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历了四分之一多个世纪的高速增长。尤其是自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基本上保持了一个较平稳的接近百分之十的年平均增长速率（按经济普查后调整后的增长数字计）。一个大国经济体能保持连续近30年高速增长，这本身就是一件多么惊人的和了不起的事。在不断向前延伸着的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如果说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在世界上还有什么经济奇迹的话，那么，毋庸置疑就是已经持续了近30年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了。
近些年来，尽管国际上不乏有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建立在沙滩之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无力持续、中国正面临金融和环境危机等等各种各样的预言，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包括笔者本人）也曾一度根据近几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国内消费一直疲软这一现象对中国能否保持这个高速增长多久存疑，然而，令国际、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和观察家跌破眼镜的事实却是，中国经济这些年来持续下来的高速增长的势头却一直不减。最近来自官方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前三年中国经济连续超过十个百分点增长速度的基础上，200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己经达到10.9%，以至于有的国内外有专家和机构估计，2006年全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又将会超过10％。
中国经济这近30年的高速增长的“奇迹”是如何发生的？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的动力机制是又怎样形成的？在回答这类极其复杂的问题时，不同的论者自有不同分析视角，并自然会产生不同层面的理论解说。
首先，一些宏观经济学家可以根据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要素来分析，譬如，从消费、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出口这三大要素分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进行理论分解。一些国际经济学家也可以从中国的汇率变动和货币政策给出一些理论解释。然而，尽管这种纯经济学的分析可以向人们展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是如何发生的，但并没能说明这些现象是到底如何发生的。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是，如果说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期的经济增长中，消费、投资和外贸（主要是出口）均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三大贡献因素的话，那么为什么推动经济增长的这三大因素的快速增长（近些年来尤其是后两个因素）同时发生在体制转轨和对外开放之中的当代中国？而在一些其他国家——尤其是与中国有着大致相同资源禀赋和同样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出现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的同时强劲增长？就目前的中国的经济格局而言，投资和出口已经占到中国总GDP的80%以上，且2006年第二季度，固定投资和出口均比去年同期均增长近30%，这无疑是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又将超越10%的主要贡献因素。即使我们明白了这一点，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依然存在：为什么在当下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这些年来一直保持这样高比重和这样高的增长速率？为什么其他国家和经济体就不能产生如此高的投资率和出口比例？
对于这个问题，第二个层面的回答可能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激励，并进而蕴生出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这一层面的回答自然也有几分道理。然而，这一解答仍然没有解释得了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在当今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包括实行和推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只有中国，采取对外开放政策的国家也不只有中国，那么，为什么只有中国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产生了如此骄人的经济业绩？
