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府"退群行动"频发。从周期理论的视角看,特朗普政府大面积退出各类国际合作机制是美国外交向内向型周期转换的表现。其中,美国国内经济周期处于持续低迷状态、孤立主义情绪、行政与立法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新兴国家快速崛起带来的挑战是美国对外战略向内收缩的动因所在。
关键词: 周期理论 “退群行动” 动因
美国特朗普总统以“反建制”姿态入主白宫以来，履行了自己在就职演讲时的承诺，坚持“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原则，重新评估了美国的国际合作效应，仅执政一年多就接连退出了一系列国际合作机制。美国的一系列“退群行动”是一种明哲保身的逆全球化潮流的体现，给世界各国的合作交流带来了巨大冲击,也对国际社会多年来所苦心营造的契约精神及多边主义合作造成了伤害。本文以美国外交周期理论(cycle theory)作为分析视角，从美国外交政策的周期规律出发，探析美国退出各类国际合作机制的本质和深层原因，以期更好地解释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特征、战略调整和未来走向。
一、美国外交政策周期理论及影响变量
周期理论的相关研究最早出现在1920年代的经济学领域。经济周期理论(business cycle theory)的代表学者包括提出资本投资周期理论的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提出创新周期理论的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以及经济长波周期理论的首创者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D．Kondratieff)。随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领域的学者们陆续也开始研究相关理论。
政治科学领域关于周期理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中期，聚焦国内政治的相关研究包括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交替周期理论、党派交替周期理论等;聚焦国际政治的相关研究包括权力周期理论、霸权周期理论、战争—经济周期理论及国际政治长周期理论。相关著述启发了许多政治科学学者，将周期理论与美国外交政策相结合，来考察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历程，并提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周期理论，其中代表性学者主要包括弗兰克·克林伯格(Frank L Klingberg)、杰克·霍姆斯(Jack Holmes)、迈克尔·罗斯金(Michael Roskin)、托马斯·亨利克森(Thomas Henriksen)等，他们对美国不同时期外交政策演变的周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察。
(一)克林伯格的情绪交替
周期理论克林伯格在他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情绪变化》一文中指出，美国外交政策中存在“美国情绪”，即国家短暂且反复无常的心态，以“外向型”(extroversion)和“内向型”(introversion)之间的周期性转换为特点。这里的“外向”意指一个国家有意愿对境外的其他国家积极地施加压力(经济、外交或军事方面);相对应的，“内向”意指不愿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的心态。他认为，这种周期转换规律有三个特点:一是可观察性，二是能够持续超过20年，三是不超过30年(见表1)。克林伯格划分周期的衡量标准包括总统就职或竞选发言、党派竞争、海军开支、兼并行动、战争、代际交替等，并以量化研究的方式探究了这些因素与外交政策周期的相关性。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克林伯格强调周期性的变化原因之一是创新动力的耗尽
作为第一个系统论述美国外交政策周期的理论奠基人，克林伯格的理论在美国外交周期理论领域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罗斯金的范式转换周期理论
罗斯金在克林伯格关于“内向”与“外向”阶段交替转换的论述基础上，将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针对自然科学领域所提出的概念“范式”用来分析美国的外交政策演变规律，将两种相互交替的范式总结为“干涉主义”和“非干涉主义”。在罗斯金的论述中，这两种范式的主要区别在于“海外事务是否重要”。与克林伯格考察了反映周期形成的多方面因素不同，罗斯金尤其强调美国政治精英的“代际差异”在美国外交政策的范式转换中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不像克林伯格的情绪周期那样精确到具体年份，罗斯金的范式大致划分了五个时期(见表2)，他注意避免像克林伯格那样将时间精确到具体年份，而是采取了“年代”的表述，从而为其理论提供了弹性。
(三)霍姆斯的情绪/利益周期理论
在克林伯格的情绪周期基础之上，他的学生霍姆斯提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情绪/利益理论”(mood/interest Theory)，以弥补克林伯格的研究的不足(见表3)。情绪/利益理论主张，外交政策受国际政治环境塑造的国家利益的影响，而公众情绪会与国家利益因素产生冲突，从而导致国家外交行动受到限制。这个理论主要建立在六个命题的基础上:公众舆论命题、自由主义倾向命题、政治—军事利益命题、情绪/利益冲突命题、行政与立法机构关系命题、极度孤立主义命题。与之前的研究相区别的是，霍姆斯更加强调行政立法的体制与公众舆论对周期形成的作用。霍姆斯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完备的周期理论及周期变化的判断标准。
(四)亨利克森的短周期理论
