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扩红突击队是中共取得局部执政权之后的一个创造，它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开启了中共集中精锐力量快速取得中心工作或某一领域工作突破性进展的工作模式，有着深远影响。对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扩红突击队的出台背景、组织管理、工作方式、作用与影响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梳理，有助于反映这一历史事物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展示中央苏区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直面困难、勇于进取的精神风貌。
关键词：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扩红突击运动；扩红突击队
扩红突击队是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为破解扩大红军突击运动滞缓局面而采取组织手段的产物。它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深刻、长远地影响了中共此后的中心工作模式。就笔者目力所及，在有关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措施与经验的研究中，鲜有对其间的扩红突击队予以关注置评的。即使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点，也只是把它置于扩红运动的宣传鼓动工作下予以论述。【如凌步机先生所著《中央苏区军事史》中，就只说到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等组织的扩红突击队深入各地，进行扩红动员。见凌步机：《中央苏区军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4页。】其实无论从中共中央局（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赋予扩红突击队的使命，还是从扩红突击队的实际作用与深远影响来看，这方面的研究都还有待深入。本文试就扩红突击队的出台、运行、作用等几个方面作一番梳理。
一、扩红突击队的出台背景
中央苏区的扩红运动始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1931年12月2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扩大红军问题决议案》称，在中国革命运动得着一个新的发展形势下，为着扩大苏维埃区域，贯通各苏区的联系，完成一省与几省革命首先胜利，“必须扩大中国革命的主要柱石——工农红军，因此扩大红军的工作成为党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了”【《扩大红军问题决议案》（1931年12月25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3）》，中央文献出版社等2011年版，第1943页。】。要完成扩红任务，不能再像以往光靠红军自身去做，而要使之成为地方党部和一切群众团体的经常工作。为此，苏区中央局提出了“第一次扩大红军”的计划与措施，要求次年1月至3月在中央苏区扩红1.5万人。1932年4月2日，苏区中央局通过《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案》，第一次提出“红五月”的概念，“更规定整个红五月为扩大红军突击月，苏区各级党部要以发动和领导工农群众加入到红军中去为红五月运动中第一位工作”【《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案》（1932年4月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3）》，第2124页。】。由此始，1933年（及1934年）的红五月自然也是“扩大红军突击月”。不过，直到这时，中央苏区的几次扩红运动都还没有出现扩红突击队的组织。