看来，要对就发生在当代、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近30年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一番令人信服的解释，确实是个蛮费脑筋和思量的理论问题。现象和事实就在那里，但要解释现象，要说明事实产生的背后道理，并不是一件简单的“理论事”。要对中国近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有一个真正到位的理解，我们似有必要从另一个层面来思考问题，甚至有必要跳出纯经济理论的思维巢臼，从其他方面来探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和文化原因。任何复杂的社会现象一旦发生，既会产生简单的理解和复杂的解释，也常常会引发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下面，我们就先回顾一下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解释中的三种“奇异观点”，然后看能否从中整合出一条令人信服的综合解释思路。
解释之一：中国人智商高
面对破解近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原因理论解释上的种种谜局，英国阿尔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Ulster）荣誉教授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最近给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在世界上，中国人智商最高，因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是必然的。
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林恩教授的这一解释，决非是他一时的突发奇想，而是经由他30年多年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而得出的一个自然结论。作为一个心理学教授，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林恩教授就已经开始从劣生学（Dysgenics）和优生学（Eugenics）的分析视角，研究了各种族的平均智商与各国的经济表现的之间的关联关系，并在1991年的专著《奇迹经济的秘密：一些国家对竞争和货币的不同态度》一书中对此做了初步论述。在1996年出版的《劣生学》和2001年出版的《优生学》两部著作中，林恩教授初步奠定了他对人类社会发展动态考察的理论框架，并在2002年出版的《智商与国民财富》一书中，林恩教授进一步把各国的经济表现和发展水平与各民族的平均智商水平联系起来了，并从而发现，一个民族的平均智商与这个民族的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水平正相关：那些民族的平均智商高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也一般较高。尤其是在其2006年出版的新著《种族的智力差异：一种进化分析》一书中，林恩教授提出了他的较为成熟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对这部著作的自我介绍中，林恩教授指出，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出版以来，已经有无数的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对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一些国家贫穷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结果并不令人十分满意，因而他决定另辟蹊径，从一个民族的智商高低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关联关系来做出自己的一些理论解释。在收集研究了130个国家的智商测试资料后，林恩教授的研究发现，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他们拥有全世界最高的智商，平均值为105，高于欧美白种人近5个百分点，更高于世界上的其他的人种。基于这一发现，林恩认为，欧美白种人智商高，所以欧美国家先行富强起来；日本人和韩国人智商更高，所以随后也发生了日本和韩国的经济起飞；而中国人智商最高，不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经济已经相当发达，而中国大陆的经济崛起也是迟早迟晚的事。不久前，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的一次采访中，林恩教授更明确的指出，这些年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与中国人的高智商几乎完全相关。他说：“一旦中国引入市场经济，中国经济便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是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过去被僵化的经济制度束缚住了。市场经济解放了中国人的智慧、能量和创造力。相比之下，那些民众智商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尽管一直实行市场经济，经济增长却很缓慢，甚至完全没有经济增长。”
不管林恩教授的这一研究视角是否是有意独辟蹊径，或者说还有失偏颇（譬如他的这一研究进路难能解释这么聪明的中国人却没有像欧美民族国家那样在近代率先经济起飞这一历史史实），但至少现在看来他的解释不无道理。在世界各国和各地均有成千上万的成功华人企业和各界成功的华人人士的大量事实，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他的这一观点。再说，除了中国近代落后（这一历史史实有着复杂的文化的、制度的、传统的和历史的原因而需要专门的学术研究和理论解释）外，还很难想出其它任何理由来证否林恩的这一断言。
解释之二：中国人精明的经商精神
