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之辨”崩溃之后，从国家到知识领域都自觉不自觉地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作为中轴，“中西文明”二元对立模式是19世纪以来在救国图存梦想的强大压力下逐渐形成的。这种中西分野在相当程度上是启蒙运动之后的欧洲采用二元对立观的产物：对内使用“黑暗”与“光明”来区隔资本主义兴起之前与之后的历史，将中世纪描述为压制人性的时期；对外理想化和抽象化欧洲（西方），使用“西方”和“非西方”、“进步”和“落后/原始”来将世界进行二元区隔，将非西方世界贴上野蛮、专制或威权等标签。
黑格尔说，中国只有在他人的逼迫下，经过“筛选”以后，才能被正式带入历史进程之中……今天的中国是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参与者，但并非被“筛选”“带入”历史进程。当前世界的“历史进程”显然不再是黑格尔所定义或期待的，需要根据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全貌来重新界定。为此，我们亟待走出原有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底色的中西文明二元对立叙述。
一、探求西方文明的多元性
什么是“中西文明”所指的“西方”？“西方”是一个纯粹的整体性概念吗？对此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探究。
首先，“中西文明”这个二元对立叙述，其实质是文明单一性准则的西方中心主义，也就是西方文明优越于所有其他文明的信念，或者是以人本主义形式出现的、用“文明人”（西方人）与“野蛮人”（非西方人）对人类世界所进行的二元划分。
其次，对中国而言，“西方”这个概念的界定长期以来是模糊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地理或人种概念，甚至日本一度被中国视为西方列强之一，而长期被中国视为西方国家的俄罗斯却被西欧国家坚持作为欧亚国家而不接受其为欧洲国家。
最后，美国中心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并非完全一致的概念，一方面美国中心主义遭致西方世界内部的质疑乃至反对，另一方面美国内部的困境导致各种“去西方中心主义”力量的增长。
尽管对世界上很多国家而言，美国的诸多方面已成为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标尺，占据了意识形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流”地位；但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地球村”，全球文化己不能简单地还原为美国的民族国家利益，而更是代表了跨国资本的利益。
对所谓现代化等于西方化、全球化等于美国化的单向度发展理论，在实践层面正在因各国现代性的差异背后体现的各自文明特性、全球化进程中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互动而呈现的多向度演进而受到挑战，在理论层面也因西方中心主义和反西方中心主义的斗争而受到质疑。这些挑战和质疑伴随着非西方世界崛起，也需要知识系统在更全面准确地认识西方文明的基础上，走出以“中—西”二元模式为中轴的思维范式，更多地思考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二、从“中—西”走向“中国—外部世界”
从“中—西”走向“中国—外部世界”是否意味着用“中国中心观”或“亚洲中心观”来替代西方中心主义？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那不过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国版本，仍然没有跳出西方知识系统制造的概念、理论框架和研究模式等。所谓中国替代美国成为世界霸权的说法，也不过是西方扩张史或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帝国主义的延续，又或者是中国被彻底“西方化”的力证罢了。
走出中西文明二元对立叙述意味着坚持“中国特殊论”、放弃“普遍价值论”吗？道统的进步性在于它的人民性。由美国和跨国资本联合推动的这一轮全球化正在反过来导致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陷入失序、华盛顿共识陷入困顿，随着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蔓延到世界多地的冲突和不平等不断加剧，人类社会需要追求更多的人民性、追求更好的公平正义，这给世界各国根源于自己本国发展来探究“另一种可能”、让“普遍价值论”回归为西方自己的普遍价值等提供了现实土壤。
