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穗生，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教授、约瑟夫·科贝尔美中合作中心主任，兼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他于1978年考上当时由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的南亚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师从孙培钧先生，1981年获硕士学位，之后任职于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财政部外事财务司、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等单位，1985年赴美留学。
作为《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期刊创始人和主编，赵穗生现已成为美国外交思想库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著有《权力的设计：中华民国的宪法制定》（Power by Design: Constitution-Making in Nationalist China）、《东亚权争：从传统中国的世界秩序到冷战后的区域多极化》（Power Competition in East Asia: From the Old Chinese World Order to the Post-Cold War Regional Multipolarity）、《中美关系转型:前景与战略互动》（China-US Relations Transformed: Perspectives and Strategic Interactions）、《中美在东北亚的竞争与合作》（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Northeast Asia）等10余部英文著作，发表论文50余篇。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发达国家,中美关系的好坏不仅直接影响两国的未来及发展,亦波及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现任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美中合作中心主任的赵穗生教授,是世界知名的中美关系研究专家,他于1985年赴美留学后留居美国,在美工作和生活了三十余载。20世纪90年代他创办了《当代中国》期刊,该刊现已成为海外中国研究学界的权威刊物。赵教授既了解真实的中国,又了解真实的美国,对中美关系具有真知灼见。不久前,他应邀到中国讲学,笔者利用讲座的间隙对他进行了采访。
中美战略利益的冲突与重合
张梅:赵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请您通过有代表性的实例,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对华政策演变的角度,谈一谈中美关系的变迁。
赵穗生: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从对抗到逐渐接触,然后建立起战略上的互动,在合作和竞争中不断发展这样一个过程。1949年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主要是受冷战结构和冷战思维的影响,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影响,因为在内战之后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而美国把共产主义看作洪水猛兽,认为共产主义——尤其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美国的敌人,所以美国制定了一个所谓“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在这种政策指引下,中美20年间没有外交关系,处于两个对立的阵营中相互敌视。这个局面发生变化是在冷战后期,也就是说,是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美国认为苏联的威胁比中国更大。另外一个因素是因为美国当时在越战中陷得很深,与中国恢复关系可以帮助美国从越战中抽身;而中国当时也需要走出孤立状态进入国际社会。在这种背景之下,中美之间开始恢复接触,最终在1972年尼克松历史性访华之后,中美开始了艰难的建交谈判进程。这期间主要是国际因素,当然台湾因素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中国提出中美建交三原则,即美对台断交、废约、撤军,美国承认一个中国。两国领导人在谈判过程中表现出了相当高的智慧和灵活性,最终克服了障碍,相互承认了对方的外交地位。中美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战略互利、相互需求基础上的。
中美建交之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始终是上下波动,或者说是有上下波动周期的。这种周期的影响因素有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比如说,美国每4年或者8年就要换一个总统,经常是不同政党的轮换,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尤其是在80年代初里根上台到冷战结束后,从里根到老布什,从老布什到克林顿,从克林顿到小布什,从小布什到奥巴马,从奥巴马到特朗普,都是不同政党政治之间的轮换。还有一个因素是国际格局的影响。冷战结束对中美关系是一个很大的坎儿。冷战结束时,一些美国人认为他们在冷战中胜利了,击败了苏联,于是在美国国内出现了要把中国作为敌手的声音。中美之间过去有一个大三角关系——所谓大三角关系,就是在冷战格局中,中美之间有战略利益上的重合。现在一些人认为这种重合消失了,所以,一些过去的共识,比如说台湾问题可以推后解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关系(例如美日同盟)以及贸易赤字这样一些问题,在此之前由于两国战略利益上的重合和相互利益上的需求没有引起重视,但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其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尤其是在90年代,台湾岛内的政治变化使得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还有所谓“人权”问题,中国的贸易地位问题,在进入WTO之前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问题,当然还有双边问题(这是最主要的)成为中美之间相互博弈、中美关系上下波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张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和平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21世纪的中美关系,请您通过一些实例谈谈这一改变的过程及其对双边和多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赵穗生:21世纪以来,美国国力相对下降,中国开始上升,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种崛起国家与相对衰落或者说守成大国之间会不会产生结构性的冲突而导致战争的问题,很多双边性的问题变成在一个大的结构背景之下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在美国,自尼克松访华以来美国奉行对华接触政策,现在有些美国人就开始“反思”:与中国接触是不是培养了一个竞争对手?