作才能真正拆穿世界政治的奥秘。”(24)他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中总结了决策者常犯的错误：(1)把敌方能力估计过高；(2)把自己的选择范围看得太窄；(3)易做一厢情愿的想法(wishful thinking)。(25)修昔底德指出执行外交政策过程中奉行小心与审慎之伦理原则的重要性。(26)修昔底德的战略审慎，还体现在他对道德和利益之间关系的理解。
第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强调暴力升级的偶然性、战争的政治目标限定以及直觉经验的重要性，与后来“施利芬计划”对德意志第二帝国战前计划的确定性与精密性要求形成了对比。他提倡谨慎、精于算计的风格，反对征伐和种族仇杀。战争太过重要，以至于不能任由将军们去处置。(27)克劳塞维茨认为，天才是一种天生的心理素质，可使人摆脱规则的影响，凭直觉感知到新的可能的选择，并创建一种融合理论范畴和实践范畴的战争综合体。理论范畴的战争意味着能够应用理性来理解并控制战争。实践范畴的战争会受到情绪和运气的影响，但对于两者的理解超出了人的思维能力，同时，两者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意志的支配。战争是复杂且不可预测的，取决于戏剧化、意想不到的命运反转。胜利未必会带来对战争的掌控，反而会导致傲慢自大，以及导致悲剧性的误判，让国家陷入战争烈度升级风险。
第三，对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的误读是过度推崇“目的决定手段”，忽略了他也重视手段的相对合理性。马基雅维利的基本政治哲学理念是“必需”“美德”和“命运”。从国家政治层面讲，“必需”意味着国家的生存和安全利益诉求，“美德”是指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和爱国主义，“命运”是决策失误与战略风险。“必需”是国家行为动因的逻辑起点，即国家的战略和外交政策应出于基本的安全需要而非肆意扩张。手段的应用不应超越目标界限，目标的有限性决定了手段选取和使用的克制。着力强调国家战略目标的核心是自保，扩张不能以牺牲自保为前提。尽管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准则要求权力和欺骗是行使外交政策的两种基本手段，但他的思想精髓在于危险识别与抓住机遇。(28)马基雅维利认为国家利益观发挥了双重作用：合法性作用和确保有效地实现国家所设定目标的作用。摩根索强调的以权力界定利益是这种思想的延伸发展。(29)马基雅维利关注目的与手段的适配，谋算和自我约束是有效统治的关键机制，必须兼顾长远利益的规划。(30)他相对重视军事权力而轻视经济权力，因为如果经济过分繁荣、人民过分讲求福利、社会风气败坏、民族丧失战斗精神，会导致国家衰败。(31)他提出：出于“国家理由”(reason of state)的政策是政治家为了安全目的和世俗化的目标而精心盘算后采取的审慎行动。(32)
(三)现实主义理论流派中的审慎逻辑
爱德华·卡尔重视国家利益作为外交政策的依据，避免陷入抛弃权力的乌托邦主义或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卡尔认为，国际领域的政治权力分为三类：军事力量、经济力量、支配舆论的力量。国家为了追求权力，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是会兼而用之的。(33)道德的抽象意义有三重含义：哲学家的道德、普通人的道德观念和普通人的道德行为。政治行动的基础必须是道德和权力的协调与平衡。(34)政治是伦理和强权相互作用、暂时妥协却不稳固的领域。尼布尔从基督教的角度去分析人，以人的本性为出发点研究国际政治，其人性恶理论对摩根索权力政治理论的建立起着基础性作用。摩根索从分析人的弱点扩大到分析国家的弱点，从分析个人追求权力推理到国家追求权力。他强调权力政治的重要性，但对普遍道义法则与特定国家政治道义的区分以及追求权力与道德的折中平衡，有相关学者的影子。卡尔认为，每一学科都首先要经过一个空想的阶段，在此阶段，愿望或意图因素特别突出，事实分析的因素则相对淡化。在第二阶段，“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被截然分开。莱茵霍尔德·尼布尔(Karl Paul Reinhold)强调审慎与务实的道义。(35)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认为，审慎要求根据国际形势的具体情况采取行动，而不是被动地服从于抽象的目标，这需要在无可逃避的不确定状态里行动，意味着承认使用武力的合法性，以及在法律上寻找可以相互妥协的地方。(36)乔治·凯南强调美国对苏联应以政治遏制为主、军事遏制为辅，以及通过要点防御而非周线防御来对抗，希望通过和平演变而非武力颠覆的方式来获取最终胜利，也是根植于现实主义的谨慎克制逻辑，防止美国为了遏制苏联而陷入军备竞赛和联盟对抗的螺旋冲突模式中。
(四)地缘政治学与现实主义的共通性
尽管地缘政治学是摩根索理论批判的重点对象，但很大程度上可以将其看作是现实主义理论的一部分，地缘政治学的权力扩张逻辑也强调地理要素的限制，寻求国家战略的节制，因此现实主义与地缘政治的真实差异小于其宣称的差异性。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虽然强调扩张对国家生存维系的重要性，但他认为扩张的方式随着内外战略环境的差异而有所区别，扩张的渠道可以分为移民、建立贸易文化集散地、战争等，扩张的目标可以表现为利益范围、势力范围、殖民地等。(37)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Mackinder)的陆权心脏地带理论认为，随着后哥伦布时代与陆权革命的到来，海岛国无力单独支撑世界帝国。他的思想揭示了地理与技术变革对国家权力限制条件的变化，强调权力的谨慎原则。世界帝国权势的最大威胁来自大陆国家，只有海洋国家之间的联盟才能延续其海洋世界帝国。(38)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列举了影响国家海上权力崛起的六个必要条件：地理位置；自然结构，包括与此相连的天然生产力与气候；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特点；政府特征，包括国家机构的性质与政策。(39)他并不认为国家可以超越这些要素限制盲目扩张海上权力。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Spykman)的权力政治与边缘地带思想有明显基于地理条件限制的战略克制倾向，认为均势政策包括：划分国界、战争赔偿、建立联盟、调整干预战争的程度、逐渐从略微偏离中立走向全面参与。(40)马汉、麦金德、斯皮克曼都构筑起地理环境与国际政治权力、资源—经济—战略的互动体系，诚然这些地缘学说不乏对权力扩张的鼓吹，但根本上也蕴含着地缘政治风险的战略谨慎逻辑。
二、权力欲是摩根索思想的重要路标
(一)摩根索权力观的思想来源
摩根索是从德国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因此，研究德国权力政治思想有助于理解其思想的时代背景。(41)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关于政治冲突性本质的观点对摩根索权力学说产生重要影响。施米特是魏玛德国时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而摩根索的学术基础源于此，他先后在慕尼黑大学和柏林大学等学习国际法。(42)摩根索的权力政治思想也立足于美国政治家的历史实践，华盛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亚伯拉罕·林肯、西奥多·罗斯福时期的美国战略行动都塑造了摩根索对人性和国家利益问题的态度。摩根索援引《联邦党人文集》论证权力均衡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性，其重利益、轻道德的思想在美国早期领导人的言行中得到支持。汉密尔顿的地缘政治视野、国家利益学说、基于实力和利益的灵活外交原则；林肯的基督教现实主义；罗斯福的道义自负的现实政治思想等，都成为美国现实政治传统的要义和风格，是摩根索现实主义形成的重要思想支撑。(43)