在反思近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时，笔者前两年也提出过一些自己的理论猜测，那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可能与华人的精明、勤勉和坚忍不拔的商业精神（business spirit）密切相关。
在2002年发表在《新财经》杂志第12期上的一篇题为“经济增长、体制转型与文化精神”的专栏文章中，笔者就曾初步梳理了近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深层文化原因，从中得出了一个初步的理论猜测：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江南和东部沿海地区的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可能与明清以来（甚至自宋代以来）江南民间工商业自发繁荣的历史传统有关，或者说与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民间社会所承传并遗留下来了一种历史的经商文化精神密不可分。当时笔者还猜测到，这种中国大陆江南地区和沿海地区的商业文化精神，可能与海外华人——尤其是南洋诸国的华人——所独有的工商业经营精神同宗同源，或者说类似于香港大学的雷丁（Gordon Redding）教授以及波士顿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伯杰（Peter Berger）教授前些年所提出的那种华人资本主义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在那篇专栏文章中，笔者还曾指出，尽管四分之一多个世纪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既有政策导向、体制转型和制度变迁方面的原因，也有资源禀赋、后发优势，外资流入，人力资源充足、市场容量大、国际环境较合宜等方面的有利条件，但这些体制因素、要素禀赋和环境条件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终原因。在那篇专栏文章中，笔者还曾提出了以下两点理论断想：“第一，市场秩序本身有其内在的自发力量和自身发展逻辑，因而给定一定的资源和社会条件以及政府允可的自由空间，市场本身会孕育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第二，在全球化加速进行的当今世界格局中，中国人的精神素质以及现存的中国文化精神，在发育和扩展市场方面，绝不比任何其他族群或西方文化精神差和逊色——如果不是说更好的话。”
2003年，在访问印度一周归来后，有感于中国和印度这四分之一多个世纪在经济表现上的巨大差异，笔者也曾写过一篇“文化精神、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见《国际经济评论》第7－8期合刊）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又进一步指出，除了商业诚信外，文化精神与市场秩序，进而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快与否的一个更为直接的作用链条，可能是通过商业精神（business spirit）来传递的。基于这一认识，笔者曾进一步猜测到，在20世纪末的二、三十年中，印度的经济增长之所以落后于中国，中国一些内陆省份和地区之所以落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就在于前两者中，大多数人相对匮乏这种商业精神和（生意）经营意识。
在2004年，山东省社会科学界的一些学者曾对广东、浙江、江苏、上海以及山东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做了一些综合比较研究，并为此出版了一部学术专著。在为这部学术专著所撰写的代序言“从传统齐鲁农耕文化到现代商业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一文中（曾发表于《东岳论丛》2004年的6期），笔者又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几个省市较中国内陆和北方省份率先发展，从某些方面应该归结为数百年来江浙一带的“吴越文化”和珠三角一带的“岭南文化”中所承传下来的民间商业精神。根据一些同仁的理论研究，笔者在那篇文章曾指出，盛行于江浙一带的吴越文化和人文传统，历来有重商轻农的突出精神特征，这使得江浙人机智敏捷，精于商道，并富于开拓和冒险精神。这种文化传统中的现实精神遗产，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精神和商业意识，基本上是相符的或言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另一方面，广东珠三角一带之所以从近代以来就一直是一个商业贸易比较发达的地区，与岭南文化中的“崇利”和“重商”的文化精神也密不可分，或者说是一种同生现象。具体说来，岭南文化精神中的多元性和重商传统，开放性与开拓精神，兼容性与善于变通，反传统与敢为天下先，以及追求感观享乐、直观务实并具有冒险精神等品格，实际上与广州、潮州以及泛珠三角地带近代以来的工商繁荣是互相促进且密不可分的。自近代以来，在珠三角地区地区，人们逐利之广，上至官僚地主，下至士子农人。这就导致了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人们的经商活动十分普遍，以至于“崇利”的商品价值观渗透到岭南社会的各个角落。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的市场化进程先于全国其他省份，这本身就是一个例证。另外，广东的经济结构这些年来不断向多元化、市场化方向发展，说来这也正是目前经济学界所常说的一个持续的“市场深化”过程。由此看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商品经济和市场秩序率先在广东兴起并不断向外“辐射”和“扩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不过是在逐渐“消融”了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行政控制机制对自发市场秩序扩展束缚之后，在珠三角地区所承传和遗留下来的这种岭南文化中的商业精神自然张扬和发挥其自然功能的一个现实表现和历史结果。
