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不会日语，也不专门研究日本，但是一直对日本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研究怀有兴趣。这是因为在我看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除了要持续跟踪作为世界上国际关系学科学术重镇的美欧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外，也要尽量多地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研究。在众多非美欧国家中，日本是中国的主要邻国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和实现近代化（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之一，日本的经验无疑对中国格外重要，对中国来说，它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物。然而，由于自身无法阅读日文文献的缘故，仅凭中文和英文相关文献，我对日本国际关系研究的了解和掌握自然是很零散的，也是很有局限性的。因此，当拿到刘星和张慧翻译的《日本国际政治学》后，我便仔细加以研读。这一套四卷本的学术著作，是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组织和集体编写的，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尤其是１９５６年日本国际政治学会成立以后）到２１世纪初日本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科发展的基本情况，从理论研究、地域研究、历史研究及跨国研究等四个领域，进行了全景式和权威性的回顾和总结，是了解日本国际关系学科的缘起、发展及特色的重要参考书。
我在阅读这套书的时候，脑子里总在想着把日本国际关系学科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１９８０年中国国际关系史学会成立之后）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加以比较，努力寻找二者的异同之处，以及思考日本经验可能对中国的启示。本文主要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这两个领域来进行此种比较，并侧重以日本为参照物来理解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建设。
一、理论研究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以来，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一直是国际关系学科的重要内容之一。日本和中国自然也不例外，两国学界在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方面的共性和特性都很明显。
众所周知，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面，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产生了多个理论流派，包括理想主义、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英国学派（又译“英格兰学派”）、批评理论、女性主义等等。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的《二十年危机》（１９３９年）和美国人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１９４８年），通常被视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奠基之作，因为这两部著作均提出理解国际关系本质和一般模式的宏大分析框架与理论工具。直到今天，国际关系理论著作绝大部分作者依然是美英学者或英语世界学者。这也正说明，国际关系理论从根本上说还是属于美国的理论，或者美英理论，非美国、非英语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没有什么地位，或者被边缘化了。由于这个原因，非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往往表现为“进口学术”的特点。日本和中国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在这一点上，中国和日本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具有明显的共性，尽管日本在引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方面比中国起步早，持续的时间自然也更长。
《日本国际政治学》第一卷重点讨论日本在国际关系理论（日文为“国际关系论”）方面的研究。从中可以看出，虽然有日本学者认为日本人对国际关系现象进行理论论述的历史可追溯到德富苏峰和中江兆民二人分别在１８８６年和１８８７年出版的《将来之日本》和《三醉人经纶问答》，但日本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实际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的，并且具有明显的“进口学术”的特征。也就是说，日本的国际关系学者在理论研究方面以引进外来（主要是美国）理论为主，所引进理论包括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对外决策理论、女性主义理论、安全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中的文化等等。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翻译成中文的国际关系理论著作还不多，我看过几本日本学者撰写的、翻译成中文的国际关系理论著作。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著作确实有以评介或运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为主的特点，尽管也有日本学者的独特解读。
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同样也具有“进口学术”的特点。自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十分活跃，但主要以引进西方（主要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为主。迄今为止，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流派的重要著作大多都已翻译成中文出版，其中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北京大学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都先后出版了国际关系理论译丛，为中国读者了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进入２１世纪后，外来理论被引进中国的速度明显加快，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著作出版后不久，往往很快就有中译版出来或者被中国学者加以介绍。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主要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的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译版的快速出版。该书的英文版出版于１９９９年，次年其中文版就出来了，并且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引发一场建构主义热潮。与此同时，中国学者撰写的、主要评介或运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教材、专著也在源源不断地问世。
但是，在寻求创立具有本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方面，中国学者的自觉意识比日本学者明显地要强烈得多。虽然也有部分日本国际关系学者表示“期待建构基于日本历史和文化背景之上的国际政治的理论基础”，并向英语世界介绍日本学者的某些理论探索，但总的来看，日本国际关系学者似乎并没有中国同行那种因为具有本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之缺失而产生的极度焦虑感，也没有后者对构建本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那种强烈愿望。我认为，这可能是中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大不同之处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在引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同时，一直有意识地探讨如何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就有中国学者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过于崇拜西方理论的风气表示了极大的担忧，正如一位资深学者所说的：“关于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指导思想问题，这是一个老话题，但仍有现实的意义。现在有些同行提倡我们就是要学习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不要搞自己的一套。