因为当时美国推行对华接触政策也是出于自身的两个目的:一是通过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对中国进行贸易投资,然后中国就会出现现代化理论中所说的“自由化”和“民主化”,这样中美之间就会有一种共同的价值基础,就不会产生进一步的冲突。二是想把中国拉入美国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去,这样一来,中国按照美国人制定的游戏规则崛起,就不会成为这种体系的挑战者,也不会挑战美国在这个体系上的领导地位。但是这两个假设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现经济危机以来(并且中国崛起也显示出她的实力),受到一些美国学者(包括主流学者)的质疑,认为这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事实上,中国并没有按照美国的这一意愿,出现他们想看到的自由化、西方化或者民主化,中国走的是独立自主和平发展之路。与此同时,美国认为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日益强势,甚至于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和存在,挑战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而且他们认为,中国的市场自由化也没有达到美国所希望的程度。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中美之间在很多全球和地区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尖锐,这种尖锐的矛盾冲突在奥巴马的第二届任期中已经是日益明显,例如在贸易赤字、南海、东海、“人权”等问题上。另外在游戏规则的制定上,美国要搞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特朗普上台后即宣布退出),中国要搞区域经济一体化等,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这也是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问题。
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对华政策
张梅:您认为特朗普执政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赵穗生:特朗普的当选当然有很多其他因素,但是他对中国的这种强势也为他争取了不少选民。其实,美国人认为他们所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只是中国得利这种想法是片面的,中美之间完全是互利的。虽然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的现代化得益于美国,但是美国这些年也得到了非常多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两个国家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互利互惠的关系,是双赢的关系。因而美国人的这种所谓“反思”在很大程度上是走进了一个误区,那就是只从美国这一方来考虑和中国的关系,过于强调他们对中国现代化的帮助,而忽略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美国的得益。这一点在特朗普当政以后很快得到了证明。
虽然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对中国说了狠话,但是他一旦入主白宫,美国的国家利益很快就促使他改变了其在对华问题上的想法。他很快就发觉,他对对华贸易的很多指责实际上是片面的,所谓中国操纵货币、中国的不公平贸易竞争、中国的关税导致了美国的衰落、他要对中国进行惩罚性关税等诸如此类的想法,实际上是把双刃剑,它既会伤害中国利益又会伤害美国利益。因此,特朗普在上台以后以其商人的一种本能,很快意识到他在与中国的交往中不能够兑现他的竞选承诺,他反而需要与中国进行合作,尤其是在亚太问题上。他的外交政策在亚太地区实际上只有两个,即贸易问题和朝鲜问题,这两个问题都需要与中国加以合作和谈判才能够解决,因而上台以后他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强调与中国对抗、惩罚中国,转向了与中国的合作与谈判,所以2017年4月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的海湖庄园会晤,我觉得是很有战略定力和战略眼光的决定,双方领导人建立起很好的个人关系。
张梅:您如何看待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主张的意义和价值?
赵穗生: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战略眼光的概念,它的核心是不冲突、不对抗,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能够和平相处,避免战争和冲突。这种概念我觉得两国领导人都可以接受,也都欢迎。
在奥巴马执政期间所谈到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其实在奥巴马执政后期,美国觉得这是中国要把美国拉入其圈套中来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因为包括台湾、南海、东海等问题,美国人既不能与中国谈判又不能够挑战中国,它就是国家生存的底线问题,是不可谈判、不可妥协的问题。但是这种观点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特朗普的关注点主要是贸易问题。中美之间他当然希望中国来帮助美国解决和朝鲜的核武器问题,所以他对于新型大国关系中一些所谓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实际上是不太会去挑战的。在这种背景之下,再加上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非常严重——当年正是这种孤立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把特朗普推上总统宝座的——特朗普喊出了“美国第一”的口号,因而他不想再让美国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去关注所谓“人权”问题或者其他地区的热点问题。在他看来,这些问题与美国并没有直接相关。所以特朗普很容易就接受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2017年3月访华时,重申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三个概念,所以中美关系在特朗普上台之后不仅没有进一步走下坡路,反而很快稳定下来。2017年11月8—10日特朗普访华,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稳定了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
张梅: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中方做出了怎样的调整和回应?可否请您举几个实例来谈一谈?
