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Amitav Acharya（阿米塔夫·阿查亚）和Barry Buzan（巴里·布赞）于2004年在新加坡启动他们的合作项目时，我猜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料到他们将会发起一场运动。今天，“全球国际关系”已经成为一场运动:一个更加全球化的国际关系的目标已不再有争议。所以，我们应该祝贺阿米塔夫和巴里取得的巨大的成就。这一结果可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种“zz正确性”(在西方，即欧洲和美国及加拿大)；但我猜这也反映了全球南部的一种情绪(即，对承认的需求)，这种情绪不可能一直被忽视，甚至抵制。【注：这里所讨论的是“国际关系”作为一个学科，而不是作为一个研究对象。】
但要迈向一个真正的全球国际关系，前方将仍有许多障碍。因此，我将把重点放在我们可以(或许是必须)采取的更实际的步骤上。
要实现真正的全球国际关系，关键的中间目标必须是国际关系界的某种“深度多元主义”，从研究，到实践和教学。这至少需要采取四到五个切实可行的步骤。
首先，我们应该超越西方和美国的案例。换句话说，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不应仅仅将非西方世界作为全球性数据集中的某些抽象数字的观察来进行考察。阿米塔夫也许已经成功地告诉我们为什么某些源自西方的规范在非西方国家不容易被接受，但他不可能将国际关系界的注意力中心从西方转移到非西方国家。要实现这一转变，我们需要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更多地关注非西方世界，且不仅仅是出于与政策相关目的也是出于纯粹的科学好奇心。在这一方面，西方的国际关系长期落后于比较政治。
然而，仅仅考察非西方国家的案例仍旧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从西方和美国以外的知识来源中汲取灵感。我的意思是，从西方和美国以外的地区的政治理论、历史、社会学中获得启发。这既适用于来自西方的学者，同样也适用于来自非西方的学者。这是我们能够(或许是必须)采取的第二个实际步骤。
第三，也许ISA旗下的期刊也可以要求其发表文章的引文也必须超越西方和美国。我记得，ISA旗下的期刊曾要求增加对女性学者的引用，我认为类似的呼吁将有利于全球国际关系。这或许对身处西方核心的学者最为有用。
第四，非西方学者不仅要引用本地区或美国和西方的学者，也需要引用其他地区的非西方学者。例如：拉丁美洲学者需要不仅引用拉丁美洲学者和西方或美国学者，也应该引用来自其他地区的学者，如亚洲的学者、非洲的学者等。其他地区的学者也是如此。事实上，我们应该鼓励我们的学生去研究我们各自的国家和地区以外的地区或国家，这是我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一直在宣传和要求的。中国学生不应该只研究中国甚至东亚。我们系对研究除中国以外国家或地区、甚至东亚地区的学生更为接纳。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切实的进展。
最后，这实际上是针对西方世界的。因为西方(尤其是美国，也包括加拿大和英国)仍然是国际关系知识复制最为集中的地方。这些西方国家的研究机构和学者个人应该改变国际关系知识的产生、复制和传播的一些方式。在这里，我强烈赞同阿米塔夫、彼得·卡赞斯坦和T. V.保罗（T. V. Paul）的立场：西方顶尖学府的学者应该(重新)设计他们的国际关系教学大纲，将更多的非西方作品明确地加入到他们的阅读清单中。此外，尽管这更为困难，西方领先的研究机构或许应该聘用更多真正从事全球国际关系研究的非西方国际关系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