扩红突击队这一新生事物是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出现的。1933年12月5日出版的《红色中华》刊登了《中革军委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计划》一文。该计划根据中共中央局指示，决定在当年12月底以前，全（中央）苏区扩大2.5万名新战士，将扩大新战士（包括归队）的数目分配给江西、福建、粤赣三省所属各县以及中央直属瑞金县。为帮助并督促各地迅速展开这项工作，该计划给中央一级各机关（以及省一级）划分了扩红突击区域，包片负责。如中革军委总政治部的突击区域为江西省的兴国、赣县、杨殷县；中共中央局及少先队总部的突击区域为江西的广昌、洛口、博生、胜利县；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的突击区域为江西的石城县及福建的兆征县；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央党校）的突击区域是江西的长胜县及福建的长汀县；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的突击区域是福建的宁化县；中央政府的突击区域是粤赣的会昌县；中共中央局与中革军委的突击区域是瑞金县等。“中央一级在中共中央局直接领导下，组织了突击队出发各省各县，帮助各地为完成这一计划而斗争。各突击队不仅是动员而且负责集中，组织成队，护送至各补充团。”【《中革军委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计划》，《红色中华》1933年12月5日，第2版。】
为什么要在此时组织突击队去扩红呢？
一是为着应对蒋介石以前所未有的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1933年夏秋之际，蒋介石训练和调动了66个师又8个独立旅共320个团的正规部队，合计兵力60万人，准备向各个革命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军事“围剿”。其中光是进攻中央苏区的总兵力就达到53个师又8个旅（不含驻福建的第十九路军所部）及5个航空队，总兵力50余万人。蒋介石还在南昌、武昌、洛阳、杭州等地设立新兵训练处，拟训练新兵150-200个团，以源源不断补充其“进剿”军主力。而保卫中央苏区的红一方面军仅有10万余人，加上各地群众革命武装5万余人（其武器多为大刀、长矛），还不及敌方兵力的三分之一。再加以武器装备等各方面条件的悬殊，红军只有迅速扩大兵员以应对“围剿”。
二是此前中央苏区扩红的成绩不理想，扩红工作中有诸多不好的现象，且难以由地方上独自克服和改进。王稼祥在写于1933年11月28日的《紧急动员——为扩大红军二万五千人而斗争》一文中，对此有很清楚的表述。文章写道：“检阅最近两个月间的扩大红军的工作，军委的计划是没有完成，江西省党大会号召到十月革命节扩大33000人，后来据各县委报告可集中13000人，而到11月15日止确实到达各补充师的人数不足5000（人）。”“这是一个惊人的数目，这要引起我们每一同志的警觉，我们的动员为什么没有完成呢？”王稼祥指出，“动员计划未完成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动员工作特别是动员中之组织工作的薄弱。”【稼蔷：《紧急动员——为扩大红军二万五千人而斗争》（1933年11月28日），《斗争》第37期（1933年12月5日），第1页。】王文接着指出，扩红动员中组织工作之薄弱，首先表现为动员工作的计划性与组织性还非常缺乏。经过宣传鼓动，成千成万的工农群众报了名当红军，但是怎样去巩固他们的政治情绪，怎样去解决并组织优待他们家属的工作，怎样去迅速集中，这些都没有引起应有注意与行动。加上集中环节上的种种问题都没有解决，导致报名的人数与集中的人数相差很远（后者大概只有前者的十分之三至四，不到一半）。其次，干部报名当红军的工作更缺乏组织性。许多干部响应党的号召报了名当红军，而有关方面也没有设法巩固他们的情绪，没有组织他们作表率去进行动员的突击工作，没有很好利用他们去做集中工作，也没有很好安排他们此前担负的工作的交接，以致许多干部报了名而未能及时集中，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迟缓了动员工作。此外，王文还指出了各地在赤少队整理、归队运动、领导方式与工作方式等经常工作方面的不足，妨碍了扩红动员。显然，这些由于组织工作薄弱而产生的问题，必须施以组织手段去解决，“不估（姑）息地派遣最得力的干部组织突击队到地方帮助工作”【稼蔷：《紧急动员——为扩大红军二万五千人而斗争》（1933年11月28日），《斗争》第37期（1933年12月5日），第1页。紧接这句引文，王文还提到中央各机关已经组织了这样的突击队，由此可见前引中革军委的扩红突击运动计划的出台时间，不会晚至1933年12月5日，起码应为王文落款日，甚至更前。】。