赵穗生:这个过程中,其实中方坚持的就是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但是中国对美政策在不同时期会根据中国国力的不同而有所调整,比如说在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之后,中国的重心主要放在国内的经济建设上,所以中国不仅对外实行韬光养晦的政策,而且在对美政策中明确了不冲突、不对抗、加强合作,也就是当时江泽民同志所说的“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十六字方针。其实现在也是这么做的,就是中国利用自己巨大的市场吸引美国的投资,变成了企业界对美不仅不对抗,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美国开放。由于中国领导人的这种智慧,即使在90年代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也能够稳定中美之间的关系。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国力逐渐增强,中国领导人原来是利用外交手段为现代化,为经济发展服务,现在除此之外,还同时进行“大国外交”,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也就是说,中国以其强大的国内经济、政治、军事资源来更加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包括战略利益、领土利益和经济利益。这种战略的转变是与中国的国力相适应的,所以中美之间日益在更加平等的架构中进行权力的平衡和经济利益的博弈。特朗普访华在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中国领导人以一个大国的姿态和另一个大国平等相处、互利共赢的关系。
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用合作规范冲突
张梅:您怎样看待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赵穗生:特朗普执政这几年中美关系的基本走向应该会比较平稳,不会出现太大的战略利益上的冲突,贸易问题上的很多矛盾也可以通过谈判来加以解决。其实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不仅仅是美国对华贸易的赤字问题,商品贸易上有赤字,但是在劳务方面实际上美国是有顺差的。我在美国大学教书感觉很强烈,这么多中国学生到美国大学留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国经济的支持。因而美国和中国谈判这些问题时,我觉得可以相对理性。
如果按照目前这样一种趋势发展下去的话,中美关系的前景应该是合作。其实中美关系一直是合作的——用合作来规范冲突。但是这种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中国将来的和平发展、和平崛起是不是平稳顺利;此外,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也很重要。特朗普现在虽然是总统,但是他面临着非常尖锐的国内矛盾,他的外交政策,即使在美国国内有一定的认可度,但是也要打相当大的折扣。比如他访华(包括整个亚洲之行)回来,美国媒体上还是有批评的报道,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美国国内对特朗普外交政策的不认同,在美国国内,国际主义和孤立主义之间的辩论是一个持续的问题。虽然特朗普上台后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孤立主义情绪,但是美国国内的国际主义,包括对外干涉的国际派的力量仍然非常强大,甚至共和党内部也有人对于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并不认同。所以,如果特朗普只是作为一届总统——我的看法是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为他在国内面临着政治上的许多问题——在这四年中很难有作为。而且当年投他票的一些人现在对他的这些做法也不满,当年那些既没有投他的票又没有投希拉里票的很多人在下一次选举当中一定会出来投票,他们可以投给任何人,但不会是特朗普。2018年下半年的美国中期选举其实现在就可以看出端倪,前不久的新泽西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州长选举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有了这种苗头。所以,如果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发生变化,中美之间的关系也会受影响。但是合作这个大的格局,我觉得是不会改变的,因为中美之间相互依存、互惠互利的因素是非常大的,虽然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在不断扩大),相互之间有利益冲突的一面,但是相互之间共同利益会越来越多,包括区域的和平稳定、全球治理的稳定,我觉得两国领导人都可以有更多的贡献。
