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亨利·詹姆斯的《使节》以科学技术、美感培育及资本支持三大要素结合的理想方案，为英、法、美三国在20世纪初世界文明总进程中各自的角色及作用，做了理想化的安排，为“怎样才算一个好美国人”提供了蓝本。《使节》再现了一个世纪前欧美文化遇合的矛盾与成果，这对解决当下民族身份与文化冲突愈烈的现实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使节》以人物心理原因为主题，以人物意识成长的展开过程为情节结构，以想象做为情节的驱动因素，其启示与暗示性的备忘录文体，为21世纪的小说实践及小说理论提供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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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节》(The Ambassadors)①是亨利·詹姆斯(1843—1916)所有作品中最好的作品。詹姆斯不仅在《使节》序言中不讳“自诩”，在《罗德里克·赫德森》以及《女士画像》和《鸽翼》等纽约版序言中亦数度提及。
《使节》叙述了路易·兰伯特·斯特瑞赛(Lewis Lambert Strether)奉命到巴黎“救回”年轻的查德维科·纽瑟姆(Chadwick Newsome)的经历。查德之母纽瑟姆夫人(Mrs.Newsome)为新英格兰地区乌勒特地方工业巨头遗孀，因担心查德“闲逛”巴黎，道德受损，贻误家族事业，遂派特使将其带回。作为全权大使的斯特瑞赛，年过半百，事业平平，正为纽瑟姆夫人办的一份《绿色》杂志做名义上的主编。若如约复命便有机会与纽瑟姆夫人联姻，人财两收。小说结尾斯特瑞赛决定独自返回乌勒特。至于查德是否如期归家则留有悬念。
《使节》1903出版时英美各大报刊曾纷纷发声，毁誉参半。英国一家老牌报纸《帕茂大道公报》(Pall Mall Gazzete)②慧眼独具，道出詹姆斯以心理现实为进路，创造以意念或幻象为理想的未来小说之艺术野心。③《芝加哥晚邮报》曾有评论指出，《使节》是“对两种生活观或者说两种道德符码的探究”，其对人物个性与时代腔调之间的关系，对地域特征与人物个性塑成的关系的探究，“超过了之前的《鸽翼》，是一部精英读者的欣享之物，它要求一种“康德式的”形而上学。”可惜彼时一片“费解难懂”舆论放肆，詹姆斯那时亦计划重访美国，并随之投入写作《金碗》。《使节》的“上乘”之意虽时有论著略及，但多从小说页码冗长，情节缓慢，人物形象模糊等题材方面入题，对于詹姆斯缘何回归欧美文化相遇主题，其殚精竭虑的暗示与隐喻背后，为未来之文化融合与造就未来人才所提供的自由理念及艺术想象，大多觉察不足。20世纪60年代初，剑桥出版社的一部《亨利·詹姆斯的意识神判》囊括了后期几乎所有名作，却单单不提《使节》之“意识判决”。20世纪80年代末，时任耶鲁大学终身教授的著名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为专评亨利·詹姆斯《使节》的论集导言中，质疑“使节”是否能够，或者是否值得对查德救赎。④1993年剑桥出版社再出一部《使节》专论，作者据现象学哲理，对《使节》主人公的思辨与小说形式之间的双向关联特征有独到之见。⑤
《使节》运思动笔之初，正是詹姆斯定居伦敦近郊蓝波屋(Lamb House)，潜心收拾近三十年之小说理论及戏剧经验之得失，确立自己的小说风格和小说理论之时。他为后期三部大作框定了主题范畴，延续并修正了前期欧美文化遇合的衡量标准。这一时期的詹姆斯，除了向巴尔扎克式的现实主义理论致敬，更倾心于福楼拜和屠格涅夫对于“写什么”及“怎么写”的“突破臆断”理论。⑥
《使节》重返文化相遇主题，情节淡化、主人公“自言自语”、人物关系印象化描述，对于道德风尚，也多采用模棱两可的语用风格。《使节》自由、想象和意识漫游的形而上思辨特质，像一部尚无可定义的“想象的变奏”，[1](P14)为20世纪初英美批评界带来了难题。詹姆斯对于“故事是关键”的传统观点，对于“笨拙地区分”小说与传奇、情节小说与性格小说、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的传统做法，颇为反感。詹姆斯认为，法国人已经把小说理论发展到了相当完善的地步，英美小说亟待打破成规，在保持真挚创作态度的同时，在题材和体裁的艺术实验中，给予作家最大限度的自由，让小说“带有广博的知识趣味。”⑦
返归《使节》初版时的历史语境，重温一个世纪前欧美文化遇合的矛盾与成果，对于当下全球化语境中，民族身份与文化遇合中的新问题以及新思路的提出不无裨益。而詹姆斯对于未来小说体裁变化之未可限度的预言，亦有现代与后现代各路方家献艺，近晚网络文化成果的纷纭佐证。《使节》作为詹姆斯“最好的小说”，值得我们一再解读和阐释。
一、乌勒特羊毛遭欧洲机器剪裁
斯特瑞赛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乌勒特(Woollett)。⑧他在到达伦敦后不久就发现，使节的工作就是跟各种类型的人打交道，而周围人与乌勒特人属于不同类型。“乌勒特人只分男女两类，即使个性也是如此。”乌勒特人朴实忠诚，但“乐天的态度”、“信仰的态度”或者说“美感的态度”“造破坏”之缺憾亦令人担忧。在与欧洲的相遇中，乌勒特始终都显得黯然失色。
身负重任的斯特瑞赛从利物浦登岸时，牵挂在心的“第一个问题”竟是能否拖延与老友韦马希的见面时间，以便独自享用与欧洲的“首次照会”，好让欧洲充分现身以证其意(prove the note of Europe)。这一“秘密原则”(secret principle)在斯特瑞赛此后的行程中一再作用。“延缓”让斯特瑞赛感到久违了的个人的自由、深悟变化之味以及无牵挂之感。亨利·詹姆斯在这部第三人称小说开篇之关键时刻，亲自出场，两次发声，向读者解释：斯特瑞赛这一“秘密原则”的“开动”，关乎原本从新英格兰同来的两个男人之间的半生友谊。因韦马希对于《使节》主题表达的重要作用仅次于斯特瑞赛。⑨詹姆斯更进一步暗示说，斯特瑞赛是一位为双重意识所累之人：热忱而不偏不倚，平庸处见奇趣。总之，斯特瑞赛和韦马希同赴欧陆文明的“晶屏”(crystal walls)前，⑩将各自照见一个不一样的自我。