三是国内战争中党的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一切工作为着争取前线上的胜利，“一切服从战争”。这个原则“影响到党的工作方式上，常常采取突击运动的方式去解决战争所要求的不断的紧急动员。因此，工作的突击性是我们苏区的工作上极端重要的特点”。“决定工作中突击的特性的，由于战争的紧急动员的需要，另一方面还由于经常工作还没有能够完全赶上战争的需要。”【罗迈：《关于突击运动》，《斗争》第50期（1934年3月11日），第12、13页。】
由此可知，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动员工作和与此相关的各项经常工作，都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苏区基层干部政治、思想、文化、政策水平普遍难以适应形势需要，又常常面临生疏的工作，缺乏经验；再就是基层政权中混入的阶级敌人明里暗里破坏。而于此时组织突击队去各地，不仅能帮助当下的扩红动员顺利进行，而且能由此指导各地加强与健全一些经常工作，以保障革命战争可持续并取得最后的胜利。
二、扩红突击队的组织管理
除中央一级机关组织了扩红突击队下到各省各县外，各省各县以至各区各乡也都组织了扩红突击队。在有中央突击队帮助工作的突击区域，一般而言，省级突击队由中央突击队成员加上省级机关干部组成；县级突击队由省级突击队成员加上县级机关干部组成；区级突击队由县级突击队成员加上区级机关干部组成；乡级突击队由区级突击队成员加上乡级机关干部组成。中央突击队成员一般下至县、区，少数到乡。由此可见，突击区域的扩红突击队大体是上下结合的混编组织。对这支队伍的管理，就出现了双线负责的局面，其人事调配由派遣单位负责，其工作安排由地方党部负责。
对扩红突击队的组织，中央要求很高，要相关方面派遣最得力的干部组织之，以“保障突击队是最坚定最积极最有纪律最能深入群众的队伍”【《中共中央局关于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给各突击队长和各省委、县委的指示信》（1933年12月15日），《斗争》第40期（1933年12月26日），第1页。】。中共中央局的这个要求，是在检查了扩红突击运动10天来的成绩之后，对各突击队长和各省委、县委提出的。到1933年12月15日，江西、福建、粤赣三省报名的数目还只有3900人，只占原定计划的百分之十五六，送到补充师的更只有600人左右。中央局指出，造成如此危险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突击队在组织上和工作上还有重大的缺点和错误”【《中共中央局关于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给各突击队长和各省委、县委的指示信》（1933年12月15日），《斗争》第40期（1933年12月26日），第1页。】。组织上，突击队里面还存在机会主义分子、官僚主义分子、消极怠工分子、不守纪律自由行动的分子以及开小差的分子。他们的存在，会使突击队本身麻痹腐化，不但不能担负党给予的任务，而且成为突击运动的阻碍。
为破除这种业已露头的阻碍，保障突击运动顺利进行，中央局指出，必须立即检查各级突击队的质量成分，立即进行突击队的改造。其办法为：（一）动摇的官僚主义的消极的队长必须立即撤换；（二）队员中动摇、消极怠工、不遵守突击队纪律的，凡不能立即纠正的，必须洗刷出突击队；（三）开小差的分子无保留地洗刷出队；（四）能力不能胜任突击队员或不能脱离其他工作专任突击队工作的，必须解除突击队职务；（五）不要把归队的分子编入突击队，报名的新战士中只能从中选择极少几个最积极的、在群众中有信仰的加入突击队；（六）对被洗刷的分子，必须在当地组织中开展公开的斗争，以教育党员和群众；（七）突击队员中的缺额要吸收在运动中表现最积极坚定、在群众中有信仰的干部补充。