在本体论意义上，摩根索的权力政治思想是物质本位的。国家利益、权力平衡、均势、安全困境等中层理论概念，都是以权力的物质属性为本质的。从逻辑一致性角度评估摩根索的理论，所有国家(被假定为理性的、整体一致的行为体)都想获得尽可能多的权力；但这些国家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维持权力分配现状的国家，另一种是谋求改变权力分配现状的帝国主义国家。有学者认为，这两个命题存在内在逻辑不一致，由于矛盾的理论可以解释矛盾的事实，这种理论是无法验证的。(44)在笔者看来，正是摩根索对权力的物质界定存在战略上的双重选择，才能为后起理论提供讨论空间，也增加了其权力政治思想的经典解释力。
(二)权力欲的形成机制
摩根索认为权力需要被克制或约束的思考首先来自他对现代理性的不信任。摩根索将荣誉、利益和畏惧视为对外政策的重要动机，把荣誉视为18世纪国家克制其行为的一个缘由。当国际社会衰弱或消失时，恐惧将成为主导动机，而恐惧意味着权力扩张。摩根索继承了古希腊人的理念，将历史解读为一种斗争，即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斗争、理性与激情之间的斗争，以及生与死之间的斗争。善意的行为可能产生与预期截然相反的结果。他将权力解读为一种心理关系，权力可以通过结合审慎的行动与克制，将影响力有效地最大化。他认为，古希腊的西西里远征与越南战争极为相似，他将两者描述为雅典和美国的政治文化衰落的表现形式。(45)在他看来，现代化将人们引向了对理性不合时宜的信仰，破坏了曾经克制个人和国家行为的价值与规范。秩序需要个人认同与社群认同之间的平衡。人的克制与其权力一般是成正比的，弱国通常受到外部制约而行事谨慎。强国却没有受到与弱国相似的制约，过去的成功使其傲慢自大，其领导人对控制事态的能力过高估计，并甘冒风险。
摩根索认为政治法则的根源是人性，而自从中国、印度和希腊的古典哲学致力于实现这些法则以来，人性没有发生变化。(46)他诠释的是人性的共性，而非一味强调领导人的个性特征与政策偏好对国家战略的影响，这与新古典现实主义出现了明显分野。以权力界定利益的概念，意味着政治家的行动需要理性的约束，并带来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不论政治家有如何不同的动机、好恶、知识水平和道德品质，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防止出现两个谬误：对动机的关注和对意识形态倾向的关注，(47)即动机并非必然转换为成功的政治行动，好的意图不会带来有意的坏的政策行动与战略效果，但并不能保证国家政治道义准则条件下的理性决策。个体决策很容易受到历史类比的影响出现认知惯性，缺乏对客观地缘环境差异性的识别。
摩根索权力政治理论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对国际政治领域的研究；第二，对国际政治实质的研究；第三，对国家权力和限制国家权力的研究；第四，对实现和平的研究。他的权力政治所谈的核心问题就是战争与和平。(48)尽管摩根索在著作中明确提出了对权力进行限制的多重路径，并指出恢复传统精英外交的必要性，但他的现实主义理论由于强调人性恶、国家的权力欲是直接目标的论断，还是容易被误读为鼓励不加节制的权力扩张与帝国主义政策。
(三)权力欲具有动态变化性
摩根索的基本假设是：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国际政治的本质是冲突，无政府状态下民族国家不可避免地靠权力确保生存；各国拥有合法主权，但因权力大小而有强国和弱国之分；国家是单一行为体，对外政策独立于国内政治；国家是根据国家利益进行决策的理性行为体；权力是解释和预测国家行为的最重要概念。(49)他认为，均势平衡下双方的共赢主要依靠战略博弈者对本国利益的自我追求，国际体系的整体稳定需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冲突因子的存在。他对体系或系统的复杂性的论述也间接佐证了权力手段应该被节制的思想：学者能做的最好努力，是追踪某一“特定”国际局势中所具有的作为潜在可能性的不同内在趋势，能够指出哪种条件可能使某一趋势胜过另一趋势，并最终估量出不同条件和趋势实际胜出的概率。(50)摩根索的理论是描述性兼规范性的，即描述了世界实际是怎样的，也规范了应该是怎样的。摩根索认识到真实的国际政治是兼具理性与非理性行动的，认为理性的对外政策等于一个好的对外政策，实现收益最大化与风险最小化。他强调多极体系比两极体系和单极体系更加稳定，因为多极体系的联盟制衡更具灵活性。
摩根索将国家的核心行为动机归结为一点：获得、维持和增加权力。以权力政治为核心，以人性观、利益观和道德观为支柱，以国家为基本单位，以国家之间的竞争为基本互动方式。摩根索认为，政策追求无非表现为维持权力、增强权力、显示权力。(51)他提出的以权力界定利益至今仍为现实主义学派认可。现状政策的目的在于维持特定时期的权力分配，它不反对变化本身，而是反对任何会导致两个或更多国家间权力关系发生逆转的变化。(52)由此推理，国家维持现状也并非必须采用和平手段，因为战略克制并不排斥通过战争方式来维持现状。
摩根索并没有将国家的权力欲视为一个常量，而认为会出现动态战略调整。当国家追求权力最大化并成为区域性或全球性单极霸权或帝国时，其帝国主义政策就可以被理解或演变为现状政策。比如奥古斯都统治下的罗马帝国代表着扩张结束，后续罗马帝国的有限征服政策也只是为了维持帝国的现状地位。他提出了帝国主义权力投入程度不同的三种目标：世界帝国、大陆帝国、地区优势。这具有极强的地缘政治视野：帝国权力扩张受限于地理因素带来的权力投射衰减。
所谓世界帝国往往缺乏理性限制，一旦缺乏必要的制衡就会一直追求无限制、最大化的扩张，容易招致失败，例如亚历山大帝国、阿拉伯帝国、拿破仑一世法国、希特勒德国等。大陆帝国考虑到大陆地理限制与权力分布影响，相比世界帝国的权力追求有一定的克制倾向，例如路易十四与拿破仑三世法国、威廉二世德国，以及门罗主义到罗斯福推论的美国。地区优势也被称为区域性帝国主义。在摩根索看来，腓特烈大帝、路易十五、玛丽亚·特雷萨、彼得大帝、凯瑟琳二世、俾斯麦等都是这种外交政策的推行者，战略目标更为有限，手段相对充足，不易出现战略透支。因此，在摩根索的理论中，维持现状与帝国主义要想获得成功，都需要保持足够的战略谨慎与权力克制。
威望政策作为现状政策与帝国主义政策的工具，目的是使别国对自己国家实际拥有的权力，或它自认为拥有的权力，或想使别国相信它拥有的权力产生深刻的印象。(53)外交礼仪和炫耀武力都可以降低权力的实际损耗，本质上是一种战略克制逻辑。这里还反映了摩根索对海权与陆权力量运用方式的差别分析：海军具有高度的机动性，是威望政策偏爱的手段，外交影响大、对对手国的实际地缘威胁相对陆军较低，战略调配成本和风险相对低廉。威望政策的最激烈形式是局部或全面动员，威望作为权力的声誉，既被用来阻遏战争，也被用来准备战争。本国威望程度的衡量标准是阻遏别国走入战争的程度：当威望政策使奉行这一政策的国家获得了权力声誉，而这种声誉使该国放弃对威望这一权力工具的实际利用时，威望政策取得了最大化胜利。这种胜利又依赖于两个因素：拥有不可匹敌的权力的声誉和使用这种权力的自我节制的声誉。(54)
但是当威望与实际权力过于失衡时，无论是权力不足还是权力远远大于威望，都可能损失国家利益、恶化国际环境。因此，摩根索也将威望作为减少权力过度扩张概率的手段，国家不应为了追求威望而放弃战略克制。为了威望而追求威望的典型，在摩根索看来，包括拿破仑三世法国、威廉二世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均为追求海军民族主义的虚幻威望而陷入激烈的军备竞赛和地缘竞斗。摩根索分析了国家陷入战略透支的国内根源：社会的稳定性及其成员的安全感越大，集体感情通过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寻求发泄的可能性越小，反之亦然；社会的分裂、个人的不安全感和现代民族主义的强烈的权力冲动之间存在互动关系。(55)
三、摩根索战略审慎的理论精要
(一)战略审慎的传统主义分析路径
摩根索强调现实主义在实证方面的优越性，旨在提出一种理性的政治理论，而非对政治现实“一刀切”式的描述，因为领导人并不总是奉行现实主义的政策。权力均势是一种理想的体系。权力是国际关系普遍接受的硬通货，但是它不同于金钱，无法被赋予数值和计算。摩根索主张，社会世界与物质世界存在根本的区别。在社会世界的一系列情形下，单一的原因不会产生既定的结果。根据不同的情势，单一的原因会产生多重的效应，这些效应之间经常是相互矛盾的。类似的结果也可能有多种且不同的原因。不可能依据某个特别原因产生的效应来预见任何程度的确定性，也不可能在事后依据产生某个效应的特定原因来说明任何程度的确定。社会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人类的反思性本质。社会行为是许多人类行为的一种综合体，在不同的生理、心理和社会条件下，不同群体的人会对相同的刺激做出不同的反应。即使具备物质条件，权力均势也不会自动生成，而是取决于行为体的理解与政治技巧。摩根索指出，国际政治是一个独立的领域，有着特殊的客观规律，从摩根索开始，国际政治是一门科学的观念得到强化，这让他的现实主义思想染上了浓重的科学色彩，但其理论其实是国际关系的哲学，并不认为科学的力量可以解决政治问题。
