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对东亚实录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前半叶东亚实录研究的发端阶段，是由于中国学者关注女真与明朝关系，而取材于邻国朝鲜的实录以辑录其史料；二是20世纪后半叶东亚实录研究的增广加深阶段，除了继续辑录其史料外，开始重视研究《李朝实录》和《大南实录》文本；三是21世纪前17年东亚实录研究的迅速发展阶段，对朝鲜、越南实录进行了深耕细作式的研究，最终产生出高质量的专著。这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正是中国学者在东亚实录研究中所走过的学术路径。中国学者对东亚实录的研究特点，即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学者比较多，而世界史专业的相对较少，利用东亚实录来研究中国问题以及中朝、中越关系的成果就比较多，利用这些实录纯粹研究李朝和阮朝历史的相对要少。未来除了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者继续进行东亚各国实录的探索外，可能还会出现世界史学者投身其中，使东亚实录的研究出现新的面貌。

关 键 词：20世纪以来  中国史家  东亚实录  学术路径

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开眼看世界，对外国的史学进行了打量和研究，产生了丰富的成果，加深了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同时也反观中国，借机对中国历史和国情进行清醒的判断和定位。本文主要针对上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对除中国以外的东亚实录的研究进行总结，探讨他们在外国实录研究中的学术贡献。

东亚实录是一种特殊的史学现象，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中普遍分布的史学样态。实录本是中国南朝萧梁时所发明的以记录皇帝及其朝政为主要内容的史书，体裁上属于编年体。除元、清二朝实录外，其他的实录则属于编年体下面的“编年附传体”，即以皇帝编年为主，以大臣的传记为辅，在大臣去世的时候插入他们的传记。中国实录随着“东亚文化圈”的扩散效应，其体裁和形式传播到中国周边的朝鲜、越南和日本等国，并在落户各国时作了适应性的变型，但在以实录记载君主的事迹、反映东方王权制度上，东亚各国的实录并无二致。本文所说的“东亚实录”，是特指剔除了中国实录之外的朝鲜(二战后分裂成朝鲜和韩国)、越南和日本三国的实录。朝鲜实录是指《高丽王朝实录》(毁于战乱)和《朝鲜李朝实录》(也称《朝鲜王朝实录》)，后者记载了朝鲜王朝25代君主472年的历史，全书共1893卷；越南实录分黎朝的《蓝山实录》《两朝实录》《五朝实录》和阮朝的《大南实录》，后者为越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朝的官修史书，记载了从阮主到启定帝时期(1558-1925)长达367年的越南历史，全书共584卷；日本实录包括《圣德天皇实录》《三代实录》《明治天皇实录》《大正天皇实录》《昭和天皇实录》等。

20世纪初正是清末民初之交，当时中国上下都关注国力强盛的西方列强，故对西方史学比较关注，兰克史学和鲁滨逊的新史学风靡一时，而对于东亚文化圈内各国的实录关注较少，当时主要通过辑录朝鲜实录以作为研究明清关系的资料，但随着20世纪后半叶中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和经济的强劲增长，中国学者开始关注东亚文化圈内史学的发展状况，对东亚实录开始加强研究，成果日益增多。下面就其学术路径，分三个阶段加以探讨。

一、关注中国，取材邻邦：20世纪前半叶东亚实录研究的发端

中国学者对东亚实录的研究，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是出于对中国本国历史的关注才放眼于中国近邻朝鲜的实录。

辛亥革命“排满”后，到了30年代，中国学者开始尝试弄清满与中国的关系，便从清与明的关系入手展开研究，但遇到了史料的瓶颈。由于清代所修的《明史》讳言清代祖先女真人与明朝的关系，于是激进的共和派学者孟森与时为书斋学者的吴晗，便试图通过近邻朝鲜的记载，来窥透明清之间的关系，触发了对《朝鲜王朝实录》的关注和整理。由于当时是为解决国内历史问题而取资于邻国实录，因此首要的工作是对《朝鲜王朝实录》的史料进行辑录，而未对其本身进行研究。当时，北京大学教授孟森(1869-1937)在讲授《满洲开国史》时，对女真人与明朝关系颇感兴趣，开始从北平图书馆所藏《朝鲜王朝实录》中抄录女真等相关史料，最终辑录成《明元清系通纪》一书。明清两朝史书中的女真史料，“既为明史所削而不存，又为清史所讳而不著”，而孟森从《朝鲜王朝实录》中辑录出的史料“正为明清两史补齐共同之缺也”[1]。《明元清系通纪》于1934年刊行，只刊印了前编1卷和正编前15卷的内容。四年后孟森去世，正编的其他内容无从刊出，直到1966年，台湾学者才将此书全部内容出齐[2]。