鉴于1933年12月和1934年1月的扩红突击运动曾经动员自中央到区一级的最大多数负指导责任的干部参加突击队（江西、福建、粤赣三省的中共省委、少共省委只剩下一个书记，省苏亦只留二三个负责同志，县、区同样），集中全党力量于突击，其他工作都一时放松，而造成种种失衡，并且延及粮食突击运动重复这种不当做法，中央组织局于1934年2月25日作出《关于突击运动与突击队的组织和工作方式的决议》。该决议除指出此前的突击方式，“完全是由于当时红军急待补充的紧急需要，不得不采取的方式”外，更强调这种方式“绝不能运用到一切突击运动”。再组织突击队的时候，就要“善于吸收与突击工作有直接关系的干部参加”。“突击队应当由积极坚决的并适宜于作某些突击运动的干部组成，特别是突击队长要选择最适宜的干部充当。”【《关于突击运动与突击队的组织和工作方式的决议》（1934年2月25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5）》，第3204页。】时任中央组织局主任的李维汉不仅主张突击队员贵精不贵多，而且明确指出工农检察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干部不应当编入突击队，以免妨碍他们“检察”和“监察”的工作。【罗迈：《关于突击运动》，《斗争》第50期（1934年3月11日），第15页。】这表明扩红突击队的组织、选人更趋理性，更具全局观念和专业眼光。
为保障扩红运动飞速前进，中央局规定了最紧张的工作检查要求：各县突击队长必须三日一次向中央和省委报告，各区必须每二日一次向县作报告，乡对区、村对乡须有更密切的联系；全县应该每五天至七天召回各区突击队长作一次检查，全区应该三天一次，全乡应当每日一次；上级对下级的报告必须立即给以具体的指示；必要时县委须派人巡视。
此外，中央级派遣单位对所派突击队也予以经常关注和指导。1933年12月14日，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给派驻石城县的突击队原队长梁广和新任队长郭光洲及突击队各同志发出指示信；同月22日，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给派驻长汀县的突击队长朱荣生和派驻兆征县的突击队长王子刚复信。这两封信稍后以《反对扩大红军突击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动摇》为题，公开发表在中共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第41期（1934年1月5日出刊）。全总执行局召集中央机关检查近期扩红突击运动后，“认为梁广同志在石城县的领导，是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对困难投降，对完成动员500个新战士的任务，是没有信心的”。全总执行局在信中指出，这是由于梁广对石城的一般党、团员及苏维埃和党的一般干部“完全不信任”、“完全不相信”，却过多强调“因为有大刀匪”，“因为要动员伕子”，“因为石城是到前方去（的）大道，有兵站和医院”等客观原因所致。鉴于梁广不能完成党中央及执行局给予他的任务，“决定撤销梁广同志突击队长的职务，并调回执行局工作，同时决定郭光洲同志为突击队队长”【《反对扩大红军突击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动摇》，《斗争》第41期（1934年1月5日），第6页。】。信的末段对石城扩红突击队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原则性意见。刘少奇给朱荣生、王子刚的复信，分别就二者来信中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详尽分析，着重批评了他们工作打不开局面的主观原因及错误做法（如王子刚欲用“稍微强迫一下子”的办法要群众当红军）。
