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认识，“冲击—反应”理论带来的西方主动、中国被动的既定认知，曾对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但实际上，史学近代转型是近代中国人面对西方史学东渐，在传统史学中做出的主动选择。在转型过程中，无论是史学的研究主体（学者），还是研究客体（内容），中国都处在中心地位。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研究主体，即使是留学欧美的学者，也深受中国传统史学的浸润，持有中国本位的立场，与生俱来地拥有中学眼光；作为研究客体，则主要是在西学参照下，从中国传统史学中选择出来的先进因素，构成学术的新知和方法。中西古今之间的对接和整合，形成了以本土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史学体系。
一、中国传统史学在世界史学史中的独特价值
自西方列强恃“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后，西洋文明便强劲地传入中国，给中国传统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中国被迫踏上了近代转型的艰难之路。在西方文明的参照下，中国的军事、经济、科技、政治、社会和文化似乎都显得落后和弱小，即使是清廷和士大夫们竭力保护的皇权体制，也在戊戌维新和晚清“新政”中被迫改革，最后被共和制度取代。但是，在西风笼罩、愁云惨淡的情绪和氛围中，中国的传统史学始终是中国人引以自豪的优秀文明。“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
西方传统史学重视踏勘和田野调查，注重事后的验证，其间的历史空白往往靠史家的推理和想象，故史书中的文学色彩浓厚，以致于后现代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等人分析其文本时，不得不感叹“史学即文学”；而中国传统史学重视记注和档案，注重事发时的记录，短板是史书细碎难读，即梁启超所说的“无感触”，长处则是基本事实清楚、详细，为中国史学积累了丰富的史料，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见证。
中国传统史学萌芽于先秦，奠基于两汉，成立于魏晋南北朝，发展于唐宋，兴盛于明清，每一个时代，都有世界意义上的辉煌成就。中国的传统史学很早便创立了记载君主言行的记注制度，开创了以原始档案、记注文献等为史料基础的国史体系，创造了编年体、纪传体、典章制度体、纪事本末体、学案体等丰富的史学体裁，留下了以《春秋》《左传》《史记》《汉书》《通典》《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明儒学案》和明清《实录》为代表的浩如烟海的史学典籍，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连续不断地记载下来。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的悠久文明。梁启超指出，世界有中国、印度、安息（实指两河流域）、埃及、墨西哥（玛雅文明）五大文明国，其他四大文明古国“其国亡，其文明与之俱亡”，“而我中华者，屹然独立，继继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柳诒徵也指出，“世界开化最早之国，曰巴比伦，曰埃及，曰印度，曰中国”，但“比而观之，中国独寿”，中华文明“年祀之久远，相承勿替”。中国历史悠久，文明从未中断，除了历史和文明本身的客观发展外，中国史学功不可没。客观历史一去不复返，如果没有史学的记载，必将湮没于时间的荒漠之中。中国传统史学的悠久性和连续性，保证了中华文明在人类记忆中的永不磨灭和辉煌灿烂。
二、中国传统史学在近代中西嫁接中的“砧木”作用
中国传统史学虽然与西方相比毫不逊色，但在近代中国全面受到西方刺激与冲击的情形下，也亟需转型，以适应近代化的步伐。人们常误认为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是美国学者费正清提出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理论的简单印证。仅就史学领域来讲，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绝非简单的“冲击—反应”的结果，而是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因素”积极加入史学近代化的过程。就明清史学而言，明清时期的传统史学要素在史学近代转型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说，如果没有像明清史学这样的传统要素起作用，西方史学对中国的“空降”就没有“着陆点”，由其引起的史学近代化也终难成功。明清史学之所以在近代转型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因其在发展过程中独立滋生出了“近代因素”。只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内部存在着阻碍其转换的保守体制，中国传统史学未能整体转换为近代史学。当这种体制被西学冲击后，明清史学中的近代因素便破壳而出，开启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是在西方刺激下的一种文化自觉行为。
