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可金的邀请，非常荣幸参加这个座谈会。我对中国国关界和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是非常不了解的，所以我只能讲点我自己经历过的一些理解，可能更关心未来的发展。
首先，借这个机会向秦老师和阎老师祝贺，秦老师的书是今年刚出，阎老师的书明年会出版，这是中国国关学界的大事件，可以说是里程碑。中国IR界最顶尖的理论学者可以贡献世界性的知识，这是任何一个所谓的知识群体如果要有所谓的中国学派，所谓的中国特色，必须逾越的山头。我们不能自娱自乐，还是要走向世界。开个玩笑，这也符合中国的软实力，也有点天下情怀。我这里的天下当然是超越过去四海之内的这种感觉，更多是有一个全球性的理解。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IR学界【包含国关、安全研究、IPE等等】肩负的责任和贡献会超过中国现有的所谓的政治学，包括政治学理论和比较政治学。这是因为中国的大部分目前的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还是说主要有相当多的东西只是关注中国，数据点相对的狭窄，甚至是唯一，应该会限制其他这两个学科对世界性知识的贡献，因为你要有世界性知识的贡献就不能只谈中国，肯定是不够的，所以说秦老师、阎老师标志性的贡献是代表了一个未来，而且是对后人，包括我们这些晚辈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杆，应该说会引领中国IR学界。
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的IR学界要引领中国的政治学甚至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这个是中国IR学界的一个责任。因为我们有相对广阔的世界，至少我们研究的视野相对广阔。不仅可以研究中国，还可以研究中国东亚，慢慢向其他地方扩展，而且不仅只是研究当代的历史，还可以研究上下五千年等等。
第二，稍微回应一下刚才讲到的争议，即所谓的国关学界的“时代问题”。因为我对1996年之前的事情完全不知道，所以我个人觉得，大致可以认为大规模的没有太多甄别的引进时代确实在2003-2005年基本结束。特别是在所谓的大理论之上。因此，我非常同意方银的文章，只讨论三大主义是可以休矣，当然三大主义还得有、还得知道。
后来这个时代，从2003、2005年这个时代应该说开始有一部分，在引进的基础上进行消化，开始酝酿一些可能的创新。这种创新当然是非常困难，但是中国的学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学者，像学峰、可金、李巍、刘峰等等，应该说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他们让中国的年轻一代学生看到中国的学者经过消化、经过批评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程度的创新。创新的要求第一是必须了解所谓的几大主义，甚至是几大主义的来龙去脉，甚至还要了解几大主义的辩论背后。如果冷战发生核爆炸，就没有人类社会了，所以李巍最早写的是国关武林传流传很广，也是有道理的。
在三大主义的基本引进之后，中国的学者试图进行创新，经过差不多15年左右的积累还是有比较重要的进步，所以我非常同意刚才正毅讲的，我们不能妄自菲薄，还是取得了很多进步，至少让年轻学生知道中国的国关界比某些社会科学学科更好一些。
在这个情境下，阎老师开办了共同体，开办了这个刊物，以及田野新做的刊物都代表了新的趋势，中国的IR学界终于可以支撑好的杂志了。以前杂志天天求稿子，现在不太用求了，而且还可以有一定的甄别、筛选，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性的贡献。
最近，可以明显可以看到，至少是中国一流刊物已经不太发文献综述了，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变化，以前可能就写个文献综述，谁说了什么，就能发，这是阶段性的问题。现在比较难了，这个是很重要的进步，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想未来的时代应该可以看到，大规模、无甄别的引进、评述时代基本结束，对于年轻学生，包括像年轻老师会越来越高，这是必然的趋势，应该说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一个进步。
第三．关于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现代国家肯定是需要智库的。我个人以前在中国社科院工作过，也算是在智库工作过。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智库面临的质疑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智库中学者和专家的水平问题，一个是智库到底能起多大作用的问题。前者大家各有各的看法，但是，后者我觉得肯定是不确定的。我个人认为一个好的智库不是强化一个政策，或者讴歌一个政策，而是能不能纠偏，这个是真正考察智库水平的地方。现在中国绝大部分智库的工作是在强化或者讴歌一个政策，纠偏能力严重不足。