扩红突击运动中不仅有阶级斗争，而且有党内斗争。当然党内斗争主要是思想斗争，不过有时也会涉及组织手段。例如，瑞金县监委负责同志在和云集区突击队长汤保康同志作“思想斗争”时，就离开了党内斗争正确的原则立场，错误地采取了组织手段。汤保康在云集区扩红突击队长任上完成并超过了党给予的任务，“中央曾把他送上红匾”。云集区有几个工作人员在突击运动中受过汤保康的批评，心存不满。他们在县监委负责人影响下，联名向瑞金县苏控告汤保康同志。县监委负责同志事前事后从没有向瑞金县委说明此事，直到中央组织局追问时，他才以“遵照中央党务委员会指示，应该监察突击运动中同志的思想与行动”作答。瑞金县监委的错误做法受到中央组织局的严厉批评。中组局指出，对于汤保康在突击运动工作方式上可能有的缺点和微小错误，应该提出批评和纠正；“但是这种批评应该在县委区委里面，而且我们批评到某个同志偶然错误的时候，应该估计到他平日工作的成绩，而采取不同的方式”【罗迈：《把突击运动期间党内斗争上表现出来的缺点与错误纠正过来》，《斗争》第51期（1934年3月17日），第3页。】。这件事的处理结果显示出党中央对忠实肯干且能任事的突击队领导干部的关心、爱护与支持，也体现了此时党的干部政策正确的一面。对毛泽覃、陆定一参加扩红突击的褒贬，也体现了这一点。毛泽覃曾在反“罗明路线”斗争中受到批评，但他接替陆定一担任瑞金黄柏区突击队队长后，半个月工作突飞猛进，超额32名完成原定扩红150名的任务，同样受到中共中央局的表彰。陆定一被撤销黄柏区突击队长一职后（他曾在黄柏区犯有提议由支部公举同志当红军等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错误，使扩红工作迟缓不前），又被派去接替瑞金城市区东郊乡钟国芬的突击队长职务，“他开始转变到党的正确路线，就能在7天中集中55名（新战士）”【《胜利的瑞金突击月》，《斗争》第43期（1934年1月19日），第11页。】，也因此受到肯定。
适时进行扩红突击运动的检查、总结，表彰先进，处理未能如期完成任务者，这些也对突击队的建设有推动、激励作用。扩红突击运动进行10天后，中共中央局就检查了各地开展的情况，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一些突击队领导所犯的种种有损扩红工作的错误。1934年1月初，当扩红突击运动进行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局又作出了《中央关于突击月总结的决定》。在全面评价一个月来突击工作的得失，指出今后努力的目标、重心、措施后，“中央更认为对于先进县区的领导者，突击队与地方党部的赞扬与奖励，对于机会主义者与官僚主义者的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中央关于突击月总结的决定》（1934年1月5日），《斗争》第43期（1934年1月19日），第2页。】。因此，中央决定：给兴国县委、兴国总政治部突击队、瑞金中央突击队、西江全总执行局突击队以扩大红军的模范的奖旗，并将兴国县委以及各突击队领导者的名字（如谢名仁、罗荣桓、邓振询、金维映、罗迈、赖昌作、汤保康、朱学禹、毛泽覃等）放在各报纸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光荣红板，且在各种小册子、会议与报纸上解释和宣传他们工作的经验，以教育全党同志。与此同时，给军委宁化突击队原队长杨岳彬、全总执行局兆征突击队原队长黄（王）子刚、中央政府会昌突击队原队长古柏以不同的纪律处分；福建省委书记陈潭秋撤销工作（稍后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他又当选为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及委任为新成立的粮食部部长）。诸如此类的总结还有多次，如1934年的红五月扩红突击运动结束之际，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又及时进行了总结；该部副部长、瑞金突击队总队长金维映还专门就瑞金的扩红突击经验总结，接受了《红色中华》记者的访谈。
三、扩红突击队的工作方式
《中共中央局关于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给各突击队长和各省委、县委的指示信》指出：“扩大红军突击运动是一个千百万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不是由若干突击队单独可以做成的，突击队的任务，就在帮助和推动当地党部的领导，推动和帮助当地苏维埃、青年团、工会以及其他群众组织去动员他们的干部和群众。一切企图脱离当地党部的领导和超过当地党和各种群众组织的动员，必然遭受到失败，这种错误，在过去是很普通的，所以中央局在中央突击队出发以前曾再三着重的指示这一点。”【《中共中央局关于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给各突击队长和各省委、县委的指示信》（1933年12月15日），《斗争》第40期（1933年12月26日），第2页。】