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边疆内地一体化是国家一体化的重要内容，其基本指向是加强边疆与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密切联系。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边疆成为沟通内地与境外、联结不同区域的中心，这将进一步加强边疆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民族文化交流，从而在新的空间指向上推进边疆内地一体化。但是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市场壁垒与无序竞争、民族跨区域流动与交往中产生的矛盾与冲突以及内外风险交织造成的安全问题与治理危机，使得“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边疆内地一体化面临着诸多困难与风险。因此，应该加强通道、走廊、经济带在区域整合中的作用，建设“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加强风险的跨区域管控与治理，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推进边疆内地在经济、社会、治理与认同等方面的一体化。
关 键 词：“一带一路” 边疆 一体化 互联互通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orderland integration connectivity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在空间上，这一倡议将形成“国内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新格局和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1]“边疆”被置于一个核心的地位，其边缘地位得以改变，“成为重要的节点与中心”，[2]并将实现“嵌入式互动与立交桥式发展”。[3]边疆各省份意识到自身在“一带一路”中的重要地位，纷纷寻求定位并出台规划推动本区域的对外开放。而内地的相关省份也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之中，希望以此扩大与境外的交流。可以看出，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导向下，扩大对外开放成为各个省市所追求的重要目标，学者们也强调边疆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这导致对国内区域与省份之间的联系与合作重视不够，特别是对加强边疆与内地之间的联系少有人关注。
事实上，正如郝时远指出的，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边疆民族地区“从历史上的边缘地区、改革开放的后方地区转变成为前沿地带，而这个前沿又是一个既要对内开放，又要对外开放的双向开放中心区”。[4]也就是说，以“互联互通”为要旨的“一带一路”不仅将推动边疆的对外开放，同时也意味着对内开放与国内区域间的合作以推动边疆内地一体化。“一带一路”是一个在更为宏大的层面推动边疆内地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但是学界对此的关注与探讨都存在不足。本文在“一带一路”视域下审视边疆内地一体化，在讨论历史上边疆内地一体化主要路径与空间指向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一带一路”在促进边疆内地一体化上的独特优势与突出问题，并就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不足之处请方家指教。
一、边疆内地一体化的主要路径与空间指向
由于地理环境、生计方式、族群分布的不同，边疆与内地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历史上，历代中央王朝基本上采取了两种策略来应对或解决这一问题，分别是“因俗而治”与边疆内地一体化，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侧重与取向不相同，但总体上是两种政策的双重变奏并贯穿始终。其中，边疆内地一体化是“地理上边疆地区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和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生活方式向国家政治实体最主要、最核心、最广泛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和文化意识形态及生活方式的一致性”，[5]指向边疆与内地在政治、经济上的均一化与文化、意识形态上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与当前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中的“一体化”有着根本上的差异，其中关键的区别在于边疆内地一体化着眼的是主权国家内部的联系。
