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陈祖芬曾在一篇题为《富翁》的文章中写道：“卢作孚这三个字，一如川西的共生矿，丰富得令人惊喜，令人感动，令人感极而泣！”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数十万字的《教育开发西南——卢作孚评传》（以下简称《评传》），正是开发这座“共生矿”所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同样令人惊喜，令人感动，令人钦佩！
本书的主要作者吴洪成先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自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毕业后，来到位于重庆北碚的西南师范大学工作，长达十四年之久。徜徉在这座由卢作孚先生亲手设计和创建的、有着浓郁乡村气息，又不乏现代文明特色的小城里，吴先生对这位一生都在探索和开拓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先辈充满了敬仰之情。同时，他又以江南人特有的细腻、敏锐和教育史博士生导师的专业眼光，发现了这座“共生矿”尚未开发却又亟待开发的一个资源，那就是卢作孚在教育事业方面的宝贵遗产。“共生矿”是丰富、厚重而多元错综的，开发它的工程也是相当艰巨的。卢作孚作为一代爱国实业家的地位已不容置疑，但作为一代教育家的地位，此前并没有得到科学的论证。虽然已有不少学者对于他在教育方面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进行了很有价值的研究，但是卢作孚“作为教育家的角色如何把握，怎样定位，已有的成果看来因其零碎、局部及片断而远未能解决这样的困惑”。可喜的是，吴先生没有在这样的“困惑”面前止步，而是勇敢地开始了“着力挖掘、刻意探求”的艰难学术历程。尽管后来又转到河北大学任教，吴先生仍然“情之所至，任之所托”，带领南北两地的学生，“未敢稍微懈怠，总是在构思卢作孚教育思想及实践的相关问题”，历尽十载艰辛，终于“完成昔日重庆的诺言及愿望”。
《评传》在体例和结构上的一大特色是集人物传记、历史撰述和学术论著于一体。传主卢作孚先生，虽然在这个世上只活了59岁，却跨越了“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生涯中充满艰辛、风险和挑战，并且在几个方面都各有成就，对任何一位想给他立传的作者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当年郭沫若曾向卢作孚毛遂自荐，要写他的传记，卢作孚婉言谢绝说：“我的传记只能由我自己来写。”大抵也是缘于此项工程的浩大与复杂。而《评传》不仅要为他立传，还要以科学的态度确认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任务就更加繁重。为此，《评传》集思广益，举重若轻，不是以时间顺序叙事，而是以论题内容谋篇，走出了自己的新径。《评传》首先以“奋斗人生”一章的篇幅，精炼扼要地再现了卢作孚的传奇生涯。然后以其余五章探究了卢作孚的文化哲学观；梳理出他在教育实践、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三个不同层面诸多领先于时代的建树；彰显了这位现代教育先驱“好而不恃，为而不有”，“一生官高位尊权重事业有成，却始终谦逊廉洁简朴无私奉献”的崇高道德风范。六个部分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构成了传记和论著相互交融、相得益彰的有机整体。
在过去的有关研究中，学者们都倾向于将卢作孚1926年创办旨在“服务社会，便宜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1927年开创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地区的乡村现代化建设，作为他从“教育救国”转向“实业救国”的分界线。其理由是：在此之前，卢作孚主要的精力都用在教育上，如任职中小学教师、当过主管教育的行政官员、创办过民众通俗教育馆等，在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理论方面，进行了不少探索研究，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而在此之后，他便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用在了兴办实业和发展经济上。《评传》却通过对卢作孚在上述多个侧面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并借鉴刘重来、周鸣鸣、张瑾等卢作孚研究专家的研究成果，认为卢作孚在办实业的同时,“对教育的兴趣未衰，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所进行的教育活动范围更广，内容更丰富，对理论的探讨更加深入。” 并且“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地思考、转变，逐渐从各种思潮的追随者的角色中独立出来，建立起具有自己特色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具有现代企业文化意味的职业教育思想。他对乡村教育建设和企业学校化的创造性实践，丰富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内容，奠定了卢作孚作为教育改革家、区域教育现代化的杰出代表以及职业教育家的重要地位。” 这样的结论，改写了卢作孚生平研究中有关“阶段论”的认识，同时也为卢作孚所言：“自己现在是办实业的，但实际上是一个办教育的，几乎前半生的时间都花在教育上，而现在所办的实业也等于是在办教育……” 找到了充足的依据。