这段话完全可以视为中共中央对扩红突击队规定了唯一正确的工作原则，它的提出乃是对既往错误的纠正，也是对日后可能重犯错误的防范。当然，这一工作原则也可理解为突击队的工作方式。距离上述指示信发布三个月后，中央组织局《关于突击运动与突击队的组织和工作方式的决议》中说到，突击队的工作方式是经过和帮助当地的组织去动员，不应当脱离、超过或代替当地组织工作的改善及改造不健全的领导机关，以便突击运动后，当地组织更能健全的进行工作。【《关于突击运动与突击队的组织和工作方式的决议》（1934年2月25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5）》，第3204页。】两个文件内容的实质其实是一样的，即突击队不能取代当地党、政、群团，突击运动要为当地经常工作的顺利进行创造条件。
为贯彻、实行好上述工作原则，中共中央局（中央组织局）对突击队提出了具体的工作方法，诸如：一切比较重要的问题和工作上的决定，必须提到当地党的领导机关讨论，如果属于政府、群团的，还应当提到相关的领导机关讨论；突击队下去工作时须有一定分工，分配一定的队员去帮助当地党、团、政府、工会、赤少队及其他群众组织，推动各个组织去动员自己的干部和群众；指导方式上，须执行最紧张的工作检查，随时掌控工作进度；把扩红工作建立在政治的宣传鼓动、说服群众的基础上，反对用欺骗和强迫命令的方式去扩红；突击运动必须紧密联系到经常工作的改善，特别注意突击运动结束后，用布尔什维克的经常工作去巩固突击运动中的收获；还有，为顺利开展突击运动，要掌握阶级斗争和党内思想斗争动向，并主动、积极与破坏和妨碍扩红工作的阶级敌人、党内机会主义、官僚主义和消极怠工分子作斗争，等等。这些具体的工作方法、工作方式，或可归纳为“三个结合”“三个注意”，即：突击队与当地各种组织结合，突击工作与当地经常工作结合，眼前工作与长远工作结合；注意克服官僚主义，避免脱离群众；注意实行工作检查，防止放任自流；注意阶级斗争动向，警惕麻痹轻敌。
各地扩红突击队基本上按照中共中央局所要求的工作方式，积极有效地开展扩红运动。《红色中华》从第134期（1933年12月11日）起，连续不断地、集中地刊发的大量有关各地扩红突击运动、突击队的消息报导、评论文章、权威总结等，为我们了解这方面情况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1933年12月23日出版的《红色中华》，以第1版的整版篇幅，报道了瑞金县20余天扩红突击运动的开展情况。1933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局召开中央一级干部扩大红军突击队会议后，前往瑞金协助突击扩红的中央一级的突击队员就和瑞金县一级69名干部组成15个突击队，于30日出发去各区了。他们到了各区后，一般首先召集区委常委会、区一级的积极干部会或者全区的活动分子会。在这些会议上，突击队领导当地干部检查过去扩红工作落后的原因，决定了15天突击运动的计划，马上讨论组织区一级积极干部的突击队前往各乡。在各乡也首先从组织上动员，有的乡还召开了贫农团大会、女工农妇代表会、乡代表会等。
由于突击队充分发动并依靠当地党和政府及各种群众组织，宣传鼓动工作深入，又“真正的运用了布尔什维克的工作方法”，“把一切问题都提到了群众面前，经过了群众路线，例如他们在各区所开的公审大会都事前经过了群众的同意，发动了广大群众来参加”；还有“突击队的领导不断的改善”【《把光荣牌送给优胜的瑞金突击队》，《红色中华》1934年1月7日，第1版。】，个别指示与个人负责制度建立了，工作能抓住中心，检查工作也有序进行了，加之开展了反机会主义斗争和群众斗争，瑞金的扩红突击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在预定的一个月时间内，超额完成了扩红1500名任务。
在1934年的红五月扩红突击运动中，瑞金县三个月的扩红计划一个月就超额完成了。金维映在谈到瑞金扩红突击的宝贵经验时，特别肯定了突击队的宣传鼓动工作做得很有成效。她以下肖区为例说：“下肖区真能够利用五分钟的报告，朗读中革军委宣言，解释博古同志的文章。并且利用刺激的标语口号，读报组、儿童团作广泛的宣传，说服个别的落后分子。他们这种通俗的解释和热情的鼓动，使广大群众感动起来，兴奋起来，不得不上前线去为保卫苏维埃政权，把他们的血洒在火线上。”“律阳乡原来是一个落后的乡，这次经过宣传鼓动，该乡模范赤少队一见到突击队，就争先恐后的对突击队员说：‘我们知道，你们不来，我们也要报名当红军了。’”【然之访稿：《瑞京红五月扩大红军突击中的宝贵经验》，《红色中华》1934年5月30日，第1版。】这是对突击队宣传鼓动工作方式的最高奖偿。