除了上述一些理论猜测之外，现在还应该补充指出的是，在考虑与近些与年中国高速经济增长密切相关联的华人的精明商业精神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推动经济增长的经商精神，不仅仅只体现在正在不断崛起和忙碌经营着的大大小小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身上，而且也体现在国有企业、外资、台资和港资企业所雇用的华人经理人和管理者身上。正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在中国大陆地区涌现并建立起来各类大中小企业，在这些类企业中有无数精明能干企业家和经理人，在这些企业家和经理人身上充满了精明的经商之道和敬业的商业精神，贴着“中国制造”品牌的商品，才会像一波又一波的大潮一样，不断涌向全世界各地，充满了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中的高、中、低挡商店的货架，变成了世界各国各界人士吃、喝、穿、住、用、行以及娱乐、健身和体育活动的必需品。从这个理论视角来反思中国经济近30年的高速增长，问题似乎变得如此简单明了：没有千百万中国大陆各类企业中的企业家、经理人和推销员的精明的从商之道和勤勉的商业精神，没有数亿中国劳工所禀有的那种“craftsmanship”，中国制造的产品会如此“打败天下无敌手”？
解释之三：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型塑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市场制度环境
从制度变迁的理论视角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国内、国际学术界已经有大量的理论文献和研究专著了，故这里似无须赘言。笔者这里只是想简略提一下著名制度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的一些最近的见解。
今年年初，在与五常先生的一次聊天中，我问及他如何看待中国经济高速经济增长的原因，这位老牌的制度经济学家竟脱口说出了这样的话：“那还用说！当下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制度是最好的。几千年来都没有这样好过！古今中外也没有这样好过！”当时听到这话，我还有点不大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生怕自己听错了。当时我想，这个多年来因主张私有产权制度而颇遭国内官方媒体非议的制度经济学家，怎么会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直到来哈佛前不久，五常夫妇请我和拙荆吃饭，在餐桌上他几乎又完全重复了这么一段话，我才开始相信五常先生真得是这样认为的。现在想来，这一判断并非是五常先生的一时意气之见，而是他近几年在中国大陆各地实地观察和理论思考所得出的一个非常自然的逻辑结论。譬如，大约在去年某个时候，在谈到美国智囊机构“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和《华尔街日报》联合发布的年度经济自由指数研究报告在十多年中均把香港的整体自由经济指数列居全球之首、而中国大陆总是排在第100位之后时，五常先生就大不以为然，大声怒斥道：“这完全是胡说八道！胡说八道！”五常先生还补充道，香港的经济自由指数排名第一，但这些年香港的经济增长几乎停滞了；中国大陆大陆的经济自由指数被排在100位之后，但每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却是世界最高的！根据这一事实，五常先生反问道：“他们不是在胡说八道是什么？！”接着，五常先生还提出了有点也令人有点惊异的他的独到判断：目前中国大陆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场经济体！他还多次以上海出租车司机24小时才“交更”（换班），以及浙江民营企业雇用外地劳工的常规做法为例，来说明为什么他认为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的见解。把近些年五常先生的一些见解串起来看，他得出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是古今中外最好的见解，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尽管对此笔者目前仍然存疑。
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中所逐渐形成且不断变迁着的市场体制中的制度安排的观点，在五常先生的这一见解中得到了如此显得有些“极端”的印证。事实上，这一观点也早已被我的同事和好友张军教授以一种不同的视角表达出来了。记得大约在2001年，张军在这哈佛访学期间，就曾写过一篇“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杂感”的经济学随笔。在这篇随笔中，张军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制度不完善，从而在制度变迁的“缝隙”中蕴生了中国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迅速增长的理论洞识。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也正是张军这些年来所说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近善近美的制度，而是制度的开放性和制度的创新空间”的真正意思。把张军与五常先生的看似代表两个极端但实际上又精神相通的见解叠加在一起来考虑，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在四分之一多个世纪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正是千百万智商甚高且有着精明商业头脑和勤勉经商精神的中国企业家，充分利用了中国社会转轨过程以及中国与国际商业惯例（如WTO贸易规则）接轨过程中的所闪现出来的制度缝隙、体制空挡和历史际遇，以一种看似灵活的甚至有些“不甚规范”的经营策略，“谋划”了自己企业的成长，并进而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这才最终导致中国发生了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换句话说，转型中的中国市场体系，不是没有其自身内在的运转逻辑和制度之道的，恰恰相反，正是在一种相对灵活、不甚规范甚至有些紊乱的市场秩序中，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奇迹般地发生了。也许这就是五常先生所理解的当下中国有“古今中外最好的市场制度安排”的真正意思？
