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反贫困成就，其原因引起各国学者和政府的广泛关注。为揭开中国反贫困成就本质，本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析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家治理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路线等，通过将反贫困置放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脉络中，挖掘背后的政治、体制和路线优势，阐明几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开展反贫困实践一以贯之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展现破解贫困这一世界千年难题的中国道路优势。
关 键 词：改革开放 反贫困 中国道路
一、引言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反贫困成就举世瞩目，而成就背后的原因更是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和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通过整理相关文献，可以梳理出以下两种代表性观点及分析范式。
一种是将中国反贫困成功归因于政府为履行父权主义(paternalist)责任和确保政权合法性，而被动采取社会政策来应对贫困问题的结果。①另一种是将中国反贫困成就归因于贫困治理格局由传统“单中心”的政府包办向“多中心”的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转型。②第一种观点产生于国家权威分析范式。该范式意在揭示国家权威系统内国家权力与合法性基础之间的双向运动逻辑，即一方面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会换取社会认同，进而获得合法性③；另一方面新社会认同的形成及社会抗争会倒逼国家治理手段有效性的提升。第二种观点源自善治理论范式。该理论范式蓬勃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是对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网络理论的新发展，强调公民社会是善治的现实基础，并作为治理的“一极”与其他主体形成良性互动关系④。
前者着力解释中国反贫困的政治优势，后者极力探讨中国反贫困的体制创新，虽然二者对阐释现代化背景下中国反贫困的成功经验作出积极贡献，但是存在理论缺陷，导致理论解释力不足。这是因为无论是国家权威分析范式，抑或是善治理论，其前置性假设均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关系。换言之，在二者的分析框架中，清晰呈现出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分野与矛盾运动状态⑤。在此假设下，国家与社会利益均衡关系达成的动力源自公民社会的规模与发育水平。由此发出的社会抗争或潜在的社会抗争能量及风险，对国家决策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形成两种国家反应策略。一是被动达成平衡策略，吸纳公民社会的利益诉求，稳固社会合法性基础⑥；二是主动寻求平衡策略，在国家的权力空间内留出可容许的一定范围，让公民社会加入其中，形成多元共治格局⑦。由此可见，这两种范式提供的是自下而上的反贫困动力传导路径。
然而，发轫于改革开放的反贫困并非是在社会抗争或潜在风险的压力下作出的被动回应，也并非是基于成熟公民社会而做出的国家权力结构调整，而是党中央与人民群众不谋而合的结果，并在自上而下的推动下逐步展开。换言之，上述观点的理论解释力严重受限，未能揭示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反贫困成就真正的政治成因。有基于此，本文可能的理论贡献在于，通过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抽象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家治理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路线的有机统合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展开反贫困叙事，挖掘中国反贫困成就背后的政治、体制和路线优势，阐明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开展反贫困实践一以贯之的连续性和整体性，阐释反贫困的中国道路。
二、改革开放40年的反贫困成就与历程
在新中国成立的头30年中，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具有强大中央整合和动员能力的国家治理体系，完成了国家建构的基础性工程。在此保障下，中国进行了“压缩式”的社会主义反贫困历程，历史地选择了“大锅饭”式的反贫困模式。这在亟待实现中国一盘散沙式社会整合的背景下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为其后的反贫困实践奠定了稳定的政治基础⑨。然而，建立在低劳动生产率基础上的均贫富消解了相对贫困，但是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为此，中国开启了以发展市场经济实现社会主义反贫困目标的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摸索以劳动力商品化为应有之义的资本市场和以劳动力去商品化为应有之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契合状态，开创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反贫困成就⑩。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反贫困成就总览
经过1949年之后的经济社会发展，1978年中国人均寿命和生育率显著提高，人口数量由建国之初的5亿多迅速上升到9亿左右，但同时中国面临“底子薄、耕地少”(11)的基本国情，贫困成为当时中国普遍的社会问题。如果将每人每日支出1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折合成当时的收入进行估计，中国的国际贫困人口可能高达8.6亿，国际贫困发生率为90％左右，(12)成为世界贫困人口第一大国。然而，中国所面临的反贫困挑战不仅如此。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中国反贫困极大地受到了来自国际的影响。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置放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之中并接受其考量。因此，中国只有取得比世界经济发展更快的发展速度，才能逐步缩小绝对贫困人口数量。
由下表可见，改革开放后快速的经济发展是中国反贫困事业的又一表达。在这场剧烈的经济社会变迁中，数以亿万的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在1978年至2001年之间，农民的年人均收入从134元上升到2622元(13)，农村贫困人口占总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由1/3下降到1/20(14)。以每人每日消费支出1美元、1.25美元、2美元三种国际贫困线计算，1981-2001年期间中国对全球的减贫贡献率分别达到95.1％、122％、951％，(15)提前完成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使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目标，得到国际组织和社会的高度评价。大体上看，这一时期的反贫困特点是，以经济发展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运用市场机制率先解决具有脱贫能力的个体脱贫。