《评传》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将传主的人生经历、教育理念与传统文化、西方进步思潮以及同代教育先驱的思想、实践，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研究。通过这样的多重比较，读者便能更好地理解：“汇通百家，博采众长而又独树一帜是卢作孚教育思想的重要特征” ，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卢作孚从一个因家贫而只受过小学教育的平民子弟，成长为著名社会改革家、实业家和教育家，除了他自己的天赋和不懈努力外，还有诸多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元素参与其中。《评传》很看重卢作孚与中国现代教育先驱张骞、黄炎培、蔡元培、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等爱国志士之间的共同志向和真挚友谊。黄炎培先生和卢作孚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师友情谊；蔡元培为支持卢作孚在北碚创办中国西部科学院，亲自给他推荐人才，亲自为他的科考队外出考察给各地写介绍信；抗战中，卢作孚不遗余力妥善接待、安置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教育家在北碚生活、办学，并共同携手将北碚教育试验的范围，扩大到以北碚为中心含五个乡镇在内的区域，使民众的启蒙教育得以继续发展。“在其他教育实验被日本帝国主义粗暴践踏、肆意毁坏，荡然无存时，他主持的北碚教育实验却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他的理念品格竟奇迹般地生存下来，甚至更丰满了。” 这些弥足珍贵的情谊，至今读来也让人感到温馨和亲切。《评传》还以“卢作孚与其他教育家的分析”为题，专门用一节的篇幅比较了卢作孚与同为实业家的张骞和同为乡村教育家的梁漱溟、晏阳初之间，在教育观念和教育实践方面的异同之处。从中既可以看出，卢作孚关于乡村现代化建设的探索和尝试不是孤立的，同时也烘托出卢作孚“用教育开发西南”独有的特色和历史功绩。
《评传》以相当专业的笔触，介绍了卢作孚在学校教育、职业教育、民众教育、师资教育、乡村教育、环境教育、区域教育和廉政教育等方面的诸多理论思考及丰富实践经验。它们涉及了当代教育改革所关注的教育观念、教育目标、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行政管理的方方面面，既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开拓性；又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这或许是《评传》的第三个特色。卢作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又是推波助澜者。他深受以“科学、民主”思想和人文精神为特色的“五四”新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他关于中国封建家族制度衍生出的各种社会弊病的深刻批判；关于改造封建家族制度，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超前思考；关于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教育为国家的根本大计的重要思想等，《评传》都作了系统而详尽的介绍，让我们对卢作孚反复强调的“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将教育独立于政治之外”，“第一重要的建设事业是教育”，“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人人皆有天赋之本能，即人人皆应有受教育之机会”，“教育的普及是要科学和艺术的教育普及，是要运用科学方法的技术和管理的教育普及，是要了解现代和了解国家整个建设办法的教育普及”，“学校之培育人才，不是培养他个人成功，而是培养他做社会运动，使社会成功”，教师应该是“须知教育精义，而有其志趣者”等振聋发聩的观点和论述有了切肤之感；对他真诚信奉“人生的快慰不是享受幸福，而是创造幸福，不在创造个人的幸福，供给个人欣赏，而在创造公众幸福，与公众一同享受”的理念和言行一致的自我垂范，更添崇敬之情。
卢作孚在教育实践方面诸多领先于时代的建树，《评传》也没有吝惜笔墨。无论是卢作孚早年担任中小学教师时，指导学生“用自学的办法学数学”，“自主命题写作文”等别具一格改革旧教材、旧教法的奇招，还是担任合川瑞山小学董事长期间，“亲自带领学生们到温泉公园、重庆市区、火柴厂和桃花园等处参观、学习、游览”，并让他们动手操作，参与游戏，指导他们在“有兴趣的现实生活中，去寻求知识，去建设秩序，达到寓教于乐”的创意；无论是卢作孚在担任泸州教育科长期间，邀请恽代英、王德熙等爱国志士，共同发起、推动 “新川南、新教育、新风尚”的民众运动，还是受到华西大学创办人、美籍教士约瑟夫•毕启博士赞誉，并“使整个成都社会均为之轰动，为之迷恋”的成都通俗教育馆的民众教育实验；无论是以“民生精神”为核心的职工教育和企业文化建设，还是“将嘉陵江三峡布置成为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的大规模区域教育实验和经济文化建设的实践范例，都给人带来“以史为镜”的反思和启迪。
卢作孚是继孙中山提出“现代化”的概念之后，明确提出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内容和途径的第一人。以现代人文精神为特色的爱国主义和国家现代化的理想，是激励他一生的精神力量和奋斗目标，这也成为贯穿《评传》全书的主题思想和显著特色。纵观《评传》全书，字里行间随处可见两代教育工作者对于教育事业的真诚热爱，对于普及文化科学知识、提高国民素质、实现我国教育现代化的执着追求和强烈共鸣，让我们读来感触良多，激动的心情难以平复。《评传》在介绍“民生公司学校化”的章节中有一份长长的演讲目录，记录了抗战时期卢作孚邀请社会知名人士到公司作报告的情况，如请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讲《日本必败》及《战后中国经济之前途》，杜重远讲《由小问题到大问题》，冯玉祥讲《怎样将倭寇赶出中国去》，《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讲《时事》，出席旧金山联合国会议代表李幼春讲《从美国看世界和平与中国和平》，陈独秀讲《人类进化程序及国人应有之努力》，沈雁冰讲《如何读小说》，郭沫若讲《中国文艺发展史略》，戏剧家陈锃教授讲《中国戏剧与中国舞台》等等。上述事例，我们过去也知道一些，但像这样比较完整的记录，还是第一次读到。从这份演讲目录，亦可见卢作孚高瞻远瞩施行职工教育和企业文化建设之一斑。对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理念的民生人在抗战中做出的巨大牺牲和卓越贡献，《评传》也予以了热情赞颂和充分肯定。