边疆内地一体化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国家在边疆地区的施政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视为推进边疆内地一体化的举措。但是历史地看，王朝时代与现代国家时期的边疆内地一体化在诸多方面也存在差异，其中主要的区别依然在于主权观念及其实践。在王朝时代，边疆内地一体化虽然着眼于加强对边疆的控制以及与内地的交流与联系，但并不是主权观念指导下的实践，边疆的范围也处在变动之中。而在现代国家时期，边疆内地一体化则是在明确的主权与领土边界范围之内，其观念与实践都有着明确的主权指向。从长时段的视野来看，随着民族融合与国家“大一统”的推进，边疆内地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现代国家的建构下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各个方面大幅推进。虽然王朝时代与现代国家时期的边疆内地一体化存在差异，但是并不妨碍在加强边疆与内地联系的指向上使用这一概念。
梳理历史上推动边疆内地一体化的举措，可以总结出主要有三种路径或者方式：行政建制内地化与边疆开发教化、帝国统合、对口援助。这三种路径不仅在取向上有着明显的差异，而且在空间指向上也不尽相同，所取得的成效也各有特色。
1.行政建制内地化与边疆开发教化
边疆内地一体化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政治上一体化，也就是边疆行政建制的内地化。历史地看，自秦朝至晚清，边疆行政建制的变化基本上经历了一个从内地化到“因俗而治”再到内地化的过程。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在边疆实行郡县制，“因俗而治”的羁縻管理不仅范围小，而且行政级别较低；汉代以后，“因俗而治”逐渐成为治边政策的主流，但元朝在边疆建立行省，有着鲜明的一体化倾向；自明末开始的改土归流是边疆行政建制内地化的重要措施，清以来在东北、新疆、台湾建省，在内蒙古和西藏实行“新政”，广设州县，筹划设省，并在西南边疆继续进行改土归流，以达到“治同内地”的目标。[5]总体上，行政建制的内地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政治一体”。
除了行政建制的内地化，对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与文化教化也是推动边疆内地一体化的重要举措。移民垦殖是历代王朝边疆经济开发的重要途径，这使得农耕人群及其生产生活方式推进到边疆地区，加强了内地与边疆的经济联系。此外，历代王朝还在边疆地区实施文化教化，推广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汉文化，旨在增进边疆民众的王朝认同。
从历史上看，行政建制内地化与边疆开发教化是历代王朝推进边疆内地一体化的主要路径，但在空间指向上主要表现为从内地到边疆、从中心到边缘的单方面推进，而且受制于自然环境、生计方式与族群分布的影响，只能推进到农耕区域的边缘，因此存在着一定的空间限度。而且，这一路径呈现出明显的汉化色彩，表现为单中心模式的扩展与延伸，对边疆的理解及其与内地之间的互动关注不足。
2.帝国统合
与行政建制内地化与边疆开发教化所呈现的从中心到边缘单方面推进不同，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跨越农耕与游牧区域的王朝形成了一种帝国统合模式，可以在更大的区域范围与政治架构下推进边疆内地的一体化。来自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征服行动，将内地与边疆置于同一个统治架构之中，从而使得边疆与内地在政治一体化、经济交流、文化交融上有更为充分的条件，而且在不同族群的交往与交流上，范围与频度都得到加强。①从历史上看，辽、金、元、清特别是后两者表现出鲜明的帝国统合特征，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关键阶段，也是边疆内地一体化大幅度推进的重要时期。
这种帝国统合模式的边疆内地一体化路径，在空间指向上表现为一种二元乃至多元互动与交融的特征，空间范围极为广泛，边疆与内地在同一架构下形成了更加密切的联系。但是，由于跨越不同的区域与族群，这一路径易于分崩离析，元代即是如此，清也面临着边疆离心的危险。而且，这一结合模式在推动一体化的举措上较为粗放，没有像行政建制内地化与边疆开发教化那样从中心到边缘步步为营，而是大开大合，存在着反复的情形。
3.对口支援
如果追溯对口支援的起源，那么历史上的“协饷”可能是源头之一。清代新疆驻军的军政费用主要是通过内地省份的“协饷”来解决的，这种“协饷”，类似于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对边疆地区大规模的对口支援，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改变边疆地区的落后局面而出台并不断完善的。1979年4月，乌兰夫在全国边防工作会议报告中就提出国家“要组织内地省、市，实行对口支援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6]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全国支援西藏的政策，1996年以干部援疆为先导开始了对口援疆的历程。此后，历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不断改进援助的力度、范围与方式，形成了经济援助、干部援助、人才援助、科技援助的工作机制，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援助格局。系统性地持续对口支援，一方面使得边疆地区经济得到较快发展，自我发展能力得到提升，与内地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更加密切，另一方面也促进边疆与内地之间的民族交流与文化互动，由此增进了彼此的认同。有学者就指出，对口支援有助于国家一体化发展，实际上也就是促进边疆内地的一体化。[7]
需要指出的是，对口支援是边疆地区与一个在地理上并不相连区域的经济社会行为，是政治目标驱动而非经济上的自然联系与发展，所形成的是内地在边疆地区的嵌入式经济活动，人群与文化上的交流也不太可能是大规模与高频度的。因此，从边疆内地一体化的角度来看，对口支援在边疆与内地之间所建立的联系是跨越区域的，缺少基于空间基础的有机联系。