几乎与孟森同时，清华大学吴晗(1909-1969)也开始关注女真与明朝的关系，同样从《朝鲜王朝实录》中寻找史料。他在1934年9月20日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自述：“最近北平图书馆得到一部影印本《朝鲜李朝实录》，记建州初期史实极详尽，从此我们可以拿中国、朝鲜两方实录来对勘会证，重新来写明清史中关于建州的一部分的记载了。过去我曾把这书中涉及中国、朝鲜和朝鲜与建州、建州与明的史料辑录为《朝鲜李朝实录中之中国史料》一书，体例一仍原书。”①由此可见，他在1934年以前已开始编纂《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据翁独健称：“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吴晗同志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为了研究明代史事中的问题，经常到北平图书馆查阅《明实录》和《朝鲜李朝实录》等史料”，“这就是吴晗同志编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的缘起。”是书广录中朝两国的政治交往、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的史料，内容已不限于最初设想的女真与明朝的关系。吴晗编纂这部史料持续的时间比较长，翁独健称他“长期致力于此项研究和辑录工作”[3](《序言》)。1961年前后，吴晗将全稿整理校阅一遍，把《李朝实录》中的有关中国史料，一直辑录到1894年甲午战争时期。此书将李朝以前史事辑录为前编，李朝太袓至仁祖时期的史事辑为上编，孝宗以后辑成下编。全稿已经排版待出，因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停止，直到1980年3月才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3]。

稍后于朝鲜实录的辑录则从4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对《朝鲜王朝实录》本身进行了研究。谢国桢发表了《朝鲜〈李朝实录〉纂修述略》一文[4]，对《朝鲜王朝实录》纂修缘起、内容和卷数进行了考论，“是国内最早的《朝鲜王朝实录》研究成果”[5](P5)。这似乎是超越本国历史而直接关注邻国实录，但其实不然，谢国桢研究朝鲜实录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帮助中国明清史的研究。他后来在谈到拓展明清史研究的史料时，指出应该“从当时遗留下来的明清两朝‘实录’和我们邻邦朝鲜李朝‘实录’等书以及当时地方政府所储存的档册、情报、公文、阅件等史料入手”[6]，显然是他当年从事朝鲜实录研究得出的经验之谈，也反映了他仍然遵循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关注本国而取材邻邦的实录探讨路径。

与中国学者因关注本国历史而旁及朝鲜实录不同，日据时代的台湾学者则纯粹由于访学而接触到越南实录——《大南实录》。陈荆和于40年代访学越南时，在顺化借阅《大南实录》，并将其与硃本比对。陈荆和将其访学经历写成了《顺化城研究旅行杂记》一文[7]加以记载。不过，这种直接探讨他国实录的学术取径，在当时的中国并非主流。

二、继续辑录，开始研究：20世纪后半叶东亚实录研究的增广加深

20世纪下半叶，中国学者对东亚实录的研究出现了两个现象，一是继续从东亚实录中辑录史料，二是开始利用东亚实录展开对相关各国历史及其与中国关系的研究。下面分述于下。

第一，继续辑录东亚实录的史料，编纂成书。

中国学者对《朝鲜王朝实录》史料的辑录与应用之风，从前半叶一直延续到20世纪后半叶。1959-1960年，清史专家王锺翰于沈阳参加《满族简史》编撰工作时，为了修订史稿中有关明代女真人一段的历史，便从辽宁省档案馆所藏《朝鲜李朝实录》中摘抄出相关史料，编纂成《朝鲜〈李朝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一书。1979年，辽宁大学历史系将该书排印时，王锺翰在所撰《序言》中交代了该书编纂的缘起，并且指出：“从十五世纪之初，1403年，朝鲜‘三府会议女真事’起，直到十七世纪三十年代，1636年，后金改号大清(前一年，女真已改用满洲新族名)为止，凡有关女真各部在中、朝边境的分布、迁徙、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情况，以及它们于明朝政府的隶属关系、它们与朝鲜的相互交往和经济联系，在《李朝实录》中都有详略不同、深浅不一的记载，因此，尽可能地按朝代和年、月、日的先后，统统照原文抄出，其一般来往无关紧要者不抄。”全书大约20万字，刊印之前又据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朝鲜王朝实录》作了校对[8]。与20世纪前半叶的学者相似，王锺翰也是为了研究本国的满族历史而取材于《朝鲜李朝实录》的。