美国学者亨利克森在其2017年出版的《冷战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周期》一书中，梳理了历任总统任期内美国外交政策的“钟摆”动向。根据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关于自由主义理念与保守主义理念在美国政治中的周期性变更所作的论述，亨利克森指出，每次发生总统换届，美国的外交政策钟摆便向相反的方向“摆动”，从冷战后的老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无一例外。亨利克森认为，这种周期性变化的原因在于总统换届造成的理念和价值差异。由于时间间隔较短，这种周期理论的理论风险相对低，但亨利克森仅梳理了冷战以来的美国外交政策，因此，尽管他试图论证“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处于外交政策的内向周期”等观点，但由于梳理的周期时间较短，因此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解释略显单薄。
(五)美国外交政策周期中的影响变量
从以上对美国外交政策周期理论的梳理中可以发现，在所有周期理论研究中，变量的选择成为区别相关学者主要观点与周期划分的重要依据。综合来看，这些变量大致可以分为国际和国内两类。
首先，影响美国外交周期转换的国内变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状况。研究美国外交政策周期理论的学者普遍都无法忽视经济因素在影响美国对外政策中所起的作用，乔舒亚·哥德斯坦(Joshua S．Goldstein)、威廉·汤普森(William R．Thompson)和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曾论证过战争—经济周期理论，认为二者存在辩证关系，能够相互影响。哥德斯坦在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长波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经济的周期性变化能够解释战争。拉伊莫·瓦伊吕宁(Raimo Vayrynen)曾说，在相当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后，激烈的战争总在那些能够负担得起巨大经济消耗的核心国家发生。克林伯格考察的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不同要素也包括了海军支出、战争等，而这两者都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可以推断出，好的经济状况能够允许国家采取更多的外交方式，甚至是战争，从而形成“外向型”外交政策;低迷的经济状况则限制了国家的外交行动选择，从而偏向于“内敛型”外交政策。
2．公众舆论。霍姆斯所提出的情绪/利益理论主要阐述的就是国家利益与公众舆论相互冲突的过程，即公众舆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对外政策。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提到，大众所拥护的外交政策不一定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但本杰明·佩吉(Benjamin I．Page)和罗伯特·夏皮罗(Robert Y．Shapiro)不仅认为公众舆论能够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还认为它是理性的，“公众舆论绝不是异想天开，而是对新信息与持续变化的环境的连续、有效的反应”。克林伯格考察的要素包括总统竞选结果及其就职演讲，而这些都是公众舆论选择的结果。肯尼思·舒尔茨(Kenneth A．Schultz)曾提出“观众成本理论”来论证国内政治制度(民主选举制度)与在位者统治地位的脆弱性相关联，能够对国家的对外行为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公众舆论能够有效地通过美国的国内政治制度来限制美国的外交行动。
3．两党执政的张力。克林伯格所考察的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要素还包括两党政治体制下美国的“政治气候”，在民主政体中，一般会有中间力量平衡两党的权力，且两个党派都有着坚固的社会思想基础。若一个党派持续执政，越来越多的中立派就会开始与其站在对立面。因此，在某个特定的时间，一个新的多数派便会当权，在立法、行政等领域施加影响，造成主导性思潮的更替。施莱辛格在他的《美国历史的周期》一书中论述过自由主义思潮与保守主义思潮在美国社会历史中的更替周期。同时，不同的思潮也会推动外交政策的转变。亨利克森将施莱辛格与克林伯格的外交政策情绪周期理论相结合，将总统换届与思潮更替相关联，提出了总统换届对美国外交政策周期具有重要影响的论断。这体现出美国两党轮流执政对外交政策转变所起的作用。
4．行政与立法的关系。霍姆斯提出，行政与立法机构之间的关系能够对美国的外交政策选择产生影响。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导致美国外交政策的通过和执行过程较为复杂。罗斯金提出，当国会在与政府的争斗中成为输家时，国会便是“合作的”，国家便会倾向于“外向型”外交政策;当政府在与国会的争斗中成为输家时，国会便是“碍事的”，国家则倾向于“内向型”外交政策。当国会碍于公众舆论的压力，不仅倾向于认可总统的对外行动，甚至会督促其采取更加极端的对外政策时，总统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便处于外交政策的外向期;而当公众舆论倾向于孤立主义，国会便会在外交政策中处于主导地位。缺少了来自外界的压力，国会将更加审慎地进行政策审批，限制外交行动，美国外交便进入内向期。玛丽·赫尼汉(MarieT．Henehan)在她的《外交政策与国会》一书中便阐述了美国国会与外交政策周期的关系。
