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是作者依据其多年的治学经验，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学术路径及其发展方向所做的思考。在中国近代史学界，长期以来，政治史研究所强调的“变”与社会史研究所强调的“不变”，这两种主旨之间存在着极大的隔阂，由此也影响到各自的视野与学术进展。因此，必须形成政治史与社会史、文化史之间的互相认识、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思考，才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有所推进。与此同时，政治史研究还必须吸收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养分，并且参考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学界新思潮，从而使得历史学家的历史描写更接近事实。
[关键词]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挑战；反思
首先我必须说明，我在这里不是发表一篇论文，也不是一种成熟的思想。而是这几年来自己的一种感觉，一种初步的认识。
当决定召开北京论坛时，谈到了这个分会的议题，我给罗志田教授打电话，请问会议的主题。我最初提出的设想被他否决了，认为过于直白。经过了几个反复后，他提出了这么一个主题：“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变：表象的与实质的”。我也将这一主题向牛大勇教授请问，牛教授也表示了支持。于是，有了这么一个会议的主题。
这个主题的基本意思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强调的一直是变化，日新月异；而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结果却经常地说明，中国近代社会没有太大的变化，有些变化只是一种表象，而不是实质。这两方面的研究结果放到一起去，就好像是在说两个国家。结果是各开各的会，各说各的话，学术上自成体系。能不能将两方面的学者请来，共同讨论一下，中国社会经过百年革命之后，到底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变化，是表象的还是实质的？由此引出更深一层的思考是，中国的政治革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中国社会？中国社会的各种因素对政治革命的制约力究竟在哪里？
以上是我对会议主题的简述，凡是正确的地方，当属于罗教授、牛教授和其他北大的教授，凡是错误的地方，则属于我的理解不确。
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最初表现为政治史。其基本观点虽然千种万样，但基本主旨是相同的。用不那么严谨的言词来说，可以得出两句话。其一是“西方是方向，日本是榜样”；另一句话是“西方是方向，俄国是榜样”。
我自己就是研究政治史的，在我长久的研究中，取向的标准也是明确的，即进步。中国近代获得进步的源泉是：一、政治上的改革与革命，以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道路为正途，以英国与法国为标准。二、生产技术上的进步带来的社会变化，以欧洲工业革命之后的道路为正途，以纺织业、铁路、轮船和冶金业为关注点。由此，政治史的描述非常注意中国出现的西方式的变化，也相当关注近代工业和运输业。由此，在政治史的描述中形成了一个基本的逻辑：凡是主张在中国进行西方式的变革即是正确的，凡是反对这类变革、或对此提出不同看法、或不予以积极支持的，都是错误的；凡是在中国经营近代工业、近代运输业、近代金融业的即是正确的，凡是与此相对立、或不相容、或仅是相异的行业或经营方式，都是应当消亡的。由此，在政治史的描写中，标准如此确定下的歌颂与批判，线条十分清晰明确，就像白天和黑夜一样分明。
如果从这一思想追下去，可以看到“进化论”的巨大影响，“优胜劣汰”的法则使得这一古老的国家感到了真正的威胁；追求社会进步，建设现代国家，又成了历史学家心中的追求。历史学家（主要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的研究者）的笔端由此而从艰涩变得流利起来，历史学家的著作由此而变成了心中追求下的历史描写。
我一直到现在还认为，以上我说的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的取向，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实际上我一直到现在还是在坚持这一取向；但是，需要思考的是，在我们的研究中，是否过多地叙述了这一类西式的变化。当我们的眼睛关注于不到人口千分之一的人群、不到国土万分之一的土地上的一些新变化，而为这些变化不断重复地、几乎是喋喋不休地言说时，是否对更大的部分有所忽略？也就是说，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是否只描写了中国的一部分，而不是那么全面？
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的这一标准也极大地影响了其他研究领域，在很长的时间中，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文化史等领域的基本框架是由政治史来建立的。这不仅是这些领域使用了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的分析体系和言说词语，还表现为在许多时候这类研究也为政治史的结论，提供了证据甚至是证明。我过去服务的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有一位老资格的研究员刘志琴先生主持了一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著作共三卷，很有意思的，当她问我的看法时，我开玩笑地说“完全是以夷变夏的历史”。