稍晚于王锺翰，台湾学者李光涛1967年从《朝鲜王朝实录》等书中辑录成《壬辰倭祸史料》[9]。他不满于此前日本与国人对壬辰援朝抗倭战争的模糊认识乃至歪曲，“为欲明了当初明人援韩史事的真实性起见”而编纂此书，所用的绝大部分史料辑自《朝鲜王朝实录》，特别是《朝鲜宣祖实录》。宣祖名李昖，1567-1608年在位，在其任内发生了壬辰倭乱。《壬辰倭乱史料》分为5册，17部分，共有50余万字。其中的实录史料都以年代为序，第1-14部分史料来自《宣祖实录》，乃1591年至1608年壬辰战争时期的相关资料；第15部分来自《宣祖修正实录》，第16部分来自光海君、仁祖、孝宗等朝《实录》②。

至90年代，辑录东亚实录史料之风从朝鲜实录蔓延到越南实录。1999年，段立生从《大南实录》中辑录出泰国相关史料，编成《泰国吞武里皇郑信中文史料汇编》[10]，并作了注释。段立生1944年生于云南，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泰语专业，1983年于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次年应邀在泰国清迈大学讲学。1994年起在泰国华侨崇圣大学担任教授，并于任内编成《泰国吞武里皇郑信中文史料汇编》一书，为崇圣大学中华文化研究丛书之一。

此外，还出现了将东亚实录译成英文的情况。1993年，澳大利亚华人学者李塔娜曾将《大南实录》的部分史料翻译成英文③。

第二，大规模地利用朝鲜和越南等国实录，对朝鲜、越南历史以及中朝、中越关系史进行研究。

20世纪对东亚实录的研究与应用，可细分为两个时段。第一时段为50-70年代。在这30年中，由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改变，大陆学者的史学研究基本上局限在“五朵金花”上，而承接民国学者对东亚实录进行应用和研究的主要是台湾学者。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李光涛利用朝鲜实录，对朝鲜历史及与中国的关系进行研究，成绩最为突出。从1955年起，他便以《朝鲜王朝实录》为中心，开始连续撰成有关朝鲜历史及与中国关系的研究性论文。1955年，李光涛发表《记〈李氏朝鲜实录〉》[11]；1957年，发表《箕子朝鲜——朝鲜实录论丛》[12]和《中韩民族与野人——朝鲜实录论丛》[13]二文；1958年，发表《记〈朝鲜实录〉中之“经筵”》[14]、《记东国朝鲜之求书——朝鲜实录论丛》④两篇论文。60年代，李光涛对朝鲜实录的研究更加厚积薄发、成果不断。1960年，他连续发表了《记汉化的韩人——朝鲜实录论丛》[15]、《记〈朝鲜实录〉中之大报坛》[16]、《记〈朝鲜实录〉中之中韩民族》[17]三篇论文，接着于1961年发表《记朝鲜实录中之〈皇明全史〉——兼论乾隆年刊之〈明史〉》[18]，于1962年发表《〈朝鲜实录〉中所见之中韩文化关系》[19]和《汉人与朝鲜——朝鲜实录论丛》[20]两篇论文。70-80年代，李光涛仍然在朝鲜实录研究上成果叠出，发表《记朝鲜实录中之〈铸字〉》[21]、《〈朝鲜实录〉中的〈事大文书〉》和《记朝鲜实录中之〈训民正音〉》三文[22]。从50年代至80年代，李光涛先生对朝鲜实录进行了持续的、不懈的研究，成为台湾对朝鲜实录研究最为充分透彻的学者。他对朝鲜实录的研究有一个鲜明的特色，便是通过《朝鲜王朝实录》的记载和史料论述朝鲜的问题，以及朝鲜与中国的关系。除了《记〈李氏朝鲜实录〉》一文外，其他的论文都是通过朝鲜实录对朝鲜的国情与文化进行研究，如对箕子朝鲜、汉人与朝鲜、中韩民族与女真及朝鲜的经筵、著作、报坛和中韩文化关系等展开讨论。就在李光涛1955年发表《记〈李氏朝鲜实录〉》一文的同时，台湾另一位学者吴相湘与其同集发表《朝鲜〈李朝实录〉对于明清史研究之贡献》[23]一文，两篇论文分别从《朝鲜王朝实录》的纂修内容、保存情况和史料价值上作了考述，肯定了其作为“胡来文书”在明清史研究上的重要价值。