诚然，突击队的工作方式不会是始终正确的，突击队各成员间也不可能人人都能以正确的方式去工作。例如，“杨岳彬官僚主义的领导，工作不实际”；“黄（王）子刚同志只是在干部中打圈子”【《半月来各县扩大红军突击工作的检阅》，《红色中华》1933年12月17日，第1版。】；“古柏同志到了会昌以后，便坐在县苏里发号施令，各区的实际情形究竟怎样，他是不知道的”【《在突击运动中机会主义的动摇》，《红色中华》1933年12月20日，第1版。】。然而，突击队的工作方式正是在不断和错误的方式进行斗争过程中得以改进和提高的。在扩红突击运动中是如此，在扩红突击队继续担负赤少队突击运动、粮食突击运动中也是如此。
四、扩红突击队的作用与影响
扩红突击队的作用首先表现在他们正确地执行了中共中央局的指示，协助各地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下达的扩红任务。从1933年12月起到1934年红五月的历次扩红突击运动，中央苏区的扩红目标都胜利实现，只有1934年9月扩红3万名新战士的计划落空（但仍有瑞金9天时间完成一个月扩红任务等先进典型），这其中就有突击队的重要贡献。《红色中华》开辟的“扩红突击运动红匾”所载，以及关于扩红突击的各式报道文字，让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些贡献之一角。如该报第142期（1934年1月10日）“红匾送给瑞金突击队的优胜者”一栏记录着——金维映：瑞金突击队总队长，领导瑞金超过原定数目（1500）70余名；汤保康：瑞金云集区突击队长，领导云集区超过原定数目（180）52名；赖昌作：瑞金河东区突击队长，领导河东区首先完成原定数目（100），最后超过100%；毛泽覃：瑞金黄柏区突击队长，领导黄柏区在半个月中超过原定数目（150）32名；张华：瑞金下肖区突击队长，领导下肖区超过原定数目（100）119%；蔡祝峰：瑞金城市区突击队长，领导城市区超过原定数目（100）120%；朱学禹：瑞金隘前区突击队长，领导隘前区超过原定数目（80）29名；曾三：瑞金合龙区突击队长，领导合龙区超过原定数目（80）5名。就连参加瑞金各乡突击队的中共中央局的实习生们也为扩红贡献不小。如韩怀海在黄柏区黄柏乡突击，超过原定数目（20）37名；贺一在下肖区官山乡突击，超过原定数目100%；张开法、梁汇川在官仓区官仓、袁江、池口、罗屋四个乡突击，全部完成任务；习淑媛在云集区杨溪乡任突击队长，突击成绩超过原定数目；袁昭林在壬田区流垅乡突击，也超过原定数目。为此，他们也上了《红色中华》的红匾（第145期，1934年1月19日）。
突击队在扩红突击运动中的作用，具体表现在宣传鼓动上，启发、激发了广大群众的参军热情；精心组织，迅速稳妥地把新战士集中送到补充师（团）；典型引路，吸收报名参军的地方干部中的积极分子加入突击队现身说法；注重优红，落实各项优待红军家属的措施；动员归队，把滞留在家的红军战士送回部队；阶级斗争，消除阶级敌人阻扰、破坏扩红的恶劣影响，等等。许多地方在扩红运动之初进展缓慢，突击队去了之后，运用宣传、组织、法律、竞赛等多种手段，迅速打开局面，迎头赶上先进。西江县梅坑区下村乡在1934年9月的扩红突击中，分配到扩大新战士35名（合一排）的任务，到是月9日下午还未完成三分之一。10日当地政府加派5名突击队员去该乡，配合该乡原有突击队开展扩红突击。他们分析进展缓慢的原因：一是宣传鼓动工作做得不够；二是干部的积极性还没有提高起来，有的干部还很不负责；三是地主富农从中破坏，一个名叫梁士菊的地主（曾做过宁化县官）放言，群众要去当红军，政府里的人就都要去。他还暗中组织人逃跑上山。针对这些问题，突击队采取一面做广泛、深入的宣传发动工作，一面在干部中开展思想斗争，撤换不负责任的村突击队长，教育不愿动员儿子参军的乡苏文书，没收冒充贫农破坏扩红的梁士菊父子的家产等措施，很快调动了干群积极性，造成了扩大红军的热烈空气。到9月13日，下村乡就胜利完成了扩红计划。当晚突击队开会决定，要继续动员争取再扩红一班人。14日突击队就接着动员，同时召开耕田队负责人联席会，检查以前的优待工作，讨论以后怎样加强之。15日进行优待红属突击劳动，并进行红属联欢。如此一来，15日当天又集中了十多名新战士。这是一个突击队员发表在《红色中华》“突击队通信”栏里的文章披露的扩红突击实录，从中不难看到突击队在扩红突击运动中怎样起作用、起了怎样的作用。