在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学者以传统史学为根基，主动引入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把西方史学的“接穗”（接在砧木上的外来枝芽）嫁接到中国史学的“砧木”（被接的植物本体）之中，从而使中国传统史学获得与时俱进的强大生命力。明清史学领域就出现了众多因应西方史学冲击的史学嫁接现象，成为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基本路径之一。西方史学的科学实证方法、进化论等传入中国后，中国学界将这些先进方法作为接穗，嫁接到明清史学之上。科学实证主义方法是在18—19世纪西方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背景下产生的，并投射和影响到史学领域。科学实证主义史学以德国兰克学派为代表，认为科学无所不能，在史学领域同样也能建立科学的历史学，只要注重史料的客观性和原始性，分清一手史料和二手史料，寻找档案、当事人的见证等原始史料，就能够复原历史，使历史真相像科学实验那样得到验证。这种理论和方法传入中国后，中国史学界便将西方的科学实证主义方法与清代乾嘉考据方法相联系，将前者作为“接穗”，后者作为“砧木”，迅速在中国建立起一种既拥有传统要素又接纳西学理论的“新考证方法”。在整个民国时期，产生深刻影响且占据正宗地位的，就是以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为代表的“新考据学派”。他们皆具乾嘉考据学的素养，又受到兰克史学的影响，成为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成功典范。
以兰克为代表的科学实证主义传入中国后，久被历史遗忘的崔述《考信录》受到特殊的重视，被拿来作为西方科学实证主义嫁接到中国的砧木。崔述《考信录》推崇的是与乾嘉考据学相背的一种学术路径。崔述作为一个坚定的“卫道”者，信仰经学的绝对性，对后起的传注中的历史记载进行质疑和考证。由于经学的传注大多是“独尊儒术”后，由汉代经学家所作，崔述否定传注的行为，被认为忤逆了乾嘉考据学家的学术偶像，因而遭到乾嘉学派的忽视和遗弃，崔述及其《考信录》因此一直默默无闻。当西方科学实证主义史学理论传入中国后，民国学者开始用崔述《考信录》的方法进行对接，认为崔述虽然崇经卫道，但他重视原始的经学对历史的记载，怀疑后起的传注对历史的附会，正与兰克史学重视一手史料，区别二手史料的科学方法一致。于是在民国掀起了崔述热，对崔述著作的发掘、整理和出版蔚为大观，对崔述史学的阐释成为民国近代史学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崔述《考信录》的发掘、光大过程中，又引起了民国史学上的一个重大运动——古史辨。崔述认为经书所述“三代”是可信时期，尧、舜以上至黄帝是较少附会的传说时期；黄帝之前则为充满臆说的荒诞时期。从战国开始，时代越后，儒生关于古史的说法离“六艺”的记载越远，附会愈益严重。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正是在对崔述《考信录》的研究和阐发后，正式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认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周代人只知最古的人是禹，孔子所在的春秋时期则增加了尧舜，到战国时又增加了黄帝和神农，到秦朝时更出现了三皇，三皇之上又有庖羲，到汉代时，又出现了开天辟地的始祖盘古。从战国到西汉，一步步地建构出上古历史谱系，结果形成了历史学上“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的奇怪现象。由此建构的上古史“譬如积薪，后来居上”。顾颉刚这种以古籍成书先后排比史料、寻找证据、质疑古史的方法，也受到了兰克史学提倡一手史料、辨析二手史料科学实证方法的影响。顾颉刚以崔述疑古考信方法为砧木，以科学实证主义方法为接穗，从而实现了中西方法的对接和整合。周谷城说：“直至最近，又有疑古辨伪之风，此殆可视为乾嘉以来考证风气之继续。”他点明了古史辨与乾嘉考据之学，实即与崔述疑古考信之学的内在联系。
西方思想史传入中国后，近代中国学人将它嫁接于中国思想史的砧木之上，使之在中国的社会肌体和传统史学上欣欣向荣。西方18世纪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传入中国后，引起了晚清民国学者的重视，并将其与17世纪中国产生的“新民本思想”相嫁接。“新民本思想”是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为代表的思想家，在对明代历史进行总结和反思时形成的一种反对君主专制制度，提高宰相和内阁地位，倡导学校议政，制约行政权力，厘清君臣私天下与民众公天下差异，提出历史发展“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新的民本思想。当“社会契约论”传入中国时，中国学者便将黄宗羲等人的“新民本思想”与之对接。从维新思想家梁启超、谭嗣同，到革命党人孙中山，都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作为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同类著作进行印刷、传播，用以鼓动变法或革命。