无论是在边疆的行政建制与开发教化，还是帝国统合、对口援助，都在不同的空间指向与路径上推进着边疆内地一体化。除此之外，移民屯垦、道路交通、互市贸易等，以及历史上的闯关东、走西口等也推进了边疆与内地的交流。
总体上来看，边疆内地一体化的举措在空间指向上，主要是表现为从中心向边缘、从内地向边疆的推进与扩展，而对边疆与内地之间的互动与联系却关注不足。事实上，边疆内地一体化从来都是边疆与内地之间互动的过程，而且只有着眼于边疆与内地之间的互动，边疆内地一体化才能有效地推进。
二、互联互通：“一带一路”推进边疆内地一体化的优势
当前“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将边疆置于内外联通的中心地位，在推动边疆地区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将推进边疆与内地之间的互联互通，从而加强边疆与内地之间的有机联系，可以视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边疆内地一体化进程的重要举措。而且，“一带一路”在推进边疆内地一体化上有着独特的优势，可以推动边疆与内地全方位的互动与交流。
1.“一带一路”倡议：边疆由边缘变为中心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差异与传统中原中心论观念的影响，边疆一直被视为地理、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边缘，对边疆的施政与治理也是以此认识为基础。而“‘一带一路’倡议一方面将突破中心—边缘结构的不均衡结构，使中心—边缘相对化，另一方面在更大范围上将不同区域连接起来，形成一个‘互联互通’的区域关系格局”，[2]使得“不同区域成为相互依存、承认各自独特性、同时又互为中心的体系”。[8]这样，在“一带一路”的空间视野内，边疆不再是边缘，而是处在内地与境外之间的中心位置，成为连接内外链条上的节点与桥梁，是不同区域形成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网络体系中的一个中心。边疆空间地位的这一深刻丰富，将极大改变边疆地区的发展状态以及边疆内地一体化的路径与方式，从而使边疆内地一体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一带一路”的推动下，“边疆成为中国当下最活跃的政治空间与经济地带”，[9]经济社会都将会得到跨越式发展，与内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将更加密切，人群流动将更加频繁，文化交流将更加深入，这将极大推动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
2.互联互通与边疆内地经济一体化
“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基本理念，不仅致力于境内与境外的联通，而且也指向国内各个区域之间联通的顺畅与联系的密切。整体上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将宁夏、青海、新疆、西藏等西北民族省区与中原腹地串联起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将广西、云南、贵州等西南民族省区与东南经济发达地区协同起来，[10]而长江经济带则将“一带一路”的两端勾连起来，形成一个内外联通、东中西互动合作、对内对外开放的整体格局。这事实上就是将中国的西北腹地与东南诸省连接起来，形成一个贯通的国家疆域空间结构，[11]边疆与内地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被联系在一起，中国国内经济格局将被重新塑造。
以互联互通为基本理念，“一带一路”将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在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政策、区域协调、行政协作等方面，“通过把地区间的外部性内部化，来解决以往利益不一致的问题，实现要素市场一体化，劳动力、资本、商品、技术自由流动，形成横贯东中西、连接南北方对外经济走廊，最终实现全国统一大市场”。[11]这样在“一带一路”的推动下，边疆与内地之间经济交流范围将更广泛，频度更高，经济联系更加密切，边疆与内地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将大大推进。
3.民族交往与边疆内地文化一体化
在历史上，丝绸之路不仅是经贸交流的重要通道，同时也是多民族互动、多宗教交流的民族文化走廊。而当前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加强边疆与内地经济联系的同时，也将推动边疆内地民族间的交流，从而推进边疆与内地在文化上的一体化。
随着边疆与内地间频繁的经济活动，人群之间的跨区域流动也将增强，很多少数民族离开自己世代生存的边疆地区，前往内地寻求机遇与发展，而内地的汉族也前往边疆地区进行经济等活动。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人群就从“背靠背”进入“面对面”的交往状态，[12]日常的交往与互动更加频繁与深入。从短期来看，民族间面对面的交往与互动可能会因为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文化差异而出现一些矛盾与冲突，但是长期来看，将促进民族间的交流与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关系格局。而且，随着民族间交往交流的加强，将强化多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以及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共同认同，从而推进认同上的一体化。这样，文化与认同上的差异化与统一性就辩证联系起来，形成“心连心”的认同格局。
