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路线”是长期指导战后日本外交的“看不见的手”。这一低姿态、务实、中庸的战略选择, 重经济, 轻军备, 为日本奠定了繁荣的基石。即使在后冷战时代, 这一路线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但毋庸置疑的是,“吉田路线”已然遭受来自多方愈发严峻的挑战。正在形成的“安倍路线”, 虽重经济, 但更重安全与价值，尽管在空间上仍未突破“吉田路线”的天花板。而在大国化志向的“安倍路线”下, 日本外交正直面“地壳变动”般秩序变革带来的冲击，进行一场对未来有深远影响的外交“重构”, 谋求外交战略与决策机制的“双转型”。在秩序变革的大背景下, 日本外交的“双转型”呈现出一些新的特质。
一、世界政治中的日本外交：秩序变革与外交重构
大体上, 自近代以来, 日本对自身与国际秩序这一问题的渐进式认识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西洋冲击下的“死之跳跃”。这一时期, 日本实现了近代以来的首次对外战略转型。
第二阶段, “吉田路线”的起源与定型。二战之后, 美军进驻下的日本瓦砾如山, 整个民族感到了极度的挫败感, 也正式迎来了自明治维新后对外战略的再度转型, 整个国家不得不去“拥抱战败”, 选择了复兴与回归国际社会之路。在新的国际秩序下，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政治家接受了失败的现实, 基于对战败后国家特性的重新认知, 确立了与美结盟、轻军备和全力发展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吉田路线”, 为日本描绘了战后复兴的蓝图。在贯彻“吉田路线”的过程中, 日本专注于发展经济, 实现了从积贫积弱的最低谷走向繁荣的“日本奇迹”。
第三阶段, 路线“裂变”背景下新的战略摸索。冷战后日本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国际秩序, 不得不面对一个国际化、多样化、复杂化的世界。日本新一轮对外战略转型, 肇始于冷战之中, 正式开启于后冷战时期。上世纪80年代中曾根康弘执政时期, 明确提出政治大国目标。之后随着国际经济地位的提升, 日本学术界开始出现“日美欧三极”构想, 并指出在秩序变革期, 日本应制定新国家战略, 强化“首相主导型”外交。后冷战时期, 日本民主党前党首小泽一郎提出日本应勇于承担大国责任, 实现“普通国家”诉求。
从作用力模式来看, 秩序变革能引发一国外交改变原有发展路径, 也就是战略转型和体制改革, 以适应来自外部世界的要求。更多地强调外部世界压力的学说, 笔者称之为“秩序变革—外交转型”论。
二、日本外交重构：“双转型”及其相互关系
(一) 战后日本外交战略思想构图
二战后, 日本知识精英围绕实施国家利益的目标与手段的认知差异, 外交战略思想分成了诸多流派。
早在上世纪80年代, 美国学者肯尼思·派尔就认为日本战略思想可以分为现实主义、新民族主义、进步理想主义、新重商主义四大流派。在日本学者中, 较为经典的分析来自国际政治学者永井阳之助。在笔者看来, 日本型戴高乐主义近乎日本学界所说的日本中心主义, 而非武装中立论又与一国和平论比较近似。
在政治现实主义者方面, 战后学术界最有代表性的是高坂正尧和永井阳之助, 政界最有代表性的是开创“吉田路线”的吉田茂。在军事现实主义者方面, 战后学术界最有代表性的是有安倍晋三“国师”之称的冈崎久彦, 在战后日本领导人中, 正在全力摸索“安倍路线”的现任首相安倍可被大致归于此类, 特别是考虑到其作为个人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观念。
(二) “安倍路线”与“吉田路线”的本质差异
与“吉田路线”相比较, 正在形成的“安倍路线”对核心国家利益的界定以及排序均有明显差异。高坂正尧在《国际政治》一书中, 将国际体系分为权力、利益和价值三部分, 指出国家间关系是围绕上述三个体系展开的。入江昭在其所著的《日本外交》中, 提倡应“体系化”定义外交。他认为, 外交的内涵是: (1) 外交决策。包括决策者对国际形势的认知、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以及考虑政策选择的限定因素。 (2) 政策执行。包括政策的表现形式、获取舆论支持以及实际的对外谈判、协定等的技术。(3) 政策评价。包括是否达到政策目的、决策者所认知的国际环境与现实的罅隙以及政策对国际环境的影响。此外, 入江主张国家利益至少应包含三方面的内容, 即军事、经济、思想。细谷雄一在其所著《外交》中, 将外交定义为, 为促进主权国家基于国家利益、安全与繁荣, 促使国家间建立更加稳定、友好的关系, 政府间进行的交涉或宣示政策的言辞。神余隆博则认为, 外交=国家利益的实现+国际协调的达成+国家与国民尊严的确保。安倍核心外交团队成员、内阁官房助理官房长官兼原信克认为, 在这些选项中, “兵” (安全) 、“食” (繁荣) 、“信” (伦理及价值观) 是最核心的国家利益。
(三) “安倍路线”下战略转型与体制改革相互促进
“安倍路线”下的日本外交, 由“俯瞰地球仪外交”、“积极和平主义”、“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最近改为构想) 、“战后外交总决算”组成。
第一, “俯瞰地球仪外交”是指作为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针, 不只关注与周边各国的双边关系, 而是要像注视地球仪那样俯瞰整个世界, 立足于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法制支配等基本价值观, 开展战略性外交。
第二, “积极和平主义”。在“和平主义”前面加上“积极”这一定语, 自有其明确的指向。其指向的正是“吉田路线”下的“消极和平主义”。
第三, “自由开放的印太”。安倍与特朗普确认从东亚到非洲建立基于“航行自由”和“法治”的秩序。
第四, “战后外交总决算”。 安倍在故乡山口县下关市称, 必须构筑新时代东北亚和平与繁荣的基础, 完成“战后外交总决算”的时刻已经到来。
三、“竞争”与“协调”的变奏：“安倍路线”下的对华政策调整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 安倍正式访问中国。这是一次发生在两国关系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中日两国积极互动的成功的重要外交实践, 进一步巩固了中日关系重回正常发展轨道的良好势头, 为下一阶段两国的增信释疑、互利共赢打开了新的机遇之窗。安倍对华政策调整, 是基于对“权力”与“原则”综合考量下的对冲行为。在全力推进“安倍路线”的过程中, 尽管本轮对华政策调整具备战略意涵, 但短期来看仍是策略层面的, 依然停留在个案合作阶段。对此, 我们当有理性的认识。今后一个阶段的中日关系, 在“行稳”的基础上良性互动, 方能“致远”。
（作者：张勇，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摘自《外交评论》201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