西方的进化论传入中国后，引起了中国人对公羊学历史观的重视，人们将公羊学历史观作为引进进化论的砧木。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往往是退步论或循环论占据主导地位。东汉何休将《公羊传》中的“三世说”与治乱兴衰的发展阶段相联系，指出“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经过清代庄存与、刘逢禄等人的阐发，影响到龚自珍、魏源。当西方进化论传入中国后，康有为在阅读了西学译著《地学浅释》《地学指略》《格致汇编》《西学考略》《谈天》等书后，接受了进化论，将其与春秋公羊学的“三世说”相嫁接，并与《礼记·礼运》的小康、大同概念及西方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观念相混融，形成了特殊的进化观和进化模式：人类社会由“据乱世”（政治制度为君主专制）进化到“升平世”（其社会进入“小康”阶段，政治制度为君主立宪），最终进化到“太平世”（其社会进入“大同”阶段，政治制度为民主共和）的历史进程。经过此番操作，进化论便与公羊“三世说”结合起来，形成中西结合的社会进化论，成为晚清社会向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发展的一种理论动力。有学者指出，康有为的这种将进化论嫁接于公羊“三世说”的做法，“形成了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进化论体系”。这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理论和观念，是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普遍现象，说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并非因西学影响而完全呈现西学特色。
三、承接中国传统的近代史学占据主流地位
在不考虑政治力量影响的前提下，中国近代史学的主流，往往是与传统史学一脉相承的学术。在民国史学界，“新考据学”就是这样一种主流学术。
“新考据学”是将传统东汉经学、乾嘉考据学与西方以兰克为代表的科学实证主义相结合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及流派。在古今中西交汇之际，“新考据学”成为最具有合理性的史学方法。王国维、胡适、傅斯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民国大师成为运用这一方法的代表人物。他们一方面外接西方科学实证方法，一方面上承中国传统考据学。乾嘉考据之学“注重史料的广泛搜集和严择慎取”，这一学风影响到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学者，他们“凡立一说，必凭证据；凡引资料，极为审慎。故而在史料学和史学理论方面，颇多建树”。同时，他们也重视西方科学实证主义史学的应用。新考据学派史家都是立足中国传统史学本位，外接西学精髓，而成就史学大业的。王国维提出的“以事实决事实”的考史原则，与乾嘉考据学“实事求是”的方法和态度一脉相承；同时，他又重视西方田野考古之学和一手史料的实证方法，用甲骨文、金文等原始材料作为证据，考证传统文献中的殷代诸王世系和殷周制度，将传统考据学与科学实证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具有近代特色的“二重证据法”。留学足迹遍历欧、美、日本的陈寅恪，对西学十分谙熟，但他在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及明清史时，又广泛应用了传统考据学方法。他称自己“既吸收中国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又结合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等西方的语言文字考据方法”。因此，他的史学研究既有“旧学邃密”的一面，又有“新知深沉”的一面。他“循着中国文献的内在结构而开拓的新考证和新诠释正为我们指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使我们有可能更进一步把中国人文学术从传统转化为现代”。陈垣在历史研究中使用的基本方法，也是清代乾嘉考据学的方法。他自称其研究方法出于钱大昕，还撰写了“百年史学推瓯北”的联语表达对赵翼方法的景仰。他曾说：“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虽然陈垣没有出洋留学的经历，其史学研究方法被人称为“土法”，但他却“不为乾嘉作殿军”，得预新的史学潮流，在研究中融入西法。“通过日本人的翻译，他读了西洋人的史学方法论”，汲取西方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从而完善发展了中国特色的考据方法。