第二时段为80-90年代的20年。由于改革开放，中国大陆学者也开始对东亚实录进行较多的研究和应用。与此同时，台湾学者的研究也在继续。在朝鲜实录的研究上，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滕绍箴撰写了《从朝鲜〈李朝实录〉看明代女真族与朝鲜族的友好关系》[24]一文；1983年，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蒋秀松也发表了《〈李朝实录〉中的兀良哈》[25]一文；1994年，另一位吉林学者刘永智在所著《东北亚研究——中朝关系史研究》[26]第四部分“《李朝实录》评价”中，详细介绍和讨论了《李朝实录》的编纂、贮藏、流传、内容、价值和缺陷等方面的情况。在越南《大南实录》的研究上，杨保筠80年代在远东学院访学时见到《大南实录》中未刊刻的部分——《大南实录正编第六纪附编》与《大南实录正编第七纪》两书，并于1984年发表《关于〈大南实录〉的一些补充介绍》[27]一文，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这两部实录的一些相关情况。郑州大学于向东教授对《大南实录》研究成果比较突出。1988年，他探讨了《大南实录》与其他几部史籍的联系，特别是与《抚边杂录》之间的关系[28]；1998年，他与戴可来教授联名发表了有关《大南实录》与《洋事始末》关系的论文[29]；2003年，于向东还用越南语发表了探讨《大南实录》的论文[30]。上述作品通过史源与史流的梳理研究《大南实录》与其他史书之间的关系。

在大陆学者对东亚实录展开研究的同时，台湾学者接着前半叶的研究之风，继续对东亚实录进行探讨。1985年，台湾学者许晏骈发表《朝鲜李朝实录中所透露的明朝宫闱秘密》[31]的文章。许晏骈(1922-1992)笔名高阳，出生于浙江杭州市，1949年随军赴台，成为著名的历史小说家。他的这篇文章与他的文学作品风格一脉相承。1995年，庄吉发发表《从〈朝鲜王朝实录〉看朝鲜君臣心目中的中国帝王》[32]的论文，同年又发表《从〈李朝实录〉看朝鲜君臣心目中的皇太极》[33]一文。这一年，蔡茂松在其《韩国近世思想文化史》的“第二章朝鲜初期的思想与文化”中，对于《朝鲜王朝实录》的卷册、编纂年代等问题作了介绍，对其纂修机构的建制、纂修官员的组成等作了讨论[34](P81-82)。1996年，叶高树发表《朝鲜“李朝实录”所见君臣对“三藩之乱”的态度》[35]一文，利用异域文献探讨了康熙与其大臣在三藩之乱问题上态度的异同。台湾学者在20世纪后半叶的后20年中，发表的论文基本上是利用朝鲜实录来研究中国问题，这又回到了20世纪前半叶孟森和吴晗等人的路子上。

与此同时，台湾学者陈荆和(1917-1995)对《大南实录》开展了研究。陈荆和生于台湾台中市，幼年移居日本东京，后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先后进入位于越南河内的法国远东博物院、巴黎大学高级中国研究所深造；历任台湾大学、香港大学、日本创价大学教授，越南顺化大学、西贡大学、大叻大学、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和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客座教授。1987年他撰写了《〈大南实录〉与阮朝硃本》[36]一文，介绍了《大南实录》以及阮朝硃本的基本情况，并深入论述了二者的关系。

以上事实表明，20世纪后半叶中国学者已逐渐摆脱前半叶为研究中国而单纯辑录东亚实录的现象，开始直接利用东亚实录研究相关国家的历史以及与中国的关系等问题。

三、深耕细作，专著问世：21世纪前17年东亚实录研究的迅速发展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学者对东亚实录的研究呈迅速发展的态势，不仅继续加深对朝鲜、越南实录本身的研究，而且出现了将朝鲜实录与中国实录进行比较的研究，甚至出现了研究朝鲜和越南实录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学术专著。