正当斯特瑞赛犹疑不决时，一位“不邀自来的庇护者”戈斯特利小姐站在旅馆大厅，两人“不期而遇”。后者是一位地道的旅欧美国人，自称“旅行陪护”(courier maid)，以其神秘的洞察力以及“更彻底开化”的欧洲风度，立刻使斯特瑞赛有了似曾相识的同类之感，甚至不自觉地唤起了他对“另一位”(暗指纽瑟姆夫人)的比较意识。戈斯特利小姐善于将他人分成若干种类，并分门别类地存放，其技术之娴熟亦如“排字工人拆版时将铅字重归原处。”她一眼见出斯特瑞赛之“要害”：凡事以对错分辨、不懂享受，也不虚妄(hopeless)(11)，这正是乌勒特人的普遍特征。斯特瑞赛一面坦直地“扮演”乌勒特人的拘谨以及“不虚妄”，一方面却感觉自己在36小时之内越过了道德“底线”，随戈斯特利小姐一声“开始吧!”便一脚踏进了“现代巴比伦”——大英帝国的首都伦敦。戈斯特利小姐拿名片的风度、晚餐的礼服、以及夜晚的香氛，让斯特瑞赛不由立在镜前重新评价自己：这位路易·兰伯特·斯特瑞赛，(12)这位与巴尔扎克一部小说男主人公同名的人，置身于欧洲大都会，命运究竟会有何变数呢?自认无能的斯特瑞赛，背负着“道德完人”纽瑟姆太太的压力，跟在自称“魔鬼”的戈斯特利小姐身后，似乎只有随波逐流，放任自己了。韦马希，这位来自康涅狄格州米洛斯的律师的行为举止，则显得更为“怪异”：对老友的“越格”行为瞪眼叹气，并周期性发作“神圣的愤怒”和“庄严的沉默”。如果说伦敦银行的接待室让斯特瑞赛想起了乌勒特的邮局，感觉像是横跨大西洋的拱桥；而韦马希则在里面一待就是几小时，沉闷地读信或读报，一时觉得银行像一个绝佳的观察哨，一时又觉得像是霉运判决日的一个装置，一切都被蒙在鼓里。因为欧洲对于韦马希这样的头脑来说，“就像一架精密仪器，这机器将闭塞的美国人隔离在必要的知识之外”。
在随后的巴黎之行中，每遇重大事件都有戈斯特利小姐指点迷津。斯特瑞赛欲看懂欧洲这架“复杂的机器”，似乎全靠戈斯特利小姐全程陪护并参与见知和判断。这位小姐以世界公民自居，居所像一个收藏室，象牙制品以及各种旅行纪念品不计其数。她自称青年导师，专职导游，但只是带“学生们”走马观花，并尽快送他们返乡。在新时代越来越多美国人涌到欧洲的情势下，这位娴熟并有见识的导游，对斯特瑞赛庇护有加，但她的欧洲成见成为欧洲这架机器上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装置，影响着美国游客。小说第三章第二节，斯特瑞赛、韦马希与戈斯特利小姐，一边在剧院包厢等候查德，一边借议论小彼尔汉姆的人品与前途，(13)引出“一个好美国人”话题。而查德的意外现身，使“使节”之行一时反转了方向：“查德走出来”而“斯特瑞赛陷进去”，(14)两人暂时互换角色的过程，亦是斯特瑞赛逐渐用“肉眼”(naked eyes)分辨戈斯特利小姐的“欧洲”，恰适回答“何谓好美国人”这一看似平常问题的转机。
从最初在利物浦登岸及最终离岸巴黎，斯特瑞赛从被戈斯特利小姐“看破”时叹息“你说对了”(there you are)，到分别时对她道出“我们都对了”(there we are)，留给欧洲之行一个“唯一逻辑”：置身事外，绝无私利”(my only logic，Not，out of the whole affair，to have got anything for my self)。戈斯特利小姐喜忧参半地默认了这位乌勒特怪人“无妄之望”的超验逻辑。两个曾在伦敦一见如故的美国人，在欧洲这架“文明机器”的运作之下，对“怎样才算一个好美国人”这一“紧迫事件”获得了各自的印象，采取了不同的选择。欧洲能够继续给予戈斯特利小姐的东西，却让斯特瑞赛感到“不和谐”(not in real harmony with what sorrounds me)。他令查德、小彼尔汉姆、戈斯特利小姐，甚至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兴奋不安(exciting，restless)，都变得更好，而自己却始终萦绕于一个古老宁静之处。如同小说第一章詹姆斯向读者交待的：独立孤僻，不善社交的斯特瑞赛，与涌上码头迅疾散布于伦敦或利物浦的同乡们有着不一样的秉性。面对大都市文明的炫目，自觉规避而不是一味沉陷。出而受命，通达命意，悄然归隐，独善其身。“使节”之“赫尔墨斯”命意即在于此。
二、作为社会动物的文明模压程序
1903年11月，美国版《使节》出版，12月詹姆斯写信给友人，对小说在时间处理上的曲笔，以及发现一个出色的读者共与妙悟，引为乐事。(15)
时间问题在詹姆斯的时代始终是引发争议的问题。工业革命后的世界，时间被大机器生产和分工协作的线性时间观取代，而宗教、哲学、历史，以及语言学和文学等，对自然经济向资本经济转化的描述及对伦理意识变化所拼贴的理论标签，“都俘获了部分真理”，[2](P51)都带有各自的优缺点，并为一代人的意识打上了形形色色的烙印。作为小说家的詹姆斯，敏感的觉察到，现有的生活素材中，太多有意义的东西被小说家们忽略了——社会风尚、社会形态、社会阶层，以及风光迥异的地域、形形色色的人物性格及其活动环境，等等，都还不曾为作家们探查采用。而且，有两个重要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即：小说年长了，年轻人亦复如是。正是年轻人自己发现了这一变化并提出问题：“你们轻易地从我们的双亲和牧师的手里拿走了对我们的教育权……你们为自己的教育又做了什么?有许多领域你们都不曾切近，那些信息对你们不是徒劳无用?”当年老亨利(Henry Senior)在宗教思想、文化道德，以及表达基调上的丰富多彩，深刻影响了詹姆斯并伴其一生。詹姆斯回忆说，我们的宗教教育完全是在一种宽松愉快的印象中获得的。我们理解的宗教，是更多汲取这个世界本身所呈现出来的美好和能量，而不是其它。父亲的思想与其说是宗教的，毋宁是哲学的。“它极为复杂，却富独创性，而且有效，它几乎涵盖意识、自然、社会、历史、常识等所有领域，触及人生旅程的每一脉搏，而非虚悬之论。”(16)