除了新考据学派，民国时期有影响的史学大家，几乎都是以考据学和考古学相结合的方法为基础，进而在古史领域取得成功。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郭沫若，在从事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之前，也以“新考据学”闻名。他在以考据为精髓的甲骨学界被誉为“四堂”之一。1928年6月，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在东京书店见到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产生了研究甲骨文的兴趣，撰写了大量的论著。其关于金甲文考证的著作有《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殷契粹编》《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卜辞通纂》《金文余释之余》《青铜时代》等。他在考证甲骨文时，以阶级、生产力和社会形态等理论为指引，做出了新的解释，在此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指导写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29年）、《十批判书》（1945年）等论著。显然，他的学术基础就是“新考据学”。1948年郭沫若因在考古学和甲骨文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有学者敏锐地发现傅斯年等人引进兰克史学，不是“新史学”，这是一种“趋新反入旧”的逆行现象。其实，造成这种现象是因为兰克的实证史学与中国考据学传统更为贴近，因而更容易在中国土壤中生存和发展。
四、中国学者在近代史学转型中的主动择受
近代史学的建立，虽然是在西方史学刺激下展开的，但构建的主体则主要是深受几千年史学传统浸润的中国学者。即使是从欧美、日本留学归来的学者，他们在推动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过程中，仍然重视传统史学的重要价值。如留美归国的北京大学教授何炳松，特别重视对刘知幾、章学诚史学理论的研究和阐述，以此对接蜂捅而至的西方史学理论。他接连发表了《史通评论》《读章学诚〈文史通义〉札记》《章学诚史学管窥》等论文，在其讲义《历史研究法》中，也不断将章学诚、崔述的理论与西方史学理论相互阐发。又如被贴上“全盘西化”标签的留美归国学者胡适，将保存国粹发展为“整理国故”，特别重视乾嘉考据学的价值，高度称赞乾嘉学人在校勘和训诂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阮元、王引之们的治‘经’；钱大昕、赵翼、王鸣盛、洪亮吉们的治‘史’……都有相当的成绩。”胡适撰写了《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赞扬清代考据学“这三百年的成绩有声韵学，训诂学，校勘学，考证学，金石学，史学，其中最精彩的部分都可以称为‘科学的’；其间几个最有成绩的人，如钱大昕、戴震、崔述、王念孙、王引之、严可均，都可以称为科学的学者。我们回顾这三百年的中国学术，自然不能不对这班大师表示极大的敬意”。这些留学欧美、深受西方史学影响的中国近代学人尚以中国史学方法为其学术研究的本位，那么，以章太炎、邓实、刘师培、黄节、黄侃、马叙伦为代表的“国粹学派”和以吴宓、梅光迪﹑胡先骕、马宗霍为代表的“学衡学派”，则更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坚持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价值，承认其中心地位。
中国近代学者在史学近代转型过程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西方史学传入中国后，主动将庞杂的传统史学中孕育的近代因素选择出来，与西方史学进行同质对接，极大地冲抵了西学对中学的撞击。乾嘉考据学、崔述古史考信方法、章学诚“六经皆史”理论的重振，以及黄宗羲和唐甄著作中的新民本思想的阐发，都是近代学人审慎选择以调和西学的结果。
不惟如此，近代学人还将其主动选择的中国传统史学内容进行重构，扩展传统史学的体量，形成新的史学知识体系以对冲西学。以清代史学为例，近代史学家根据时代需要，对清代史学与史家进行重新排序和评骘，形成了当今观念中的“常识”。如“乾嘉三大史考家”的史学概念，乾嘉时代并未形成，这是晚清民国学人对应西学而选择赵翼、钱大昕、王鸣盛史学并重新整合的结果。乾嘉时期，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因为考据功夫弱、错讹多，在重考据的当世受到冷落，时人并未将其与钱、王二人并列。清代中期以降，尚镕第一次将赵翼与钱大昕、王鸣盛相提并论，称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多揭古人之隐，以自见其识力之深微，觉《史通》、《史纠》诸书，犹为识小忘大。同时唯钱竹汀《廿二史考异》，异曲同工；王礼堂《十七史商榷》，殊不及其精审”。张之洞在《輶轩语》中将三书并列，称为“皆读史者不可少之书”。清末民初，受西方和日本学术的影响，中国学术界更加重视观察政治得失、制度变迁、风会盛衰的《廿二史札记》，使赵翼与钱大昕、王鸣盛并驾齐驱，形成鼎足而偏重于赵的认知格局。“新史学”的创立者梁启超，对考据不精但深于史论的《廿二史札记》更为看重，在三书并列时，不忘称赞《廿二史札记》。在他看来，赵书更像具有问题意识且善用归纳法的近代论著。“新史学”运动之后，赵、钱、王“乾嘉三大史考家”的认知格局便正式形成，并渗进“举要”“概要”等种种教科书中，成为一种人所共知的“常识”。杜维运对此的解释是：“赵翼受近代中外史学界重视，尤系于其治史的方法，其治史方法，与近代史学方法，大半吻合。”赵翼从乾嘉时代的诗人形象，经过嘉道经世史学思潮、清末民初“新史学”运动的洗礼和塑造，地位迅速提高，成为与钱大昕、王鸣盛并列的乾嘉三大史考家，并执其牛耳。这一格局的形成，是中国史家在近代转型的背景下对清代史学知识选择后，所作的适应时代需要的重构。