三、“一带一路”视域下边疆内地一体化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边疆内地一体化在直观意义上表现为边疆与内地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一体性，但是在内在机理上则是指向边疆与内地之间的空间耦合与社会整合。在“一带一路”视野下，边疆与内地的区域空间耦合实际上就是以“廊”“桥”“路”“带”的轴线及其扩展形式来实现的，推进边疆内地一体也就主要着眼于促进各种要素在这一空间形态上的流动。因此，畅通流动是边疆内地一体化的基本前提，但是如果沿着“廊”“桥”“路”“带”的要素流动遭到分割、迟滞、隔膜，那么区域间整合就会面临着重重困难，边疆内地的一体化进程也会遇到诸多问题与挑战。
1.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市场壁垒与同质无序竞争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相关省市就纷纷根据自身的优势寻求定位，但是大多注重考察本地区融入“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优势与劣势，以及探讨如何借助倡议为自身带来何种经济利益。[9]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规划的出台，相关各省的竞争变得就更加激烈，纷纷争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节点区和桥头堡等定位。具体表现为，各省市从自身地方利益出发，寻求获得中央的政策、资金与资源，与相邻各省形成竞争关系，在项目投资、经济合作、国际通道建设等方面缺乏合作与协调，造成无序投资、重复建设。“地方保护主义主要反映在地方政府对区际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的行政性的不合理干预上，它的直接表现形态就是市场封锁”。[13]这凸显了“一带一路”在国内互联互通上所面临的阻碍以及国内经济一体化所面临的困境。
“一带一路”以“廊”“桥”“路”“带”的形式来促进各项要素的流动与资源的合理配置，如果仅仅实现了外部的联通，而在内部相互竞争、以邻为壑，那么不仅不符合“一带一路”所倡导的互联互通精神，也无法达成“一带一路”的长期目标。但是目前来看，国内各省市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在定位与实践上存在着发展战略缺乏协同、定位难以互补、路径缺乏差异性等问题，[14]集中表现为行政干预市场的地方保护主义盛行。这对于边疆与内地之间的区域整合而言，则是意味着增加了障碍，阻碍了边疆与内地之间的有机联系。地方保护主义所造成的市场分割、无序竞争实际上严重阻碍着国内市场的一体化，也就是阻碍着国家经济的一体化，并将滞缓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进程。这说明国内各省市面临着地方政府间关系整合的难题，也说明了建立“一带一路”相关省区之间协作机制的必要性。
2.多民族跨区域大规模流动中的利益竞争与文化冲突
“一路一带”倡议在空间上跨越并联结边疆与内地，推动各种要素沿着“廊”“桥”“路”“带”的轴线跨区域双向流动，这其中也包含着人群流动与文化交流。边疆与内地多民族跨越区域流动并产生互动，成为推进边疆与内地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动力，将促进边疆与内地在社会文化上的一体化。但是，由于民族间语言、宗教、文化上等方面的差异，可能会在日渐频繁的日常经济交往与社会文化交流中产生利益矛盾与文化冲突，这成为阻碍边疆与内地区域整合的重要障碍，从而影响到边疆内地一体化进程。
“一路一带”推动着边疆与内地间各民族的双向流动。一方面，随着内地企业在边疆地区的投资等经济活动不断增加，内地的汉族也将更大规模地涌入边疆地区，由于内地企业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往往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边疆少数民族企业的发展空间并占用了少数民族的就业机会，往往会引发利益上的竞争与冲突。另一方面，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也更多地前往内地城市谋求发展。由于语言与技能的原因，少数民族在内地的谋生面临着较多的困难，只能从事一些技能含量低的工作，而在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上，由于语言、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的原因，与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之间的交往比较有限。随着“一路一带”的推进，无论在内地还是边疆地区，各民族间的交往与互动更加频繁，民族关系问题不再是民族地区才有，而日益成为全国范围的社会关系及问题类型。但是，现有的制度政策、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还不能很好地适应这一变化。正如马戎教授指出的那样，“中国存在另一类‘二元结构’，即是在许多领域中存在于汉族公民与‘少数民族’公民之间的系统性制度化区隔，这一客观上普遍存在的群体区隔在另外一个维度上同样把中国社会一分为二”，这“不仅在深层上冲击了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的构建，同样也带来了当前两部分国民交往中一系列值得关注的各种社会矛盾、利益冲突和文化隔膜”。[15]因此，也是对中国社会一体性的变相分割。因此如何因地制宜，采取措施，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的同时协调利益关系，为少数民族在内地的社会融合与文化适应创造条件，是“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也是推进边疆内地一体化的应有之义。
