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全球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发现，全球治理和全球开明秩序以一种急剧的方式面对严重危险。必须将自由主义精英本身视为根源意义上的首要挑战者，它们以冷战后美国绝大多数行政当局、发达世界跨国资本、主流大媒体和精英自由派学者为主干。他们以一种充分辩证因而大为讽刺性的方式，危害了他们自己溺爱、从中得益以致放肆地滥用了的自由主义国内和国际秩序，而这秩序本身就有深刻和广泛的易受滥用性。他们多年来以自私、傲慢、盲目和殆无节制的挥霍疏离了他们国内的那么多“草根民众”，尤其是“白人草根”。2018年秋季爆发的非常广泛和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就已经以经济金融方式对他们发出再清楚不过的警告。然而，他们的盲目和其他恶习竟使之差不多如同过眼云烟，以致非得以英国全民公决脱欧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竞选美国总统并且获胜这样的政治/社会方式，才能震醒业已失败的他们。一句话，全球既有秩序——在自由国际主义精英们那里的全球开明秩序——已经或至少正在失去它的一个极重要条件：它在发达世界内的很大部分国内社会基础，甚或政治基础。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他在入主白宫后至今的基本政策行为表明，世人自冷战结束前后至今大部分时间里大致一直熟悉的世界面临严重危险。什么是这熟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世界绝大多数重要国家以其基本政策赞护的愈益增进的全球化，还有愈益增进的全球化在世界各处粗略而言大致比较有益的经济效应甚或社会效应；在这个世界里，很广泛地存在着相信上述这两点的意识形态信念，或者说有占显著优势的全球开明政治文化；在这个世界里，不仅中国怀抱主要出自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的自信，而且各发达国家也怀抱自信，那特别在2018年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以前相当充分；在这个世界里，大国之间的关系大体而言相对稳定，而且比较互容和协调；在这个世界里，从战略心理和军事态势上说，美国不那么神经质，中国不那么奋进，俄罗斯不那么不顾一切（desperate）日本不那么“修正主义”。

现在，所有这些都已改变了，或者正在显著地改变！换句话说，世人自冷战结束前后至今大部分时间里一直熟悉的世界已经大致结束，或者至少正在结束。

二

需要回过来强调前面的一个基本论点：大致自由和开放的全球贸易秩序已经或正在失去它在发达世界内的很大部分国内社会/政治基础。这就表明，既有的全球化要扬长弃短、改造更新，从而获得真正的可持续性，就不仅需要像中国政府多年反复提倡的那样，在更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上变得比较公正、比较均衡，而且首先需要参照发达国家愈益增进的愤怒作适当的调整，以便争取它在这些国家内部恢复上述基础。后一点，是中国多年来一直认识大为不足的。就此而言，中国长久未认识到全球化面对的首要大问题，而是将其次要大问题误认为唯一大问题，从而使“中国方案”有重大缺口。与此相关，在这首要大问题上，中国举措长久地过慢过微，主要是长久地保持巨额贸易顺差，资本市场准入长久停滞甚而局部收缩，对国内的和对外的经济活动愈益加强相当广泛和严密的国家控制（特别是政府大力规划、发动、投资和管控中国的系列广泛的技术更新和升级），相对于外国在华企业和中国民营企业，中国国有大公司受中国政府种种特惠。这些除其他复杂的原因外，相当程度上来自中国深化和拓展国内改革的决心不够大、措施不够实，世界观和基本政策方面多少故步自封。现今，我们正在就此面临急剧的冲击和考验，首先是几乎急剧到来的中美贸易对抗乃至贸易战，而在剧增的压力下就不能不付出大得多的代价。粗略地说，这个世界的问题不但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共同富裕问题，也是中国与其余国家的共同富裕问题和发达国家内部的共同富裕问题。不经过中国可做的适当调整，对中国有利的全球化就不大可能持续下去。