“影响”一词，在《百科全书》的条目中最初原为医学与占星学的用语而出现。然而在普遍的意义上，“影响”是一个被用于解释灵魂与身体之间的联系的术语，在一种社会、文化和心理学意义上将其延伸到“精神”领域。例如，柏林科学院1757年提出的征奖题目是，“一个民族的见解对其语言及语言对这些见解的相互影响是什么?”1780年的题目则是“政府对在人民中繁荣的文学的影响及文学对政府的影响是什么?”法国科学院1802年提出的问题是“路德宗教改革的精神及其对欧洲不同国家的影响”。(17)老詹姆斯当年为实践自己的激进教育理念，携二子(威廉与亨利)赴欧洲求学数年，汲取了法、德、瑞士等国的丰富的美感教育。“从家族成员之间对于社会主流文化，如宗教、哲学、文学、政治及社会等各个领域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可得到一份相当完整的美国知识史清单，从爱默生直到一战时期”。19世纪的文化史，早在达尔文之前就建立在根深蒂固的自然与历史之联合而暗示出的进化视野上，即卡西尔所谓之“启蒙哲学的基础”，亦即康德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中所预示的理性。詹姆斯对“人类逐渐开化”和“启蒙之持续前进”等欧洲思想家们的宏大愿景的接受与发展有备而来，对科学实验之机械无机状态进行“艺术改良”颇有兴趣，该让“具有神力的语言与种子”行使影响力了。詹姆斯在父兄宗教与哲学的职业视野之外，开辟出小说艺术的宽扩领域。詹姆斯多元融和的知识背景使其可以摆脱单一的因果律思维，与启蒙思想的阔达及对未来的希冀相合。《使节》将伦敦的银行、大港、海底电缆及铁路运输等各种现代化大都会的标志罗列无遗，又将巴黎“古老又进化”的艺术与美学景物生动呈现，其用心在于为所谓“并非穷乡僻壤的”新英格兰开出一剂文明的解药。
乌勒特人在生物进化方面有着优良种群的天然壮硕，而“精神影响”的天然发育尚处在模棱两可的建构途中。是一片充满了可能性的“应许之地”。斯特瑞赛时隔三十年之后重返巴黎，不仅重温了自己的精神进化史，而且，更重要的，修正了查德的精神进化轨迹，见证了“具有丰富潜质、尚未定型的查德被成功地模压出品”。
斯特瑞赛在巴黎剧院包厢里第一次见到查德，便被查德的巴黎式优雅风度所迷惑住了，他既欣赏，又自惭形秽。斯特瑞斯一辈子从未见过一个年轻人会在晚上十点钟走进包厢。也从未体验过戏剧正在演出中与一个彬彬有礼、沉默的年轻人相互之间“弹奏的最强音”的那种感觉。詹姆斯在这关键时刻再次出场旁白道：“我们的朋友后来一再回顾那一刻，回顾他们一起待过的那三四天，而最初照会的那半点钟的印象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他们随后关系进展的一切都不那么重要了。”詹姆斯暗示，斯特瑞赛的想象力在那一刻失灵了。如果说查德背后那位女人为使节呈现的是这样一位优质青年，查德则在一见之下，辨认出这位救赎之命在身的长者，有着一种“以观察社会风气为乐”的敏感禀赋，其异于麻省乌勒特人之特质，恰是两人意气相投之处。使节斯特瑞赛的重返巴黎，似乎演变为一场与查德分别在记忆层面和在当下时节，于巴黎高级文明之中，重新回炉与不断熔炼的双重之旅。使节之命，原为从一位巴黎女诱惑人手里救出一位有为青年，但正如德·维奥娜夫人所断言：“有麻烦的男人必须有一个女人”，詹姆斯的确为斯特瑞赛安排了与三位女士的“麻烦关系”：斯特瑞赛欲完成使节之命，需得借鉴并超越戈斯特利小姐的先见之见，看透纽瑟姆夫人的遣使动机，并从对维·奥娜夫人艺术想象之“画框”(18)中设法突围。如此方可觅得查德欧洲“闲逛”之真相，辨别查德不与“后使团”(late Newsome)(19)为伍的内、外变化缘故。
《使节》作为“最好的作品”，在于詹姆斯悉心安排了德·维奥娜夫人对于青年查德的“诱惑”，将其作为鉴别欧美文明差异的背景，这一“绯闻事件”背后，有着丰富的潜台词。德·维奥娜夫人“高尚而简普”的居所，既有第一帝国时期的富贵、拿破仑时代的辉煌，亦有法国大革命之后夏多布里昂、斯泰恩夫人，以及青年拉马丁的“昔日巴黎的回声。”法国近代历史的激变与动荡，巴黎艺术之都璀璨遗产的滋养，巴黎人评价人与物之标准的多样与弹性，这些无形之“香氛”才是詹姆斯“制造”“绯闻”线索，视查德为高级文明之“社会动物”的本意。查德延缓归家，再赴伦敦修习广告经营之道的离经叛道之举，预示着资本经济“破产”的巴黎，需要美国资本的注入，而新英格兰的财富意识与美感意识的平衡，则有待于巴黎美育的培植与润饰。詹姆斯的文明之见，是建立在古代与现代融合，旧大陆与新美洲联盟的希冀与想象之中的乌托邦性质的“意象行动”。斯特瑞赛带着新英格兰的文明道德意识重返巴黎，记忆唤起的不仅是意识对历史的自我与当下之我的优劣胜负的检视，更有着巴黎“香氛”激活之后的对于超越历史的自我，从“康德式”的“我能够希望什么”，向着想象“一个好美国人”，“一个所有时代的继承者”的意识转化。从历史绵延的角度，从小说美学的意义上来看，修正查德曾逃离的新英格兰文化的资本基因，使查德作为文明的“社会动物”发育充足，为未来之新英格兰，为未来的美国培育出优质基因，并非荒谬。斯特瑞赛有违纽瑟姆夫人支使并重建“使节”之命，意在合乎时宜地助推查德在时间链结中的摆动，使其立于一个属于未来的基点：那“被握住的钟摆”暂缓摆向乌勒特，但终将向着乌勒特方向推送。
时间是《使节》贯穿始终的关键情结。斯特瑞赛在与查德相仿的年纪曾携妻同游巴黎，见识过巴黎宏伟的历史与辉煌的艺术遗产。那时购得的七十多本橘黄色封面的文学巨著，如今虽已泛黄并深藏箱底，而一旦再次置身巴黎，那些看似灰飞烟灭的历史废墟，竟更加强烈地冲击着记忆，并在记忆的灰烬中，重新燃放出香氛之氲。(20)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里的路易·兰伯特“精神在巴黎崩溃”，而《使节》中的路易·兰伯特·斯特瑞赛则被“推向前去”：一个新时代的、来自乌勒特的使节，将在巴黎善意的考验中通过蜿蜒曲折的途径，通过巴黎黑暗与光明的交替，完成乌勒特的哲学梦想。巴黎，成为一个“比乌勒特的哲学梦想多得多的”特定场景与象征，被重新赋予了返归古老历史，在田园、艺术、女性以及一切有意味的形式中，再度发现“人”的成长与教育之辩证意象的“应许之意”。如果说“波德莱尔以女人与死亡混合的意象指向的现代性的巴黎”，巴尔扎克和波德莱尔的巴黎皆为“陆沉之城市”，(21)《使节》中的巴黎，则是詹姆斯以对现代性的审慎而深刻的认识，为特使们(斯特瑞赛、查德，以及小彼尔汉姆)选定的一个集暧昧和明晰于一体的伟大的处所。它集断裂了的古典理想模式与新纪元的新型社会关系于一身，而这一新型社会关系将会产出一种新型的产品，即使这一模式尚未定型，尚未建立起稳固之基础。援引远古用之于现代，正是詹姆斯为《使节》设计好的历史与现代交融的时间舞台。那个集伦敦的科学技术和巴黎美学修养于一身，那个曾经逃离资本耻辱而今翩然弄潮的青年查德，(22)他肩负的使命，是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历史与经济语境中，与斯特瑞赛这位先知暗中结契，在美国与巴黎不断往返的大洋之旅中，不仅拥有赎买物质与行动自由的资本，更可使美感与文明的丰沛精神获得自由生长之基。(23)
三、想象一个“所有时代的继承者”
詹姆斯言称，早有意构想“某种类型的年轻的美国人”，一个比其他年轻人更堪称“所有时代的继承者”(the heir of all ages)。这位“继承人”，应该具有感人至深的价值，具有更深的意识觉知，能够破除继承中的羁绊，从而担当起一种全面的、未至而将至之类型的角色。这是一个“冒险”的角色，也是一个可保持主题合宜的严密性的角色。
