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月1日，作为欧洲经济体一体化最重要的制度性成果，欧元在欧盟一部分成员国内部正式发行，这是一种具有法定货币地位的超国家性质货币。欧元区最早的创始国为11国。截至目前，欧元区已经扩展至19个成员国，覆盖了3.4亿人口。欧元在国际支付中的份额约为36%，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份额约为20%，是仅次于美元的全球第二大流通货币与储备货币。

2019年是欧元诞生二十周年。在这二十周年里，全球金融体系先后遭遇了美国次贷危机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洗礼。毋庸置疑，欧元在诞生之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暴露出显著的问题。这些成就与问题，将会共同塑造欧元区未来的前景。

我们认为，欧元诞生以来的二十年内，欧元区至少取得了如下三大成就。

成就之一，是欧元把几十年来欧洲经济体一体化的成果固定化、制度化，变为一种不可逆的进程。众所周知，自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签署以来，欧洲民主国家之间就战火绵延。两次世界大战也均发源于欧洲。二战之后，欧洲大国领导人为了避免未来战火重演，达成了推动欧洲经济金融一体化进程的共识。欧洲经济体一体化在经历了煤钢同盟、欧洲共同体、欧洲联盟等阶段之后，部分国家达成了放弃本国货币发行权，共同使用欧元的协议。欧元的使用最终把欧元区各国用货币捆绑在一起，从而使得欧洲一体化进程变得理论上不可逆转，这基本上消除了欧洲大国之间重燃战火的可能性。

成就之二，是在美国、日本、中国等非欧大国陆续崛起的背景下，欧元区的诞生使得欧洲国家在单个国家相对实力下降的前提下，依然能够在全球舞台上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德国、法国等曾经的世界领袖国家均意识到，要保证欧洲大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话语权与领导地位，就必须联合起来。一个例证是，尽管美国在IMF的份额与投票权均位列全球第一，但欧元区国家加总起来的份额与投票权均超过美国，在IMF事实上同样拥有一票否决权。

成就之三，欧元是在民族国家之上创设超主权货币的一种伟大实践，这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最终方向。作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创始人，罗伯特·蒙代尔被称之为“欧元之父”。这种理论认为，在商品、资金、劳动力充分流动的区域内，尤其是对经济周期与经济结构趋同的国家而言，放弃主权货币、使用单一货币是利大于弊的选择。而第二代最优货币区理论进一步认为，即使成员国之间经济周期与经济结构并不相同，但使用相同货币最终会导致这些国家在周期与结构方面越来越相似。换言之，欧元与SDR类似，都属于创设超主权储备货币的重要尝试，这也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重要方向。

如果说，1999年至2008年是欧元区的蜜月期的话，那么2010年前后欧债危机的爆发，意味着欧元区进入了磨合期与停滞期。我们认为，欧债危机的爆发，至少暴露出欧元区在制度设计方面面临两大挑战或缺陷。

挑战之一，是当外围国家与中心国家面临不同的经济周期之时，外围国家丧失了进行逆周期调整的货币政策工具。与此同时，财政联盟的缺失使得中心国家不能对外围国家进行足够的转移支付。这无疑会加剧外围国家面临的负面冲击。例如，欧债危机爆发后，南欧国家事实上需要扩张性货币政策与欧元贬值来缓解危机冲击。但掌控着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德国却觉得这样做可能加剧自身的通胀压力，最终欧元区并未出台对南欧国家有利的货币政策。按道理而言，德国、法国应该对南欧国家进行财政转移支付，但各国的财政政策事实上只对自身负责，国内政治压力决定了转移支付的渠道是阻滞的。

挑战之二，是欧元区内部的国际收支失衡愈演愈烈，且对欧元区内的顺差国缺乏制衡手段。虽然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在2008年之后的十年显著缓解，但欧元区内部依然存在显著的经常账户失衡。德国、荷兰等国家有着显著的经常账户顺差，而南欧国家普遍面临显著的经常账户逆差。欧元区内部目前缺乏纠正成员国经常账户失衡的机制，对德国这样的顺差国而言尤其缺少约束机制。持续的经常账户失衡，既意味着资源错配，也会加剧逆差国的债务负担，最终为债务危机的爆发埋下伏笔。

综合考虑上述成就与问题，我们认为，未来欧元区的扩张速度将会放缓，甚至不排除欧元区成员国收缩的可能性：首先，欧元区国家必须要加强内部整合，这包括创建跨国财政转移支付机制甚至财政联盟（尽管短期内实现的可能性较小）、促进各种要素在欧元区内的自由流动（尤其是劳动力）、约束欧元区内的经常账户失衡等；其次，由于整合过程是痛苦的，欧元区的一些边缘国家可能会发现，放弃欧元、重新使用国别货币可能是一种利大于弊的选择，这些国家可能会选择退出欧元区。边缘国家的退出将会提高欧元区内剩余国家的一体化程度。虽然英国并非欧元区成员国，但近期英国脱欧这一事件未来可能会成为导致欧元区“缩水”的诱因之一；最后，尽管欧元区未来可能变小，但欧元不会消失。如前所述，欧洲主要国家已经意识到，只有推动欧洲经济体一体化，才能够实现持久和平、维持国际地位，这就意味着，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将会展现出螺旋形上升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