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发展的三阶段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术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年至1990年代中期是专业化阶段,19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头几年是学术创新阶段,此后至今是研究方法自觉和体系性理论创新阶段。
从业余走向专业化
从业余走向专业化的阶段几乎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人员很少有受过国际关系专业高等教育的,对于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知之甚少;该专业没有学术期刊,也没有理论著作。改革开放之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出现了许多新中国的首次学术事务。1978年首批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由北京大学招收,1980年首个国际关系学会(原名为“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成立,1981年首篇介绍国际关系理论的文章发表,1983年首次评定国际关系专业的技术职称,1985年首部介绍国际关系理论的著作出版,1987年首次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1988年首部中国外交政策著作出版,1989年首部国际关系专业教材出版,1991年首次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研讨会在京举行。
从深度国际评论走向学术研究
从深度国际评论走向学术研究是一个学术规范化的进程。1990年代中期之前,由于对于学术研究、时事评论、政策分析、理论研究缺乏明确的区分,很多人将国际时事评论、政策分析和国际形势介绍都当作学术研究,因此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只存在于外交史和国际法两个领域,而这两个领域又与国际关系专业有很大的差别。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学术化进程主要
体现为规范化和理论化两个方面。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在京召开了“社会科学的规范化与本土化”研讨会,此后国际关系专业著作和期刊逐渐开始刊登注释,而之前国际关系的著作和文章只在引用无产阶级领袖的原文时才作注释。1996年,首部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著作出版。此后国际关系学术研究出现了繁荣时期,规范化的学术文章和著作大批涌现。
低水平重复走向有方法意识的理论
从低水平重复走向有方法意识的理论创新阶段。1990年代后半期出现的学术繁荣局面在21世纪初遇到了发展瓶颈,即规范化的学术研究成果很多,但多数是介绍、综述和评论,而原创性的成果较少。当时的学术会议经常讨论如何突破低水平重复的问题。2003年,《世界经济与政治》和《中国社会科学》两刊联合召开了“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研讨会,此次会议内容刊发后,学界开始强调方法意识、问题意识和理论意识。同年,清华大学创办了“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讲习班”。2005年起,国际关系学术期刊开始刊发20000
字左右的学术论文。接受了科学方法训练的青年学者群体性地成长为学术骨干,原创性的理论文章和著作增加,低水平重复的困境得以突破。进入2010年代后,体系性理论的创建成果不断出现,开始形成学术流派。
如今,定量研究成果不再是个别现象,大数据方法进入了应用阶段,一些高校建立了国际关系实验室,在国际上发表的英文论文数量明显增加。目前,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平明显超越了美国之外的发达国家,是否进入了新阶段,将由今后的历史来判断。
改革开放对学术进步的作用
改革开放对促进我国国际关系学术研究发展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主要可归纳为四点:摒弃旧观念、提升研究能力、提高学术标准和创造研究便利。
解放思想、摒弃旧观念
改革开放使我国学者不断地解放思想、摒弃旧观念。国际关系学术认识的进步是以意识到已有认识的不足或错误为基础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学者了解到国际上先进的研究成果,得以不断增加摒弃旧观念的知识基础,于是,许多旧观念被新的认识所取代。例如:世界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观念,被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所取代;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的观念,被世界大战危险日益下降的认识所取代;国际关系是阶级关系的观念,被国际关系是国家间关系的认识所取代;全球化是美国化的观念,被全球化是历史发展潮
流的认识所取代;无产阶级没有国家利益的观念,被国家利益是对外政策出发点的认识所取代;多边主义和国际社会是西方的观念,被多边主义有利于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认识所取代;在国外拓展国家利益是帝国主义行为的观念,被为我国拓展的国家利益提供安全保障的认识所取代。这种摒弃旧观念、接受新观念的做法,成为我国国际关系学术进步的最主要路径。
改革开放创造学术条件