2005年，南开大学孙卫国教授发表《〈明实录〉与〈李朝实录〉之比较研究》一文，率先将《明实录》与《朝鲜王朝实录》进行比较，通过纂修、贮藏、体例和价值等方面，探讨中朝两国官方史学的异同之处，指出：“朝鲜的《李朝实录》与《明实录》属同一性质的官修史书。二者在诸多方面互有异同，将之予以比较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官方史学活动的认识。”[37]中国学界将中外实录进行比较研究，以该文为最早。2010年，南开大学曹中屏教授发表《朝鲜李朝历史学与编纂学考》[38]一文，对《朝鲜李朝实录》的编纂、内容、保存以及体例等情况有所讨论。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朱昌荣发表《清前中期李朝对明奉行“义理”思想新探——基于〈朝鲜王朝实录〉的考察》[39]一文。2015年，孙卫国与其博士生郭江龙合作发表《〈朝鲜王朝世宗实录〉的编纂与中国实录传统的影响》[40]的论文。同年，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张光宇发表了《朝鲜王朝后期政治与实录纂修——以〈景宗实录〉的修正为中心》的论文，认为《朝鲜王朝实录》仿中国古代的官方修史制度，“正祖朝所成的《景宗修正实录》由老论主修”，“逆转了少论主修《景宗实录》中，老论、少论的忠逆之论”，改修实录“体现了国王意志、大臣党争对朝鲜实录纂修的深刻影响”[41]。2016年，南开大学郭江龙发表了《“戊午史祸”与“王权伸张”——朝鲜燕山君时期〈成宗实录〉的编纂和影响》一文，认为发生于朝鲜燕山君四年(1498)的“戊午史祸”，是由勋旧派李克墩等人告发史官金驲孙史草“不敬宗社”引起的，并直接影响到《成宗实录》的编纂，“燕山君在实录编纂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左右了朝中勋旧与士林的党争局面”[42]。上述论文，既有利用朝鲜实录史料对李朝政治和思想进行研究的，也有直接对朝鲜实录本身进行研讨的。根据作者的单位来看，以南开大学的学者为最多。

朝鲜王朝实录的研究，最主要的成果是出现了三部学位论文，其中两部硕士论文、一部博士论文。此为前两个阶段所从未出现的现象。无论是硕士论文还是博士论文，都是集中讨论朝鲜实录的长篇著作，篇幅较此前的研究性论文都大。

两部硕士论文，一是2008年山东师范大学孙红英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清朝前期朝鲜对华观——以〈朝鲜王朝实录〉为中心》。作者指出：“本文以《朝鲜王朝实录》为基本资料，并参照清朝和朝鲜其他文献资料，阐述清前期朝鲜的对华观，并以此为依据，揭示该时期中朝两国关系的变化发展。”[43]二是同年中国中医科学院硕士生全世玉完成的学位论文《〈朝鲜王朝实录〉中的医学史料研究》。该文指出：“《实录》中与医学相关的记录，涉及宫廷医事、药物、医学书籍、医学交流、君主疾病治疗以及医学制度等。可以说，这部巨著的存世，有助于解决李朝时期专门医学史料缺乏的困难，为朝鲜医学史研究提供丰富多彩的原始材料。”于是作者从《朝鲜王朝实录》中搜集到逾四十万字的医学相关史料，选用其中的部分内容作为该文的主要史料来源，针对宫廷医事、药物、医药书籍、疾病治疗及疫病五大主题展开论述，力求描绘出朝鲜李氏王朝医学的发展状况和脉络，阐述其对后世乃至现代朝鲜医学所产生的影响[44]。