言下之意就是不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也不要搞‘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等，甚至对一些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要搞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同志冷嘲热讽，视为‘浅薄’、‘肤浅’。更有甚者，根本不读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理论的论述和分析，而言必称汉斯·摩根索，并毕恭毕敬地称之为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之父，这恐怕不是严肃的科学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２１世纪，不少多年来致力于引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中青年学者也开始呼吁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或者提倡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国视角”或“中国化”等主张。他们的学派自觉意识很强，不满足于引进西方的东西，而是努力探索创立中国人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比如，一个中国学者真情地表达了自己的梦想，即“梦想我们有完备的国际关系学科，有争鸣的国际关系学派，有求真的学术精神和崇高的学术理想。而集中到一点，就是希望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莘莘学子之中，出现我们的国际关系学大师，为了我们的学科、为了我们的学派，更是为我们的学术精神和学术理想”。再比如，另外一位中国学者曾经对中国没有形成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表示担忧，他这样写道：“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是个让中国不同年龄段的国际关系学者叹息、焦虑、急迫甚至是无奈的问题。”他进一步对此论述道：“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现在似乎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西方各派理论的争论上，但是对中国与国际社会所面临问题的研究上，似乎给予的关注太少。空谈理论不研究问题，对学科成长是很危险的。我认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已经走过了对西方理论的吸收与消化阶段，要在国际关系学界有中国自己独立的声音，我们必须以科学、严格的态度去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最终提出自己的概念与理论来。”
这种强烈的理论自觉意识可能和最近十年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在理论建构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密不可分。在２１世纪初，几位中国学者发表了一些为国际同行所关注的国际关系理论著述，包括在美欧著名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专著，阐述了“道义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及“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等理论观点。相反，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日本的国际关系学者出版类似的专著。
二、历史研究
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也是国际关系学科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实际上，现代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直接产生于历史研究，特别是外交史研究。１９１９年，英国的威尔士大学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政治学讲席教授。此后，牛津大学、伦敦经济学院等高校也设立了类似教职，而早期任此教职的教授很多是历史学家，比如汤因比。国际关系史所涵盖的范围其实很广，它至少包括全球国际关系史（或国际关系通史）、地区国际关系史、国别对外关系史（比如中国对外关系史、美国对外关系史）这三大板块。在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方面，日本和中国学界同样表现出很明显的相似性，但也有自己的特色。
以历史研究为主的传统方法其实一直在日本学界占据主导地位或者支配地位。正如《日本国际政治学》第一卷所指出的，日本的国际政治学具有国际关系史及外交史研究为专业领域的学者比例极高的特点。这一点与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第二次论战”后科学方法成为主流、理性主义研究盛行的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以确立的日本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也是在外交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１９５６年成立的日本国际政治学会，从创建初期以来，历史研究的比重就很大。细谷博一指出，“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的创立正是在以从事国际政治史专业的创始人神川彦松为中心、以日本外交史研究为重要使命这一背景下得以创立的”。《日本国际政治学》第四卷的讨论主题即历史研究。李钟元在该书第四卷的序章中指出，日本国际政治学会于１９５７年创刊的学会杂志《国际政治》（季刊），从１９５７年５月到２００８年３月刊登的约１４００篇论文（书评及学会动态除外）中，外交史、国际关系史领域的论文有约４６０篇（占全部论文的３３％）。针对“在日本国际关系研究中什么是支配性的研究方法”这一提问，约１／４（２６．４％）回答者选择了“历史方法”。日本国际关系学者对历史研究的厚爱和重视，由此可见一斑。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大东亚战争全史》的作者服部卓四郎是这么解释的：“历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通向将来的发展路径，不能否认，其中存在着深刻的因果关系。我们必须经常回顾过去，认识现在的处境，并且展望未来。这就是说，研究历史是一个真正的日本人掌握自己命运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科建设与日本也有很明显的相同之处。至少迄今为止，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是历史研究，国际关系史研究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以及世界史学科）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这和中国强调历史研究的学术传统是分不开的。在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正如钱穆所说的，“‘历史’是研究人文科学一种最基本的学问，正如数学与几何之对于自然科学般”。
中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起步不晚，学术积累也不少。外交学院石磊教授认为，早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前后，中国学者就开始进行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了。也就是说，中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开始于民国时期。我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的藏书目录中查询到，民国时期的学者就已经出版了数量不少的国际关系史著作。其中包括周鲠生的《近代欧洲外交史》（１９２７年）、冯节的《近百年国际政治史略》（１９２８年）、周鲠生的《最近国际政治小史》（１９２９年）、高君实的《战前战后的德意志》（１９２９年）、张忠绂的《英日同盟》（１９３１年）、张忠绂的《欧洲外交史》（１９３４年）、张忠绂编著的《中华民国外交史１９１１—１９３１》（１９３５年）、钱亦石编著的《中国外交史》（１９３９年）、张忠绂的《演变中的远东国际政治》（１９４２年）、张友渔的《二十六年来的日苏关系》（１９４２年）、王铁崖的《战争与条约》（１９４４年）、王绳祖的《近代欧洲外交史》（１９４５年）、曹未风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简史》（１９４５年）、曹末风的《现代国际关系史纲》（１９４８年）等等。这个时期的中国学者大多在欧美大学接受过学术训练，了解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动向，并且格外关注中国的对外关系史或外交史，属于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奠基者。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如周鲠生、王铁崖、王绳祖等，对新中国的国际法、国际关系史、外交史的研究和教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国际关系史学科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其主要特点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并以苏联的相关教材作为样板。