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7月30日电（记者 海涵）日前，人大重阳系列讲座邀请到美国丹佛大学教授赵穗生，就美国战略与中美关系未来表示看法。赵穗生从其在美国居住长达35年的切身经历出发，分析了近年来中美关系的五大重要变化，并从这五个方面深入剖析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以及中美关系可能的未来。
据悉，赵穗生现任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职正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美国委员会董事会董事，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英文《当代中国》双月刊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美关系虽然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波折，但我们仍然希望它回到正常的合作轨道当中去，”在美国居住达35年的赵穗生经历了中美关系管理中的各种起伏和危机，他坦言，在特朗普上台以来的两三年之后中，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仅仅是起伏不断甚至可谓危机不断。近年来中美双方都处在掌控危机、处理危机的状态中，而且这几年中的危机，和过去中美之间的历次危机相比有相当大的不同。中美近来的这次危机是30多年中他所经历的最深刻、最持久的危机。这样一种危机和过去历次所出现的危机或者起伏相较，至少有五方面不一样的情况。
其一，特朗普上台以后中美关系所出现的危机和问题不是一个突发事件所导致的，而是多年来中美之间各种矛盾积累的一个总爆发。赵穗生说，中美两国从建交以后，各种各样的危机不断，但过去危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危机往往是由突发性事件所导致。在这种情况下，危机往往能够通过突发事件本身的解决而加以解决。双方会很快找到彼此都可以妥协的点，所以危机往往很快就会化解，一旦危机化解以后两国关系就能很快地恢复到常态。
“当时特朗普上台以后很多人也认为这是突发事件，中美关系也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回归常态，“但赵穗生坦言，这种预测现在看来要重新考虑。特朗普上台以后中美关系所出现的危机和问题不是一个突发事件所导致的，而是多年来中美之间各种矛盾积累的一个总爆发。换言之，不管特朗普上台与否，中美关系都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在某一个点上都会产生总爆发。这种爆发因为是长期各种矛盾积累所导致的结果，所以它不可能一夜之间通过很快的危机处理来恢复常态。
赵穗生认为，这样一种矛盾积累所导致的中美关系的危机，要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即使明年特朗普不当选，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矛盾所积累到今天所产生的危机仍然有可能持续下去，只不过是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出现。至少从美国这方面来说，它对中国对抗性的政策会延续下去，只不过表现形式有可能会不一样。
其二，目前，中美两国所出现的危机绝对不止一两个问题的冲突，中美之间同时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过去中美之间的矛盾经常是集中在一个或者是两个领域中，比如台湾问题，人权问题，或者当年的最惠国待遇问题等，双方往往只是针对一两个问题产生危机。所以面对危机，两国可以集中精力来处理这一两个方面的问题，在具体问题上去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案。或者说哪怕具体问题没有解决也不会影响整个中美关系大局的发展。
“而目前，中美两国所出现的危机绝对不止一两个问题的冲突，中美之间同时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赵穗生说，现阶段，中美之间的任何一个矛盾、冲突和其他方面的矛盾、冲突都是搅在一起的，某种程度上几乎是同时爆发的。“很多人说特朗普只关注贸易问题，最近几天，他也开始关注新疆问题了。”美国在这些年跟中国的交往中，渐渐感到他们同中国的矛盾不仅仅来自于一个或者是两个方面了。美国整个的对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达成了一种共识，即，“美国跟中国是全方位的矛盾和冲突“，双方不是哪一个方面的问题解决以后这种冲突就可以解决了，而是要加以整体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中美关系也变得日益复杂了。
其三，当前，美国鸽派的声音已经很难在决策中反映出来。过去在美国跟中国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总是有鸽派和鹰派之间的辩论或者较量，而较量的结果总是鸽派战胜。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轴就是接触，只要接触，彼此之间的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虽然在中美的一些短期危机中，鸽派有时候会处于守势或者是劣势，可是最终鸽派会胜出，其主张的跟中国接触的声音最终还是会在决策中反映出来，并且成为多数。因为鸽派实际上是一个联盟，是各种力量（包括学界、商界、美国政府中对华政策的一些官僚体系，科学界、学术界等各个方面的人士）的结合。而鹰派总是处于少数人的位置，主要是国防、安全、军人以及国会里面的一些比较强硬的保守派。很多年来在美国对华政策中，鹰派和鸽派的分野很清楚。
赵穗生坦言，现在鸽派在公开场合几乎没有人敢说话，即使是站出来为“同中国接触政策”辩护的人也是战战兢兢，而且要做很多铺垫。鸽派在这些年当中完全属于守势。此外，在2015、2016年之后，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对华态度上也保持着一致——对华强硬。而且，“对华强硬”的看法已经燃烧到了美国社会中。哈佛大学最近的调查显示，美国对中国有正面的看法的人的比例下降了12%。在美国媒体中也很少能看到对中国正面的报道。此前，芝加哥的一个调查种，也有超过了50%将近6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对手”。因此，整个美国社会的对华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这虽然这并不是完全的共识，但却是大多数的想法，或者说是两党的共识。这种情况很令人担忧。
其四，当前，美国对中国实行所谓“全面脱钩”的政策。过去，中美之间即使出现了矛盾、冲突或是突发性事件，双方的正常交流没有受到影响，至少大家都认为“要保持接触，保持正常交流”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即使双方政府之间的交流出现问题、即使美国对中国进行所谓的制裁，但民间交流、文化交流、学术交流都应该很正常的进行，多年来中美都是这样做的。但今天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学术等方面全面脱钩。在全球化时代，这样的全面脱钩是不可能的，也是荒唐至极的。
其五，如今，中美之间的问题不是政策层面的问题，而是中国作为崛起大国日益增长的实力使美国感受到威胁的问题。在过去，中美之间的冲突、危机或矛盾都是在政策层面上的，即都是政策问题。但今天不一样，中美之间的问题不是政策层面的问题而是中国国力的问题，是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让美国感受到了威胁。在如今的中美关系中，政策只是表象的问题，中国的力量日益增长，美国人觉得对其国际地位形成了挑战和威胁，这不是某一个政策问题解决之后就可以解决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无法在政策层面达成妥协，这就是美国人过去讲的所谓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崛起大国和守势大国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甚至于战争也不可避免。
对此，赵穗生指出，两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不仅仅是结构性的问题，还有很多国内政治因素、文化因素，领袖个人素质等其他因素来决定。“如果仅仅用结构就可以解决的话，就不需要那么多学者了，一两个结构主义大师就可以做所有的预测了。”结构性的理论太简单化了，这两年大行其道的“修昔底德陷阱”无非是换了一个说法。当前，中美之间是权力之争而不是政策之争，这种用权力作为分析单位的一种所谓的理论大行其道，并不是说它完全没道理，而是在这种背景下才会发生这么强力的作用。处于权力的对抗而不是政策的冲突之中，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难在短期中或者在某一个具体领域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甚至于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新冷战”、“两极世界”等新的理论。甚至于有些学者，尤其是美国一些很强硬的学者，认为“中美因擦枪走火而导致的军事上的冲突不可避免”。“对此，我觉得很荒唐，两个核大国怎么可能打仗，美国和前苏联都没有打仗，中美两个核大国怎么打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