上表由笔者整理而成。
伴随市场反贫困效用逐渐达至最大化，中国反贫困进入脱贫攻坚时期。在这一时期中，继续延用依靠市场经济进行自发式和开发式扶贫的思路，难以起到反贫困的预期效果。因此，中共十六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战略进行调整酝酿，提出“和谐社会”。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建设，着手进行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人民的利益摆在国家发展的首要位置。在距离“两个一百年”时间节点不断拉近的背景下，中国反贫困日益紧迫，进入决胜阶段。反贫困成为继承和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议题。在此推动下，中国脱贫攻坚事业取得重大突破，从2013年至2016年，中国减贫速度为每年1391万人(16)，并将于2020年全面消除绝对贫困。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反贫困奇迹。横向上看，这是中国与其他后发展国家相比最大的不同。这是因为，经济奇迹易取得，而反贫困奇迹寥寥可数，规模如此庞大的反贫困奇迹更是绝无仅有(17)。纵向上看，这体现出中国与先发展国家相比最大的优势。只有中国能用40年的时间压缩完成没有先例且错综复杂的社会主义反贫困历程。其复杂之处体现在反贫困是全方位的，且要梳理出一个有破解先后次序的实践序列。该实践序列排放在预设的国家发展道路上，其留下的国家印记融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往。
(二)改革开放40年的反贫困历程
目前，我国学界以1985年、1993年、2000年、2013年等四个时间节点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贫困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即1978年-1985年的体制改革推动扶贫阶段；1986年-1993年的开发式扶贫阶段；1994年-2000年的扶贫攻坚阶段；2001年-2013年的综合扶贫阶段；2013年至今的精准扶贫阶段(18)。上述阶段是基于我国反贫困策略与政策变迁所呈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而划分的，清晰呈现出反贫困的政策演进路径，充分显示了反贫困政策技术含量的提升，有助于把握反贫困事业发展规律。但是，仅就反贫困政策变迁而论反贫困存在以下两大问题：一是将反贫困实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剥离，无力阐释反贫困成就背后的中国政治优势；二是由于缺少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支撑，易形成对反贫困政策持续性和整体性的认知偏见和误区。为此，本文将中国反贫困嵌入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进程中，试图解读中国反贫困成功的政治密码。
改革开放40年，反贫困一以贯之，总体上呈现出“隐蔽的反贫困议程”和“显性的反贫困议程”并存的政策格局(19)，其内蕴含两条逻辑主线，即以改革或发展之名的反贫困与以社会之名的反贫困。在改革开放的前10多年间，改革的逻辑居于主导地位，反贫困政策格局以“隐蔽的反贫困议程”为主，“显性的反贫困议程”为辅；在改革开放40年后期的近10年里，以社会之名的反贫困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反贫困政策格局以“显性的反贫困议程”为主，“隐蔽的反贫困议程”为辅；在改革开放中间的10多年间，发展的逻辑居于主导地位，开始发生向后一阶段的转型酝酿。
1.以改革之名的反贫困阶段：1978-1991
这一时期的反贫困是重回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本质的新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毛泽东指出领导人民走上社会主义大道是摆脱贫困的可行途径，(24)并在1956年中国八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20)。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环境条件发生变化，其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具有强大中央动员和整合能力的政治体制已然稳固。在此保障下，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应回归本质，继续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此，邓小平在1977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反贫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共产党人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目标，是战胜资本主义的前提，并在1978年将发展生产、战胜资本主义的问题视为最大的政治问题。(21)与此同时，由安徽小岗村农民自发形成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强有力地表明，党中央的意愿与人民的意愿和诉求高度一致，改革开放应运而生。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次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一场反贫困战役也随之打响。这一时期的反贫困成就是中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红利的表现与结果。从1978年计划经济体制开始瓦解到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22)，中国体制改革呈现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运动状态，以此阐释这一时期反贫困成就的取得。
1983年，中国农村普遍建立起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产生了重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就经济方面而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大压缩了农民农作的劳动时间。乡镇企业的出现使农民释放出来的非农生产时间转化为工业生产时间，从而使得中国乡镇企业获得迅速发展，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工业化模式(23)。就社会方面而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在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富民政策”作用下，农民农业收入水平显著提升；乡镇企业的发展改变了农民的收入结构，扩大了农民的收入来源(24)。飞速的经济增长远远超过了贫困标准的提升速度，从1978年到1985年，中国贫困人口规模从2.5亿缩减到1.25亿(25)。
