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2018年11月在第十六届开放时代论坛“中国话语”发言稿。

我最初是学社会学出身，但已离开社会学很久了。这一届开放时代论坛勾起我多年来一直在关注、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意识有可能就是源自上世纪90年代初关于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讨论。当时我正在学校念社会学，对那个讨论有所关注，从而就在心头种下一颗种子。2018年8月重庆大学高研院刚刚举办了一次以“文化自觉”为主题的研修活动，借这个机会我重新读了费孝通先生晚年的一系列论述，触动很大。社会科学作为一个舶来品，引入到中国，就一定要面对“中国化”的问题，因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文世界，要研究中国，就要去面对、理解、诠释中国世界的人文内涵。所谓“中国化”，不仅仅体现在我们要关注中国的具体现实、实际，它的悠久历史与文化基础也很重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化”是一个有横、有纵的问题。或者用毛泽东的表述，除了“洋为中用”，中国社会科学还有个“古为今用”的问题。如此，才可能实现“使之在每一个表现中，都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在社会科学领域，似乎还没有看到过如此清澈、果决的表达。要讲出这句话，需要很大的勇气，也需要很深的功底，很多人不敢这么说，实际也没能力这么做。

关于“中国特性”，这里没办法充分地展开。我对这个问题曾有过一些思考，原来觉得提“中国特性”和“表现”，是不是自矮了一截？现在是讲“中国特色”，连“特点”都不用了，好像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自降一级，甘居特殊性，而放弃普遍性。后来通过对毛泽东著作的深入阅读，才逐渐领悟到他的话背后是有深刻理据的。这就是“理一分殊”的道理。或者，借用中国哲学的传统表述，可以对之做“体”虚“用”实的理解。武汉有热干面，重庆有小面，山西有刀削面，各有特色，这些具体的“表现”“用”才是实，而那个抽象的“面”在哪里啊？

回到费孝通。他在世纪之交提倡“文化自觉”，呼吁中国的社会科学要重新发掘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宝藏。他认为，我们要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这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费老的话里面含着一种危机意识。危机到什么程度？我相信今天从事社会学的绝大多数中国学者，还没有达到他的认识深度。从费老晚年的立场来看，他认为如果不从中国的古典立场出发来进行“重建”的话，中国社会科学将是没有前途的，也就是说，要让社会科学真正植根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土壤之中。我今天不准备把立场推到如此极致，那要牵涉一些很根本的问题，不是一时半会能解决的。沿着“文化自觉”的理路，我想谈的是一个更为具体的策略性问题，即在社会科学概念构建中“古为今用”策略的运用。

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都知道，概念是基本的东西。我们常说理论联系实际。具体怎么做？各个层级的概念就是我们联接经验和理论的枢纽。说到概念，社会科学中常见的一种是具有可操作性的概念，如“生活水平”“社会地位”“政治信任”。从事实证性研究的学者，往往会去琢磨怎么实现这些概念的可操作化，进而实现量化。这是一种做法。社会科学概念里还有一种很重要的类型，不妨叫做人文性概念。这种概念往往很难实现可操作化，但其往往有着深刻的经验感受性和高度的理论启示性。现代社会科学中具有经典意义的人文性概念，多是沿着“古为今用”路径生成的。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如政治学中的“利维坦”是从圣经故事里来的，心理学中的“俄狄浦斯情结”是从希腊神话里来的。

对中国人来讲，最耳熟能详的例子，或许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无产阶级”（proletariat）（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个概念指称西方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大生产条件下的现代工人阶级。不过，这个概念本身则并非现代表述，而是源自古罗马时期指称社会最下层公民的一个蔑称——“普罗”（proletarius）。马克思并非最早发掘这个概念的人。19世纪三四十年代，“无产阶级”（prolétariat）一词已开始在法国社会主义文献中流行。但是，有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指出，马克思首次把这个古典范畴转化成一个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范畴，并在他的社会经济学说与革命思想中占据了核心位置。进入20世纪后，“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全球性影响的范畴了。

在当代社会理论中，也不乏这样“古为今用”的范例，如美国人类学家特纳（Victor Turner）在其仪式理论中对“communitas”（不同于“community”）的运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对“habitus”（不同于“habit”）的运用，等等。