斯特瑞赛与查德初见之下，便发现旧日举止粗鲁的查德，在巴黎这一文明“模具”的打磨下，成功锻造为“稳重而不失生气之青年。”尤其当查德反问斯特瑞赛：“是否男人只会为女人绊住?你知道我有多爱巴黎吗?”斯特瑞赛那一刻见证了一个青年“异教徒”，一个乌勒特最需要的异教徒”。(24)
一个打破常规的异教文明之徒。这正是詹姆斯赋予斯特瑞赛使节之命，将查德从既往“社会动物”的模压程序中解救出来，重新定义并塑造一个适合未来之社会的新人类型。斯特瑞赛“像一个人，一个绅士一样”为查德指出，自己得再次返归那个“容身之处”(Box)。(25)那个决定人们品格及行为动机的资本老巢，去应对未知的裁决。而查德须得暂留欧洲，待羽翼丰满，时机成熟，方能回返。詹姆斯在《使节》序言中，时而称斯特瑞赛为“实况报道者”，担心“落后于潮流”而“慌慌张张从后面拼命追赶”；时而称其为“成熟的男主人公”，可以“咀嚼”更多的生活而不是浅尝辄止，因而可以浓化主题。究其实质，这位男主人公在詹姆斯眼中，是一位“会体现出作者丰富的想象力”的人物。这位在年龄上让作者“有些精神负担”的人，在小说中获得了一种机遇——运筹自如地左右一件事或者一生经历的杰出才能的那种机遇。詹姆斯在《使节》的写作提纲中预计：查德应该接受的当是斯特瑞赛这位保护人的影响，而不是来自新英格兰的，尤其被“后使团”夸张放大的“贫瘠陋习”的一方。斯特瑞赛通过观察后使团的“表演”，加速了对纽瑟姆太太为后幕的资本权力一方的认识：以自由换取财富与被驱使的代价，恰恰是查德要警惕和规避的。
《使节》与《鸽翼》前后动笔，两部小说在主题、素材、情景与人物命运安排等方面有着意识的内在关联。《鸽翼》女主人公米莉(Milly Theale)的特质，在查德身上发扬的更为完整或曰完美。(26)查德不仅拥有米莉所缺乏的“珍贵的自信”，拥有自由、金钱、灵活的头脑、个人特有的魅力、唤起别人兴趣和吸引人的本领，更重要的，还有着给未来增添价值的优点。《鸽翼》所欲表达的自由的含义，在《使节》之中已然成为事实：行动的自由、选择的自由、欣赏的自由，以及交际的自由。如果说詹姆斯的《鸽翼》“像一个慈父看护第一次骑上马鞍学骑马的孩子般，注目于人物的成长”，《使节》则是詹姆斯赋予主人公斯特瑞赛的双重使命：一方面看护青年查德的精神成长，另一方面内省自忖，不断探查自己的思想轨迹与精神实质，从而丰富了救赎之意，达成了两辈人对时代与家国之题的共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斯特瑞赛与查德一道禀赋着超越当下局限，发展出属于“所有时代的继承者”之未来精神气质。
从《鸽翼》、《使节》，再到《金碗》，小说主人公们得天独厚的想象力的培育与发展，都列入了詹姆斯“以想象取代逻辑”(27)的未来小说之备忘录。《使节》主题的“金色光辉”，不仅是对“苹果诱惑”主题的发展与更新，更有着詹姆斯将其获得的当代人文科学知识，用于小说美学的实验因素。詹姆斯在久远之前便已谋划的“所有时代的继承者”，借助于“双手在背心腋下舞动”、像极了天使之舞的“躁动不安”的查德，将一个未来新英格兰的乌勒特人的优雅潜质生动彰显。“乌勒特产品之名”(28)在小说中始终未名，这正是詹姆斯的隐喻深意：物质产品较之于“一个好人”之品相，是微不足道的，在物质镜像面前，培植“一个好美国人”或许更行之有效。斯特瑞斯始终在“想象力”的引导中对现实展开探寻，最终走出以认知、判断、结论之循环的实验理性之维，进入到某种超验理性之中。想象是其生命的表征基质，在想象中认知，再由认知促发并提升想象的可信度，詹姆斯为未来的读者想象出一个现象世界里的“勇者”与“圣者(胜者)”。查德之少小离乡，原为洗刷耻辱。然而何谓耻辱，耻辱何时形成，如今那耻辱又在何处，查德原本并不十分清楚。与斯特瑞赛同处巴黎三月之后，查德灰发转青的“异教徒”与“正人君子”合体之像，既与斯特瑞赛的想象相符，又超乎其想象：查德自愿回乡经营广告，因为“科学经营的广告是这个喧嚣时代里，一门未可限量的艺术”。对于这门艺术，查德初见使节时，尚停留在理论阶段，再次从伦敦返回巴黎，查德已然寻到了艺术与盈利两得的途径。正是斯特瑞赛的到来，成全了查德返乡的最终目标：“绿化”乌勒特资产并赋予“绿色”(29)杂志以真正的文化品质，以广告所得资本盈利获得真正的经济独立，以解德·维奥娜夫人“破产”之困，从而为信守两情相悦“踢开贿赂物”。此中伦敦科技、巴黎美育及美国资本之间，相互汲取运化之未可限量的价值不言自明。在未来，查德将带着“满脑子的想法”继续往返于巴黎与美国之间。“restless”的查德与斯特瑞赛的“exciting”，似乎在“单人快步舞与双人号角舞”的韵律中，共同期待一个欧美文化联姻的未来。
《使节》出版之初，其阅读与批评语境知音寥落，《曼彻斯特卫报》曾揶揄道：“小说频现妙哉(wonderful)一词，而读者恐难享其妙。”《使节》的主题继承了前期小说“智性生物”对彼此“思维关系”的形而上探寻，又沿此轨迹将焦点深入到关于“人”的历史性和人的最终归宿这一关乎生存本身的重大问题上。其哲思与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中启蒙理想的“人的范型”不谋而合。《使节》男主人公在时隔30年重返欧洲大陆时，竟有一种“一无所知”之感。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希望什么?“使节”质疑自我之处，也正是康德三大批判之书的哲学理由。而康德对“什么是人”之问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中的解答，恰可为斯特瑞赛选择以自我的惟一逻辑，或曰超验逻辑的返乡之举做一注脚。(30)在康德看来，一个人要从几乎已经成为自己天性的那种不成熟状态中奋斗出来，都是很难的。他暂时还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因为人们从来不允许他去做这样的尝试。因此就只有很少数的人才能通过自己精神的奋斗而摆脱不成熟的状态，从而迈出切实的步伐来。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变，需得破除偏见，在一切事情上都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想与自由。斯特瑞赛登陆欧洲的自由之感，是将之从乌勒特的“利益与陋见”中解放出来的契机。詹姆斯以想象之无形之力，塑造了一个传达自由、再塑自我甚至他人的现代“赫尔墨斯”形象。仿佛是对康德关于“人”的历史哲学观的文学阐释，《使节》的主题，以无法证实却无懈可击的目的性指向一个理想的艺术世界。艺术世界里的理性或理想的立法者，是旨在破除滞留于科学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囚笼的先知与智者，即使这一突围不得不采取“意识行动”为先的憧憬和预期之策略。斯特瑞赛在面对欧洲文明“魔鬼”时，集恒审思量与经验实证于一体，将文明历史的未来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不自私”，正是詹姆斯《使节》主题之“绝对”(absolute)和题材处理之“美妙”(wonderful)之处。