在计划经济消退，市场经济扩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民从中受益。宏观上呈现出国家财富总量与贫困人口收入同步增长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26)但是，在经历改革开放的普惠期后，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生产要素在资源配置与财富分配过程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同时由于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具有不同的生产要素禀赋，贫富差距开始形成并逐渐拉大。为此，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以阐释、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这一阶段性现象，并由此规划出这一时期中国反贫困的总体思路，即在继续推进市场经济改革，提高贫困人口收入的反贫困主线下，国家成立专门的反贫困部门，出台专门的反贫困政策。1984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1986年5月，国务院成立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这表明，虽然这一时期的反贫困思维是以经济体制改革释放和培育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但是，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隐蔽的反贫困”和以社会发展为核心的“显性的反贫困”的双重逻辑格局正式确立。然而，由于中国社会总体生产力水平仍然低下和贫富差距的拉大，使得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贫困现象依旧严重(27)。
2.以发展之名的反贫困阶段：1992-2011
在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念中，一以贯之的是以发展生产力改善民生。在经历上一阶段的改革探索、酝酿后，改革共识达成，中国迎来全面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其标志是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由此，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定型为以追求和服务经济发展为优先目标(28)。在此总体框架下，国家在继续释放改革开放的反贫困红利的同时，在反贫困政策领域，进一步将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相融合。1993年将国务院原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1994年制定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提出开发式扶贫的基本方针，表明反贫困具有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双重属性。
有基于此，一些西方学者提出“发展型国家”和“生产性社会福利”的社会政策分析范式(29)。二者都强调工作及经济生产的重要性，并置福利为依附、从属于经济的位置，即经济政策主导社会政策。(30)由此清晰揭示出这一时期中国反贫困的内在机理。与传统“救济式”的反贫困资金注入取向不同，“开发式”反贫困资金主要用于发展投资，如兴建道路、饮水和农田等基础设施建设(31)，后扩展到对教育、公共卫生、技术和文化等领域的支持。从这一时期的反贫困政策评估来看，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环境条件、提高贫困人口生产能力、强化贫困人口的经济自立能力，成为成功的反贫困政策的检验尺度(32)。经过7年的反贫困，200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仅为农村总人口的3％，“八七”扶贫攻坚目标基本实现。(33)然而，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贫困线的提高，贫困人口总量增加到9422万。为应对新世纪的贫困问题，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该计划继续沿用“八七”扶贫攻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强调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教育的反贫困途径(34)。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一场经济增长与反贫困之间的拉锯战。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反贫困的社会逻辑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即在与经济政策相融合的开发式扶贫之外，独立于经济逻辑的现代社会救助制度日益清晰。其产生背景是，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建设，并将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方面。2006年反贫困政策格局形成扶贫和社会救助分野局面，于次年实现了农村低保的“全覆盖”。通过综合扶贫，2012年中国贫困人口下降到8249万人。但是，这一时期的反贫困政策主要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局限：其一是发展型或生产性的反贫困战略过于强调经济发展目标，容易忽视人的需求；其二是粗放式的反贫困实践，在实现整村推进的同时，忽视了贫困的复杂性，同时缺少反贫困政策和项目的监管(35)。此外，鉴于这一时期中社会建设“维稳”功能的客观定位，使得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制度仍旧依附于经济政策。
3.以社会之名的反贫困阶段：2012-2018
2012年中共十八大的召开表明中国反贫困所在的宏观框架与主导逻辑开始发生变化，“显性的反贫困议程”居于主导，由此开启中国反贫困的新进程。这是因为，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始终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与归宿，但是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旗帜鲜明地以社会的名义进行反贫困，其根植于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的人民历史观(36)。
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反贫困作为这一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议题。随着2020年的临近，反贫困经由中国庞大的国家治理体系向各地传导，成为基层最大的政务。二是将反贫困纳入追求美好生活的历史视阈中。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做了新的表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此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与具有消极意义的反贫困不同，美好生活的提法与社会主义实践本质更为贴切。换言之，将反贫困置于消除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的历史进程中，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西方资本主义实践本质的不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独特话语，即中国社会整体的发展目标不仅是摆脱贫困，而是实现全体人民的美好生活。
三、改革开放40年反贫困成就的本质
中国改革开放40年，解决了7亿人口的贫困和发展问题，堪称世界奇迹。由上文分析可知，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贫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表达。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37)，清晰表达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所具有的独特的政治优势。这一政治优势是在近200年来中国社会所生巨变的历史检验下逐渐形成的，是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秩序法则在现当代中国的继承与发展。其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认知与独特建构。
