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如哲学作为总体就是哲学史，自由主义作为总体就是自由主义史。作为一类关于政治行为、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活方式的理念，自由主义最早大概可见于古希腊民主城邦雅典的政治领袖伯里克利。用现代最权威的伯里克利研究者之一唐纳德·卡根的话说，伯里克利“见到了创造世界（到那时为止）所曾知道的最伟大的政治共同体的机会，一个将满足人的最强烈、最内在激情——荣耀和不朽——的政治共同体。这些激情的满足通常意味着人的极不平等；然而，伯里克利相信它们能够由一个基于法律和政治平等的民主制的公民来实现。与此同时，他打算创造一种前所未知的生活素质，那将使人们能够追求自己的私利，但也能够使之谋求更高的目标，办法是使他们的私利为一个促进和倚赖理性、以此造就自身伟大的城邦服务。”
无疑，这样的自由主义政治/社会理念植根于一种更广泛更笼统的哲理观念，那是与对人类世界的现实主义理解大不相同的“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理解，即相信世界的状况可以按照理想来改变的、进步的历史观。
宽泛地说，“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哲学的历史可溯源于中世纪晚期的大神学家阿奎那。他将宗教和科学、信仰和理性视为有机结合的两个方面，提出理性与信仰互相补充的神学理论。此后，以笛卡尔为最大代表的现代早期理性主义哲学认为，理性是最可靠的，是知识的源泉。洛克虽然反其道而行之，认为知识来自观察和经验，但他的经验主义认识论与他基于先验自然理性的社会政治理论自相矛盾。经过边沁，这一矛盾被调和起来，个人的感知和自我利益成了认识和行动的综合依据。
在此谈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历史要有把握得多。虽然其中同样有历史的间断性，但与上述历史图景相比肯定小得多。阿奎那系统地提出了意义重大、影响直至当今的“正义战争理论”，至少其很大部分风格和精神实质是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的。此后，从16世纪西班牙新经院神学家维多利亚和苏亚雷斯， 到17世纪的格老秀斯，而后从18世纪启蒙思想家和19世纪英国自由国际主义者，到20世纪美国总统威尔逊和随后延续不断的美国自由国际主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差不多一脉相承。大致从启蒙思想家开始，我们基本上可以用“自由国际主义”一语来称呼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而其最根本前提是理性个人和跨国交往。
作为理应被认作是“美国式自由帝国主义”（犹如伯里克利的“雅典民主帝国主义”）的经典形态，威尔逊主义的巨大影响和巨大后果大抵是三重性的：
第一，作为决定性原因之一，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两方面参与塑造了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二十年危机”，此可谓之“幻灭”；
第二，威尔逊主义与其后继者赢得了对苏冷战，并且由此造就了美国的空前权势；
第三，威尔逊主义与世界政治中的其他若干新力量合成作用，近乎变更性地影响了国际关系思想、国际法和国际伦理，并且有力地助成了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的勃然兴起。
美国对外政策史上的自由国际主义是美国外交思想的基本主题之一。关于美国外交思想传统，已有两大类非常著名和流行的界定，伴之以同样非常著名和流行的阐析，即现实主义对理想主义；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前一类界定首先由汉斯·摩根索1948年在其经典《国家间政治》中提出和定型，此后最有名的阐发和延续当推乔治·凯南1950年的《美国外交（1900-1950）》和亨利·基辛格1994年的《外交》。它们在美国知识界和在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学界可谓达到了脍炙人口的知名度。
后一类界定以美国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为主题，在不同的提倡者那里本着不同的根本依据：基于神定、基于种族或“自然”、基于宗教性或准宗教性“使命”、基于现代世界发展。有关的主要历史形态包括：北美清教徒的“山颠之城”观念；“天定命运”论； 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马汉的盎格鲁—撒克逊海权论；美国自由民主制的普遍主义使命，包括威尔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世界政治哲学；关于自由国际主义经济政治秩序的“霸权稳定论”；关于全球化时代的“新帝国论”等。
然而，美国还有一大外交思想传统——“杰克逊主义”或“好斗的美国主义”，它与上述其他两大传统一样，贯穿于美国对外政策史。在对它的历史揭示和这里讨论方面，最早的依然是最好的，那就是著名学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1999年底在《国家利益》季刊上发表的辉煌的论文“杰克逊传统”。
因此，我们可以辨识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中的如下三大主题，它们以其众多历史形态和思想表现，合成了美国外交思想的复杂图景：
（1）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中的现实主义，它主导了美国作为国际权势政治中的“传统”大国的对外政策；
（2）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中的“杰克逊主义”或“好斗的美国主义”，它主导了美国少有虚饰地单边追逐美国一国的安全、利得和“国家伟大”的极端民族主义对外政策；
（3）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中的理想性自由国际主义，它主导了美国缔造“美国式”理想世界秩序的新型“普遍主义”对外政策。
第一类形态最突出地与华盛顿、约翰·亚当斯和尼克松三任总统以及汉密尔顿、凯南和基辛格的名字连在一起；第二类形态在内战前大陆扩张高峰时期之后，以里根和当今的特朗普为最大代表；第三类形态的典型则有“杰斐逊世界主义”、威尔逊主义、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战后世界理想、杜勒斯型的理想性自由国际主义以及肯尼迪和克林顿行政当局的对外政策核心理念。
在美国对外政策史上，更为常见的是上述三大主题互相交织、从而错综复杂地规定美国政策和塑造其外在面貌的时期，也就是说以这些主题分别衡量并非典型的时期。例如，无论是集“现实政治”(realpolitik)、种族主义和牛仔精神于一身的西奥多·罗斯福（他在发动美国兴起为世界强国的权势飙升过程中起了巨大作用），还是开启冷战时代和遏制战略的杜鲁门，其对外政策分明显现出所有三大主题，就西奥多·罗斯福而言尤其如此。
需要格外强调的是，在“杰克逊主义”或“好斗的美国主义”之中，常有理想性自由国际主义的强劲冲动。在前者主导的大陆领土扩张时期，美国政界和知识界许多人士主张所谓理想主义的、和平的扩张主义，“对美国民主体制的纯粹和明智有着无限的信心，并且预言它将随其他国家和人民在精神上被美国吸引而扩展到整个世界。” “好斗的美国主义”总统里根和小布什也强劲地受到同样的信念驱动。总之，在美国外交思想的复杂图景中，几乎满布不同时期内那些同时以多种“主义”为其基本成分的“混杂型”对外政策观念体系。
回过来泛谈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应当强调，关注和理解其“混杂型”代表非常重要。例如对富兰克林·罗斯福、亚当·斯密和埃德蒙·伯克的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和评判，无疑难于对威尔逊、边沁和詹姆斯·福克斯的，因为后者很大意义上可谓“水清见底”，“一以贯之”，而前者远非如此；也因此，前者更需要得到精细的探究。同样的道理也存在于范围更广的、一般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研究方面。诸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革命主义）之类的大范畴划分是一种高度抽象概括性质的范式划分，而在具体的历史和现实中，很少甚或极少存在绝对纯粹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革命主义）思想体系或思想家。范式与实际的差别就在抽象与具体、纯粹与混合之间。
（本文为时殷弘教授在闲谈系列“美国文明的欧洲根基”活动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