显然，肩负着欧美文化联姻理想的“富于想象力”的老少使节，是带有乌托邦性质的虚构人物。而创作一幅生活的幻象，并非詹姆斯心血来潮之举。詹姆斯曾在1888年发表于《双周评论》(Fortnight Review)的文章中，赞赏莫泊桑先生有关“伟大的艺术家就是那些能使得人类接受他们特殊幻觉的人们”的观点，认为批评家不应以“唯一真实性”作为评判标准，而莫泊桑之见，亦非形而上之空穴来风，其对由来已久之文学真实性问题的争论，反而标明了教条主义之空洞。相对于虚构想象，詹姆斯亦始终不忘“美国即是美国人。”詹姆斯在1900年之后，与兄长亲友的通信中时时提及返乡探亲之事。1901年末，在给侄女玛丽的信中詹姆斯写到：“我很妒忌你，你那年轻人的机会——去看我们新鲜有趣的伟大而喧闹的国家的机会!——对此我一无所知。”1903年6月，詹姆斯在与威廉的信中详细讨论了返乡计划，并为准备行程而延后了《金碗》的出版事宜。1904年8月，时隔20年之后，詹姆斯终于重返美国。他几乎访遍了美国的东西海岸，在威廉的乡居小住，在马克·吐温府上作客，与伊迪斯·华顿一起驱车同游麻省及纽约，甚至与罗斯福总统吾面。(31)詹姆斯此行获得的“美国人”印象，远远超过了预期，并为以往“国际题材小说”中的理想人物找到了接地感。将“一个好美国人”的美学理想，落实到已有“异乡”感的美国本土，以美国之巨大财富拯救旧欧洲的联姻愿景，已不再是想象之虚幻。虽然现实中更加喧嚣的美国，颇让詹姆斯有故土离变之矛盾复杂感。
四、古钟人偶逻辑与未来小说技艺
1899年詹姆斯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写到：“我愿意长到56岁!但我不喜欢再老了。我爱这个年龄所有的优势：完整、纯粹、自由、独立，还有记忆。而这不会持久，它消失的很快。”(32)彼时，詹姆斯正在读屠格涅夫小说《初恋》的英译本。詹姆斯不仅从屠格涅夫的小说中看到了因年轻无知而错过美好生活的痛苦和遗憾，他更从中看到了小说文体革新之可能。詹姆斯在1884年为《朗文杂志》写的一篇关于小说艺术的文章中，对福楼拜和屠格涅夫“从一些隐藏在平凡事物内部”的细微处挖掘主题，自由地进行小说艺术实验的成就大为赞赏。文章着重论述了主题与故事的“新型关系”，认为一部成功的小说应当是主题渗透弥漫于整个肌肤，其鲜活之力得之于每一个词、每一个标点符号都直接为表现主题而做出的贡献。故事并非鞘与刀之关系，而是针与线的关系。针对《帕茂大道公报》刊载的一篇盲目强调故事性，指责“波士顿美女(《女士画像》中的伊莎贝尔)由于心理原因拒绝英国公爵”的文章，詹姆斯辩护道：“为什么一个原因——心理上的或者其他方面的——不是一个题材，而一个疤痕倒是呢。”詹姆斯强调说，“一个心理上的原因，在我的想象中，类似于一幅装饰华美的图画，若要捕捉其细微复杂的画痕，一个人需得打起泰坦(Titianesque，原文为法语)般的精神方可做到。”詹姆斯总结说，小说作为一种最有意义的艺术形式，最能令其兴奋的主题当是源自心理的。
《使节》的主题源于詹姆斯从朋友处偶然听到的一段表白，一位年长者劝告年轻人“尽情享受人生，不然枉度此生，而虚度此生曾经是一种错误”。正是这粒“不经意滴落的暗示的种子”，让詹姆斯发现了“最合品味的”“所有情境要素都囊括其中的”小说主题：在古老巴黎花园的悠哉时刻，人到中年的斯特瑞赛却倍感危机，并以奇怪的腔调对小彼尔汉姆讲出了一番关于人生困境的警世之言。《使节》正是关于这一意识危机的觉察、醒悟过程的说明。詹姆斯认为，“主题的价值各有千秋，对于那些意义含混、兴奋与成见之时酿成的主题我们尚且有话可说，那么对于最出色的主题——此论事关一个作家的诚品——祈愿其理想的善中之美将艺术信念举至巅峰状态，亦非妄言了。”詹姆斯令斯特瑞赛放弃了一般生物学与社会学意义上的好角色(constitutiongally qualigied for a better part，指斯特瑞赛可做婚姻与财富双得之功)，而选择了对人生所历事件的重新见知(now at all events sees)与及时修复(perhaps be time for reparation)之途。詹姆斯不无避嫌地提请人们注意：“小说并非仅言人物道德之珍贵，人物视域的铺陈过程更是小说家进取之题。”
《使节》的“说故事”，是詹姆斯将第三人称讲述的客观经验与作家备忘录式的启示性自由文体合并一处的“新小说技艺”。(33)“(作家)在最初阶段就要掐断同实际报告人之间各种可能的联系”，“他只在最开心处逗留一番”。“小说家只是在其魔法工作室展示其艺术视域的广袤之穹——如同悬挂着的儿童幻灯片的白色幕布，投映其上的，是更为奇异、更加变动不居的影子。”作家“凭适当的暗示”得到一个故事的“征兆”，这一“征兆”的真实，“显现出具体存在的真实，它本质上就存在着。”詹姆斯在暗示、影子及具体存在的真实之间，行使了小说家的权利。《使节》要在《北美评论》按月连载，为此詹姆斯早已妥善“安排”了处理方法。在时间的压力和刊载形式的压力中，《使节》最贴切的艺术表现形式便是以斯特瑞赛的意识感受为中心，所有其他人物的出现皆以此为要，使主人公对周围人物和情景的知解与探究形成一个“环绕柱桩流动的涡旋”。这个表达体系似乎并无精确与绝对的尺度来衡量，人物意识与行为的是非对错也模棱两可，却会因为绵密、不曾中断的人物内心深处的冒险而始终激流涌动，令人兴趣盎然。“运用一种创新的手法和更高层次的写作艺术”是詹姆斯运思多年的愿望，他要将自己对于欧美文化遇合的经验，将自己对于小说现状与小说未来的新见解，做一个“不可表达的表达”。(34)詹姆斯在1899年已经清楚地看到，文学的普遍的非道德化、庸俗化带来的社会影响，是培育了更多的不善思考也不予批评的读者。似乎简便易行而多样的小说写作方法，使得那种在单纯的日子里偶尔才得一见的奇迹变得平淡，小说的名声因之恶劣。