与西方二元对立的国家-社会关系与政治思维方式截然不同，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容括式的，其深植于中国“天人合一”的政治文明中，“天”即“民”，“天意”即“民心”。如果借用西方的表述，此种政治权威的产生机理为，“天生民而立之君，天之大德曰之生，君之徳能配天，能代表群生，而负责其政治任务，斯为王。君失德，不克再配天，致天命所归有变”(38)。由此可知，以君为内核的国家与以民为主体的社会在追求目标方面高度契合，成一总体，形成此强彼强，此弱彼弱的共生关系。此为西方范式下所定义的中国强国家-弱社会模型所无法揭示的。中国共产党将此思维方式融入现代政治重构中，演绎中国传统政治文明(39)。与西方政党仅代表少数人利益不同，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社会主义发展观与人民意志和诉求的完美结合，即在实现国家强大的同时，逐步实现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然而，一些学者注意到中国反贫困与其所嵌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间存在的矛盾，如改革开放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由于腐败、寻租等现象导致了贫困问题的产生与强化(40)；“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强化了总体性精英的权力，社会两极化严重(41)。这成为一些人用来抨击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证据。然而，持上述观点及反对立场的人忽视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保鲜能力。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具有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纠偏、自我建设的政党，运用自身力量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是我们党练就的基本功，而促使其发展、进步的动力源自人民现实需求的变化。
纵观世界，快速的经济增长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以及贫困人口增多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但是，在将经济发展成果转化为社会发展成果，例如反贫困方面，不同政治属性和拥有不同政治传统的国家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执行力截然不同。美国从认识到该问题并采取制度化手段解决，用了80多年的时间尚未完成，且贫困问题越演越烈(42)；欧洲各国用了约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进行制度化的反贫困与发展成果共享，但是在所谓的“福利国家危机”下止步、逆转，从而制造出贫困无法终结的发展幻象(43)。
那么，贫困无法终结幻象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对此，马克思给出了经典阐释，运用实证主义方法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贫穷与富裕之间内在的因果关系，指出贫困产生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此外，其后的一些西方学者也进行了相关阐释，达成的一致共识是，导致财富分配失衡和贫困问题难以根治的深层次原因是政治因素(44)。因此，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前提的观点不一定在每一个国家都成立(45)，只有坚实的政治保障和定力，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成果快速转化为社会发展成果。由此可见，正是在中国所具有的这一政治优势下，中国仅仅用了40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进程，实现了西方国家无法做到的反贫困目标。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优势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对社会和各级政府进行有效整合与动员的国家治理体制。该体制是中国共产党将中国传统政治社会文明成果和现当代政治社会文明成果相融合的产物。从新中国成立至今，该体制为中国实现一个个发展目标提供坚实保障。然而，在解释中国创造的反贫困等奇迹时，学者们避重就轻，倾向于从政策和技术层面进行回应，如强调“数目字管理”技术的重要性、“复杂政策”制定技术，而对中国国家治理体制所具有的有效性，亦即其所释放出来的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认识不足，甚至成为一些学者诟病的对象(46)。
具体说来，一些学者运用西方非此即彼的思维范式审视中国国家治理体制，得出威权主义的片面结论。(47)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中国国家治理面临的天然挑战，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家治理内生性矛盾，产生“一抓就死，一放就乱”这一无法有效克服的技术性问题。具体说来，在超大治理规模和超长治理链条下(48)，由于组织成员居于特定角色和位置，拥有各自的私有信息，必然产生寻租、效率损失(49)、管理代价(49)和下级工作动力不足(49)等问题，如果削弱对各级政府的规制力度，势必加剧上述问题，导致国家治理有效性降低；反之，如果加大这一规制力度，会形成“层层加码”的“压力型体制”(50)，而这又会导致基层消极敷衍行为滋生，致使政策弱化(51)。
然而，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国家治理体制成功破解了始现于晚清以来的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的世纪难题。(52)因此，需要正视中国国家治理体制有效的事实。这一事实呈现出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亦即无论被人们认识与否，抑或被褒贬与否，其对中国反贫困等奇迹取得的客观作用始终存在，并且在西方国家治理陷入窘境的背景下，其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和优势开始得到认可与瞩目。基于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事实，西方学界对威权主义范式重新进行审视，发现虽然从表面上看中国与其他一党制国家呈现出相似的威权主义特征，但是实际上中国具有一套独特的国家治理逻辑与运行机制(53)，并据此指出该范式所具有的“脆弱性”(54)，同时尝试进行范式改良(55)，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但是对于中国国家治理内在机理和运行机制有效性的解释仍在进行中。
那么，又该如何认识前文中所指出的诸多问题呢?抑或西方视角下的问题呈现是否存在某种缺失?从客观上讲，中国国家治理体制作为与中国传统与现代政治社会文明深度契合的制度结构，所具有的强大整合和动员功能高效应对了地广、人多、国情复杂的国家治理挑战，实现了社会稳定、整合和动员(56)。