在世界大局势复杂能动、扑朔迷离的情况下，中国在战略实践中除坚决阻止和回击对中国核心利益的重要伤害外，首先要“保底”，在“保底”的前提下审慎地积极进取，无论在“战略军事”还是在“战略经济”方面都须如此。或者说，必须将“维稳”应用到保护中国经济和金融，而且坚持当作一个时期内头号国务优先。“保底”和“维稳”，就是集中致力于中国自身的稳定和进步。鉴于中国当前的总体国内外经济和金融形势，扩内需、稳增长、调结构、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应该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内的压倒性的战略重心。

此外，还需要有以下四大分支战略。第一，针对特朗普政府在不同程度上、不同时段内疏离美国在东亚西太平洋区域的盟国、准盟国和战略伙伴，中国应坚决确立基本的战略轻重缓急次序，本着很大的决心和支付必要代价的意识，继续显著改善与美国的这些现有伙伴的关系，继续大幅度地优化中国在东部和东南部周边的战略性外交。第二，通过真正大力度和持久的调结构和全面深化改革，争取实质性地大大开发中国潜能依然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源，从而相应地减小中国对外部市场、外部资源和外部技术的依赖程度。今后一段时期内要继续将贸易和投资上已持续多年的“走出去”大热潮适当地冷静化，严格地抑制中国资本过度外流和严重的入不抵出。这对“一带一路”也是适用的。第三，中国虽然仍要继续建设自己的战略性军事能力，但必须改变就此过分地公开宣扬的近年习惯做法，从而避免军事力量越强则外部反应越大、潜在树敌越严重的“效应彼此抵消”局面，同时积极考虑与美国进行初始的军备控制谈判，以局部调整中国战略军力建设换取抑制美国战略力量的全面技术更新。第四，如上所述，中国需要多少参照发达国家愈益增进的愤怒做适当的调整，以便争取既有的全球化在这些国家内部恢复必不可少的那部分社会和政治基础，为此首先需要切实和加快地优化中国的进出口基本结构，显著减少贸易顺差，同时言行一致地真正大幅度放宽中国市场准入，减少对中国内外经济活动的国家控制中的那些不必要甚或有害的成分。总之，问题涉及中国内外基本方针的较大幅度优化性调整。

三

2016年11月至2017年12月，面临特朗普在朝鲜问题上空前烈度的对华压力、威胁和哄骗，中国就该问题“接六连七”地对他做重大让步。2018年开始后，特朗普显然认为他在朝鲜问题上已将中国的用处大致“榨干”，从而迫不及待地在战略和贸易两条“战线”对中国大翻脸。

在对华关系上，特朗普是个残忍的战略家和精明的战术家，阶段性地集中在一个他发动的战役，然后经过时间不长的休战，又集中在同样是他发动的又一个战役。他的战略战术是施加空前程度的压力和空前程度的威胁，间或又给对方“甜枣”吃，都是为在一个接一个战役中获得尽可能最大的利得。2017年全年他在朝鲜问题上对中国就是这么做的，斩获可谓巨大，而2018年年初开始他就将这一套残忍和决绝地应用于对华经贸关系甚至更多领域。现在，必须有以下的心理准备和战略准备，即经过一段时间针锋相对的中美贸易摩擦，不管暂时的“输赢”情况，中国都必须适时在对美经贸问题上做出一些空前的让步，主要是巨量增进中国对美进口和大幅度扩大美资中国市场准入，否则就过不去，或者说就争取不到一段较长的“休战”，为中国调整和优化经济、金融和技术格局争取一段较长的时间。目前，这种调整的最严峻两难就是“去杠杆”与稳增长之间的矛盾，前者也许是中国消减严重金融风险的唯一的出路，但同时它也可能正导致中国提供社会产值和就业的主干即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凋敝的真实危险。

对中美贸易对抗和冲突，不仅需要“治标”性质的综合对策，即坚决有力的贸易报复及其威胁与谈判妥协意愿相结合，而且需要有“治本”性质的基本认识和战略决心。更重要的是，这些对美经贸让步贯彻得妥当，会大有利于中国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大有利于中国自己的高质量发展。2018年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作意义重大的主旨演讲，其中宣告了中国政府在上述“治本”意义上决定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主动扩大进口。中国确实需要参照发达国家愈益增进的愤怒作适当的调整，而且这调整必须是真正得到贯彻的，以便——再说一遍——争取既有的全球化在这些国家内部恢复必不可少的那部分基础。更重要的，这些让步贯彻得妥当，会大有利于中国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大有利于中国自己的高质量发展。