詹姆斯认为，小说的未来与整个芸芸众生的未来密切相关，小说的未来与产生并欣赏它的那个社会的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未来的小说家不会回避或迁就年轻人在经验上的缺乏，而年轻人，亦会对小说家们提出修养及教育上的更高要求。未来小说的成功取决于它对于青年人做些什么。从歌德的《威廉·迈斯特》，到简·奥斯丁的《劝导》，经典的教育小说从未脱离真实生活趣味而成为刻板乏味之教化。而“没有任何一个对生活的印象，没有任何一种观察和体验生活的方式，是小说家的计划所不能给予一席之地的。”以意识漫游与想象为塑造人物之基础，以艺术形式的委婉微妙表达道德品格的美善罕有，詹姆斯的《使节》既与传统一脉，又是开时代风气之作。在20世纪初维多利亚时代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中，小说的日益“去道德化”(demoralisation)令人担忧。英美小说偏重习尚，过分强调道德形式，拘泥了小说艺术的进化发展。法国小说多浪漫传奇，偏爱自然主义的感官写作及对咬字嚼文的刻意沉迷，英美读者对此颇有保留。旅居英伦有时的詹姆斯，养成了对于艺术风气变化的敏感与清醒的认识。詹姆斯欲对新小说技术做一尝试的时机业已成熟。用詹姆斯自己的话来说，“已恭候多时，只待重燃圣火了”。詹姆斯“不惜任何代价”地排列文字，使其利于表达人物之间，因意识波动而产生诚信与判断的波诡与转换。苦心孤诣之追求及其语言天赋，使《使节》开发意识领域细敏微妙之变，将主题的道德品质融汇在艺术“处理”的技巧之中成为可能。詹姆斯将小说诗意化了。
《使节》结尾处，斯特瑞赛发现他最近这番巴黎经历的意象，类似一种伯尔尼古钟匣里的人偶，这些人偶一到时间就从一边出来，沿着它们的固定路线在众人面前上下跳动着前进，然后从另一边退去。斯特瑞赛觉得他也沿着自己的路线跳完了路程。一个“质朴的退隐之处在等待着他”。55岁的斯特瑞赛“背累的都有点驼了，却没有赚到什么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失败者”；年轻的查德，家财万贯却甘愿放逐自己于异域他乡。两人的巴黎相遇恰似奥德修斯之归家之旅，所不同的是，两人的归家之意跨越了地理意义上的场域之限，获得的是“不枉度人生”的价值考量。这一现代意义上的“归家”，需要一个康德式的“幸福坐标”为其参照：“道德不是教导我们怎样才能幸福而是教导我们怎样才能配得上幸福这样一种科学的入门”。康德认为，“当问题是要遵守义务时，却不可由此强求一个人应该放弃自己天赋的目的，即幸福，因为正如一般任何有限的理性生物一样，他也是做不到那一点的。……我们宁可把义务想象为是奉行义务(即德行)所付出的牺牲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与它所带给我们的好处联系在一起的，以便就其要求无条件服从的、本身是独立自足的而且不需要任何外来影响的全部权威，而使得义务的诫命可以为人理解。”《使节》“钟匣人偶”之喻，连同老使节“不为我”的“唯一逻辑”，在时间之帷中，获得了历史哲学之理想与诗意。而《使节》情节的收缩与意识的流动，令文体呈现出一种弹性和不受限制的特点。人物有秩序地围绕使节的意识中心，似乎不加修饰而又有序的意识整体，呈现出超验文学与小说理论关联互动的高级形式。保罗·瓦莱里曾预言，“近二十年来，无论是物质、空间还是时间，都已不同于以前。如此巨大的革新必将改变各种艺术的所有技术，并以此影响意志本身，最终或许还会魔术般地改变艺术概念。对此，我们必须做好准备。”[3](P259)《使节》是詹姆斯将精密的科学方法用于精密的艺术之中试炼而得的“比例协调”的佳品。
从《使节》开始，詹姆斯在后期三部小说中似乎以“诗人的品味”握住了一条通往“意识迷宫的银色线索”，以显微镜式的科学专注，不断开掘着意识与想象领域的深度和广度，以古典思想宏大永恒的崇高视角与现代思想敏智好奇的目光的融合，探索一个“富二代美国人志在渡海跨洋，不拘于美国本土，成为国际化的世界主义者”的可能。《使节》中的特瑞赛、查德，《鸽翼》中的米莉，以及《金碗》中的麦吉与王子，他们皆为詹姆斯考量维多利亚式美德与美国式家族价值之间冲突与转换的对象，也是詹姆斯于时代激变的文化语境中，对于人的美德与价值期望的范本。然而文学不是“决疑术”，(35)《使节》对“怎样才是一个好美国人”的形而上的意识勾画，与当下文明遇合中矛盾冲突始终存在、甚至愈演愈烈的现实之间的悬殊差异，切实提醒着批评界：对于《使节》之“最好作品”之谓，应具备清醒意识，以应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辩难之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使节》的确是“一个好美国人”备忘录。(36)
注释：
①Henry James.The Ambassador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使节》1903年先在《北美评论》以连载形式分12期刊载(P)，同年，詹姆斯据P版先后修订出版了美国版(A)与英国版(E)。1907年詹姆斯修订出版纽约版(NYE)时，采用了A版，对行文和标点进行了调整。本文即采用此版。本文对该著作引文，参照了《使节》中文版，敖凡、袁德成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译文有改动。
②Pall Mall Gozette(《帕茂大道公报》)，创刊于1865年的一家英国老牌报纸。Pall Mall为伦敦西敏区一街名，驻有多家绅士俱乐部。萨克雷曾在小说《潘登尼斯的历史》中虚构并讽刺了这家“绅士写绅士”的报纸。报纸因此得名。1892年之后，此报转而倡导流行文化，出版了《华生医生与夏洛克·福尔摩斯故事集》、H.G.威尔士的《时间机器》及《威尔士先生的时间旅行》等科幻电影剧本。詹姆斯旅居伦敦时的社交生活多在绅士俱乐部，对这家报纸摇摆于保守与自由两党之间的立场，以及在雅俗文化转换之间的办报导向，当是熟知。后文提到詹姆斯批评皮赞特先生关于小说艺术的保守立场并顺带讽刺了登于此报的一篇文章。报名一译为《朴尔莫尔新闻》。
③See “The Genius of Mr.James”.Pall Mall Gozette.13 October 1903,p.4,Keven J.Hayes,ed.Henry James,The Contemporary Review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390.