一部博士论文是2017年由郭江龙撰成的《朝鲜王朝前期实录研究(1392-1608)》，约31万字，共分七章，分别对朝鲜王朝前期实录的概况及成书过程、史料来源、纂修机制、贮藏与管理、编纂特点、实录纂修与政治斗争、实录的地位价值及缺陷等问题进行了逐一研究。指出，《朝鲜王朝实录》是汇集《时政记》《承政院日记》《经筵日记》及史官史草、各司誊录以及文书、档案等文献修纂而成；春秋馆是朝鲜王朝的官方修史机构，设置有较为完备的史官制度，实录纂修官分为总裁、堂上、郎厅三级；实录纂修完成之后，朝鲜王朝按例分别将其贮藏于春秋馆实录阁和地方各道的外方史库中；实录的编纂特点是在编年体的基础上，有机地插入人物附传，基本上继承了中国古代实录“编年附传”的体裁特点，但亦演化出了其自身的特点，如典志另立、小字细注、卷首附录和论赞(史臣曰)四个方面；朝鲜王朝前期实录的纂修与本朝政治斗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实录成为各种政治势力角逐和争斗的舞台，主要体现在王朝易代、王朝党争以及王权专制三个方面。修纂者“经常将自身的权力意志和政治诉求移植至实录的纂修中，以此建立由其所主导的权力话语体系”；朝鲜实录的价值“体现在史料的唯一性、原始性、丰富性、补阙性和借鉴性五个方面”[45]。

21世纪前17年中，中国学者对越南实录的研究也较前两个阶段有了很大的发展。2000年，台湾学者许文堂在整理与辑录《大南实录》资料上做出了贡献。他从日本出版的《大南实录》影印本中辑录出中越关系的相关内容，编纂成《大南实录清越关系史料汇编》[46]一书。2015年，广西民族大学王柏中在许文堂汇编的基础上，增删史料，编辑出版了《〈大南实录〉中国西南边疆相关史料辑》[47]。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主持出版“域外汉籍珍本文库”，计划开展《大南实录》的整理与点校工作。

在对《大南实录》的研究上也有论文发表。2012年，郝晓静撰成《〈大南实录〉若干问题探析》[48]一文，约5600字，从编修过程、主要内容、版本及流传情况、史料价值、与史实不符的若干记载五个部分对《大南实录》作了简要的介绍。2014年，区显锋的《论〈大南寔录〉之修纂及其流传》[49]，与上文探讨的问题大同小异。两篇文章行文都比较简略。同年，叶少飞在其《越南正和本〈大越史记全书〉编撰体例略论》[50]一文中，在分析《大越史记全书》编纂体例时，从“本纪”“实录”等角度，简述了中国史学体例所产生的影响。与朝鲜王朝实录研究的深厚相比，越南实录的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

虽然越南实录的研究状况不如朝鲜实录，甚至也缺乏像研究朝鲜实录那样的硕士论文，但是越南实录的研究却与朝鲜实录一样，出现了高水平的博士学位论文，那就是2017年武汉大学宗亮博士撰成的《〈大南实录〉研究》。全书约30万字，分为六章，分别对《大南实录》的修纂机构(阮朝国史馆)、修纂过程、修纂程序、史料源流、保藏与流传、价值缺陷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作者指出，越南从后黎朝开始撰著君主实录，而今存规模最为庞大、内容最为丰富、延续时间最长的实录为阮朝《大南实录》，十代帝王每人皆有一部实录，以编年为主，又杂以大臣传记或单列名臣列传。《大南实录》的修纂主题“与中国明清实录一样，皆是为了阐明正统、显亲尽孝、宣扬忠义及留下资治鉴戒”。《大南实录》的修纂程序，包括下诏、开馆到进呈、升赏等流程，特别是其“焚草”制度受中国制度深刻影响。《大南实录》的史料来源于档案，主要是阮朝硃本。作者还从文本的信实与不实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衡量《大南实录》的真实价值，尤其结合边界海洋等方面考察《大南实录》的价值问题，以及法国殖民统治对实录成书的影响。该书最后总结道：“总体而言，《大南实录》是阮朝史官在帝王的指示下，通过对阮朝硃本史料进行整理和择取，精心编修、反复润阅，最终形成的具有鲜明越南特色的实录史学著作。《大南实录》对数百年越南历史进程的记载、对中华文化在周边国家拓展与延伸所作的反映，都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大南实录》承袭了中越史学的优良传统，成为东亚史籍中的瑰宝。”[51]

琉球王国历史上虽然没有实录，但嘉兴学院南湖学院人文系讲师、日本冲绳县立艺术大学大学院艺术文化学专业博士吴海燕，在201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揭示，琉球王国的官方正史实际上具有某些中国实录史书的特征。