扩红突击队的作用其次表现在帮助各地扩红的同时，建立、改进经常工作，如健全群众组织，订立该组织的各项制度；落实中央政府的优待红军和红军家属政策，制定实施办法；整理赤少队组织，领导他们开展军政训练；建设粮食仓库，解决公粮和红军公谷储积问题等。这些经常工作建立健全起来后，直接有利于后续扩红突击运动的进行，像整排整连赤少队、模范营集体参加红军，就得益于此前的整训。一家几兄弟一齐报名当红军，也是因为当地优红工作做得好，使他们无后顾之忧。
扩红突击队的作用还表现在为后来的各种突击运动提供了经验、人才、队伍，以至于突击队继续留作此后开展的收集粮食突击运动的突击队以及整理赤少队突击运动的突击队，帮助各地搞好收集粮食和赤少队整理。《红色中华》第146期（1934年2月6日）题为《为迅速开展收集粮食的突击运动而斗争》的社论就强调指出：为着完成收集粮食突击运动的任务，必须学习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经验与教训，根据扩红突击队的组织调集最好的干部，组织推销公债与征收土地税（即收集粮食）的突击队，并且实行严格的检查和报告制度。少先队中央总队部为迅速开展整理赤少队的突击运动，也同少共中央局一起仿效扩红突击队组织了自己的突击队，派去各地工作。瑞金县在扩大赤少队的突击中，还创造了把扩红突击与赤少队突击相结合，把赤少队突击与粮食突击相结合的经验。
扩红突击队丰富了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改进了干部作风；提高了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统筹中心工作、驾驭突击运动的能力；锻炼和造就了一大批忠于党忠于人民、勇于开拓进取的革命干部，他们中的佼佼者因此被提拔到更重要的领导岗位。如河东区突击队长赖昌作，几经提拔至任职中共闽赣省委书记兼闽赣军区政委。
扩红突击队不仅在当时对中央苏区各个领域各项工作都产生过或大或小的影响，对后来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也都有过影响。这固然跟战争时期党的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一切服从战争，影响到党常常采取突击运动的方式去解决战争所要求的不断的紧急动员有关，但也不能否认与扩红突击队创造、积累的经验教训有关。扩红突击队是中共执政后推进工作的一个创造，它的组织、运作、经验教训被后来者不断继承并加以改造，即使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时期乃至当下的改革时期，还能不时看到突击队的影子。例如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土改工作队、普选工作队、三大改造工作队、社教工作队，“文革”时期的工宣队、贫宣队、军宣队，以及为突破或推进某项工作、产业的突击队像青年突击队、妇女突击队、造林突击队、垦荒突击队，乃至当下的拆迁工作队、扶贫工作队，等等，尽管名称不一、权限不一、周期不一，但其功用实质却差别不大，从中不难看到扩红突击队的深远影响。
扩红突击队自诞生至今已80多年了，回顾它的历程，我们能感知到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火红年代，一个充满理想、奋斗、创造、奉献精神的年代。人民群众对党无比信赖、对革命无比热情，共产党人为民族求独立、为人民谋幸福，勇于担当、敢于揭短与改过。当工作进展顺利、革命形势大好时，他们固然信心倍增、勇往直前；当工作难以开展、形势不如预期时，他们不失信心，直面困难与挫折，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大胆创新工作方式，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取得突破，继续前进。这不正是中国共产党能无往不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吗？当然，从中我们也能明白：这是一个无法用长期流行的“路线斗争决定论”解读和判断的历史事物。
作者简介：曹春荣，中共瑞金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任弼时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赣南师范大学中央苏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