这是因为，一是该体制具有整合、动员的结构优势，呈现出纵横交织的立体特征。从横向看，以中央为中心，延展出一张大网，将全国整合吸纳其中；从纵向看，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形成多个层级，且每一层级都存在一个决策核心，有助于责任落实。通过行政资源向上集中，形成下级与上级之间的层层依附关系，从而形成向上负责的内生动力，确保中央意志层层向下传达并转为执行力(57)。二是该体制具有智慧核心的优势。党中央作为这一立体结构的核心，运用深思熟虑的政治策略和政治技巧，独创出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手段，保持国家治理的有效性(58)。如为保证国家治理不偏离人民群众，形成常规治理与运动治理并存的双重运行机制。在扶贫攻坚的决胜期，党中央在强化常规型治理功能的同时，启动运动型治理，在二者的融合作用下，开展“一把手负责制”、“问责制”、“签军令状”、“贫困县不脱贫不许调任”等，层层抓落实，快速实现国家意志落地，大大缓解了由国家治理链条过长而产生的治理失灵问题，将代言人民群众诉求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执行力(59)。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优势
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给中国反贫困事业发展提出严峻挑战。换言之，在这场以反贫困为基本使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如何立足于社会主义建设大局进行发展先后次序的总体性设计，以及如何基于长远利益最大化考量而进行阶段性的利益取舍，会对中国社会主义及反贫困实践产生重要影响。这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水平、实践和预判能力形成极大的考验。
从宏观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表现为，为实现社会主义终极目标，中国共产党所形成的总体发展思路；从中观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表现为，主要矛盾的递进提出，即在着眼于人民长远需要的基础上，立足于特定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人民长远需求满足进行阶段性分解与制度表达；从微观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表现为五年发展计划的制定。
中国共产党通过将社会主义这场全新的宏伟实践，分解为一个个具体的任务与目标，逐一攻克。从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用了整整将近70年的时间已经和将用未来的时间继续践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目标。其中，用了近30年的时间，确立与完善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为反贫困创造稳定的政治前提；用了近30年余年的时间，确立并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反贫困奠定物质基础，同时塑造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具有自我脱贫能力的人的主流存在状态(60)；2012年至2020年，以人民的名义进行反贫困。其后直至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30年间，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美好生活而奋斗。
在这场压缩式的社会主义实践进程中，每一时期成就的取得都是由一定的代价换来的。对此，一些西方学者提出质疑。例如，指出以农村/农业为代价去支持城市/工业发展的策略(61)，使国家将相当一部分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62)。通过户口制度、社区控制等手段实施城乡隔绝政策，导致社会组织形态呈现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特权的城市和没有特权的农村”(63)，并以发展失衡导致的贫困问题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如果静止地、割裂地看，上述现象的确导致了不公平，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但是，如果用发展的、整体的眼光看新中国成立近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就会认识到这仅是阶段性现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体中国人民不断迈向共同富裕。尤其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两个一百年”的发展目标，明晰了新时代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路线，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中，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中国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在实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意义。因此，党中央在向贫困全面开战的同时，提出“美好生活”，实现社会发展战略的过渡接续。
四、结论与讨论
如何认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反贫困成就的取得?亦即中国反贫困成功到底是什么成功?这一问题成为本文着力阐释的核心。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反贫困成就的取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成功的体现与结果。
第一，它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即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手段始终保持与人民相统一。在此政治语境下，中国不存在财富向下分配的政治容忍度问题。凭借有力的政治保障，粉碎了西方制造的贫困无法终结的幻象。有力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先进性。第二，它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优势。应当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正式确立的国家治理体制破解了20世纪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的难题。这是中国社会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最终选择的结果。与其他国家治理体制相比，其所具有的整合和动员力之于中国难能可贵，可以做到最大程度地实现人民的利益诉求，有力保障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第三，它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路线的优势。对人民的意愿和需求进行阶段性的凝练概括，并据此规划社会主义建设内容的先后次序，进行利益取舍，实现可以被个体真实感知的整体利益最大化。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理论意图是在西方政治分析范式的掩盖下，正视中国反贫困成就背后客观存在的政治力量。同时，不否定不断变化的形势下中国政治发展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它们构成中国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路线的直接动力。在此运动下，中国反贫困奇迹还将继续，对由此折射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优势的探讨还将继续。