实际上我的感觉是,中国并没有要替代美国或者要挑战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现在中国仍然是这个现存国际秩序的参与者、贡献者,甚至是一个重要的捍卫者。中国在国际秩序中反对的并不是现存的这样一些规则,因为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不仅得益了,而且中国现在还成为全球化的引领者,因而中国所要求的并不是改变或者推翻现存国际秩序,而是要改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有发言权、代表权,有更多的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这实际上与美国的需要也是相重合的。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我强烈感觉到,美国很愿意看到中国在现存的国际体系中扮演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因为很多年来美国其实抱怨中国的是什么呢?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搭便车者(free-rider),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利用现成的国际自由贸易、利用中国劳动力价格的相对低下和市场的相对广阔得到了很多利益,认为中国对于国际公共产品的贡献相对小,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相当少。现在中国主动承担国际义务和国际责任,担当全球化过程中的引领者,我认为这对美国是一个帮助。其实很多美国人也意识到这一点,这里面的关键点是中美之间怎么样通过相互谈判,在博弈的过程中找到各自的地位。
张梅:但美国白宫2017年12月18日公布的特朗普上任后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中国内外政策有多处批评,把中国等国称作是美国利益的竞争者。
赵穗生:我认为,美国必须放弃多年的霸主心态,“容不得别人染指”这种心态要改变,而要建立起跟中国这样一个崛起的国家平等相处、共同承担责任的心态。其实这种心态的建立对于美国来讲是很有好处的,因为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也需要用这种方式来加以缓解。
中美之间有很多可以谈判的地方,通过谈判,而不是通过冲突或者是遏制,来调整中美之间在国际秩序甚至在双边关系中的地位问题是最佳选择。其实美国有很多国内问题,中国现在也有很多国内问题,十九大所提出的新时代要解决生活质量问题、解决新的矛盾问题,这些都需要中国领导人花费很大的精力。中国无意和美国对抗,所以有些美国人说“中国想要挑战美国替代美国”我觉得是不正确的。我觉得中美之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谈判来构建一种两国都能够接受的游戏规则,然后各自找到和自己国力相当的位置,这样一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可以建立起来了。
我经常引用习近平主席的话:“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这说得很对!太平洋应该成为中美两国合作的大舞台,而不是一个竞技场。尽管中美之间的合作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国际上很多问题没有中美的合作就啥都解决不了,所以这两个国家需要进行合作。目前中美两国领导人已经在按照这一思路向前推进两国关系,虽然在目前一两年内有很多具体问题还需要谈判,但这个总的互利大局不会改变,美国不管是哪一届总统哪一个政党上台,都必须意识到这个问题。
搭建中美学术交流的桥梁
张梅: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由来已久,美国现有旅美华侨华人数百万人,因其对美国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被称为“模范族裔”。您觉得旅美华侨华人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赵穗生:我从1985年来到美国,已经33年了,所以对于海外华人对美国的贡献,特别是对于中美关系发展的贡献十分了解。我刚来的时候,有大陆背景、像我这样的留学生还是比较少的,美国人对我们的了解也非常有限,甚至有一些戒备。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到美国留学、就业,一些人像我一样留下来成了海外华侨。我们这些人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中美关系发展的受益者,也对中美关系发展作出了一些贡献。我感觉到自己最大的使命就是要搭建中美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合作的桥梁。我在中国生活了30年,在美国生活了30多年,所以既了解中国又了解美国,更准确地说是既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又了解一个真实的美国,所以我希望可以把真实的中国介绍到美国来,又可以把真实的美国介绍到中国去。我希望两国人民加深了解、减少误判、减少误解,增进相互合作。
尽管美国是一个多元化、多种族、多族裔的社会,有一些种族歧视,但是我的总体感觉是,美国社会还是很尊重勤奋和有智慧的人的,所以像我们这些人,尤其是像20世纪80年代到美国留学的人,我们有一定的智慧,又非常刻苦,比起现在的一些年轻人,我觉得我们比他们刻苦,很多人有这种刻苦精神,所以在美国社会中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逐渐对美国主流社会作出了一些贡献。比如说,我在90年代创办了《当代中国》学刊,这种学刊当时很多人都可以创办,但是我是以一个华人的身份创办了这个学刊,而且当时我来美的时间不是很长。我秉持的理念是搭建社会科学和国别研究的桥梁,搭建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的桥梁,搭建美国人研究中国问题和美国以外的学者研究中国问题,尤其是华人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桥梁,同时也搭建中美学术交流的桥梁。现在《当代中国》在SSCI研究国别问题和地区问题的刊物中排名稳居前三——欧洲一份研究中国的杂志,澳洲一份,北美就我这一家是最大的。所以,只要努力、勤奋、找到自己的契机,我们这些华人还是能够对社会科学、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特约撰稿 张梅
(作者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侨务干校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