摩根索的权力政治思想主要用了四种研究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政治哲学方法(欧洲政治思想传统的影响)、假设的方法、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对比方法。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在行文中对人物原话、对话、相关历史和现实文献的一般性直接引用为119处，较为正式的案例164个，一般性例证78个，大段的文献、人物对话直接引用95处，在涉及权力平衡、帝国主义、裁军等概念时，注重历史或思想史的追溯，体现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历史文献分析方法。(56)他的论证程式为观点→历史证明→结论。他认为，对单一因素决定论的依赖是国家陷入战略透支的重要根源，如地理因素决定论、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分别执着于地理扩张最大化、种族灭绝、军事权力崇拜偏执等，不利于对权力使用的克制。(57)摩根索尤其批判了军国主义，认为其忽视了对非军事权力资源的平衡，物质力量的顶峰不一定意味着总体国家权力的顶峰，因为当权力增长带来更加强大的体系制衡压力时，缺乏权力盈余甚至促成了安全困境升级，就会导致战略克制难以实现。只有潜在优势权力、优势的声誉和不常动用这种权力的惯例的有机结合，才能持续保持在体系中的优势地位。
(二)以权力界定利益是战略审慎的首要原则
摩根索的理论逻辑是用权力界定利益、用利益界定威胁，而不是对对手出现过度威胁预期引发过度防御心理，进而导致安全利益的泛化和权力使用的透支。用权力界定利益的说法，在这里最好将权力理解为实力(尤其是物质实力)，而不是理解为操纵和影响对手意志和行为的权力概念。与进攻性现实主义强调权力最大化带来安全最大化不同，摩根索早年就强调过权力的局限性和正当获取，认为权力与国家意图不可分离，国家利益会受到权力约束。(58)
如果维持现状的强国能够比持帝国主义目标的挑战者聚集更多的军事能力，并表明为了维护现状而发动战争的决心时，它就可以防止战争。均势也可以加剧紧张局势，增加战争的可能性。无论是国家的动机、军事能力，还是利用军事能力来维护现状的意愿，都是无法确定的。国家寻求其军事能力的安全边际。当对立的国家或同盟都在寻求安全边际时，紧张关系与怀疑就会增加，这种负面效果被称为安全困境。在这种情况下，维持现状的国家可能会倾向于针对崛起的挑战者发动预防性战争，以保持其地位。在摩根索看来，即使均势未能防止战争，也能限制战争的后果，并保留国家存续。他认为，均势不会自动生成，但是均势发生的频率足以使其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有重复性的特征，这反过来又促成了理论的系统化。领导人可能无法掌握挑战的实质和严重程度，缺乏应对持帝国主义目标的国家的能力或意志，因而受到国内或国外环境的制约而无法与其他维持现状的国家合作，或者决定采取绥靖政策。
在摩根索看来，国家扩张是一种政治法则，不过会受到一系列制约，这些制约因素使国家权力在可以进行扩张时依然保持克制，并促使其他行为体依据其利益来抑制国家扩张。摩根索相信理论有助于使这个世界得到系统的安排。在他看来，绥靖政策或良好的战略动机并非是权力运用的有效克制。例如，他指出尼维尔·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是善意的和平意图带来了纳粹德国的扩张恶果，温斯顿·丘吉尔的战略动机完全是冰冷的权力政治，但结果是英国反霸战争的胜利。摩根索的权力政治理论，分析了国家的权力欲受到人性恶驱动，对权力欲的追求容易让国家陷入过度扩张，如果缺乏对权力的克制，就会面临国内与国际政治层面的制衡压力，导致国家衰败。但他承认，之所以出现权力的失控，就是因为现有的体系与单元层面的权力制衡手段都具有程度不同的不确定性、不现实性、功能不足等缺陷，所以最终需要通过重建精英外交来实现对权力的谨慎运用。摩根索的人性现实主义不只是单元层次分析与外交政策理论模型，他强调良好的有延续性的外交决策体制能够在缺乏杰出人物的情况下保持决策效果的可预期性，认为从亨利八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优势权力的相对连续性归功于传统。(59)他的思想涵盖了整体主义方法论和体系层次分析。
(三)均势是战略审慎的核心概念
在国内层次上，摩根索界定的国内政治的权力制衡变量是健康的政治体系。他认为这能够避免灾难性的错误，国家作出决策会考虑如下权力平衡问题：第一，资源与政策之间的平衡问题。现有的国家权力决定了外交政策的限度，除非国家生存受到威胁。第二，资源之间的平衡问题。国家不会为了追求某一个目标投入全部资源而放弃其他目标的实现，比如军事和经济目标。第三，公众支持的问题。在尊重正确的外交政策的长期原则和尊重易变的公共舆论之间走一条中间路线，还要赢得其他国家公共舆论对本国内外政策的支持。(60)
在国际层次上，摩根索将权力的透支使用根源归结为：第一，安全困境。这是由相互恐惧所激发的螺旋升级的战略互动模式，即B国将A国一项现状政策或防御性政策误以为是帝国主义政策，如加强军备、建立基地、订立同盟等战略行为被解读为帝国主义政策，会使B国采取对抗性政策导致螺旋冲突模式，陷入防御困境与实力—安全困境。第二，成功带来的资源累积性与扩张性收益预期。起初寻求在现存权力分配内部进行调整的政策，可能在其成功的进程中或在其受挫的进程中改变了自身性质。在权衡风险与收益的大小，以及风险和收益发生的概率后，选择冒险扩张。现状政策也可能由于打破现状的积极前景预期和为了追求安全边界大于现有安全边界的地缘扩张变为帝国主义政策。一国为了稳定和保障地区优势，会发现在更大范围内取得权力优势是必要的，而且只有在一个世界性帝国中它才会感到充分的安全。(61)
摩根索分析了国家权力资源的有限性，将国家权力分为有形权力与无形权力(或称物质权力与观念权力)，有效使用权力应当是维持不同权力变量之间的平衡而非强调单一权力要素的决定论取向。他提出的权力构成九要素中，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战备、人口是相对稳定的物质变量，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的素质、政府的素质是观念变量。这些观念变量可以通过主动的战略缔造形成有机组合，进而对有形权力要素的资源汲取与权力分配构成重大影响。摩根索认为民族性格缺乏节制的国家，不能将自己的目标和行动限制在可能的界限内。国民士气会对军事力量产生预期影响，也会影响政府推行外交政策的决心。实现战略克制，需要在权力评估时，关注本国与他国权力对比与权力转移趋势，本国与他国的战略目标相容程度、国家目标的性质，为目标愿意付出成本与风险的决心，以及盟国等第三方因素。摩根索诠释了个体决策的非理性因素与系统的复杂变化对国家战略的不利影响。此外，他还阐明了国家权力运用和实践中的制衡因素：权力平衡、国际道德、世界舆论、国际法等。尽管对权力运用的内外限制并不能完全避免修正主义的军国主义扩张，但是体系、国家与个人层次的阻力机制会大大降低过度扩张权力和战略透支的可能性，权力的谨慎克制才是国家崛起与体系稳定的本质。
根据摩根索的均势同盟论，同盟与谋求均势密不可分，结盟要么增加自己的权力，要么防止对手增加权力。摩根索认为，权力平衡有两种形式和两方面功能：一是直接对抗型均势，它有利于维护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的稳定性；二是竞争型均势，它有利于保护国家的独立性。无政府状态下，每个国家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行其是，这为国家发挥能动性提供了条件。摩根索将均势视为制约国家权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国家可以在国际体系中通过自身能动性改变国际权力结构，从而形成新的均势，最终影响其他国家新认知的形成。在摩根索看来，均势的实现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分而治之，即分化敌手使其权力削弱；补偿政策，即领土补偿，这在18、19世纪是一种常用的方式，例如大国三次瓜分波兰；以发展军备的方式重建和维持权力；结盟。均势可分为自动生成、半自动生成、人工操作三种视角，摩根索的均势思想是一种人工操作论，认为高明的战略设计是可以主动塑造均势和实现对权力的制衡与扩张性战略的克制。