注释：
①Townsend,P.,Measure sand Explanations of Poverty in High Income and Low Income Countries:The problems of Operationalizing the Concepts of Development,Clas and Poverty,in Townsend,P.(ed.),The Concept of Poverty,London:Heinemann,pp.1～45.1971; Unger,J.,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hina,London:M.E.2002; Sharpe.Silva,K.T.and Athukorala,K.,South Asia:An Overview,inyen,E.Miller,S.M.& Samad,S.A.(eds.),Poverty:A Global Review.Handbokon International Poverty Research,Oslo: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p.65～85.1996.
②左停、金菁、李卓：《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反贫困治理体系的创新维度》，《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莫光辉：《精准扶贫：中国扶贫开发模式的内生变革与治理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2期；黄承伟，覃志敏：《我国农村贫困治理体系演进与精准扶贫》，《开发研究》2015年第2期。
③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开放时代》2011年第10期。
④Rhodes,R:The New Governance:Governing without Government? Political Studies,44(4):652～667.1996；让-皮埃尔·戈丹：《现代的治理，昨天和今天：借重法国政府政策得以明确的几点认识》，见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80～294页；臧志军：《“治理”：乌托邦还是现实?》，《理论文萃》2003年第4期；杨雪冬：《论治理的制度基础》，《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鲍勃·杰索普：《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见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2～86页。
⑤John Keane,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London:Verso,1988; Michael Walzer,“The Idea of Civil Society,” Dissent,Spring 1991; Daniel Bell,“American exceptionalism revisited:the role of civil society,” The Public Interest,No.95,1989.专见Shu-Yun Ma,“The Chinese Discourse on Civil Society”,The China Quarterly,No.138.June 1994,p.180.
⑥郑永年：《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137页。
⑦王诗宗：《治理理论及其中国适用性》，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3～47页。
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⑨王绍光：《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六十年》，《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
⑩参见考斯塔·埃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1)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164页。
(12)胡鞍钢：《中国减贫之路：从贫困大国到小康社会(1949-2020)》，《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第237～277页。
(13)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6，1990，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
(14)(15)世界银行：《国别报告：中国战胜农村贫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16)张雪：《2013年至2016年年均减贫1391万人》，《经济日报》，2017年8月30日第03版。
(17)自20世纪50年代起，在西方经济体之外，相继出现了拉美经济奇迹、东亚经济奇迹和中国经济奇迹。虽然高速的经济发展提高了社会收入水平，但是贫困问题并未因此好转，甚至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愈演愈烈。参见邓伟志、张钟汝、范明林主编，《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境外公共政策扫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7～218页。
(18)林闽钢，陶鹏：《中国贫困治理三十年回顾与前瞻》，《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胡鞍钢：《中国减贫之路：从贫困大国到小康社会(1949-2020)》，《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第237～277页。
(19)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著：《真正的穷人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成伯清、鲍磊、张戌凡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页。
(20)《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页。
(22)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持续推进改革。邓小平在1986年要求启动“以党政分开”为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没能推进下去，导致指令性思想的回潮。直到1992年初，邓小平做了推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南方谈话以后，市场经济才最终确立发展势头。参见吴敬琏：《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挑战权贵资本主义》，《中国未来3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89页。
(23)董辅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24)Liang,Z.,Chen,Y.P.and Gu,Y.: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ternal Migration in China,in Chen,A,Liu,G.Gand Zhang,K.H.(eds):Urbanization and Social Welfare in China,Aldershot:Ashgate Publishing,pp.199～218.2004.