同时，民国学者还将“章学诚—崔述”进行了学术重构。章、崔二人身处同一时代，并没有生活交集和学术交流。但中国近代学者因二人的学术符合近代史学标准，特地将他们从众多乾嘉学者中选择出来，重构为史学双星。1924年，《史地学报》将章学诚与崔述二人并称为清代史学上两颗耀眼的彗星：“章实斋先生集浙东学术之大成，卓然为清代史学家第一人，与崔东璧先生共为清代史学上之二大彗星。”1931年，姚绍华也将二人相提并论：“当十八世纪中叶，吾国南北忽产生二大史学家，其人为谁？崔东壁与章实斋是也。二人生年前后仅距二岁，虽以生地之不同，遭遇之各异，即二人之生平，亦未尝谋面；而学术思想之相同者则綦夥。”章学诚的史学理论堪与西方史学理论相匹配，崔述的疑古考信颇与西方汉学界的科学实证精神相契合，这才是中国近代学人主动将二人选择出来并加以重构的原因。
与此类似的选择和重构现象，还有唐代刘知幾、宋代郑樵和清代章学诚的组合。章学诚曾将自己与刘知幾、郑樵相提并论，但未获关注。当近代西方史学理论（当时常称为“史法”）涌入中国时，刘知幾的《史通》、郑樵的《通志·总序》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因蕴含丰富的史学理论而被民国学者挑选和伸张，以此回应西方史学理论。1922年，何炳松将章学诚与刘知幾再次相提并论，且认为章胜于刘，指出：“章学诚之《文史通义》，为有清一代关于史法之唯一著作。论者谓其可与刘知幾之《史通》相埒，窃则以为远胜于《史通》。”张其昀也将章学诚与刘知幾归为同类：“章君之书，盖吾国史学评论第二部名著也。刘、章二君皆负良史才，博而能断，既不得志于当世，惟建言为将来法。”民国学者还将郑樵与刘知幾、章学诚组合在一起。一生追逐新潮的梁启超，1923年在清华学校讲课时，以“研治史学义法”为标准，将章学诚与刘知幾、郑樵并称为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研究三大家：“千年以来，研治史家义法能心知其意者，唐刘子元［玄］、宋郑渔仲与清之章实斋学诚三人而已。”于是，后世将《史通》《通志·总序》和《文史通义》并称为“史学三书”。
中国近代学者为了回应西方“启蒙思潮”，而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人从中国传统思想家中选择出来，将其思想阐释为启蒙思想，以与卢梭民约论等相媲美。实则三人除顾、黄二人有交往外，王夫之僻处衡阳，与二人从无往来。到了近代，在应对西方“启蒙思想”时，三人才被选择出来，重构成“清初三大儒”。1914年徐铮等人重提已经持续了三十余年的“三大儒入祀”议题，将顾、黄、王三人的学说解释为近代启蒙思想（共和思想）：“明季大儒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先生者，或则著经世之伟业，或则倡共和之先声，功在千秋，泽及百世。”特别指出：“兹三先生者，是皆德及百年，功垂万禩。论其学术，实足媲美乎孟子、卢梭。”从此，顾、黄、王“清初三大儒”的概念正式形成。民国郑行巽将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三人并称为“明末三大儒”。杨幼炯称赞清初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三人为现代“民权革命理论之先导”，并明确指出他们为“清初三大师”。1944年，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以欧洲启蒙思想为参照，称王、黄、顾三人为具有启蒙精神的“三大师”。如此一来，近代学者利用中国传统的史学资源，构建了中国式的“启蒙思想”谱系。
在中国近代转型过程中，传统史学虽然面临西学迫近的巨大压力，但中国史家总能在传统史学中主动选择出具有近代因素的内容，加以组合和重构，以回应西学的冲击，并适应时代的需要。
综上所述，西学是中国史学进步的“外因”，而中国史学自身求新求变的努力才是“内因”。中国传统史学在近代转型中始终保持着中心地位。它的悠久性和连续性，保证了中华文明在人类记忆中的永不磨灭和历久弥新。几千年来积淀的历史文化根基，使得近代西学只能以“嫁接”的形式在中国史学领域传播，而中国传统史学则作为西学的“砧木”根深蒂固。近代以来，在史学转型中居于主流地位的学术，无一不与中国传统史学一脉相承，带有浓厚的传统文化基因。在西方史学东渐的时代大潮下，中国史家总能在浩瀚的传统文献和学术思想中，找到与之对应的近代因素，从而在接纳西学的同时，建立起以中国本土史学为主体的近代史学体系。这既是中国史学博大包容之象的体现，又是中国史家应对外部冲击的智慧之举，反映了中国文化的韧性及国人对中国史学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