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一直处于不断变迁的过程之中并且在历史上呈现出三个截然不同的互动关系模式，新模式正在形成过程之中。国际体系因素和中国国内因素是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不断变迁的基本动力，而且两者是交织在一起的，共同充当国际关系变迁的动力。

［关键词］中国对外关系　周边国家　国际关系变迁

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很特殊，她在东、南、西、北各个方向都有相邻的国家（包括和中国有着共同陆上和海上边界的邻国，以及其他地理上临近中国的周边国家①），而且自近代以来，其中有不少邻国是大国。这样一来，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始终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周边安全环境也总是历代中国政府决策者极为关注的问题。但是，历史上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直处于不断变迁的过程之中，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了几种极为不同的互动关系模式。

本文认为，从宏观角度来看，在冷战结束以前，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出现过三种模式，它们是古代时期中国为中心的模式，近代时期西方列强为中心的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中心的模式。冷战结束后，中国同其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但是新模式还处于形成过程中。

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不断发生变迁的因素是很多的，但其中两个因素是带有根本性的，其一是中国国内因素，包括国力兴衰、政治变革和政策选择等等，其二是国际体系因素，包括发端于西方的现代国际体系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扩展以及东亚地区国际体系的变革等等。从中国与周边国际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国家与国际层面的因素，或者单元与体系的因素，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并充当国际关系变迁的动力的。

中国为中心的模式

中国与周边国家互动关系的第一个模式，是古代时期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其持续的时间最长，也相对稳定。它是在现代国际关系产生之前就早已存在的一种十分特殊的国际关系模式，不同于我们后来所理解的国际关系，即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

从考察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历史变迁的角度出发，笔者把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作为研究的历史起点。因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以同外界交往为内涵的对外关系史，如何处理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开始成为中国统治者优先考虑的一个问题。

自先秦以来，中国的统治者把自己的国家视为唯一文明的国家，自称为“华夏”、“中国”、“中华”，而把周边邻近地区的其他民族或部族蔑称为“蛮”、“夷”、“狄”、“戎”等所谓的“四夷”。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凭借其优越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在东亚处于中心地位，周边国家大多向其称臣纳贡，而周边国家相互之间一般不发生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同周边国家通过“朝贡”、“册封”等形式形成了中心—边缘关系。所以，这个时期中国同其邻近地区的关系形成了一种比较独特的互动关系模式，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垂直型的国家间关系，学者们习惯称之为“华夷秩序”或“华夷体系”、朝贡体系等等。①朝贡关系成为这个时期中国同周边国家和地区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自秦汉以来，中国的疆界在不断发生变迁，其基本趋势是范围越来越广大。同时，中国周边地区朝贡国的数量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时候，朝鲜、琉球、安南、缅甸、暹罗、苏禄、老挝、廓尔喀、巴达克山、爱乌罕、浩罕王国等均为中国的属国或朝贡国，①它们同清王朝保持着藩属—宗主国关系。

这种垂直型互动关系模式的产生，不仅是中国在东亚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产物，也是古代国际关系具有区域性和独立性特征的自然结果。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中国作为“中央王国”，基本上都是在东亚相对孤立的地缘政治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基本上不受区域外国家的影响。实际上在发端于西欧的现代国际体系向全球扩展和形成全球性国际体系以前，在世界上存在着相对独立的多种所谓的地区国际体系。②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便是其中的一个地区性国际体系。在这样一个地区国际体系中，中国在大部分时间里占据着主导地位。正是由于这一点，英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马丁。怀特把中华帝国与其朝贡国所构成的地区国际体系称为“宗主国—国家体系”，以区别于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所组成的国家体系或国际体系。③在华夷秩序或者华夷体系之中，中国实际上是个地区主导国家或者领导国家，左右或指导着其周边国家的对外行为。这样一个体系相当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所说的地区“霸权体系”（hegemonic system），而中国则类似于“霸权国”（hege2mon），它在这个体系中占据“统治或者主导地位”。④因为在华夷体系内，只有一个中心，这就是中华帝国和它的皇帝，周围国家同它保持一种“以臣事君”和“以小事大”的关系。⑤实际上，其周边邻国唯一共同的对外关系就是定期向中国不同王朝的皇帝们称臣纳贡。如清朝曾规定，朝鲜每年、琉球每隔一年、安南每三年、暹罗每四年、苏禄每五年、老挝和缅甸每十年朝贡一次。⑥但实际朝贡次数和规定的朝贡期并不完全一致。⑦在特定情况下，朝贡国也可以延期朝贡或者“补贡”。⑧