(25)康晓光：《90年代中国贫困与反贫困战略》，中国扶贫信息网，htp：//www.help-poverty.org.cn/helpweb2/pupin-jingcuixia/jcx2-1.htm.
(26)在改革开放初期，资源相对匀速均质地向社会转移，绝大多数人从中受益，尤其使贫困人口的收入提高，生活得到改善，但是到80年代中期农村改革的能量基本释放完毕，致使贫困问题再次显现。参见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7～105页。
(27)李实、古斯塔夫森：《八十年代末中国贫困规模和程度的估计》，《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28)Oniz,Z.The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Comparative Politics,1991.24(1):106-126；郑为元：《发展型“国家”或发展型国家“理论”的终结》，《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9年第34期。
(29)Midgley,J.Social Development:The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in social welfare.London:Sage:Publication 1995; Holliday,I.,Productive Welfare Capitalism.Political Studies,48(4):706～723.2000；李易骏，古允文：《另一个福利世界——东亚发展型福利体制初探》，《台湾社会学刊》2003年第31期；Kwon， H.-J(ed.):Transforming the 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 in East Asia,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
(30)李健正基于新加坡利用资产为本的政策，提出平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发展型社会福利，亦称社会发展理论，形成与发展型国家和生产性社会福利不同的再分配路向。
(31)WangF.-Y.andZhao,Y-D.:Labour Market Construction and Labour Mobility in Urban China,in Jones Finer,C.(ed.):Social Policy Reform in China.Views from Home and Abroad,Alder shot:Ash gate,pp.97～116.2003.
(32)Xiao L.and Wang Y.:The Welfare Systemas It Applied to Staff and Workers in China,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Vol109:449-458.1986；康晓光：《90年代中国贫困与反贫困战略》，中国扶贫信息网，htp：//www.help-poverty.org.cn/helpweb2/pupin-jingcuixia/jcx2-1.htm。
(3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2001年版。
(34)Guan,X-P.(2003):Policies Geared to Tackling Social 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 China,in Jones Finer,C.(ed.):Social Policy Reformin China.Views from Home and Abroad,Aldershot:Ashgate,pp.69～87.
(35)(43)朱晓阳：《反贫困的新战略：从“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到管理穷人》，《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
(36)(37)《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页。
(38)钱穆：《晚学盲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143页。
(39)郑永年：《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40)So,A.Y.,“The Changing Patern of Clases and Clas Conflictin Chin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33(3):363～376.2003.
(41)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6～289页。
(42)1935年，美国《社会保障法》的颁布标志美国进入制度化反贫困阶段。但是，反贫困效果始终不显著。20世纪50-60年代经济繁荣下，贫富差距显著，占全国10％的最低收入家庭和单身者的实际收入只占全国总收入的1％，而占全国人口10％最高收入家庭则得到全国总收入的27％。60年代提出“伟大社会计划”，但是并未取得预期效果，70年代改变反贫策略，注重个体工作动机激励，缩减福利支出，直至现在，美国贫困问题仍未改观。根据保罗·克鲁格曼的历史比较，21世纪初期的美国贫富差距与20世纪初期相同。
(44)Esping Andersen,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p.108～111.1990; Huber,Ragin,Charles,and Stephens,John,“Social Democracy,Christian Democracy,Constitutional Structure and the Welfare Stat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99(3):711～749.
(45)工业主义逻辑主张经济发展决定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福利国家发展的最终原因。参见Wilensky,H.L.The Welfare State and Equality:Structural and Ideological Roots of Public Expenditures.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p.24.1975; Wilensky,H.L.& C.N.Lebeaux,Industrial Society and Social Welfare.New York:The Free Press.pp.230.1958.
(46)Ziya Onis and Fikret Senses,“Rethinking the Emerging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A Critical Appraisal”,ERC Working Paper,Economic Research Center,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November2003,pp.4～5.渠敬东：《从总体性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吕方、梅林：《“复杂政策”与国家治理——基于国家连片扶贫开发项目的讨论》，《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3期。
(47)Timothy Garton Ash,“China,Russia and the new world disorder”,the Los Angeles Times,9(11),2008,http:www.latimes.com/news/opinion/la-oe-ash11-2008sep11,0,5312908.story; Watanabe,Yamamoto,New Challenges,New Approaches: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2011:56～59.