(四)目标与手段的动态平衡是战略审慎的逻辑延伸
摩根索不认为极性(polarity)是和平或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如果只有两个大国，更易于估算权力均势。两极体系中，无论与两个大国同盟或倒戈都不太重要，因为大国拥有更强的权力。在18世纪，同盟是灵活且不可靠的，背叛同盟可能对权力均势产生重要影响。大国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和谨慎。
摩根索认识到超级大国保持克制的额外动机。朝鲜战争的经历使美苏两国意识到，假如它们想要获取盟友的支持并最大限度地汲取力量，就应当调整其政策以适应盟友的意愿。与结构现实主义相反，摩根索认为国家层面的属性是至关重要的。他还认为在互动的各个层面中，能动性是决定性的。虽然国家具有维持现状、持帝国主义的目标和寻求威望的特性，但是这些取向是可变的，并非国家或其政权的固有属性。俾斯麦到威廉二世的战略转型，从维持现状到修正主义的剧烈变化，与权力均势的任何重大变化无关。对外政策的导向可以导致权力均势，但是结盟的模式绝不是机械性的，这取决于领导人的选择。摩根索确信，超级大国与第三方的关键决定也会影响两极体系的后果和未来。和平与稳定并不依赖于核均势，而是取决于领导人的道德品质及其将生存的共同目标置于追求单方面优势之上的意愿。摩根索认为，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差异是程度上而非本质上的，即国内政治也可能存在程度不同的无政府状态，国际政治也可能存在差异化的等级制特征。
摩根索的历史叙事涉及傲慢自大的野心以及过度自信，他列举的主要案例包括：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腓力二世时期的西班牙、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时期的德国。他们不仅招致了反对自己的同盟，最终还无法避免地卷入了代价高昂的战争。摩根索认为，英国和法国在20世纪30年代未能组建有效的反纳粹同盟是20世纪的悲剧。但摩根索后续更强调傲慢自大和过度估计的风险，认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机构夸大了苏联的威胁及其自身的权力，并诱发了越南战争。在他看来，挫败苏联共产主义的并非美国的军事权力、同盟和全球范围内的干预，而是苏联内部的矛盾及其精英对这些矛盾的日益增长的认识。里根政府的增强军备与“星球大战”计划可能会延长冷战，而不是终结它。正是欧洲和美国的和平运动以及欧洲的社会主义，而非北约的军事力量，使戈尔巴乔夫及其顾问相信，他们可以冒险作出必要的让步来推动和平进程，不必畏惧西方对其加大军事压力。美国为冷战付出了高昂的成本，包括发展强大的军工复合体、麦卡锡主义、干预越南，以及在全球广泛支持专制的右翼独裁政权。(62)
使用权力的地缘政治风险关切是战略审慎的操作性体现。关于地缘政治，摩根索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是“地缘政治学是一门伪科学”。摩根索称地缘政治是伪科学，是因为它把地理因素标榜为一个绝对值。考虑到摩根索本人的犹太人身份，在欧洲饱受纳粹迫害，也可以从人性层面理解他对纳粹应用的“生存空间”思想这样的地缘政治学深恶痛绝。但生存空间论不过是地缘政治诸多理论流派之一，况且卡尔·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的战略构想并没有得到希特勒德国的完全实践。摩根索有关帝国主义的三个目标论述：世界帝国、大陆帝国、地区优势，反映了地缘政治属性的战略目标；他对维持现状或改变现状的权势动态思考，也需要根植于大国的地理扩张，尤其是他所引用的主要案例是18、19世纪的海陆争霸案例，英国借助离岸平衡手操纵欧陆均势涉及大洋霸权体系与大陆均势体系的战略互为依存的地缘政治规律。
摩根索总结的国家权力要素，如果参照马汉等地缘学者的观点，可知多半都有地缘政治的影子，例如他所讲的地理、自然资源、人口、民族性格、外交等体现了地缘政治学的参照。探索摩根索的权力政治思想要避免抛弃地缘逻辑的误读，不要言必称地缘政治过时，毕竟地缘政治的关切点不只是如何理解不同地理要素的排列组合，而是如何在特定地理空间内实现权力克制与战略效果最优。摩根索认为，一国权力所依赖的最稳定的因素显然是地理，因为它决定了该国在世界上的位置，现代国家的力量来源于它所安身立命的领土。对于何时达到力量对比的平衡或权力的平衡，唯有地缘政治的标准是恒定的、显见的。权力均衡在量的方面和质的方面都受到地理限度的制约，征服如果是毫无限度的，那它就可能成为征服者的包袱而不是资产。
(五)权力与道德的折中主义是战略审慎的重要基石
摩根索认为，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普遍承认，人不能在政治领域里随心所欲地行动。国家的行为必须符合更高的道德标准，而非单纯的利益。摩根索反对权力与道德完全分割。在他看来，威尔逊的错误不在于其对道德的关注，而在于未能理解人类不可改变的本性，以及权力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摩根索对政治保持着悲剧性的理解，主张道德原则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只能通过利益的暂时平衡与同样不稳固的冲突管理，使道德原则接近于完全实现。明智的政治家致力于减少恶，而不是实现绝对的善。权力均势可能是一种维持和平的不错的短期战略。道德原则必须与现实主义、审慎原则一起运用于国际环境，还得充分顾及政治后果。作为一个政策克制和宽容的温和国家而存在，既受制于道义原则，也听命于政治需要。(63)
摩根索强调权力的获取应兼顾道德的原则，反对把权力政治简单看成是强调武力和强权政治。作为非物质因素的道德和声望时常与国家间的权力竞争相伴随，这恰恰是摩根索的理论遗产中时常被忽略的部分。(64)最崇高的集体道德是“审慎”(prudence)，不考虑政治后果就在国际上采取所谓维护道义原则的干涉行动，才是不道德的。(65)他反对外交政策中的“十字军精神”，即把本国的社会制度和价值理念强加给其他国家，这与理想主义以抽象的、恒定的道义准则来指导国家行动的僵化认知形成鲜明对比。对权力概念的克制性理解即一旦时代倾向于贬低权力因素、过于强调道德因素，它就必须强调其重要性。一旦时代倾向于在总体架构上的一元论权力观，忽视了道德和其他变量，就必须强调权力的局限性。(66)例如，如果军事权力被过度重视，就要强调经济、外交等其他权力要素在整个权力网中的复杂联系。
在摩根索的思想理论中，国际政治领域的“道德”问题有其特定的含义，不能简单地将之与国内政治领域中的“道德”概念进行类比。国际道德更寻求成功的政治行动与战略效果，而非与个人道德的价值判断相匹配，但在能够保障实现国家利益的行动条件下，摩根索也主张应寻求相对更加符合“个人道德”的手段来实现目标。他强调权力行使者与权力行使对象之间的心理关系；认为最重要的国家权力变量是外交质量，特别强调超凡魅力型领袖人物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认为道德的力量最终大于权力的力量，道德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短时间内似乎弱于权力的作用，但从长时间的分析来看，道德的力量要比权力的力量强大得多。道德是建立并维持均势的基础，均势的建立和维持则反映了国际关系中道德共识的形成。他批判理想主义，却抱有理想主义式的蓝图。
摩根索非常注重道德对权力合法性的提高。道德越能够降低战略资源投入和风险承担，国际体系的秩序化程度就越高。摩根索认为，虽然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黎塞留、汉密尔顿和迪斯累利都将国际政治理解为追求生存和权力的无止境斗争，但他们没有否认道德价值。他认为不考虑道德的科学理性割裂了权力政治与社会人性的有机联系。(67)人是一种道德存在，自古希腊时代开始，政治哲学就始终对政治行动进行道德评价，道德目标并不能为不道德的手段辩护。人们只有意识到所有政治行动都有邪恶的悲剧性存在，才至少能使他们选择更少的恶，在邪恶的世界里做到尽可能的善。(68)