改革开放为提升我国学者的研究能力创造了条件。改革开放使我国学者有机会接触到国际上先进的国际关系研究成果,有机会与高水平的国际学者进行交流,把在国外学到的先进知识和研究方法带回国内。学成归来的学者将学到的先进知识和方法传授给大批高校学生,群体性地提高了青年学者的创新研究能力。“70后”学者成为学术骨干之后,国际关系研究低水平重复的困境得以突破,就是典型例证。2010年代以来,我国国际关系研究出现国际化现象,即国际发表大幅增加,也是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正是由于教学和科研都走上了国际化的道路,我国部分“80后”学者的学术水平已超越欧洲国家培养的博士。
提高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标准
改革开放提高了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标准。学术标准不是人为规定的标准,而是学界同仁的学术共识。学术标准是随着学界知识的深入而不断提高的。由于改革开放既提升了我国学者的研究能力,又使我国学者了解到了国际学术标准,于是我国的学术标准也就水涨船高了。例如,学术论文和著作有了严格的注释规范和反抄袭标准,学术著作和期刊采取匿名
评审制度,技术职称评定开始采取国际评审制度,学术评价采取了引用率、Q1期刊、知名大学出版社等综合性标准。2008年创建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也是参照国际学术标准建立的。学术标准的提高,客观上起到了推动高水平研究的作用。
为学术研究提供便利条件
改革开放提供了学术研究的便利条件。国际关系研究需要研究其他国家的情况,了解其他国家的国情和对外政策是最基础的工作。改革开放使我国学者有可能到研究对象国进行实地考察,了解情况;有可能到对象国阅读档案,使用国外的数据库;有可能与外国同行共同工作或合作研究。在这些便利研究工作的条件下,与外国人建立私人友谊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朋友间的互信能使研究者了解到外国人最真实的意见和观点。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的开放程度决定了研究者获取国际信息的便利程度,这对现在的国际关系研究十分重要。
40年国际关系研究的经验借鉴
在改革开放后的40年里,我国国际关系学术研究中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笔者以为,在诸多经验中,解放思想、破除旧观念是进一步推动我国国际关系学术研究发展的最重要经验。
破除唯一论
1980年代,我们破除了世界上只有一种理论是正确的观念。学者们破除政治迷信,学习了国际上各种国际关系理论,借鉴各种不同流派的国际关系理论知识,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如今,学者们仍需要坚持解放思想的原则,不把任何思想定为一尊,而要鼓励百家争鸣,使各种流派在争论中提高原创水平。为此,借鉴国际研究成果仍是不可或缺的。学术研究的文献综述须涵盖国内外所有与研究问题直接相关的学术成果,并判断可借鉴之处及存在的缺陷。
明确研究目的
1990年代,我们破除了不服务于政策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观念。学者们破除了不为政策服务的研究是脱离实际的这种政治观念,从而使我国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得以发展。如今,为了应对智库建设兴起使得学术研究面临边缘化的现实,我们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有为人类进步作学术贡献的情怀。学术研究的目的是认识客观世界、增进人类的知识,学术研究可能与对外政策无关,但却与人类进步相关。为此,我们需要坚持走国际化的道路,与国际学术共同体接轨,通过国际发表创造被国际同仁所认可的知识。
厘清国际关系研究性质
21世纪初,我们破除了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有阶级性的观念。破除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有阶级性的观念后,科学研究方法尤其是变量控制概念在“70后”学者中得到普及,群体性地提高了原创研究能力,改变了低水平重复的局面。如今,我们面临着创建普遍性理论还是中国特色理论的分歧,面临着侧重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的分歧。对于国际关系学术研究来讲,共性研究和特殊性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都是必要的。然而,在我国要推动共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还得进一步破除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有阶级性的观念。由于科学研究方法的更新速度加快,因此只有不断学习新方法,才能在共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面取得超越前人的成果。
总结
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正在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可是学习借鉴外国经验和知识只能缩小差距,而要实现超越则要依靠创新,因此创新成为学术进步的最主要来源。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创新能力,我们需要更加解放思想,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参与国际同行对话,参与最前沿的国际问题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