从2018年7月6日起，特朗普残忍地将中美贸易摩擦强加给中国。首先是他的第一轮，即对340亿美元+160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出口征收25%的高税，然后是数额剧增的已经升级的第二轮，甚至可能有第三轮，直至中国全部年度对美出口500多亿美元都成为施加高税（甚至颇可能高达25%）的对象，同时伴之以现在已经开始的对中国高技术贸易和发展的种种接近于封锁的严厉限制。这历史性的事态发展，已必然迫使中国政府将它多少扩散和分散的对外政策议程定出一个分明的轻重缓急次序。

正确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已无疑成为首要优先，以便保护中国多少易受伤害的国内经济和金融免遭过大损伤，以至于令中国社会甚或政治过分不稳定。战略阵线（包括朝鲜问题、台湾和南海东海事务操作、中美西太平洋军备竞争、对俄战略/军事协作、“一带一路”倡议等）已经必然总的来说退居次要地位，特别是因为上述事态发展，即贸易摩擦和经济/金融易受伤害性，还有可得可用的国家资源的减少。

不仅如此，由于同样的原因，与过去六年的情况相比战略阵线将显著收缩。在这阵线上，只有台湾问题操作和与美国的军备竞争才会被当作与其他战略事务相比的优先，而且即使它们本身也可能变得比晚近的过去温和。这些新的轻重缓急次序安排对中国外交来说肯定是个福音，因为以协调、和解、共商和在世界上争取尽可能多的朋友或中立者为主题，它必定将受高度重视和被优化。全方位的与诸多邻国关系的改善将继续下去，将得到进一步发展，以利中国在一个不确定的、险恶的由特朗普美国驱动的世界上的总体利益。

四

现在回想起来，过去五六年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取得了空前伟大的成就，但也有欠缺，即在战略阵线不免“蹦”得过高过快，在贸易阵线如前所述少有作为。其结果，是在我们的对手的“劣根性”和严重病变之外，终于参与作用，将它们“动员”了起来。今后一段时期的紧迫任务，可以说是依据有张有弛、“进两步退一步”的常理，用五六年时间实施新形态的“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即够大幅度的战略态势收缩和贸易调整奋进，以求在相当程度上使中国的对手回到被“动员”以前的较松垮状况，然后再谋求新的显著进取。能否如此，对中国的战略眼界和战略耐力是个重要考验。

2018年年初以来，加剧变更的世界政治经济开始至少隐约地透露出一种危险的“两分”（dichotomy）可能性：一方面，美国政府趋于经双边谈判显著缓解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经贸矛盾，进而愈益可能与它们分别达成自由贸易安排，并且在单边废弃全球性WTO体制以后，成功地谋求与之一起构建新经贸规则体制，那大致只涵盖发达世界及其紧密伙伴；另一方面，中美之间所有各类基本矛盾严重加剧，连同美国政府施行这种“集团经贸”方针，可能迫使中国少有选择，即只能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主要依靠与友好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的“一带一路”合作国家）从事主要的对外经贸活动。显而易见，总的来说此类经贸活动从长期看利润前景将相当有限，中国资金将低回报甚或无回报地大量外流，与在发展中世界非常广泛、深入和颇为急速的介入相伴的各类有关风险将显著增进，同时不会给中国带来关键裨益，即大大促进自身系列广泛的技术更新和升级。

中国必须尽最大努力争取减小甚至杜绝这世界经济“两分”的可能性，否则中国的长远前景将受到严重的历史性的损害。如果从这样的视野看，中欧、中日、中韩、中澳、中加等双边关系的尽可能最大限度地经久改善，连同中国积极支持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CP）等有选择的区域或次区域多边经贸合作体制，就无疑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也许两岸之间的、虽有重要困难的经济技术合作推进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