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上一些地区的政治家表现出反全球化的倾向，有些国家甚至明显转向单边主义的时候，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最近的全球化历史，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要拯救全球化，二是如何通过维护多边治理体系来拯救全球化。

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伊斯特利指出：世界上的穷人面临着两大悲剧。第一个悲剧尽人皆知，即全球有数亿人处于极度贫困，亟待获得发展援助。而很多人避而不谈的第二个悲剧是，几十年中发达国家投入了数以万亿美元计算的援助，却收效甚微。我把这两个悲剧统称为“伊斯特利悲剧”，我认为全球化本应试图解决这个全球贫困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产生了新的、更为合意的结果

对于全球化，经济学家从低收入国家可以增长更快的假设出发，预期会在富国和穷国之间发生收入水平的趋同，社会学家也从穷国到富国之间的发展历程立论，认为世界各地的进步应该是线性的过程，所以富裕国家先行的路径可以为贫穷国家所重复。然而，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这些假设都没有成为事实，反而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只是在那之后即90年代以来，全球化特点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新的、更为合意的结果。

首先，更多发展中国家和前计划经济国家开始拥抱经济全球化，使全球化分工的参与者更加广泛，分别在全球价值链中找到了特定的位置，并从中分享贸易、跨国投资和技术外溢的收益。目前构成全球贸易总额84%的164个WTO缔约成员国中，超过半数是在1995年1月1日确定的创始成员国之后加入。

其次，更广泛的参与使世界贸易回归李嘉图类型，依据比较优势进行。在东西方冷战和南北方隔绝之下，世界贸易范围狭小、分割，西方国家之间进行产业内贸易，原计划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并未参与全球分工。贸易不再是依据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进行，并且出现以规模经济解释贸易存在理由的理论。而在全球化的参与度更加广泛情况下，贸易类型回归依据比较优势进行的产业间贸易，发展中国家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与发达国家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进行贸易，分别在两类国家提高了劳动收益和资本收益。就是说，在新兴经济体，市场力量帮助更多劳动者和低收入家庭分享全球化结果；在一些发达国家，政府社会政策失灵或者说再分配缺失，使一部分劳动者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输家。

第三，参与全球化分工和通过开放促进国内改革和竞争，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利用后发优势赶超发达国家的机会，世界经济趋同的趋势初步显现。以1990年为转折点，在此之前“马太效应”占主导，即起点上人均收入高的国家，随后的增长率更高；在此之后趋同效应占主导，即起点上人均收入低的国家，随后的增长率更高。结果是全球贫困的显著减少。在1981-1993年、1993-2005年和2005-2015年三个时期，世界绝对贫困人口年平均减少率分别为0.2%、2.7%和5.5%。在1981-2015年期间，中国对世界减贫的贡献为76.2%。

未来全球化表现出两个相互冲突的特征，需要以多边主义的思维和机制重新塑造全球化治理体系

未来全球化及其治理将表现出两个相互冲突的特征：一是受某些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政策影响，出现一定程度的逆全球化趋势，全球治理规则制定中产生单边主义倾向，双边主义机制也越来越难以解决全球共同的问题；二是随着全球经济分布格局和权重均衡性的变化，在世界经济中占有更大份额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维护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并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中增大话语权。这使多边主义不再仅仅是一种价值观，而被赋予了现实的需要、存在的依据和推动的力量。既然广泛参与的全球化的确使更多国家获益，因此，全球化不会以少数国家意志为转移发生倒退。世界各国也的确期待下一轮全球化更具包容性，这就需要以多边主义的思维和机制重新塑造全球化治理体系。

正如生产私人产品的基础设施和机器设备必须折旧和更新一样，作为全球公共品供给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也需要与时俱进，进行必要的改革，关键是要维护开放、包容、非歧视等世界贸易组织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保障发展中国家发展利益和政策空间。中国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验证明，开放合作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法宝，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为各国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