但是，当时的中国同现代西方霸权国家有所不同，中国对其藩属国没有实施直接的统治，也较少使用强制性力量（如军事威胁）。朝贡制度是“夷狄”表示承认中原王朝优越性的方式，中国对邻国的影响主要是文化和政治上的，而不是直接控制（包括军事占领）。朝贡制度给中国朝廷带来的是政治威望，中国一般不干预藩属国的内部事务，也不要求获取经济利益。而且朝贡国往往很看重朝贡的通商价值，以此追求自身的物质利益，因为贡使所带的本国产品可以在贡路上和中国国都特设的市场上与中国商人交易，中国皇帝对朝贡国的“回赐”，其价值通常高于朝贡使奉献的贡品，即“厚往薄来”。①从某种意义上说，朝贡制度也是中国怀柔周边邻国、维护自身安全的一种手段。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进贡制度毕竟基本上是一种防御性的制度。这种制度更多的是建立在儒家伦理观和文化优越感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和军事支配的基础之上。”②由于这个原因，在中国王朝衰落、自顾无暇时，原先的朝贡国往往摆脱中国的影响，甚至向中国挑战，包括进攻中国。也就是说，在这个相对独立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国际体系中，当作为主导国家的中国国力强盛之时，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及周边安全环境则比较稳定，反之，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及周边安全环境则不太稳定。

虽然中国主要是靠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力或者“观念力量”维持朝贡体系的，但是这种影响力的背后无疑也有中国在军事、经济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地位这种“物质力量”作为后盾，而且中国王朝在扩展、维持这个朝贡体系的过程中有时也使用军事力量。这在朝鲜半岛和东南亚表现得尤其明显。如隋唐都对高句丽进行远征，以使之成为自己的藩属，但没有成功，几次远征都以失败告终，最后是唐联合新罗，击溃了高句丽和百济，新罗统一朝鲜并向唐臣服。明朝曾出兵朝鲜半岛，击退日本的入侵，维持该地区为中国藩属国的地位。1283年到1287年间，元朝对缅甸发动战争，以元军攻下蒲甘而告终，1300年元朝再次派军队入缅进行征讨，确保缅对元的臣服。清朝乾隆帝时，越南南方发生了阮氏三兄弟领导的西山农民起义，国王被迫外逃并且求援于清朝，清军进军安南，西山军击败清军后接受招安，清朝封受降的起义军首领为安南王。直到法国入侵之前，安南一直对中国保持朝贡关系。乾隆时，清军也曾出兵缅甸，以维护边境安宁和保证缅甸对中国的藩属地位。

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模式中，周边的朝贡国家基本上不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中国面临的主要安全挑战，是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及其建立的国家之入侵，中国的政治生活一直受“夷狄”的影响。①实际上，在华夷秩序之中，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是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外来威胁源，维护北方周边安全环境始终是中国统治者们十分关注的问题。在王朝强大的时候，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便得以遏制，而在王朝衰落的时期，它们则自北向南长驱直入，蹂躏中原，甚至颠覆王朝。当然，入侵者往往被汉文化所同化，成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

除了北方游牧民族之外，也有来自其他方向的挑战。日本是东部对中国安全构成挑战的一个重要威胁源。日本是一个海上国家，在历史上同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它曾经在很短的时期内作为朝贡国加入过华夷秩序，但是很早就有一种强烈的、与中国对等的意识。中国王朝曾经努力以武力征服日本，如元朝军队曾远征日本，但无功而返。日本在16世纪建立统一的国家之后，断绝了同中国王朝的藩属关系，此后日本是在东亚朝贡体系中，少有的未成为中国臣属国的中国周边邻国之一。不仅如此，统一后的日本还试图向中国居主导地位的华夷秩序发起挑战。日本一直希望通过占领中国重要的藩属国朝鲜，并且借道朝鲜侵略中国。1592年开始，日本两次进攻朝鲜，明朝军队曾应朝鲜的请求出兵朝鲜，帮助朝鲜军队击退了日本的入侵，日军在1598年最后撤出朝鲜半岛。中国也因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②此外，明朝时中国沿海地区还深受倭寇之害。

应该指出，从明末清初开始，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触角已经从海上和陆上伸向中国，冲击着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沙俄还成为中国新的周边邻国。但是，总体来说，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前，中国的门户基本上没有被打开，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模式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冲击，周边的大多数国家如琉球、朝鲜、安南等等仍然是中国的藩属国，向中国皇帝朝贡。中国王朝甚至以处理同藩属国关系的方式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打交道，清王朝1764编纂的《大清会典》竟然把葡萄牙、罗马教皇国、荷兰等列为朝贡国，并且注明西欧各国由于远隔重洋，无法确定朝贡之期。③

西方列强为中心的模式

中国与周边国家互动关系的第二个模式是以西方列强为中心的新的不平等关系，它是西方殖民扩张和近代国际体系从欧洲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的产物，也是中国自身相对衰落的结果。这种互动关系的模式大致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终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持续大约100年。大约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东亚诸国包括中国，先后被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以武力或武力威胁打开了门户，于是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孤立发展的时代结束了，该地区被纳入了发端于西欧的现代国际体系之中。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朝贡关系或“华夷秩序”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彻底崩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建立在现代国际关系之国际法和权力政治观基础上的、以西方列强（包括日本）为中心的互动关系模式。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中国及其周边国家（个别国家除外）基本上都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而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实际上表现为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基本上是由西方列强所主导的，或者是以西方列强为中心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一个分水岭。