政治领域的道德决定并不意味着在道德原则和不道德的行为标准间作简单选择。道德决定向来意味不同道德原则间的抉择，其中某一原则要优于其他。说政治行为中没有道德目的是荒谬的，因为政治行为能够被定义为一种通过政治媒介(权力)实现道德价值的尝试。乌托邦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辩论焦点并非是原则与权宜之计、道德与不道德之间的选项，而是前者将抽象构成的普世道德原则视作标准，后者则重视这些原则，对它们可能造成的政治后果的审慎评估，决定了其相对价值。(69)一方面，道德对权力政治施加影响，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权力政治的矛盾和悖论，这基于人性和现实的政治矛盾，无法被完全消除，但政治家需要管控这种张力。(70)
摩根索认为，从美国建国到美西战争，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理念首先是维持或恢复欧洲均势，其次是将美国塑造为他国效仿的榜样，这是一种保守与克制的政策，属于中立主义而非孤立主义。从威尔逊主义到冷战时期的美国对苏遏制战略，都体现出权力的过度使用而非克制，是威尔逊理想主义腐化的结果。(71)实际上，从摩根索到米尔斯海默的很多现实主义者，都认为是理想主义或自由主义的传教士精神让美国陷入了过度扩张。摩根索倾向于用权力来解释国际问题，而不是用权力来解决国际问题。摩根索一生都在用其权力政治理论评判和指导美国外交政策：他对冷战初期在东亚的扩张政策进行批评、对遏制政策进行批评、对越南战争进行批评、对美苏核武器裁军进行批评，直到晚年对卡特政府人权外交进行批评。(72)
(六)战略审慎体现在实现和平的外交路径选择
摩根索赞同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的观点，即原子弹改变了战争的性质。核武器是有史以来国际体系结构内唯一的真正革命，因为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外政策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摩根索从未阐述任何机制性框架，或严肃讨论体系转变的问题，但他坚持主张学习将会成为这种体系转变的催化剂。国家利益是一个易变的概念，同时领导人对国家利益的理解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从长远看，理念会胜过结构。摩根索在本质上是一位韦伯主义者。(73)
在促成一个国家的权力的所有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外交的性质。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力和士气。《国家间政治》列举了许多国家的案例，其中部分国家的政治权力远超其物质实力，因为它们有精明的领导人(例如1935年至1939年的德国)，而部分国家的政治权力却低于预期，这源于不称职的领导人或国内分裂(例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美国以及1940年的法国)。摩根索认识到，领导人将权力的潜在属性转化为影响力的战略和战术，与这些潜在属性同样重要。假如权力是一种心理关系，那么领导人不仅需要知晓掌握了哪些资源，还要知晓在任何特定情况下使用哪些资源以及如何使用资源。决策者必须牢记，物质能力只有在使某个行为体能够造成有意义的损失，或使另一个行为体获得有意义的收益时，才能转化为谈判的筹码。权力是不可能凭空起作用的，成功行使权力需要深入了解盟友、对手和第三方的目标、敏感性和脆弱性。(74)
对国际社会的演化问题和解决路径，摩根索的建议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情怀，渗透了对无政府状态下权力手段的滥用与权力目标潜在危害的担忧，他的思路公式化是：恢复传统外交→国际和解→国际共同体→一个有中央政府的世界国家→世界和平。(75)摩根索是以现实主义的战略手段来实现理想主义的战略目标。(76)摩根索提出了国际政治思想的四种作用：在外交政策出现后，理论家将政策上升为理论；起着指导外交政策制定和评判外交政策正确性的作用；发挥为政府制造舆论的作用；为国际形势的变化做好准备。(77)
四、摩根索的理论影响及其与其他学说的比较
(一)对现实主义范式内部的影响
摩根索的思想影响首先必须放在现实主义范式的理论合集中去讨论。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界定了范式存在的基本特征：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形成科学共同体，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必须是开放性的，具有许多的问题，以留待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去解决；由不同的承诺和实践组成，包括符号概括、模型和范例。(78)作为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是进入20世纪之后才出现的，要晚于政治学和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摩根索的权力政治思想在其中起到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现实主义发展出了多样性的具体战略政策解释机制：均势理论、威胁制衡论、安全困境论、攻防理论、霸权稳定论、权力转移理论、利益制衡论等。(79)若说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研究就是一场有关赞同与反对摩根索的争论，也不算十分夸张。例如沃尔兹强调他的结构现实主义是相对于摩根索的还原主义和国家层面分析提出的，作为对摩根索理论的批判，继承了其很多观点：战争和外交是国家关系的主要内容；对国家内部的结构、历史和文化研究没有兴趣；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国家行为理性化；对经济相对轻视(尽管重视性有所加强)，安全问题属于国家政治范畴而不是国家经济范畴；均势是历史中反复出现的体系规律。
摩根索以来的现实主义认为，自利主义和群体主义从个体和体系层面都可能诱发权力的过度扩张。(80)不同现实主义理论流派观点的区别并不意味着优劣之分，而是思想的孕育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81)现实主义都注重对权力的战略克制，但在程度上有所差异：相对激进的现实主义以自身权力限度为界限，强调扩张优于均势；相对温和的现实主义以实现均势为目标。可将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战略克制作为谱系两端：进攻的权力限度涵盖了地理距离的磨损效应，防御的均势限度意味着自保优先于扩张；两者都承认均势和扩张是重要战略手段，但优先级存在差异。进攻目标的上限是优势，下限是均势；防御目标上限是均势，下限是自保；但是防御性现实主义不拒绝有限或成本低廉的扩张，进攻性现实主义不排斥权宜地维持现状。米尔斯海默将摩根索的权力欲推导到体系层次并进行了绝对化处理。由于摩根索强调权力既是手段也是目标，后来的现实主义理论流派对权力的目标与手段偏好进行了争论：进攻性现实主义将权力作为目标，防御性现实主义侧重其手段属性。
摩根索的权力政治思想与进攻性现实主义有本质区别，后者认为寻求地区霸权和全球霸权是国家安全系数的重要指标。摩根索只是分析了过度扩张的一种现象，且可以通过谨慎克制战略来避免，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将其作为国际体系中大国政治的本质与规律。摩根索认为，英国的海上主导权与欧陆均势仲裁者的地位来自精妙的战略克制：使别国意识到与英国为敌既危险(因为大英帝国太强大)又无必要(因为英国运用力量有所节制)。(82)摩根索的权力政治理论为其他学术流派进行自我界定和评价提供了参照标准，促成其他理论流派形成清晰边界。摩根索思想所缔造的权力分析的战略弹性理解让不同现实主义流派有了理论对话与国家战略灵活调整描述的可能性。地缘政治学接受了现实主义方法和视角，同意现实主义假定和一系列行动原则。现实主义视角的地缘政治学强调的是现实世界国际政治的斗争和对抗，地缘政治就是权力政治或现实主义政治。(83)
(二)自由主义理论的批判性继承