3.内外风险交织引发的安全问题与治理危机
经济全球化也意味着风险的全球化，风险超越国界交叉蔓延直接影响着国家安全。“一带一路”将中国与相关国家联通起来，不仅加强了境内外的经济联系与文化交流，而且境外的诸多风险也随着互联互通而进入境内。外来风险进入实际上意味着风险的类型与特征已经发生重要的变化，其中突出表现为从“结构性风险转向系统性风险”。[16]这些境外风险首先在边疆地区制造事端，但随着边疆与内地之间联系的加强，集中于边疆地区的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宗教主义、恐怖主义等“三股势力”以及其他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也将进入内地，这样境外风险的进入与风险的内地化交织在一起，成为影响中国整体社会安全与稳定的罪魁祸首。这不仅影响着“一带一路”的进一步实施，而且还对边疆与内地的区域整合与一体化产生十分负面的迟滞效应。
境外风险的进入及其引发的暴力恐怖事件使得边疆在一定程度上被污名化。有学者指出，“‘边疆’在公众心目中的影像，有被以恐怖主义为中心的政治与社会叙事淹没的风险”，“主流社会对于边疆的印象，渐趋负面化，‘边疆’似乎已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难以治愈的痼疾”。[17]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由于对恐怖暴力的恐慌，内地个别地方曾对某些少数民族的住宿、乘车等方面采取了不信任与戒备的错误做法。这将弱化民族之间的信任，使得民族间的偏见加深并形成隔阂，在心理与情感上造成难以消除的创伤。
而且，由于对风险的恐慌，在风险应对与治理上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与为了发展地方经济而争夺政策、资金与资源一样，在面临着风险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时，个别地方政府往往采取强化边界阻隔、严防死守的做法，表现出鲜明的行政区划本位色彩。这不仅不利于消除风险存在的土壤，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为其留下了生存空间，将会造成更为严重的问题和危机。
四、“一带一路”视域下推动边疆内地一体化的对策建议
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边疆内地一体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但是在具体历史时期则需要战略与政策来推进。与历史上大部分推进边疆内地一体化的路径与举措不同，“一带一路”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超越一国范围跨区域的行动，这使得边疆成为联结内地与境外的中心，将极大推动边疆与内地之间的交流与联系。但是，在此背景下，边疆内地一体化依然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克服困难、化解风险、积极推进。
1.加强通道、走廊、经济带的区域整合作用，推进国内经济一体化
“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要旨是促进互联互通，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应该是推进边疆与内地之间的沟通与联系。但在现实中，国内相关省份之间基于地方利益展开同质竞争，形成基于行政区划的以邻为壑，这不仅深刻地影响到资源的合理配置，而且也影响到区域间的协调发展进而波及边疆内地一体化进程。因此，这就需要探索国内区域、省际的协作机制，形成适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内经济格局。但在区域间协同与合作机制还不完善、省际同质竞争依然激烈的情况下，就需要跳出行政区划的范围，基于地理形态与经济要素的分布与流动展开跨区域的整合，其中一个重要指向就是加强通道、走廊、经济带、经济圈的对接与联通。
在历史上，长城、丝绸之路及民族走廊就扮演着经济走廊、民族文化交流通道的角色。费孝通先生在论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时，就特别强调了民族走廊的特殊作用。他指出，中华民族聚居地区是由六大板块和三大走廊构成，[18]走廊是板块之间的过渡地带，具有相对的流动性，在沟通各个板块并使之形成一体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从横向角度来说，通道地带连接中国四大生态文化区；从中国中心与边疆的相互关系来说，通道地带是中国边疆与中心聚合与离心力量相互博弈的纽带”。[19]历史上长城、丝绸之路及民族走廊在联通不同区域间经济、社会、文化联系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对今天“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特别是沟通国内区域间的联系、重新整合国内经济格局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国家已经开始实施板块与轴带结合的区域发展战略，其中特别强调了经济带、走廊、通道的作用。长城、民族走廊在促进经济文化交流上依然具有重要作用，而长江经济带的规划与建设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长江经济带作为内河经济带，在西面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巴印缅经济走廊，在东面由长三角对接海上丝绸之路，是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这一经济带实际上“打破四大板块格局，促进板块间的对流沟通，将东部率先、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有机结合起来”，[20]促进各地区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开发开放，推动形成国内外联动、东中西统筹、南北方协调的经济发展新格局。[21]