西方学者为了捕捉经验中用通常的概念无法捕捉到的东西时，常常就会回到古典寻找资源，将之重新激活。在这方面，最为经典的例子恐怕还是韦伯的“卡里斯马”（charisma）概念。大家熟悉的是他在支配社会学里提出的三种正当支配类型，即传统的、法理的、卡里斯马的。前两种类型，和很多古典社会学家的提法一样，无非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模式，诸如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共同体与社会之类。韦伯的独到睿见是在这两种之外又提出了第三种类型。他找到“卡里斯马”这个概念来捕捉世界历史经验中存在的一种特别重要的力量。那么，这个概念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它实际是一个早期基督教的词汇。《圣经》新约中，保罗致哥林多人书中就使用了这个词。在英王钦定本中，这个词没有直接出现，而是被译作“gifts”，汉译为“恩赐”。韦伯用这个词来刻画某些个体不同寻常的品质，并由此提炼出一种重要的正当支配类型，即“基于对某个个人的罕见神性、英雄品质或者典范特性以及对他所启示或创立的规范模式或秩序的忠诚”。①实际这个概念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远远不限于此。除了个体卡里斯马，人们也探讨集体卡里斯马，以及二者之间复杂的关系问题。韦伯并不是最早发掘这个古典词汇的学者，而是由别的做基督教研究的学者先发现。但是，韦伯成功地将它从最初的神学语境中解脱出来，并转化为一个贯通古今的一般性社会科学概念。在其气象恢宏的历史社会学分析中，韦伯试图通过这个价值中立的概念来标示人类历史上“特别富有创造性的革命力量”。②

“卡里斯马”概念在韦伯身后的德国学界并没有产生多大反响。德国人认为韦伯的这个概念存在问题，乃至构成对纳粹时代的政治挑衅。那时候的学者要歌颂纳粹德国的划时代历史意义，而韦伯说卡里斯马自古就有，那么如果把希特勒理解成卡里斯马式的人物，就是对“伟大领袖”的贬低了。因此，这个概念在纳粹德国没有流行开来。墙里开花墙外香。这个概念后来在美国及西方社会科学界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有学者曾专门考察过卡里斯马概念如何飘洋过海到北美的传播历史。它最初由德语移民学者介绍到美国学界。1935年，历史学者科恩（Hans Kohn）在一篇论文中使用了“charisma”一词。当时，人们对这个词还非常陌生，不知所云。然而，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charisma”逐渐成为美国学界乃至公众舆论界的日常用语。这个概念得以流行，跟美国学界对纳粹主义的关注有很大关系。二战后，这个概念又被拓展应用到亚非反殖民主义运动研究当中，用来认识去殖民化过程中兴起的“新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领袖。当然，也有学者把它运用于对美国政治现象的解释。具体到中国研究，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有学者运用卡里斯马概念理解毛泽东与革命政治。80年代以后，这个概念又跨越太平洋，来到中国，到今天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非常熟悉的一个概念。

韦伯等西方大家在构建现代社会科学概念时，能够有效地从古代思想文化资源（无论是源自雅典还是耶路撒冷）中汲取滋养，古为今用，展示出深厚的人文素养。既然这届论坛的主题是“中国话语”，为什么还要不厌其烦地数念这些西学掌故呢？我觉得现代西方社会科学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窍要在灵动地师其意，而不教条地仿其形，或不加反思地以其为法。不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都可以成为当代社会科学概念构建的重要源泉，关键是我们要有这样的自觉。

我多年前学过社会学，也许我的感受已经不能准确代表今日中国社会学的状态。记得当时修读社会学，整体是不太重视人文的东西，我们接受的培训无非是社会学理论、方法，再加上中国经验，即所谓“应用社会学”。从事经验研究，理论、方法基本是西方的，研究方法倒不大强调西方性，整个培养体系就是这样的。可是，文化在哪里呢？大家都不太关心这个问题。可以说，整个培养体系中基本没有中国本土文化的位置。我觉得，中国的社会科学应该尽快走出——用一个比较粗糙的表述就是——“没文化”的状态，建立起真正的文化自觉意识。这意味着，一方面，研究者要建立起关于中国经验的文化感，真正面对中国这个“人文世界”，面对在这个人文世界中生活的具体的从而是文化的人；另一方面，研究者要勇于、善于利用中国历史与文化遗产，重新激活中国古代思想资源，挖掘概念，创新方法，为构建中国式现代社会科学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