摩根索提出国际政治有其内在规律，可以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也影响了新自由主义的生成。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承认：他正在逐步接受摩根索权力政治理论中的部分观点，主要是关于国家是理性和利己的观点，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催生了国家的自助行为，以权力界定利益的原则有助于解释国家政策。(84)在摩根索之后的学者中，肯尼思·汤普森、斯坦利·霍夫曼等人接受摩根索理论；而肯尼斯·沃尔兹、卡尔·多伊奇、约瑟夫·奈、罗伯特·基欧汉等人则在修正和批判摩根索理论的基础上接受他的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讲，摩根索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培养出一大批批评者而不是支持者，从而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进步。
约瑟夫·奈认为，强制权力存在于不对称的脆弱性中。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创造了可用于战略竞争的武器。信息网络的集中造成了不对称，虽然信息有时是公共产品，但对于战略信息来说，不对称的优势能够产生权力。(85)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都是物质主义本体论视角，尽管后者强调的制度是非物质的，但其产生却有物质本原，因为它的形成乃是行为体在物质层面相互依赖与合作的结果。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激进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思潮，都非常强调权力变量的重要性，但并不能掩盖不同思想对权力概念的不同理解，也不能弥合现实主义阵营内部不同分支之间在权力问题上的分歧。不仅如此，对国家权力的看法还直接影响到对国家利益的认知。(86)
对摩根索等现实主义思想批判最多的理论阵营是自由主义，不仅体现于理论争论，还包括现实的战略和政策应用。政治学理论中的自由主义是广泛的，具有很多变体，没有一个单一的、明确的思想叫作自由主义。(87)对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究竟哪一方更注重权力投入使用的谨慎克制，实际上是有争议的。在摩根索等现实主义学者看来，正是美国追求自由主义霸权战略才会陷入过度扩张、霸权走向衰落。例如，乔治·凯南提出的遏制战略思想实际上聚焦于政治层面，而且反对在边缘利益的过度介入和对军事权力的过度使用；基辛格提倡塑造多极均势体系，认为一国通过掌握核武器拥有的军事权力要比通过征服别国所获得的领土还要大，均势的变化可以在一国领土内部实现，国家在地理边界范围外应注意对扩张的克制。(88)
可将大战略分为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类。现实主义大战略以均势、遏制、威慑和追求主导地位为核心。自由主义大战略聚焦于促进开放市场、民主、制度合作和多边纽带，(89)是降低权力回报、增加制度回报、形成路径依赖。(90)
理论的区别与战略应用有本质不同，从理论角度而言，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不主张国家陷入过度扩张、权力斗争带来的生存威胁等。但在实际战略操作中，对理论思考的某种曲解可能带来盲目认可一种理念而排斥另一种理念。由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不排斥权力与制度或秩序的分析，加之理论学说与国家的战略应用不能混为一谈，因此就理论学说而言，摩根索的权力政治思想与自由主义的基本态度是一致的，不同的是针对美国霸权战略开出的具体药方存在区别。但摩根索权力政治思想的适用范围绝非霸权国的专属思想智库。事实上，面对美国在朝鲜与越南等边缘地区的扩张性行动，摩根索的理论批判已经说明他的理论尽管是在美国的政治土壤孕育的，但并不会曲解自身学说迎合美国政界需要。
(三)与英国学派的理论共鸣
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认为，英国学派与美国现实主义分享同一思想遗产，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摩根索的古典现实主义。(91)古典现实主义之所以被称为基督教现实主义或奥古斯丁式现实主义，最主要原因在于它把人性恶的假设作为理论的前提和基础。(92)人性恶以及国家恶是人性的放大推论，意味着国家的权力欲追求必然要求战略克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分析了权力手段和道德目标之间的紧张以及权力与道德之间的矛盾，在权力因素的作用下出现安全困境和外交失败，主张应该利用均势、外交和国际秩序等手段来制约权力政治，对外政策应该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兼顾国际社会的利益。他强调唯有均势才能驯服权力政治，外交在一定程度上的理性和道德因素弱化了权力的残酷性和暴力性。
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认为权力政治体系的核心原则是势力均衡(均势)，它是自我保存法则的应用。他反对将国际关系理论分为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流派，主张归纳为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三大传统的对话。国际冲突的一个主要来源是所有强国普遍都有扩张的倾向，包括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扩张，核心是领土扩张，直至达到某种均衡为止，这种均衡是两种因素即外部压力和内部组织相互作用的产物。怀特认为，完全符合国家体系特征的历史案例主要有三个：发端于15世纪、遍及全球的现代国家体系或西方国家体系；古希腊或古罗马式的国家体系；中国战国时代的国家体系。这些体系的重要区别是驱动体系的规范和价值观以及由此形成的制度有所不同。维持国际体系的秩序平衡的策略应注重政治审慎，这是一种美德。(93)
由于英国学派的折中主义倾向，像摩根索等注重权力与道德平衡的学者的思想更容易形成与其共鸣，而像沃尔兹与米尔斯海默等更偏好体系结构和理性利益计算，相对忽略道德变量的现实主义学派则与英国学派有更多分歧。摩根索将18世纪的欧洲作为界定“国际社会”的表现形式，国际社会不同于体系内现存或不存在的政治权力机构，并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这些机构，这与英国学派对国际社会的界定类似。卡尔·多伊奇提出了一种建构主义的界定方式，即行为体及其社会的认同是相互构成的。古典现实主义透过国际社会这个棱镜，考虑到动机的多样性，任何一个动机都可能是最重要的。(94)摩根索实际上是在思考建立世界国家的可能性条件，他为此参照分析了三个跨民族政体的原型：罗马帝国、瑞典和美国。他的结论是：罗马帝国通过征服来建立世界秩序的模式在现代已经不再可行；瑞典是偶然的地缘政治的产物，不可效仿；美国模式的特征在于美国人民在建立政府之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共同社会。摩根索因此主张建立世界国家的前提条件是形成世界社会。
五、尚待扩展的研究议题
摩根索的战略审慎思想尚存一定的理论与战略研究困惑。第一，目标与手段、手段与能力的相关性问题。究竟应该让目标决定手段，还是根据手段来塑造目标，两者哪一个优先级更高？抑或是根据涉及的具体议题领域或战略行动环境来进行策略性应用？如果目标过高但手段不足，容易陷入战略过载或战略透支风险。但如果只根据现有手段塑造目标，也可能出现国家现有战略手段的资源汲取和战略动员潜力未得到充分发挥，而设定一个较高目标反可能刺激战略手段潜力提升。大战略的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之间的关系按常理推断应以长期为主导，但国家有时会将对手的威胁认知从长期的潜在威胁转化为短期的显性威胁，从而以战略手段应付当下的短期目标，这会威胁长期目标的实现，或者产生很多风险。