④See Harold Bloom.Henry James,The Ambassadors.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88,p.9.
⑤See Merle Williams.Henry James and The Philosophical Nove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3-4.
⑥See Henry James.“The Art of Fiction”.Leon Edel ed.Henry James Essays on Literature,The Library of America,22,v.I.New York:Literary Classics of US,Inc,1984,pp.56-57.本文对詹姆斯文论的引用借鉴了詹姆斯《小说的艺术》中文译本，朱雯，乔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出版。译文有改动。
⑦See Henry James.“The art of Fiction”,in Leon Edel et al.,ets.,Essays on Literature,The Library of America 22,v.I.p.65.
⑧woollet是詹姆斯精心“臆造”之地。“羊毛”wool与“小”let组合，隐喻“乌勒特羊毛”之畜牧农耕文明。(参见陆谷孙《新英汉大词典》)。詹姆斯在纽约版序言中回忆说，写作《罗德里克·赫德森》时需要某种能为艺术提供支持的完美的文明社团意象(image of perfectly humane community)，与地方类型(local type)形成对照。因为在小说中为一个地点命名，是要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该地名所代表的那个地方。那时因一心倾慕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善用真实地名，而使小说轻率地误植于一个具体真实之地(马萨诸塞州北安普顿)，对真实地方印象的稀薄，反使小说的根基肤浅，缺少强烈而引人遐想的力量。《使节》1900年开始动笔时，詹姆斯已有多篇文章涉及巴尔扎克的想象力及对现实的描摹能力，既有赞誉，亦不乏微辞。换言之，詹姆斯已有充足的信心打造属于自己的想象世界了。《使节》第二章，斯特瑞赛回望自己半生，孤寂隐世的生活，只有韦马希、纽瑟姆夫人，以及刚刚遇见的戈斯特利小姐三人可入社团圈子。韦马希来自康涅狄格州的米洛斯，纽瑟姆夫人为新英格兰乌勒特地方要人，戈斯特利小姐则自诩旅欧达人，此三者所携地方印象与特征类型，皆为小说暗讽之重心。
⑨See F.O Matthiessen,The Notebook of Henry Jam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7,p.406.
⑩crystal walls(晶屏)是詹姆斯写给威廉·詹姆斯一封长信中多次用到的词。他们喜爱的表妹米妮·坦布尔(Mary Temple or Minny)去世后，詹姆斯将对她的回忆比作晶屏：金光四射(gold)，永不侵蚀(incorruptibly)。许多评论家认为詹姆斯后期小说男女主人公皆有萦绕不去的怀旧、“追索”(hunting ghostly with image)之意。See Leon Edel,Henry James:The Untried Years.Philadelphia and New York:J.B.Lippincott Company,1953,p.331.
(11)Hopeless是小说第一章第一节斯特瑞赛初见戈斯特利小姐时“自谦”之词，而戈斯特利小姐认为这位“无望”之人恰是最好的人。据小说语境，综合“无望、无能”等意，译为“无虚妄”，亦切合小说结尾二人道别时，对使节命意以及各自完成使命之相互理解。
(12)路易·兰伯特(Lewis Lambert)(《巴尔扎克全集》中译本第22卷译为路易·朗贝尔)是《人间喜剧》第16卷“哲理研究”中的一篇小说及主人公之名。他是位热衷于在精神领域探求“绝对”的天才。现代科学发展初期形形色色的世界观和相互矛盾的学说、错综复杂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使其陷入矛盾重重的思想状态。由于所关心的领域庞大无垠，以至心力交瘁，终于走向疯狂。《使节》主人公几乎与其同名。詹姆斯借此讽喻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包罗万象的虚妄及对巴黎的“偏见”。
(13)剧院见查德之前，斯特瑞赛与韦马希、戈斯特利小姐一起议论查德的密友小彼尔汉姆(John Little Bilham)。小彼尔汉姆因为不是波士顿人而曾“名声不好”，但在“巴黎通”戈斯特利小姐眼中，小彼尔汉姆是未来美国的希望，韦马希持反对态度。戈斯特利小姐还认为小比尔汉姆是查德的“代理”，与查德一同做戏。查德迟迟不露面，以及查德目前思想意识的形成，他们所有的人，包括欧洲本身，“都出了一份力”。詹姆斯为人物起名的以“小”喻“大”，意味深长。
(14)小说在第11章第1节安排老少使节谈论如何应对纽瑟夫人再派“使团”来追，以共同应对。两人都觉得，正是对方及时发了自己与巴黎的“陷进”与“走出”。
(15)See Philip Horne.Henry James,A Life In Letters.New York:Viking Penguin,1999,pp.392-393.
(16)See F.O.Matthiessen.The James Family.New York:Vintage Books,1980,p.195.
