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都在关注中美贸易磋商波澜。

在最新一轮磋商结束后，刘鹤对媒体表示，中美关系十分重要，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但合作是有原则的，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中方决不让步。

5月11日，在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与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联合主办的2019·第八届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上，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也表达了相同立场，“（在贸易谈判中）有些东西，我们是不能让步的，比如中国未来的发展机会，再比如主权问题。尊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顾尊严的国家在世界上是得不到尊重的。”

以下为余永定演讲全文及答记者问：

简单说一下我对中美贸易谈判的看法。

我认为谈判之所以能够取得结果，有一条非常基本的道理，就是贸易战没有赢家，换句话说，伤敌一千必自损八百。所以，中国应该有理有节，在WTO规则之内进行合理反击，中国在此前一段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我们是以战止战，并不是撕毁中美长期以来建立的非常紧密的经贸关系。恰恰相反，我们希望维持这种关系，之所以反击，就是为了维持这样一种关系。

后来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中国的谈判代表团对自己的立场、姿态做了一些调整。给人的感觉是：面对美国的咄咄逼人，我们的代表团是尽量隐忍；尽最大努力维持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能妥协则妥协，能让步则让步。

但是有些东西，我们是不能让步的，比如中国未来的发展机会。如果在这些方面做了让步，那么以后就没有发展的可能了，我们绝对不能让步。再比如主权问题，主权的概念比较宽泛，有些是可以和必须让渡的。在最基本的主权问题上我们是不能让步的。尊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顾尊严的国家在世界上是得不到尊重的。

从最终结果来看，中国谈判代表团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事情，对他们的努力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接下来再说一下《中美应推动建立长期稳定的双边贸易关系》这一课题，这个课题是在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课题小组与PIIE不断交流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东艳和徐奇渊博士是课题负责人，黄益平教授和我是课题组顾问。

课题组本来想研究中美贸易的“三零”问题（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零补贴）。后来赶上中美贸易战升级，实现中美之间的“三零”几无可能，于是转到现在的课题。

该课题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

首先，如何与美国建立贸易冲突的管控机制。在90年代以来，我们经常通过双边对话、磋商解决贸易冲突。在中美贸易谈判的过程中，美国提出所谓的“结构性”问题。本来是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现在一下子主要变成制度问题、产业政策问题、法律制度问题等等。

与此相对应，中国政府提出了“制度型开放”的概念，对于什么是制度型开放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从这个观点出发，课题组就如何解决中美之间的制度性摩擦问题展开了研究。中美是有制度性摩擦的，当年的美国和日本之间也有这种制度性摩擦，虽然中美之间的制度性摩擦和美日不同，但我们可以从中汲取不少教训。

另外，美国提出的一系列具体的“结构性问题”，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些东西？课题组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应对建议，涉及到技术转让问题、竞争中性问题等。课题也对美国的海外投资审查制度提出了看法。

总而言之，课题组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对今后中美贸易磋商做出一些积极贡献。作为顾问，我认为课题还有很大改进的余地。希望课题组再接再厉，希望大家多提批评建议。

今天早上我们得到消息，谈判并没有破裂，还将继续下去，我想贸易争端是个长期问题，贸易摩擦是个持久战，我们还有许多研究工作需要继续进行下去。

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据我所知，世行的一个报告称，如果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都被加征25%的关税，那么中国的名义GDP将下降5%，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但更多的研究结果显示，影响比较有限。我之前的一个同事也用一般均衡模型对影响做了估算，同样的加征关税会使中国GDP减少0.6%。

对于完全不同的预测结果，我们很难去做选择。我个人认为，考虑到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如果价值链被切断，情况如何我们还不知道。但我们应该对最坏的可能做好准备。

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经济是能够抵御冲击的，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还都有空间。如果有事情发生，我们可以利用更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对冲这些不利影响。

另外，我们也不能忘记人的主观能动性。如果我们的政府对于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的问题都能解决好，战胜暂时困难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