第二，战略审慎的分析变量相对粗糙。摩根索强调战略审慎的影响变量是相对宏观的，但由于国家战略的基本进程可分为战略决策→战略动员→战略执行→战略反馈→战略延续/战略调整等，不同阶段主导性的影响变量也可能不同，如何具体判定每一个战略进程中权力等要素的阶段性影响差异就成了问题。摩根索强调权力变化，认为崛起国只要通过增加实力来改变国际权力体系就可以被定义为挑战国。权力转移理论除了强调实力外，还强调意志，即崛起国是否希望通过改变规则来增加自身权力。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并不认为人类天生具有攻击性，也不是像摩根索所界定的都拥有权力欲，而且进攻性现实主义在解释历史上的称霸行动时也具有很强的解释力。那么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该在未来更加重视人性的权力欲还是更应该降低其理论分析变量的重要性？新古典现实主义看似回答了这个命题，但因为缺乏同一性的变量机制而成了不那么具有现实主义特征的大杂烩，如何迈向一个更具大战略视野、弥合体系与单元变量的现实主义路径，仍然存在深入探究的思想空间，战略史和外交史等也许有助于为理论创新提供更多素材。
第三，权力、利益、威胁、战略目标之间的因果逻辑。摩根索界定的核心逻辑是先以权力界定国家利益，而后根据利益界定威胁，继而根据利益与威胁的判定来设定战略目标。但国家有时也会先界定威胁来源，然后根据威胁来源塑造对国家利益的认知体系，继而形成战略目标的范畴，这是摩根索现实主义理论所批判的战略误区。典型的案例是冷战时期，美国对国家利益的判定其实很模糊(维护自由主义制度及民主意识形态或现实主义与地缘政治霸权等)，缺乏具体化，很难认定是利益界定威胁，更确切的说法是美国首先界定苏联是首要威胁(当然存在乔治·凯南的政治威胁主导论与保罗·尼采的军事威胁主导论分歧)，然后根据威胁来界定首要国家利益(类似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逻辑)，进而塑造本国的战略目标。战略实践中，行为体间的互动充满了不确定性或复杂性，这意味着权力→利益→威胁的战略逻辑很容易出现偏差。国家有时为了寻求战略自主性而选择牺牲一定的绝对收益，有时又为了合作收益而让渡一部分战略自主性，这种战略变动的根源是什么？摩根索的战略审慎只是提供了基本原则，没有给出更加实证的回答，缺少案例的过程追踪。
第四，战略史、国际关系史与大战略理论的研究方法问题。摩根索虽然提到历史基础对理论构建的重要意义，但缺乏聚焦论述，因为纯粹的历史研究路径更偏还原主义方法，侧重研究是什么；而系统性的国际关系理论路径更偏重系统方法，侧重研究为什么。大战略作为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交叉研究对象，到底应该如何权衡或者平衡科学性与人文学科的艺术性？毕竟历史学偏重人文学科，而国际关系学或战略学更强调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在研究方法上，究竟是应该更偏重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在《长和平》一书中所展现得更符合肯尼斯·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研究路径，还是应该更偏重像加迪斯在《论大战略》一书中更强调历史分析的艺术性而较少强调科学严谨性的路径？或者说可以实现某种结合，即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其发展脉络的系统梳理基础上，尽量实现理论的简约性？因为大战略的传统研究路径似乎更偏重核心变量的历史案例举证，而不那么强调因果机制与研究方法的庞杂和严谨。
第五，对美国大战略的反思问题。遵循摩根索的战略审慎逻辑，克制或审慎的逻辑在现实主义理论中更加被广泛认可。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寻求权力最大化才能带来安全最大化，这一战略逻辑看似缺乏克制，但米尔斯海默同样强调一个国家因为水体的阻遏力量只能成为地区性霸权而难以做到全球称霸，并且认为美国应该避免过度介入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事务。关于隔岸平衡战略也存在一定争议，《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将隔岸平衡战略视为美国自西进运动完成后100多年的战略实践。但在罗伯特·阿特看来，美国应该采取选择性干预战略，认为美国当前的战略有过度扩张的嫌疑，这意味着美国可能正在采取的战略并非隔岸平衡战略，因为选择性干预战略要比隔岸平衡战略更具扩张性、克制程度有所下降，有些类似乔治·凯南的“要点防御”与“政治遏制”的逻辑。此外，克里斯托弗·莱恩在《和平的幻想：1940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一书中将美国冷战以来的大战略概括为超地区霸权战略，认为隔岸平衡战略是美国延缓霸权衰落的战略处方，但美国现实中并没有采取这一战略。在米尔斯海默的世界中，隔岸平衡战略已经成为现实，只是偶尔受到进步自由主义的影响，让美国出现非现实主义主导战略的偏移；而在罗伯特·阿特和克里斯托弗·莱恩的理论视野中，隔岸平衡战略只是一种理想类型或美国应该采取的战略模式，而非已经采取的战略实践。那么，什么样的战略才算是审慎与克制？在尚不存在对美国单极霸权的有效硬制衡条件下，美国能否克制权力欲所引发的扩张冲动？
注释：
①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阎学通，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80.
②Reus-Smit,Christian,and Duncan Snidal.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135.
③Reus-Smit,Christian,and Duncan Snidal.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131.
④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M].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
⑤刘飞涛.美国“现实政治”传统的缔造：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亚伯拉罕·林肯、西奥多·罗斯福的外交及战略思想[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62.
⑥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M].曹华银，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36-37.
⑦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81.
⑧W.菲利普斯·夏夫利.权力与选择：政治科学导论[M].孟维瞻，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4：7.
⑨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的思维方式[M].张立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4-15.
⑩罗伯特·杰克逊，乔治·索伦森.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M].吴勇同，宋德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55-56.
(11)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M].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6.
(12)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M].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88.
(13)孙关宏，胡春雨，任军锋.政治学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304.