5．代际差异。罗斯金十分重视代际差异要素在主要周期转换中发挥的作用，提出以更替的代际范式(Shifting Generational Paradigms)作为范式转换理论的核心。在他看来，对于现代政治研究来说，代际与社会阶级的具体化分析都是必不可少的。每一代美国的政治精英都会在老一代政治精英的外交政策范式中成长起来，并目睹其负面影响，新一代政治精英就会主张与过去的范式对立的范式，且这种新的范式主张都将随着老一代政治精英的退休而最终获得胜利。克林伯格也提到更替的代际(SuccessiveGenerations)会导致外交政策的更替。代际差异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周期分析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衡量因素。其次，影响美国外交周期转换的国际变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外部环境的改变。克林伯格指出，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变化的外部环境因素包括美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变化。国际权力结构中大国权力的消长及伴随而来的强大的外交压力、战争或至少是扩张的压力会促使美国采取相应的外交政策和行动。在美国建国早期，欧洲各国对世界的外交手段变得越来越强硬，美国意识到自身的劣势后开始发展海军力量，表现出一种对外扩张的趋势，即外向趋势。除此之外，外部环境因素还包括对外争端、边境危机等，这些事件虽然在美国境内并没有引发战争，却能够加速或者延缓外交政策周期的转换，或者为周期的更替提供契机。
2．国际危机的挑战与应对。学者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强调，外部挑战会刺激美国采取外交行动。克林伯格提到，在没有面临众多问题与挑战时，很难想象美国会扮演一种它在外向期才会扮演的角色。外向期的美国倾向于采取积极的行动来应对挑战，内向期的美国很有可能会采取消极的外交政策。但是，某种外部挑战能够引起特定周期下美国外交政策的反向变化，例如，珍珠港事件导致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外向转变。因此，国际危机可能会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周期转换施加难以预料的影响。
二、特朗普时代美国外交政策的周期转向判断
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曾指出，“在世界舞台上，美国的外交政策有两种节奏”，在“收缩撤退阶段(当完全撤退不可能实现时，国内事务处于优先地位)”和“扩张活跃阶段”之间来回切换。不同的学者在论述美国外交政策周期的影响变量时其侧重点各不相同，但也存在许多认同性较强的变量，例如经济状况、公众舆论、代际差异、行政与立法关系以及外部环境，这些变量与美国外交周期间的因果联系都被多次论证。从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外交政策风向的突然转变来看，外交周期理论又一次在现实中得到了一定的印证。
在特朗普执政两年的时间中，美国外交一改奥巴马政府相对外向的外交姿态，高喊“美国优先”的口号，体现出向内向型转换的态势。相对于奥巴马在全球范围内野心勃勃地宣称要“重振美国领导地位”、“重返亚太”、全面参与世界事务，特朗普则是在2018年达沃斯论坛上表示将一直拥护“美国优先”原则，实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并大范围退出全球治理的框架，这给世界范围内经济、政治、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合作增加了不确定性。
在经济领域，特朗普主张保护美国工人利益，不再参与各类对美国“有害”的国际经济合作。特朗普宣布，美国于2017年1月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合作框架;在2018年3月针对全球市场大幅提高钢铁关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大幅增加对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美国想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消极应对WTO的仲裁人选问题，导致WTO组织的持续运转岌岌可危，给世界自由贸易框架造成了严重冲击;2018年10月宣布启动退出万国邮政联盟的程序。这样的新保守主义经济政策意在退出全球化和多边机制，通过单边合作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
在军事和防务领域，由于美国已在中东地区耗资巨大，沉没成本高昂，因此表示希望撤出中东地区。2017年4月3日，特朗普发表声明，表示希望美军从叙利亚撤回美国，不愿意在中东地区加大军事投入，并于2018年5月8日退出伊朗核协议。除了中东，特朗普还宣称要从欧洲等全球战略支点地区撤军。他不仅公开表示应该从韩国撤回需要花费10亿美元的“萨德反导系统”，还屡次威胁日本，要将驻日美军从日本撤离。特朗普的第一次预算案也提出，美国坚持其欧洲盟国应该将军费开支提高到本国GDP的2%，美国将减少为盟国提供的军事公共产品。2018年10月，美国又宣布将退出《中导条约》。从数据来看，驻扎在海外的现役美军军队人数处于自1950年代以来的最低值，且这种持续走低的状况还有继续下去的迹象(见图1)。2016年，美国现役军人总数约为130万人，其中193442人(15%)部署在海外。种种举动表明，美国已经不愿在军事领域为盟友及热点地区继续无偿提供保护。
在人权、民主援助等领域，相对于奥巴马政府利用人权问题咄咄逼人，特朗普政府一反常态，坚持不提人权民主，反而出台“禁穆令”，驱赶国内穆斯林移民人口，并最终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7年12月2日，美国退出了《纽约宣言》，同时退出了《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制定进程。在国际援助领域，美国在供给全球公共产品上大幅削减开支(见表4)，认为相关预算投入“对美国外交政策无足轻重”，给美国国土安全带来的利益不够立竿见影等。