为了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卢作孚一向主张大教育观，重视环境和教育的关系，认为：“教育应造成环境，无论是学习环境或社会环境。” 北碚正是他改善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以实施全民教育理念的一个成功实验。他为北碚的乡村现代化建设，从经济发展到市容市貌，从科学文化到区域教育，从规划设计到付诸实施，可以说是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卢作孚亲自带兵剿匪，并“化匪为民”，建立良好社会秩序；身先士卒挖刨疏浚臭水沟，带领民众打扫卫生；在平民俱乐部为民众放映“学知识、讲文明”的幻灯片，并亲临现场担任解说的身影……都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从《评传》的记述，我们第一次得知，是卢作孚创办的中国西部科学院的科考队，首先发现了熊猫这种珍稀动物品种和攀枝花地区丰富的地下资源“共生矿”；也是第一次知道，上世纪后半期囚禁政治犯的西山坪农场，当年曾是试验和推广农作物新品种的所在地。卢作孚为了解决兼善中学的教学经费，还把这个赚钱的农场划归了该校附属事业总管理处。而卢作孚亲自拟写的《修建嘉陵江温泉公园募捐启》，竟是他在1927年上任嘉陵江地区四县特组峡防局局长时发布的第一个文稿。我们以前听说，为了顺利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卢作孚主持创办了北碚文化基金会。卢氏昆仲为此还捐出了自己的家产。但这笔基金后来的情况怎样？发挥了哪些作用？我们作为卢作孚的后人，曾多方打听仍不得其果，没想到却在《评传》中找到了答案，得知它不仅促进了北碚地区的科教文化发展，“为北碚地方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而且还资助了一些著名文化人士，如科普作家高士其从延安途径北碚转香港治病和郭沫若赴苏考察，都得到了文化基金的赞助。 《评传》的调查结果使我们甚感欣慰。
从《评传》可知，卢作孚致力于建成一个“文化的北碚”的理想很快便得到实现。1945年北碚的儿童入学率已达80%，“这么高的普及率在当时全国范围内也是很高了。” 由峡防局民众教育办事处主持的各种类型的民众教育也比比皆是，“……每晚都有许多男女青年朋友在读书，北碚市中学校园道上，体育场间，一到晚上八点以后，随处碰到手里拿着书本的人，不是民众学校夜学出来的学生们，就是在图书馆研究东北问题的峡局职员。从来峡局文化事业莫有见过如此的兴盛现象，尤其是晚间。” 1933年8月，中国科学社年会接受卢作孚邀请，在北温泉召开。近代学术团体在四川召开年会尚属首次。 1934年中，到北碚考察的经济学家张肖梅赞叹：“与教育有极深切关系的三峡地方，实为川中之洞天福地，不啻世外桃源……道路之清洁，布置之齐整，为全国各地所无；上古盛治之世，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者，仿佛似之。” 《评传》还引述了解放后北碚区的第一任区长陈秉超先生为《北碚老照片》一书所作的序，他盛赞卢作孚所主持的具有浓厚科学文化特色的乡村建设，并认为：“北碚开早期西部开发的先河，决不夸张。”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过：“北碚的建设……可谓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 这正是卢作孚进行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的初衷。1947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派代表到北碚考察，并于1948年2月将北碚定为“基本教育实验区”，或许是对以上看法的一个诠释。 《评传》多次提到，卢作孚不是坐而论道者，而是一个善于实现自己理想的实干家。“他以国家为高度，以乡村教育建设为起点，进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实验。希图通过以教育开路，以经济为后盾的途径，刷新政治，实现区域性乡村建设都市化和区域性乡村的现代化，进而实现振兴祖国的理想。” 从而“走出了一条穷国办大教育的可行之路。” 因此，《评传》认为：“卢作孚的实践及理论的价值不应限于此，而应有普遍性的意义，他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
我们相信，《评传》作为开发卢作孚这座川西“共生矿”的丰硕成果，同样不仅属于中国，也将属于世界。
注：
1、本书第317页
2、本书第96页
3、本书第193页
4、卢作孚：《如何改革小学教育》，本书第73页
5、本书第194页
6、本书第236页
7、本书第236页
8、本书第126页
9、本书第109页
10、《北碚晚上踊跃着读书的人们》，《嘉陵江日报》1931年11月22日，本书第113页。
11、本书第42页
12、《张肖梅谈考察观感》（续），《商务日报》1934年6月21日，本书第277页
13、本书第269页
14、陶行知：《在北碚实验区署纪念周大会上的讲演》，本书第273页。
15、本书第125页。
16、本书第235页。
17、本书第283页。
18、本书第317页。
本文作者严家炎教授为北大中文系原系主任，作者严教授夫人卢晓蓉为卢作孚长孙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