一点结论
对中国经济近30年高速增长内在原因和发生机制的上述三种解释，乍看来互不相干，且就任一见解单独来看，均似乎均有一种“盲人摸象”之嫌。但是，如果把这三种解释串联起来看，或者说把三者叠放在一起来考虑，也许我们就能大致把握得住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脉搏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以上三种乍看来互不相干的理论解释，实际上是有着某些内在关联并从精神上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着的。具体说来，正是因为中国人的智商高（一如林恩教授和国外的一些优生学专家的实际研究所发现的那样），一大批中国的企业家、管理者、生意人、营销员以及生产者才会有超强的经营头脑、精明的商业意识以及令人赞叹的“craftsmanship”，才会在竞争激烈且正在走向全球一体化的国际市场中不断增强中国产品和劳务的竞争力。也正是因为智商甚高的中国企业家、管理者、生意人和生产者有着如此精明的商业意识和精确判断商机的经营头脑，他们才会在中国四分之一多个世纪的经济改革开放的历史际遇中充分利用各种“制度缝隙”和“体制空挡”，来不断发展自己的企业，创建自己大大小小的“生意王国”，从而不但走出家门、省界，而且走出国门，勇敢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在近些年中国渐进的社会体制变迁过程中，这些有着高智商的企业家、经理人、营销员和生产者，既是体制转轨的获利者，也是当下中国工商业惯例和规范的实践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也是现实市场制度安排的创造者。在与政府官员的行政干预并与其他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的市场交易的社会博弈中，他们不仅不断成长并壮大了自己的企业和生意王国，也实际上同时创生了当下中国市场运行的市场秩序和博弈规则，因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千百万在中国大陆各类企业中实际经营和成长着的的企业家、经理人、管理者和生产者，正是五常先生所判断的那种“目前中国最合宜的种种市场制度规则”的创造者。
中国经济已经连续高速增长近30年了。对于这一历史奇迹的发生原因，一些老外总是看不懂；对于我们这些“身在庐山之中”的经济学人而言，对此也大致是雾里看花，所知甚少。中国经济在市场化过程中高速增长着，在中国市场化过程中也不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国有企业仍然常年大面积地亏损，银行呆账坏账企高不下，股市数年熊市萎缩（尽管近来稍有起色），外资则抱怨在中国赚钱越来越难，一些国际大公司的高级CEO则不断哀叹在中国做生意时履行合约甚难，就连那民营企业的老板也常常说这两年日子不好过……。可是，就是在这种种社会问题中，中国经济就是每年按10％上下的速率在增长着，——这就是事实！面对这事实，我们虽然不能采取老黑格尔的“存在就是合理的”那种听之任之的态度，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却必须切实意识到，在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中，在一个急遽进行着制度变迁的转型经济中，无意识参与并自发地演进着市场秩序和博弈规则的无数企业家、政府官员和社会各界居民，是有着自己生活哲学和行动逻辑的，从而当代中国社会也有着她自身的运作机理。再说，市场经济这尊“神”一旦给请了出来，已经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把“牠”重新收回到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理论魔瓶”中去的那般神力和能量了。因此，尽管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路途上可能会有曲折，甚至可能会有段段回程路，并可能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社会问题，我们却没有理由不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景审慎乐观。回到林恩教授的见解上来，有着世界最高智商的中国人，既然能用自己的产品打遍天下，也自然有能力创生并演化出适宜未来市场扩展的博弈规则与制度安排。现在惟一的值得探讨的话题似乎是，面对这浩浩荡荡且不可逆转的市场深化的大趋势，政府将要做些什么和应该做些什么？一个附带的问题或许是，面对中国社会的急遽转型、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政府作用定位上的种种困惑，中国的各界知识分子又将如何定位自己？
已经行驶在高速经济增长轨道上的中国社会，正在奔向何方？——或许这个问题本身就不成为一个问题？或许这问题在当下还是一个无须担忧的问题？
韦森于2006年8月21日凌晨初识于哈佛大学
（本文摘要发表于《了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35期，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