另外，出于培养外事干部和普及国际关系知识的需要，国际关系史被正式列入中国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１９５０年，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率先成立，并开设国际关系史课程。１９５５年，以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为基础创办了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史亦成为外交学院的主要课程之一。事实上，从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到１９６６年之前，国际关系史教学一直是新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学者们编写和出版（有的是内部发行）了一些国际关系史教材和资料选编。但是，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时期几乎是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和教学的空缺期。正如石磊所说的，期间，“国际关系史的教学停顿，机构被撤销，人员下放，资料失散，整个学科完全中断”。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经济、政治、思想各个领域都出现了空前繁荣兴旺、生机蓬勃的景象，迎来了思想解放和科学发展的春天。国际关系史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正如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刘德斌教授所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无论是宏观体系阐释，还是微观个案研究，无论是国际关系史的理论探索，还是档案材料的发掘和解读，对比改革开放之前，都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和提升”。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就首先体现在一系列国际关系史教科书及相关资料选编的发行或正式出版上。第一本正式出版的国际关系通史性质的教科书是王绳祖和何春超主编、法学教材编辑部审订的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国际关系史》（上、下册）。此后，陆续有不同学者编著的国际关系史教科书出版，特别是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史教科书出版。其中包括由中国国际关系史学会（后改名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主持编写的十多卷本的《国际关系史》。除国际关系教科书或通史类著作外，中国学者还出版了不少地区国际关系史著作，特别是中国所出的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史著作。此外，中国学者出版的国际关系史专题研究作品也很多，比如中外关系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美国对外关系史及冷战史等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所出版的相关著作数量很多、成果喜人。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后，中国大陆学者发表的国际关系史研究成果数量增长更快。据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徐蓝教授统计，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间，中国大陆学者在中国内地出版的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专著２００部、教材１８部，各种涉及外交关系的文献资料６４部，在主要专业核心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１３００余篇。
在中国，有一个类似于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的组织，即改革开放后成立中国国际关系史学会。１９８０年１２月，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在广州正式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该研究会的成立把全国从事国际关系史教学和研究的学者组织起来。该研究会组织了多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和出版国际关系史论文集，并组织编写《国际关系史》。刘德斌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大部分都出自国际关系史研究会会员之手，包括《现代国际关系史辞典》《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大事记》《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战后国际关系史料》《国际关系史论文集》《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史论文集》《国际关系史论丛》和《战后国际关系史论丛》等，其中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王绳祖主编的十卷本《国际关系史》的编撰，后来又出版了该书的第１１和１２卷。在２０００年举行的第六届年会上，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改名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从该学会的最初名称就可以看出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于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重视程度。
但是，日本和中国学者在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方面也有所不同，尽管两国学者当中实际上都存在多样的学术路径或学术风格，不可一概而论。相对来说，日本学者在对历史原始材料的重视程度及对于历史事实论述的细致程度方面，我认为总体上比中国学者要更强。我读过的几部日本史学家的著作，它们对于一手档案的使用、详尽和细致的叙述让人印象很深刻。其中包括川岛真的《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上、中、下卷）、和田春树的《日俄战争：起源与开战》（上、下卷）、内藤湖南的《中国史通论》等。
三、他山之石
综上所述，在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两个维度，中国和日本的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呈现出某些共性和特性。因为篇幅所限，本文不打算展开讨论导致上述共性和特性的原因。我记得在《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组织的《日本国际政治学》研讨会上，有一位与会者指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学术生态。我很赞同这一判断，尽管每个人对学术生态的理解肯定并不相同，正是中国和日本各自的学术生态导致两国在国际关系学科建设上呈现出共性和特性。当然，我更关注的是中国和日本不同的学术生态及其导致的两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所呈现的不同之处。中日两国学者在国际关系历史和理论研究方面所呈现的不同点，主要是由不同学术生态所导致的，完全照搬对方的学术模式无疑是不可能的，也无必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方不能从对方经验中获得有益启示，毕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进入２１世纪，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学术自觉性或自主意识越来越强，这特别体现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建构上面，一些中国学者的努力和成果也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这无疑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尊重学术规律，理论建构需要建立在学术积累和学术创新基础之上，过于急切和大兵团作战式的创造理论的举动可能适得其反，毕竟能构建出理论的只是极少数有天分的人。多样化的理论研究路径和淡定从容的学术态度，是需要提倡的。另外，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有赖于一手资料的掌握和细致认真的考证和梳理，在这方面日本学者做得比中国学者好，值得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学习和借鉴。
与此同时，国际关系学科建设需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受政治性因素影响过大，很多研究成果属于政策诠释，而且相关学会的行政化色彩也比较重。相对来说，日本同行的独立性要更强一些，包括其专业学会。我们可以从这套四卷本的《日本国际政治学》学术著作中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总而言之，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在致力于自己的课题研究的同时，实在有必要看看别国学者在做什么。学术研究只有在相互交流、相互启示、相互争论、相互竞争之中才能够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