通道、走廊、经济带的规划与建设，实际上就是进行新的经济布局，“通过把地区间负的外部性内部化，来解决以往利益不一致的问题，实现要素市场一体化，劳动力、资本、商品、技术自由流动”，[1]这样，经济格局的变化为相关省市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利益基础，将极大改变由于地方利益竞争而相互拆台、以邻为壑的情形，跨省级行政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将显著增强，形成国内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新格局，也将极大促进边疆与内地之间的经济联系，从而促进边疆内地在经济上的一体化。
2.建设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以推进边疆内地社会文化一体化
“一带一路”推动着边疆与内地人群的跨区域流动，内地汉族前往边疆往往意味着新的更好的机遇，边疆少数民族前往内地虽然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但更多是在社会融合与文化适应上的挑战。在边疆地区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少数民族社会关系是以血缘、宗教、地域等为主要联结形式，由此形成了有着强大自我认同和归属感的地域“共同体”。离开边疆前往内地，实际上是离开这些情感性的或传统性的“共同体”而进入一个基于利益而结合、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十分不同的城市社会，少数民族在工作与日常生活中所接触、交往的往往都是非“共同体”的人群，而且交往互动的方式也不是基于情感与传统而是以理性的利益为目的。缺乏相关技能以及语言、习俗等社会文化适应问题，使得某些少数民族个体陷入失落，也可能会在工作和生活中产生摩擦甚至引起冲突，当这些情况出现时，往往就寻求自己所从属的“共同体”成员的帮助与安慰。
实事求是地说，无论是边疆还是内地社会，都还没有完全形成适应不同民族和谐共处的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人们对边疆与内地、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二元认知与政策实践。在多民族全国性混杂分布以及社区中多民族混居逐渐成为主要趋势的情形下，认知与制度上的二元区隔成为引发民族间利益矛盾、文化冲突并阻碍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主要障碍之一。因此，需要从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两个层面来推动各民族相互嵌入，从根本上形成一个民族互嵌型社会。而“一带一路”在一定意义上为打破这一结构提供了重要契机，也为建设“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提供了重要动力，将极大改善多民族和谐共处的社会环境，促进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边疆与内地在社会文化上的一体化。
3.强化跨区域协同合作以推进治理一体化
风险源头在外并与境内有复杂的关联，这对风险的管控与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些风险的进入特别是“三股势力”引发的暴力恐怖活动与群体冲突，不仅会造成社会恐慌，而且还会对民众造成持久性的心理创伤，从而影响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的同时，要加强对各种风险的管控与治理。其中，由于非传统风险具有流动性、隐蔽性，并且影响波及范围极为广泛，因此要重视区域协作与协同，建立起以一种跨越边界与领域的跨域治理模式，“通过跨国合作、政府间协同、多元主体协作网络构建等途径，推动形成跨国家、跨区域、跨组织的边疆非传统安全协同治理格局”，[22]形成区域治理的一体化，特别是避免在风险与防控的治理上出现行政区划之间互筑防线、以邻为壑的情形，这样才能有效化解甚至规避风险，防止暴力恐怖活动与群体冲突的发生。
此外，由于境外风险特别是暴力恐怖活动总是以某种民族或者宗教的名义出现，人们往往将暴恐事件同特定民族挂钩，与特定宗教联系起来，就容易对某些民族、宗教贴标签，形成对某些民族甚至地域刻板印象与“污名化”。因此，在宣传教育中，要加强普及民众对“三股势力”认识，使其认识到暴力恐怖活动与民族或宗教没有必然联系。这样才能防止风险影响的扩散与次级风险的发生，从而为“一带一路”的实施与边疆内地一体化提供良好的环境。
4.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推进边疆内地认同一体化