在党派斗争领域，特朗普任意开除与自己政见不符的官员，其特立独行的姿态与极端的政策愈发引起民主党议员们的不满，称其为“黑帮老大”、“暴君”，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矛盾重重。在“禁穆令”、打击叙利亚以及发动贸易战等事件中，特朗普政府一意孤行，未经授权擅自行动，最后才通知国会，导致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之间的关系日渐紧张。这样的矛盾进一步限制了美国的对外行动，在2018年中期选举之后，民主党重新掌控众议院，特朗普将面临更大的制衡。
在上述四个领域中，特朗普政府都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单边主义倾向和孤立主义倾向。一系列的“退群行动”体现了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内敛趋势。美国外交政策周期在逐步发生转向，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的美国外交政策目前呈现出向内向周期转化的特征。
三、特朗普政府“退群行动”的动因分析
关于特朗普政府的“退群行动”有学者分析其是特朗普的“外交革命”，其动因包括:自由主义外交实践遭遇危机，美国国内的社会分裂加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敌人的缺失等。美国杜克大学教授戴维·斯基德莫尔(David Skidmore)却认为，相比于“离经叛道”，特朗普基本上还是在美国政治的框架下进行外交选择的，其行为受到很大限制，因此特朗普总统的政策的延续性大于变革性。其判断依据在于，特朗普受到诸多的国内和国际因素的限制，例如国会制衡、选民监督、美国的经济情况及美国霸权地位的衰退。在诸多的考察标准或原因的选择中，外交政策周期理论对特朗普政府的“退群行动”所作的解释带来了一些不同的角度。
(一)美国经济周期中的经济低迷造成对外战略重心内移
根据经济学学者的研究，外交政策内外向转换周期与经济的上升和下降周期具有相关性。根据周期理论，好的经济状况能够允许国家采取更多的外交方式，甚至是战争，从而形成“外向型”外交政策;低迷的经济状况限制了国家外交行动的选择，从而偏向于“内敛型”外交政策。因此，随着美国经济陷入周期性低迷，美国外交政策上的第六个内向期逐渐呈现。
美国GDP年增长率图表显示，2008年经济危机后，尽管美国的GDP年增长率逐步恢复到约3%，但美国经济仍处于低迷状态。据美国情报委员会预测，即便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其负面影响依旧存在，美国经济将在未来20年间以年均2.7%的速度缓慢增长。同时，美国在20国集团的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将从1/3降到1/4。不乐观的经济预测加重了美国的政治焦虑，使得美国更加强调“美国优先”。为了扭转巨大数额的贸易逆差，2018年特朗普政府在关税上采取的严厉措施，主要针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
美国的经济低迷状况促使其一方面需要专注于国内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需要削减对国际机制的金钱投入，内向压力变得显著。在退出了TPP、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合作机制后，特朗普政府将继续为了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而“退群”或“以退群相要挟”。低迷的经济状况不光导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复苏，拒绝参与多边合作，还使得美国在国际制度框架方面的预算一降再降。特朗普上台后的首份预算案声称，要对国际组织的资助预算进行“大幅缩减”，基本预算授权从2017年的16．8亿减到了9亿。同时，特朗普政府用“退出”的手段相要挟，要求各组织修改经济合作机制的规则，使之更加有利于美国。
(二)孤立主义公众情绪上升导致美国对外政策的收缩
摩根索将美国的外交政策视为在“极度绝对的孤立主义与同样绝对的国际主义或全球主义之间来回摇摆”。根据美国外交政策周期理论，公众舆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国家对外政策。21世纪以来，美国被中东地区的战争事务所纠缠，又在随后的金融危机后蒙受重创。在此状况下，53%的美国公众认为，美国应该管好自己的事。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16年，有57%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减少倾注在海外问题上的注意力”，只有37%的美国人认为应该帮助他国解决问题。同时，关于对全球经济合作参与的认同度的统计表明，在美国公众中，认为美国不应参加全球经济合作的占49%，认为这会减少美国国内的岗位并降低国内工资水平。2016年，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打出“美国优先”的旗号，引起了广大工人阶级的共鸣，赢得了选举。由于大刀阔斧的改革，特朗普在短短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就打破了许多美国之前一直参与或者维持的合作框架，显得十分特立独行，与奥巴马政府的对比也更加显著。
仔细观察特朗普的外交战略可以发现，“美国优先”的口号具有政策连贯性，这也体现了公众的孤立主义情绪引发美国外交政策的战略收缩。此外，诸多国际机制的表现也引起了美国公众的不满。例如，美国公众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偏向巴基斯坦，而美国民众普遍同情以色列;尽管其他北约国家民众对该组织内部的合作持较高评价，美国公众却认为其他国家“付出太少”。在公众的孤立主义情绪与对国际组织的失望情绪共同影响下，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响应民意，大面积地从现有全球治理框架中撤离。
(三)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之间的张力限制了海外行动