(48)美国国家治理链条分三级，英国国家治理链条分两级，中国国家治理链条分六级。
(49)McAfee,r.Preston and John McMillan,“Organizational Diseconomies of Scale.” Journal of Economic & Management Strategy 4(3):399～426.pp.402.1995.Milgrom,Paul and John Roberts.“An Economic Approach to Influence Activities in Organizations.” Amec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s154-s179.1988.汪三贵，Albert Park,Shubham Chaudhuri,Gaurav Dat,t《中国新时期农村扶贫与村级贫困瞄准》，《管理世界》2007年第1期。
(50)参见何艳玲：《都市街区中的国家与社会：乐街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狄金华：《通过运动进行治理：乡镇基层政权的治理策略：对中国中部的地区麦乡“植树造林”中心工作的个案研究》，《社会》2010年第3期；王汉生、王一鸽：《目标管理责任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2期；周雪光：《通向集体债务之路：政府组织、社会制度与乡村中国的公共产品供给》，《公共行政评论》2012年第1期。
(51)O'Brien,Kevin J.& Lianjiang 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 Comparative Politcspp.31.1999; Zhou,Xueguang,Yun Ai & Hong Lian:“The Limit of Bureaucratic Power:The Case of the Chinse Bureaucracy.”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pp.34.2012; Kevin J.O'Brien and Lianjiang L,i “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孙立平、郭于华：《“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华北B镇收粮的个案研究》，《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2000年。
(52)王绍光：《国家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4～95页。
(53)中国给威权主义和一党制国家研究范式提供了稳定、兴盛的研究个案，使得该范式陷入解释的两难困境。参见Adam Przeworski,“Parties,State,and Economic Reform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Governance,Adaptability and Institutional Stability under Contemporary One-party Rule:Comparative Perspectives”,Nanchang,27～29 March,2014.
(54)Andrew J.Nathan,“Authoritarian Resilience”,in Journal of Democracy,Vol.1,.pp.6,2003.
(55)如美国学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提出了“韧性威权主义”，参见Andrew J.Nathan,“Authoritarian Resilience”,in Journal of Democracy,Vol.1.pp.6～17.2003.；罗伯特·卡甘(Robert A.Kagan)提出“威权巩固”，参见Robert a.Kagan,The Return of History and the End of Dreams,New York:Vintage Books,pp.2.2008.
(56)王雨磊：《技术何以失准?——国家精准扶贫与基层施政伦理》，《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5期。
(57)Francis Fukuyama,“US Democracy Has Little to Teach China,” Financial Times,January 17,2011,http://www.ft.com/intl/cms/s/0/cb6af6e8-2272-11e0-b6a2-00144feab49a.html#axzz28pc8kNpJ.
(58)Tania Murray Li,The Will to Improve:Governmentality,Development,And the Practive of Politics,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7; Michel Foucault,“Governmentality”,trans.By Rosi Braidotti and revised by Colin Gordon,in Graham Burchell,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eds.),The Foucault Effect: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p.87～104; Bruce Gilley,The Right to Rule:How States Win and Lose Legitimac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pp.131～134.2009.
(59)周雪光：《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王汉生、王一鸽：《目标管理责任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2期；艾云：《上下级政府间“考核检查”与“应对”过程的组织学分析》，《社会》2011年第3期。
(60)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以人的发展为主线，将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其基本社会特征分别是，自然发生的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以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同属第二阶段，均以人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即在这种形态下，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由这一时期主要矛盾两个方面的辩证统一关系可知，人对物的依赖是人具有独立性的意义基础。社会中的个体只有进入到市场中，获得并依赖工资或其他货币收入，完成对物的依赖后的独立性才具有真正的意义。
(61)Fang,C.,Zhang,X.and Fan,S.:Urba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the Era of Reforms,in Chen,A,Liu,G.GandZhang,K.H.(eds):Urbanization and Social Welfarein China,Aldershot:AshgatePublishing,pp.199～218.2004.
(62)Zhou Q-r:Chinese Rural Reform:State and the Ownership Transformation.Chinese Social Sciences Quarterly(HK),No.8.1994.
(63)Fan,C.C.:The Elite,the Natives,and the Outsiders:Migration and Labour Market Segmentation in Urban China,Anals of the A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Vol.92(1):103～124.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