(14)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41.
(15)许嘉.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8：55.
(16)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M].New York:W.W.Norton,2001:17.转引自：潘忠岐.国际政治学理论解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0.
(17)潘忠岐.国际政治学理论解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4.
(18)郭小雨.人性的现实与体系的现实：从摩根索到沃尔兹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J].史学月刊，2021(1)：20.
(19)Michael J.Smith.Realist Thought from Weber to Kissinger[M].Baton and London:Lon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6:139.
(20)理查德·内德·勒博.政治的悲剧观：道德、利益与秩序[M].陈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26-27.
(21)理查德·内德·勒博.政治的悲剧观：道德、利益与秩序[M].陈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17.
(22)理查德·内德·勒博.政治的悲剧观：道德、利益与秩序[M].陈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20.
(23)Michael W.Doyle.Thucydidean Realism[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1990,16(3):223-237.
(24)Norman D.Palmer.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Perspectives of Half a Century[J].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980,24(3):343-364.
(25)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6-17.
(26)罗伯特·杰克逊，乔治·索伦森.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M].吴勇，宋德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50-54.
(27)克里斯·布朗，克尔斯滕·安利.理解国际关系(第三版)[M].吴志成，刘丰，刘佳，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131-132.
(28)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M].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74，117-118.
(29)乔纳森·哈斯拉姆.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M].张振江，卢明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23-24.
(30)Jonathan Haslam.No Virtue Like Necessity:Realist Though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ce Machiavelli[M].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30；利奥·施特劳斯.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M].申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295.
(31)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12.
(32)肯尼思·W.汤普森.国际思想之父：政治理论的遗产[M].谢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77.
(33)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M].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111.
(34)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M].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93.
(35)Joseph E.Hartman.Democracy and Sin:Doing Justice to Reinhold Niebuhr[J].Academic Questions,2015,28(3):289.
(36)肯尼思·汤普森.国际思想大师：20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M].耿协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83-184.
(37)Charles B.Hagan.Geopolitics[J].the Journal of Politics,1942,4(4):478-479.
(38)强世功.地缘政治战略与世界帝国的兴衰——从“壮年麦金德”到“老年麦金德”[J].中国政治学，2018(2)：65-114.
(39)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M].李少彦，董绍峰，徐朵，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21.
(40)尼古拉斯·斯皮克曼.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M].王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9-40.
(41)卡尔·施米特于1942年出版的《陆地与海洋》(Land und Meer)反思了16、17世纪空间革命所带来的地球秩序的变迁，认为陆权与海权的对峙是近代历史发展主要的原动力，陆权国海陆兼修的战略会同时受到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的联合遏制，在权力运用的战略方面难以做出决断，变得羸弱不堪。具体参见：卡尔·施米特.陆地与海洋[M].林国基，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11-13；格劳秀斯.海洋自由论[M].宇川，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7.
(42)Hans-Karl Pichler.The Godfathers of 'Truth':Max Weber and Carl Schmitt in Morgenthau's Theory of Power Politics[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1998,24(2):185-200.
(43)刘飞涛.美国“现实政治”传统的缔造：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亚伯拉罕·林肯、西奥多·罗斯福的外交及战略思想[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247-271.
(44)Bruce Bueno De Mesquita.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eople's Power,Preferences and Perceptions[J].Statsvetenskaplig tidskrift,2000,103(4):390-392.
(45)理查德·内德·勒博.政治的悲剧观：道德、利益与秩序[M].陈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44-45.
(46)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M].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8.
(47)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M].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9.
(48)许嘉.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8：71.
(49)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阎学通，陈寒溪，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67-68.
(50)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M].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0.
(51)James E.Dougherty,Robert L.Pfaltzgraff.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Pearson College Div,2000:99-100.
(52)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M].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0.
(53)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M].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0.
(54)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M].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8.
(55)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M].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44-145.
(56)胡宗山.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论研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84-85.
(57)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M].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96-201.
(58)除摩根索之外，很多传统现实主义学者也强调权力与道德的平衡：阿诺德·沃尔弗斯认为一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是自延、自保和自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地缘权力思想与纳粹地缘政治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强调国家安全与权力的克制；韦伯把道德分为绝对道德和责任道德；卡尔强调国家道德标准与个人道德标准的差异性；尼布尔认为权力应当受到正义和道德的限制；阿隆反对信任伦理、强调责任伦理。
(59)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M].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80.
(60)本段内容参见：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M].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82-187.
(61)本段内容参见：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M].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3-107.
(62)理查德·内德·勒博.政治的悲剧观：道德、利益与秩序[M].陈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354.
(63)肯尼思·W.汤普森.国际思想之父：政治理论的遗产[M].谢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89-95.
(64)王梓元.道德与声望：摩根索的权力政治学说再探讨[J].国外理论动态，2020(5)：73.
(65)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M].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6.
(66)汉斯·摩根索.德性与权力——摩根索论文集[M].董成龙，编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17.
(67)汉斯·摩根索.科学人对抗权力政治[M].杨吉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34.
(68)汉斯·摩根索.科学人对抗权力政治[M].杨吉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129-155.
(69)汉斯·摩根索.德性与权力——摩根索论文集[M].董成龙，编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244-246.
(70)王梓元.道德与声望：摩根索的权力政治学说再探讨[J].国外理论动态，2020(5)：81.
(71)汉斯·摩根索.德性与权力——摩根索论文集[M].董成龙，编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137-158.
(72)许嘉.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8：110.
(73)理查德·内德·勒博.政治的悲剧观：道德、利益与秩序[M].陈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270.
(74)理查德·内德·勒博.政治的悲剧观：道德、利益与秩序[M].陈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258-260.
(75)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M].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2.
(76)许嘉.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8：108.
(77)Hans J.Morgenthau.Truth and Power:Essays of a Decade,1960-70[J].N.Y:Praeger,1970:248-261.
(78)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8-18.
(79)Reus-Smit,Christian,and Duncan Snidal.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140-142.
(80)Reus-Smit,Christian,and Duncan Snidal.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149.
(81)如经典现实主义在美国的兴起反映了世界权势中心的转移，结构现实主义则更多折射了美苏冷战的权力现实，而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复苏反映了冷战后美国权力中心地位的恢复和巩固。具体参见：刘飞涛.美国“现实政治”传统的缔造：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亚伯拉罕·林肯、西奥多·罗斯福的外交及战略思想[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66.
(82)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M].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9.
(83)孙相东.地缘政治学：思想史上的不同视角[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142.
(84)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M].Princeton University,1984:67.
(85)Joseph S.Nye Jr.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ith China[J].The Washington Quarterly,43(1),2020:7-21.
(86)潘忠岐.国际政治学理论解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34.
(87)例如，社会自由主义、相互依赖自由主义、自由民主和平理论、自由国际主义、新自由主义、内嵌自由主义、制度自由主义、自由现实主义等重要理论都属于广义的自由主义理论。具体参见：Michael W.Doyle.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86,80(4):1151-1169.
(88)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48-82.
(89)约翰·伊肯伯里.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M].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6.
(90)约翰·伊肯伯里.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M].韩绍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15.
(91)Richard Little.The English School vs.American Realism:A Meeting of Minds or Divided by a Common Language?[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3,29(3):443-460.
(92)许嘉.“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研究[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8：75.
(93)马丁·怀特.国际思想大师：20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M].耿协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56-63.
(94)理查德·内德·勒博.政治的悲剧观：道德、利益与秩序[M].陈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299-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