相较于其他国家，美国的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之间的张力要显著得多。尤其是特朗普执政以来，两党之间的政见差异扩大，党争不断。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在关于社会安全网络、种族和移民等问题的政治立场上，民主党人士和共和党人士之间的观念差距显著增大。
2017年1月20日,拒绝出席特朗普就职典礼的民主党众议员人数接近70人;2017年7月25号，特朗普在参议院废除奥巴马医改的努力失败，43票支持，57票反对，9位共和党议员投了反对票;2018年1月20日，因国会与特朗普政府未就预算草案达成一致，美国政府被迫关门，导致85万政府工作人员休假，每日损失高达65亿美元;2018年4月13日晚，特朗普政府在未经国会许可的情况下对叙利亚实施了精确打击，事后88位美国议员发表联合声明，对特朗普不经国会同意擅自行动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托马斯·麦西(Thomas Massie)称，没有取得国会的许可便擅自行动是“违宪”的做法。此外，尽管特朗普的一再催促,限制移民法案在美国国会受到质疑，至今不能通过。“通俄门”也是国会频频用来向特朗普政府发难的一个重要议题。在新的对俄制裁法案中，国会大大限制了总统暂停或取消对俄制裁的权力。2018年4月26日发布的昆尼皮亚克民调显示，如果民主党人控制了众议院，超过70%的民主党支持者希望启动总统弹劾程序。2018年11月7日，美国中期选举落幕，民主党时隔八年重新取得了众议院的控制权，这意味着民主党能够凭借众议院的多数党地位对特朗普的外交事务进行更多干预和牵制，中期选举后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之间的张力将会更为显著。
以上的事件表明，特朗普政府与国会之间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歇。国会在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各个议题当中充当了“碍事者”的角色，在外交政策的决定及实施过程中削减了特朗普政府的权力，促使内向型外交政策的产生。
(四)新兴国家实力的增长对美国的国际利益带来挑战
随着美国自身战略的变化和国际力量的此消彼长，国际权力对比格局发生显著变化。伴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国际秩序也相应地处于变革调整之中。从外部环境来看，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综合国力显著增长。2016年，金砖五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23%，且过去的10年中，它们的经济增长量超过了世界增长总量的一半，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新兴大国在国际经济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中的份额和投票权已经得到了提升。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对各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进行了重新分配，改革后，西方发达国家的份额整体降至57.7%，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升至42.3%，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全部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前十大份额持有国。2010年，世界银行对投票权也进行了重新分配，改革后，发达国家的投票权整体降至52.81%，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升至47.19%，新兴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都得到明显提高。在面对新兴国家综合实力增强带来的挑战的同时，美国在2016年还面临着与传统盟友欧盟的分歧和摩擦。在关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议(TTIP)的谈判中，美国的外交努力由于欧洲拒绝妥协而失败。除此之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美国和以色列的主张也受到支持巴勒斯坦的各国的掣肘。这些因素都说明，美国在国际环境层面开始受到了其他国家的牵制，这限制了美国在国际制度层面任意追求自身利益的行动。对此美国采取了相应措施，退出了认为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合作机制。在受到外界牵制，难以实现美国利益的条件下，美国倾向于选择更少地去为国家合作提供公共产品，更少地承担国际责任。
四、结 语
尽管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美国外交政策周期的界限与边缘被模糊化，甚至在一定的区间出现完全相反趋向的突发事件，但一国外交政策的转变总是有规律可寻的，在“内向”与“外向”之间来回展开钟摆式运动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特点。在奥巴马执政末期，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已经开始受到内向压力，虽然特朗普第一任期已过半，但从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的对外政策表现出更为显著的内向周期特点，密集的“退群行动”就是内向型外交政策的典型表现。根据美国外交政策周期理论，每一外交周期会持续20—30年，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的内向型外交政策还将会持续，其偏向于关注国内事务的特点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本文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