因为如果不敢甚至不愿意反思西方所主导的规则失效或秩序失灵，就只能认命地期待自己不是这种失序、失范所带来的极端后果的受害者。那么，在各种所谓西方思想启蒙之后崇尚个人自由的“现代人”，是否实际上已经在各种理所当然之中部分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例如在片面强调个人权利对抗公权力这一对关系的同时悄然掩盖了劳动权利对抗资本权力这一对关系，让资本的肆意性得不到有效的节制。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应仅停留于独立自主的自己讲述自己的能力，还要善于发现不同文明形态下独立精神生产的成果，并且推动不同文明形态能够用更自主和多元的思维范式去思考自身和再写世界历史。只有这样，才能打破所谓“中心—边缘”结构和通过“自然法则”所不断复制的特定的权力关系，才能把所谓普遍价值回归到西方普遍价值，才能做到“以世界为世界”。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世界特别是非西方世界所产生的重要积极意义所在。
三、不同文明形态的共同挑战
美国的帝国衰落与中国的崛起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吗？当然不是。世界正在朝多极化和多向度发展，审视新时期的中西文明对此要有全面客观的认识，同时还要看到今天不同文明形态所必须面对的共同挑战仍然在持续增长，本文将列举其二进行探讨。
（一）经济全球化与各国追求自主性与独立性这两种利益追求之间的张力日益明显
资本力量日益突破主权国家的约束在全球范围进行扩张，导致各国在经济上日益相互依赖，甚至相当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自主性日益被国际资本力量所侵蚀，由西方国家与国际资本力量联手建立的国际经济规则不断地改变着各国国内相关立法与实践。追求主权国家自身政治利益的政治国家与寻求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国际资本，二者在最终价值追求上是不同的。这就使得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社会，呈现出各国国家利益冲突、各国内部政党矛盾和社会矛盾、国际资本利益与国际政治关系等各种因素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的局面。
全球文化具有多元互动性，随着非西方世界力量的崛起和人口全球迁徙的加强，包括美国文化在内的西方文化也受到全球文化的影响。这有利于不同民族的文化自觉，有利于生活在不同文化体的人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的关系。因此这种危机感不仅仅来自非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对跨国资本所带来的全球文化也有反思乃至反抗，其结果是文化层面的反全球化运动越来越呈现“全球化”的趋势，反过来证明了全球化的多向度演进的趋势。
（二）劳资失衡和贫富悬殊的持续恶化、新技术的迅速进步等，共同带来新的不平等性的增长
美国版的全球化方案主要是为跨国资本与跨国企业利益服务。资本的全球性肆虐，并没有实现所号称的“共享收益”，而是在突破国家边界，将全球社会彻底分裂成两个阶级：一方面是财富越来越积聚的少数的巨富阶层，另一方面是广大的受雇者（无论是蓝领还是白领），导致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劳工权益受损和中产阶级萎缩。
信息技术、生产自动化技术和生命技术等不断进步，极大推动了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发展，也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严峻。人与自然的矛盾主要表现为资源的严重浪费与环境的肆意污染，人与社会的矛盾主要体现为技术进步不断冲击人类伦理、新技术的使用带来各种不确定性。此外，网络经济蓬勃发展的背后是大数据越来越由类似亚马逊、淘宝、腾讯等主要电商所掌握，对政治国家掌握信息、监督社会和支配暴力手段等方面形成了事实上的冲击。上述技术进步背后往往是资本通过技术手段组织社会的能力的进一步膨胀，因资本能力、对新技术的了解等方面的差距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新的不平等性在增强。作为生产形态的科学技术既是文明的构成要素之一，也对不同文明形态和社会成员客观上产生深远而且差异化的影响。这些差异化和新的不平等性都会凸显和加剧现代社会的脆弱性、专业化制度化管理自身的脆弱性和政治机制的脆弱性。
面对上述挑战，如阿里吉所说，什么样的世界秩序或失序最终将变成现实，主要有赖于人口稠密的南方国家——首先是中国和印度——能不能为自己和世界开辟出这样一条发展道路，也就是比西方致富的那条道路在社会上更公正、在环境上更可持续。
走出中西文明二元对立叙述、重建中国在知识生产方面的立法能力，不是简单地搬用某个教条或者回到传统文化去寻找灵丹妙药，更不是以民族中心主义对抗西方中心主义，而是采用既独立自主又开放包容的态度，在现有文明的基础上进行有创造力的想象和实践，以迎接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秩序重构进程中的各种新挑战。
（本文摘自《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