(17)详见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陈恒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出版，第480页。
(18)Lambinet是斯特瑞赛早年在波士顿观赏的一幅小画，其中田园印象与德·维奥娜夫人与查德郊游的自然风景重合而游离，詹姆斯使“波士顿小画”的浪漫及暧昧关系想象，在巴黎郊外真实风景中亦真亦幻地转换，意在令主人公突破“画框”局限，辨识真相。后又借斯特瑞赛与戈斯特利小姐的同车出游，暗讽乌勒特思维模式中浪漫传奇旧剧之影响。
(19)Late Newsome，原指查德及“后使团”等年轻的一辈。“后使团”萨拉(Sarah Newsome)是查德的姐姐，嫁给了吉姆·波考克(Jim Pocock。)她谨遵母命，又比母亲更擅权，吉姆明知自己仅是纽瑟姆夫人手中的一张娱乐牌，但乐得逍遥自在，只有玛咪(Mamie，吉姆之妹)真诚纯良，但与巴黎风范的小惹耐(Jeanne de Vionnet，维奥娜夫人之女)相比，又显得过于拘谨、老成。三位后使团成员到达巴黎几日后，遂将使命抛于脑后，湮没在马戏、剧院及宴客的巴黎娱乐生活中了。吉姆甚至羡慕起查德与斯特瑞赛，而萨拉与韦马希则意趣相投，韦马希抛下巴勒斯小姐与萨拉同进同出，而原本“满脑子想法”的玛咪，则几乎爱上了小彼尔汉姆，转化了联姻带回查德的此行重任。詹姆斯以戏剧化的手法处理了前文交代的查德与后使团的关系：查德不与父辈及后使团成员“一边”。
(20)时隔三十年，重返巴黎的斯特瑞斯又买了70卷雨果的作品，只为重拾对雨果作品的想象意趣。只是这次的红皮烫金版本，比前次便宜的多，与当下现实更“不成比例”。詹姆斯借此婉转表达了对浪漫传奇小说的揶揄之意。
(21)SeeWalter Benjamin.The Arcades Project.trans.Howard Eiland and Kevin McLaughlin.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0.
(22)restless，exciting是《使节》后半部分高频率出现的词。Restless更融合了“不安”、“焦虑”及“弄潮”等多重含义。詹姆斯以模棱两可之意，暗示查德准备启动未来计划时的兴奋。
(23)小说第一章第三节写韦马希“可买下所有”(buy everything)却无法忍受欧洲的一切(can't stand it，anything，Europe)。他在珠宝店等街铺中突兀进出，后又向巴勒斯小姐及萨拉大献殷勤，并被发现暗中向纽瑟姆夫人通报斯特瑞赛的行踪。詹姆斯将这位来自康涅狄格州富人区的律师，形容为“为自由而行”，但“不是为这个世界”。詹姆斯以韦马希与斯特瑞赛友谊的断裂，比照斯特瑞赛与查德的结契，以及老少使节“为世界”的理想与选择。
(24)Pagan一词首现于斯特瑞赛与查德初次会面之后。斯特瑞赛多次形容查德为异教徒。因为在韦马希眼中，戈斯特利小姐像是“天主教耶稣会女主持、天主教发展教徒的代表”，“是封建主义，或者，欧洲的代表。”而在典型的当代巴黎人巴勒斯小姐眼中，韦马希既是“显要庄重的美国人、希伯来的预言家、外交使节”，又是庄家、公牛(sitting bull)等律师、大佬倨傲作势之典型。詹姆斯以两者的自负和傲慢，衬托查德亲和、颖异之文明体态。
(25)Box在小说中连贯了剧院包厢、花园、阳台、客厅、建筑，以及时钟之匣等多种场所及情景。是老少使节意识成长、品性养成的意象所在。詹姆斯在其《笔记》中提示道：斯特瑞赛在巴黎古老花园里的意识危机，恰是他判断自己意识进化的契机。当发现自己不再想见戈斯特利小姐，韦马希的奇怪举止亦让他既怜悯又忧伤时，斯特瑞赛已确认自己与查德的内在关联才是此行的最大获益。詹姆斯又用了“firm mould”“tin mould”形容文明之“容纳模制”之用。
(26)有传记作者批评詹姆斯财迷心窍，与后来的菲茨杰拉德一样，为金钱所累。这也是詹姆斯家族的通病。实际上，詹姆斯与父亲一样，都认为金钱是获得自由的手段：唯有自由，才能真正体认想象的最高境界。詹姆斯赋予《鸽翼》女主人公米莉·瑟尔(Milly Theale)“财富之巨大足可使其忘记财富。”米莉是超出人性进化经验之外的极端类型。这也是一些批评家们诟病詹姆斯塑造“连不自私都是自私的”虚构人物之处。See Lyndall Gordon,A Private Life of Henry James,Two Women and His Art.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Inc.,1999,pp.308-309.
(27)See Sheldon M.Novick.Henry James,The Mature Master.New York:Random House,2007,p.357.
(28)“乌勒特产品之名”(the name of the products of Woollett)贯穿小说始终，却未得答案。戈斯特利小姐曾好奇询问，彼时斯特瑞赛因其“微不足道又可笑的家用之物”惭愧羞言。末一章，斯特瑞赛觉得：他尚未命名，她已领教其然了(his having never yet named to her the article produced at Woollet,she had done with the products of Woollett for all the “good”)。至此，乌勒特产品的物质之用已化为人之品性的对照物。詹姆斯以物象与人相的隐喻互换，对“乌勒特产品”的价值进行了有意味的消解。
(29)乌勒特的“绿色”杂志并非政治意义上的，它只“绿”在封面，它只集中登载经济、政治、伦理类文章。詹姆斯借查德之手，让维奥娜夫人的客厅“摆设”了纽瑟姆夫人操纵的那份Revue(原文为法文)杂志。乌勒特的文化“品位”与维奥娜夫人古雅客厅的不协调，以及那把夹在书中的纽瑟姆夫人的裁纸刀，暗示查德已在乌勒特与巴黎的影响中，做出了有选择的“分割”。
(30)参阅康德《重提这个问题：人类是在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吗?》，出自《历史理性批判》，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出版，第161-168页。
(31)《哈勃市场》原为《北美评论》，其执行人哈维(Colonet George Harvey)曾出版《使节》，并于1899年以破产方式接管了杂志。哈维启用新雇员，以文学佳作陪黑白照片打开市场，属于20世纪新型杂志。哈维为詹姆斯此行提供资助并安排了演讲等事宜。詹姆斯此行的演讲收入远超食宿花费，为詹姆斯续租蓝姆屋以及有暇修订纽约版小说提供了帮助。
(32)See Leon Edel.Henry James,The Treacherous Years:1895-1901.New York:A Von Books,1978,p.348.
(33)詹姆斯声称“掐断与报告人的关系”，又多次在“最开心处逗留”、“插话”，造成了屏幕、投影及牵线人之间的有效距离，增强了叙事的客观性。
(34)Philip Horne,Foreword,Peter Robinson,ed.,Henry James Poems,London:British Library.2016,p.3.
(35)详见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与文学》，李国庄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423-424页。
(36)“备忘录”出自詹姆斯1884年发表于《朗曼杂志》的《小说的艺术》一文，1888年麦克米兰公司出版《局部画像》(Partial Portraits)时附以重印。“common-place”，古英语“备忘札记”之意(见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詹姆斯认为，“备忘录”充满暗示性与启发性，而这正是其不确定性的微妙之处。文本意义的精确性有待于阐释者赋予，以此证明文本的开放与阐释的自由。备忘录这一文体的价值与意义，远胜于循规蹈矩的传统“小说法则”。詹姆斯在19-20世纪之交，已对小说语用学、文体学、阐释学及读者接受批评等现代小说理论抱有明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