从上可见，21世纪的这17年中，虽然时间很短，但中国学者对东亚实录的研究速度正在加快，研究的深度也日益加深，无论是朝鲜实录还是越南实录都产生了具有较高水平的博士学位论文。这是中国经济强劲增长、国力全面提升在学术上的反映。对外国实录的主动研究，反映了中国人的学术自信。

四、存在的问题与研究趋势

中国学者关于东亚实录的研究，从无到有，从少变多，从浅入深，取得了丰富而可观的成果，值得大力肯定。中国学者对东亚实录的研究特点，即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学者比较多，而世界史专业的相对较少，因此利用东亚实录来研究中国问题以及中朝、中越关系的成果就比较多，利用这些实录纯粹研究李朝和阮朝历史的相对要少。

从总体上看，中国学者对东亚实录的研究，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是研究对象及研究深度广度的不平衡。对朝鲜-韩国、越南和日本等国实录的研究，其状况若历阶而下，研究最为充分的是朝鲜实录，其次是越南实录，最次的是日本实录。东亚三国中，作为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日本，其实录却被中国学者所严重忽视，迄今为止，似只有网站上有一些介绍日本实录的信息⑤，研究成果难觅踪迹。笔者在探讨实录可“展开中外比较研究”时，也只是提出将中国帝王实录与“越南实录(《大南实录》等)乃至日本实录(《文德天皇实录》《三代实录》《大正天皇实录》等)作比较研究”[52](P12-13)的建议，并未展开讨论。上述现象产生的原因，显然并非关乎国家实力的强弱以及对中国影响的大小。在孟森和吴晗率先关注东亚实录时，日本在东亚如日中天，而中国人并未去关注日本实录。其实，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其实录是否记录中国历史。东亚诸国实录记载的历史信息越与中国有关，越容易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应用和研究。唐代之后，日本游离于东亚文化圈的边缘，时近时远，其实录中对中国历史的关注，远不如朝鲜和越南实录那样密切。因此，才会出现受到中国学者忽视的状况。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即日本天皇长期以来大权旁落，镰仓、室町、德川三个幕府相继专权(1185-1867)，使得记载天皇事迹的实录不像中、朝、越那样能够直接反映整个国家的历史本质，因此也就未能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此外，部分日本实录(如《昭和天皇实录》)是用日文撰著，与《朝鲜李朝实录》和《大南实录》纯用古代汉语撰述不同，这无疑增加了中国学者研究的语言障碍，也是受到中国人忽视的原因之一。

中国学者对朝鲜实录的研究虽然相对充分，但仍然存在不少盲点。对它进行整体研究的代表性著作，非郭江龙的博士学位论文《朝鲜王朝前期实录研究(1392-1608)》莫属，不过该著仅对其前期的实录作了探讨，至于后期的实录的研究尚付阙如。越南实录的研究，相对于朝鲜实录而言，研究论文明显偏少，深度也难与前者比肩。宗亮的博士学位论文《〈大南实录〉研究》，一下子将越南实录的整体研究拉高到与朝鲜实录研究相同的高度，诚属不易。

鉴于上述状况，未来中国学者对东亚各国实录研究的趋势，会出现以下状态：在朝鲜实录研究的良好基础上，继续扩大朝鲜实录的研究战果，会特别重视其下半套实录的整体研究；越南实录的研究会增加其广度和深度，将有更多的学术论文问世，特别是有关南海问题的争议，会促进中国学者更多地关注、研究和应用《大南实录》；日本实录由于属于研究的空白地带，会激发中国学人填补空白的学术愿望，将很快受到关注和重视，可望出现首批论文甚至专著；除了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者继续进行东亚各国实录的探索外，可能还会出现世界史学者(如专门研究朝鲜-韩国、越南和日本史的中国学者)投身其中，使东亚实录的研究出现新的面貌。

注释：

①吴晗：《关于东北史上一位怪杰的新史料》，《燕京学报》第十七期，1935年。此文于1935年6月收入《读史札记》，改名为《朝鲜李朝实录中之李满住》。

②参见Roland：《壬辰战争研究的重要史料》，https://book.douban.com/review/3513574/。

③Li Tana,Anthony Reid,editors,Southern Vietman Under the Nguyen:Document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ochinchina(Dang Trong),1602-1777,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3.

④李光涛：《记东国朝鲜之求书——朝鲜实录论丛》，《大陆杂志》，第16卷第10、11、12，1958年。

⑤https://baike.so.com/doc/9090281-942220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