由此来反观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与政治史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很大部分是由傅衣凌、梁方仲先生留下的团队进行的，而日本进行的研究为世界所瞩目。我在读他们的著作时，经常会有一些反省。他们的关注点与政治史是那么的不同，其一是社会中下层，其二是中国社会那些不变的因素。材料的不足使他们走向田野，大量地补充了文献，展示了过去被忽略的方方面面。社会史与政治史之间的视野与方法的不同之处，无需我在此绕舌；而需要说明的是，双方的结论又有着很大的不同：政治史描述了日新月异的百年革命，在西方新思想、新技术导入后中国城市、教育、学术、工业、金融业等等方面的“现代化”；而社会史著作描述的却是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千年不变，在中国近现代出现的所有新事物中，社会史学家们都指出了其内在的或背后的传统因素，甚至指明了传统因素所起的主导作用。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让人感受到，当今的中国与明清之际没有太大的差别。
社会史对政治史提出的挑战，已经持续了许多年，回避与漠视不应该是中国近代政治史学者的态度。
我作为政治史的研究者，当然知道社会史也有其缺陷。他们揭示的许多传统因素不是一眼可明的，而是他们辛辛苦苦地找出来的。他们也有可能是只注意了一部分中国，也有可能不是那么全面。由此提出的“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变：表象的与实质的”这一主题，正是为了集中地思考：一、中国社会变了没有？二、哪些变了，哪些没有变？三、变化的那一部分究竟是一种表象的还是一种实质的变化？
如果说政治史描写的是变的部分，社会史描写的是不变的部分，那么，简单思考似又可以得出明快的结论来，两者的相加就成了完整。但两部分的研究者都知道，事情决不可能像一加一那么简单。
对于社会史，作为外行，我当然说不出什么来。但对于政治史，我想，本国的近现代政治史很大程度上还不完全是人文意义上的历史学，稍多一些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政治学。在这里面历史学与政治学是难解难分的，纯粹历史学意义上的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是没有可能存活的。在历史叙述中，很难说作者没有政治上的取向。事实上，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的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政治态度。这也是正常的。但需要思考的是，这一类历史著作中是否需要更多一点的人文精神，更多一点的历史主义？也就是说，更加侧重于历史过程的叙说。历史学家在叙说历史过程时同时会表白作者政治见解，这似为不可避免，但他们可以不必要用历史过程的叙说，来证明作者政治见解。这恰是政治史与政治学之间的区别。
我还想，作为政治史学者，不仅要注意上层，也要注意吸取社会史的养分，关注于下层。而这种关注并不意味着可以用下层活动作为上层行动的注脚，也不意味去寻找那种直接的互动关系；上层与下层的不沟通、分离甚至背道而驰，很可能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中的常态。对于社会史所描写的不变的部分，更需要政治史学者进行重点的思考。而这种思考不意味着用政治史的方法，来证明或证伪社会史的结论，也不意味直接用社会史的研究结论来填补政治史空白；这两个学科的不同结论，不一定要统一，也没有必要去统一。也就是说，不是刻意去证明什么，而是发现史实，描述过程；不是勉强去统一看法，而是换位思考，自识其短处。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样的讨论不可能得出结论，似乎也并不需要任何结论，需要的只是一种政治史与社会史之间的互相认识，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思考。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我所谈到的政治史与社会史之间的差别，是为了解释现象而用的一种极而言之的说法，学术上的分野并没有我说得那么明显。在今天，政治史学者与社会史学者在学术视野与方法论上经常是互相借用、互相渗透的。
然而，政治史面对的挑战并没有结束。政治史与社会史之间还是有可能互相沟通的，因为这里面的大多数历史学家还是主张变的，即主张向西方方向的社会变化；他们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政治史学者更多强调政治行动改变社会的主导作用，社会史学者更多注意社会本身结构的重要性，以及对政治行动的作用与反作用。亚洲近代的历史，尤其是东亚的历史，“现代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而这种现代化中的最大部分是西方化。对此，社会史学家大多没有提出相反的意见。
更大的挑战来自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他们的最旧也最新贡献中一个重要结论是，中国就是中国，没有必要去往西方的方向上“变”，如果有变化，也只能是在中国文化本身轨道上的变化，西方的因素不可能变为主体；中国文化没有必要变成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也不可能变成西方文化。文化史学者的这种结论有着社会史研究的贡献，同时也参考了政治史研究。从这类结论的源头来说，有的来源于中国传统思想，有的来源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前现代与后现代在方法上的不同，不影响得出相类似的结论，尽管这些结论的内部有着根本上的差别。
政治史学者面对的正是这样根本性的冲击，因为不再是像社会史学者提出的“没有太大的变化”，而是更进一步地提出“没有太大的必要去变化”。许多文化史学者主张“保守”主义，反对“进步”主义。
政治史学者如何来应对这样的挑战呢？我不知道别人的情况，但老实说，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我在北京大学这一中国西方化标志性的文化部门上课时，睁开眼睛所见到的一切物质层面的东西，都是西式的，而看不到中国的传统，包括房子、课室、电脑、桌子等等的一切；但当我闭上了眼睛时，内心中所感受到的一切，又都是中国的，一点也不西方。这是观念层面的东西。我们所有的社会变化，都是在我们自己的观念指导下进行的；我们的观念大多是中国的，相当部分是中国传统的；那么，我们的社会变化又是怎样地一次又一次地离开了自己的观念，变成“西方”模式的“现代化”的呢？对此，我虽有一些感觉，但还不能描述之。
〔作者简介〕茅海建，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1008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