举个例子，比如，当年Allen Whiting说中国将出兵朝鲜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但是，他至少提出了一个可以让美国人纠偏的东西。现在很多东西不是在纠偏，而是在强化既有的政策，这样的报告是不是智库应有的功能？是不是智库存在的必要？我个人觉得至少是可以商榷的。
第四，我想讨论一下理论与地区研究以及国际眼光。可以跟现在的智库化结合起来看，中国的IR理论进展恐怕和未来要慢慢移向超越大国关系的地区研究有关。大国关系要研究，中美关系还要搞，东亚也要了解，应该会有相当的年轻学者走向或者说开始研究超越大国关系、超越东亚地区的视野，这种视野对于中国的IR学界或者说包括比较政治也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意义，所以说刚才已经提到了，IR学界可能更有这种责任，也更有这种可能性能够引领中国对世界的了解。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经常被人骂，叫《少点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我觉得这个仍然是必要的，很多人可能不完全理解我，我说的不是不要知道中国历史，而是说中国历史做的人太多了，或者说关于中国自己的东西做的人太多。为什么要研究世界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必要就是首先对中国是有意义的，我们需要知道别的国家犯过什么错误，做过什么对的地方，我们要避免错误，比如说修昔底德陷阱。人家肯定是做错了，我们不能做错，我个人觉得中国不能犯错，中国犯错了，如果印度接下我们的地位，我们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咱们一定要认识到，中国错过这次觉醒和复兴的机会的话，就不会再有了。大家看全球价值链的移动，一旦移出中国估计就不会再有了，回来是非常困难的，类似于现在特朗普老想让制造业回归美国一样有困难。要多点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了解，中东、拉美、非洲、中亚、东欧等等，为什么特别重要呢？
一个是它不仅能够提高中国对世界的了解，第二个重要的意义它确实也有可能贡献一些所谓的，可能不见得是本地化的知识，但是对我们研究的国家会有意义。非要说也可以叫软实力，但是根本意义来说我们只有了解才有可能影响，至少从比较根本意义上去影响，而不光是撒钱，光是建路。那个当然我们实力超强，但是思想上影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其次，我刚才已经稍微提到了，我认为在这些地方的研究，可能会来更多的理论创新，或者说超越几大主义，变成中层理论，因为现在这个其实无论是在欧美，欧洲相对来说还是停留在形而上的比较多，但是总体来说在北美很多地方，其实现在是中层理论。我刚才提到了，大规模无甄别的引进大理论的时代结束了，但是在这一点刚好可以借着这个点强调一下，还是要对一些中成理论的引进或者消化、甄别是必要的，这个年轻学生离我们期待的水平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包括在座的各位大佬都应该要求自己的学生开始少研究点中国，多研究点世界，少研究点中美关系，不代表中美关系不该研究，少研究点大国关系，但是可以有一部分人可以研究其他的地区和国家，这个也是未来。
第五一点，也是最后一点，关于人才培养。这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实是就业问题。现在985高校基本上招的绝大部分都是海归，这个在一段时间甚至是可以接受，甚至说可以不得不这么做，因为要有国际发表的话对英文的要求会多一些。但是，如果完全明文规定只招海归是有问题的。如今，一些学校把香港、澳门、台湾都当成海归，至少对IR学界是不公平的。事实上我认为大陆最好的高校的IR水平肯定已经超过香港、澳门、台湾，甚至日本、韩国、新加坡、新西兰，以及澳大利亚等地的IR。因此，如果那些地方的毕业生都找到985的高校，而大陆自己培养的比较好的IR人才却找不到比较好的教职是不合适的。我这并不是故意要贬低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澳大利亚等等。这些地方我都去过，而且我也留意这些地方的IR研究和学生培养。总体来说，我觉得他们的IR比我们差，甚至差太多了。因此，至少对某些领域，我们也不能太妄自菲薄。现在大陆的IR的一些培养是慢慢的至少应该说已经超过上述这些地方对IR人才的培养。因此，在这一点上对人才的公平程度上需要有所提升。我们最终要看人，不看毕业的地方。当然好的人才通常也不会在特别差的地方毕业。因此，如果完全明文规定不能录用大陆最好的IR项目毕业的博士生，而是录用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澳大利亚等等地方的IR博士毕业生（我听说有好些学校都是如此），这是有问题的，也是妄自菲薄的。
大概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