国家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国家认同的一体化，边疆内地一体化也要以推进认同一体化为主要目标。从国家建构的角度来看，一体化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是经济交往、文化交流、区域联结等自发的过程，而且还需要国家在政治文化上对一体化意识的自觉塑造，特别是要形成“各民族个体成员对中华民族及其相联系的政治共同体的认可、接受和热爱”。[23]因为一体化不仅表现在边疆与内地在经济联系与文化交流上的密切与频繁上，而且还突出体现在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与彼此依存的情感上，而后者更具有根本意义，更能促进共同体的塑造而强化地域的联结。而认同一体化则是需要进行培育与塑造，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
“一带一路”推动着边疆与内地的各民族跨区域流动，从传统联结的“共同体”走向理性导向的社会，这些都可能在其认同意识上产生重要影响。在利益受挫或文化冲突时，往往就诉诸原有的“共同体”寻求支持与慰藉，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强化了其民族认同或宗教认同，甚至造成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错位与冲突。此外，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也影响着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建构一种上位概念的共同体意识或认同来兼容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23]而这种上位概念的共同体意识是以各民族共通之处或者共同性为前提的。“能够促使多个平等的民族主体凝聚成更高级别的民族共同体的根本性因素，必定是各个民族主体一起共同拥有的，这种共同性才是凝聚的基础”，[24]而这种共同性也就是边疆与内地的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意识上的反映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系统过程，这里不展开论述，其中对于边疆内地一体化而言，除了需要强调经济联系、民族互动、文化交流等自发的进程之外，还需要自觉地、有意识地塑造边疆内地多民族在认同上的一体化。
边疆内地一体化是国家一体化的重要内容与必然要求，是伴随着国家建构与发展的一个长期过程。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历史，也是边疆与内地逐渐一体化的历史。行政建制、边疆开发、帝国统合、对口支援等都是推进边疆内地一体化的重要举措，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是在空间指向上，这些举措基本上将边疆视为边缘，将边疆内地一体化视为是从内地向边缘扩展的过程，存在路径与成效上的不足。当前所推动实施的“一带一路”，则是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推进边疆内地一体化的又一重要举措，而且与以往所有举措不同，“一带一路”呈现出更为广阔的空间视野，将中国置于一个跨越欧亚的网络之中，将中国边疆置于境内外互动的链条与体系之中，从而促进边疆地区与包括内地的广大区域之间的联系，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推进边疆内地的一体化。
“一带一路”为推动边疆内地一体化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诸如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市场壁垒与无序竞争、民族跨区域流动与交往中产生的矛盾与冲突以及内外风险交织造成的安全问题与治理危机等，这就需要采取对策予以应对，应该加强通道、走廊、经济带在区域整合中的作用，推进边疆内地的经济一体化，建设适应“一带一路”的“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以推进社会文化一体化，加强风险的跨区域管控与治理以实现治理一体化，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推进边疆与内地认同一体化。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带一路’是横向的嵌入式互动，强调的是各个组织、族群、行政区划、社会、团体在横向历史上与不同区域之间的互动、融合和发展”。[3]因此，“一带一路”所推动的边疆内地一体化，既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以中原为中心向边缘区域的政治经济延伸与文化教化，更不同于美国历史上西进运动的边疆开拓与扩张，不存在文明与野蛮的对立与征服，而是持一种平等与交互的理念，将边疆置于一个跨区域网络中的平等地位，着眼于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交往与不同民族和宗教之间的文化交流。这样，边缘的去边缘化、边疆的非边疆化，以及跨越不同区域的交流与互动，为边疆内地一体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持久动力，这也是“一带一路”推动边疆内地一体化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①姚大力先生将这种边疆与内地的统合提升到国家建构的高度，并将之称为内亚“边疆”帝国体制。参见姚大力《不再说“汉化”的旧故事——可以从“新清史”学习什么》，《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4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