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时候，钱理群先生也正好步入耄耋之年。这位前半生以研究周氏兄弟闻名的著名学者，退休后并不像一般的老人家那样，闲情雅趣，颐养天年。他一如既往地发愤著述，那情形仿佛欠了生命的债务，唯恐不能还清一般。于是我们看到了他的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天地玄黄》《岁月沧桑》《绝地守望》），看到了他的时代三部曲（写作中，已完成《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和《知我者谓我心忧》），还有民间思想史三部曲（写作中，已完成《拒绝遗忘》和《爝火不息》）……

四十年前改革开放初启之际，正是钱先生告别边远的贵州小城安顺、重新进入北大求学之时。从边缘到中心，从基层教师到金字塔尖的知名学者，从“史无前例”的旧时代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在时空与身份的急剧转换中，钱先生保持了难得的清醒，没有让时代洪流再度把自己卷走，而是一开始就与它保持了距离：一方面，他站在今天审视过去的经验，另一方面，他又用经过反思、沉淀的过去和边缘体验来观察、思考现在。

因此，在一些苛刻的评论家眼里，钱先生有时显得“落伍”——他没有紧跟时代步伐，简单地把曾经的精神偶像丢在一旁，而是认真清理自己的过去，循着新的光亮，一步一步在探求中袪魅，到晚年终于走出了偶像的阴影。同样地，钱先生之倾心于鲁迅，大概正是因为早在1970年代中期，他就从鲁迅那里找到了可靠的价值原点，使自己摆脱原先的迷误，并丈量出时代的悖谬。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不论时代如何在变，他总在引述鲁迅——不是因为他不喜新潮，顽固守旧，而是他在其中找到了可靠的、坚固的支点。

由此，钱先生成为这四十年舆论场中一个独特的存在。他从不追逐潮流，不着意充当舆论的热点，甚而有意从热点淡出，一意行走在时代的边缘。但从他时而提出的忠告——即使是忠告，他也往往以反躬自省的方式提出，不给人压迫感——中，我们却能感受到，他始终在默默关注着人，比那些喧嚣者更理解人的处境和感受，并提醒我们留意路上的陷阱。即使2015年他寄身养老院、专事写作之后，情形依然如此。当我去探访时，他专门赠以“韧性”和“智慧”二词，作为应对时代的锦囊。

在知识圈那场从上世纪末持续至今的左右之争中，钱先生仿佛当年的罗曼·罗兰，超脱于混战之上，以至于双方不约而同只把他看作可以争取的“统战对象”，而不是纳入自己的阵营。这样的优良资产无人认领，大约是钱先生鲜明、直言的风格让人顾忌。钱先生从不急于对公共事务发言，也不愿简单表态，但他并不是乡愿，在自己看重的问题上，他有明确的立场。这既见诸他对鲁迅的阐发，也体现在他热心的各种公共事业中——这些年里，他参与和推动了中小学语文教育、西部农村教育、地方文化研究、打工者子女教育、青年志愿者运动等等民间志愿行动。

钱先生的立场，如果要加以概括，也许可以说，他乐于支持一切民间的、进步的努力，愿意把自己的分量加到社会这架天平上更弱小的一方，以保持天平的平衡。因为，他知道自己来自民间，更多的同类仍然身在民间，或者湮灭在民间，所以既然在体制里容了身，就有责任为他所了解、所同情的那个民间发声。在这一点上，他从来没有变过。

正是这一点，使他与我们时代一切“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切不停变换面目迎合时势的知识精英拉开了距离；也正是这一点，推着他把晚年的心血投入到共和国民间思想的梳理和挖掘。今天，可能很难找到第二个人，像他那样细密爬梳同时代人（张中晓、杨伟名、李一哲、陈尔晋……）在一种非常困难、孤立、闭塞的环境下所写下的思考，去阐发他们的价值，并且通过普通读者可亲近的写作方式，呈现。

在人类生活中时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一些有意义的事务是那么地依赖于少数个人去完成；倘若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使命，这个领域很可能会出现难以填补的空白。所幸，钱先生接受了自己的使命，或者说担负起自己对生命的债务。他以他的工作在今天和过去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并为我们呈现出一个更有希望的中国。可以确信，他的这些作品必将属于这个时代留给未来人们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