这场战争的直接导因是鸦片问题，实际上其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先进的欧洲资本主义对相对落后的东方封建主义的冲击，也是现代西方国际体系对古代东亚华夷秩序的冲击。面对外部世界强大的压力，内部日趋衰败的清王朝没有也无力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从而导致中国同外部世界关系的根本改变和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急剧恶化。可以说，在西方向中国发动冲击的时候，中国内部及其竭力维持的华夷秩序已经衰败，不堪一击。正所谓“在西方与中国针锋相对前夕，清朝已未战先衰”。①战场上的失败，导致清政府于1842年签署了屈辱性的《南京条约》，英国根据这个条约以及次年签署的《虎门条约》，割占了香港岛，索取2100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获准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和广州五个口岸居住贸易、停泊军舰，并且还享有领事裁判权等等。中英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开放门户，中国传统的闭关政策开始破产，中国也开始逐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不仅如此，根据《虎门条约》关于无条件最惠国待遇的条款，其他列强也享有同英国一样的特权，从此中国的大门便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开放了。②当然，中国这个时期的开放不是主动与自愿的，而是在压力之下被迫的行为。鸦片战争（也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对中国的侵略扩张不断扩大，通过割占领土和签订更多的不平等条约，进一步危及中国的安全，冲击着中国的封建统治秩序和对外关系。

就在西方列强以武力打开中国门户、对中国进行侵略扩张的过程中，中国周边的藩属国也逐渐落入殖民者的手中，琉球群岛、东南亚、朝鲜半岛和中亚地区等等都成了西方殖民扩张主义者的宰割对象。中国作为宗主国，其封建王朝由于自身难保，未能给予藩属国以有效的“保护”。于是在历史上存在很长时间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朝贡关系或“华夷秩序”，也就在外部强大压力之下走向土崩瓦解了。其中，在中国的东北方向，对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发起严重挑战的是1868年“明治维新”后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脱亚入欧”的日本。这可以说是自丰臣秀吉以来日本挑战华夷秩序行为的继续，有所不同的是，近代的日本采取了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侵略扩张的手段。所以，日本的行为也是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首先以武力威胁，迫使清政府同它签署一项条约，否定了琉球为中国朝贡国的地位，并使之成为自己的领土。①紧接着，日本把入侵的矛头指向中国最为重要的朝贡国家———朝鲜，并通过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迫使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中国同朝鲜的宗藩关系从此彻底结束。②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南面和西南方向，法国和英国对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也发动了强大的冲击。仅次于朝鲜的、中国的又一个重要藩属国越南（旧称安南）成为法国的殖民地，而一直向中国朝贡的缅甸则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还对中国的西藏采取了侵略行动。在中国的西北方向，英国和沙俄的势力扩张到了中亚，直接威胁着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

总之，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世纪末，随着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逐渐崩溃，中国及其周边地区被纳入西方国家主导下的现代国际体系，而成为西方为中心的全球性国际体系或“全球性国际社会”的组成部分。③西方列强（包括日本）

取代中国，成为东亚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国家集团，而后来日本则努力成为该地区新的“霸权国”，企图单独主导东亚国际体系。这个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实际上是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不存在中国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了（除了中日关系）。例如，1909年清政府在缅甸仰光设立了领事处，但这不是中国向缅甸派出的外交代表，而是中国向英国属地派出的领事官，从属中国驻伦敦使馆。④此时，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已不再是北方游牧民族，而是西方列强，沙俄、日本、法国和英国都通过领土扩张或者建立殖民地而与中国为邻；决定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是西方列强，因为中国的周边地区都已经成为它们的殖民地和侵略中国的前哨基地。所以进入近代，中国的周边地区不再是在物质和文化上相对落后的邻居，而是比中国实力强大的西方列强，中国面临着十分险恶的周边安全环境。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的历史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个时期，中国多次遭受西方列强（包括日本）的入侵，并且丧失了很多领土。特别是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1931—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尤为深重。

如前所述以西方列强为中心的中国与周边国家（严格地说是“周边地区”）互动关系模式的形成，自然是西方殖民扩张和现代国际体系向东方扩展的结果。

与此同时，也有中国内部的原因。中国国力太弱，不仅自身难保，而且也无力保护周边友好邻邦。另外，面对西方殖民国家的压力，中国清政府未能适应形势而采取积极主动和有效的应对措施，使中国快速走上现代化道路，而是极力维护旧的、落后的秩序（东亚华夷秩序和封建统治秩序）。这是中国同日本命运截然不同的根本原因。日本在19世纪中叶同中国一样面临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强大压力，但是日本却通过“明治维新”，迅速走上了现代化道路，成为世界强国之一，并威胁着中国的安全。

两个超级大国为中心的模式

中国与周边国家互动关系的第三个模式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中心的冷战模式，它存在于整个冷战时期，前后持续大约半个世纪。总体上说，它是世界冷战格局的产物，也和中国的国内因素，特别是中国的国内政治以及在冷战中的政策选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及其周边地区都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变革。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人民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和平。但是和平时期并没有持续多久，1946年国共内战开始了。经过3年的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打败了国民党的军队，并于1949年10月建立了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此同时，中国周边地区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周边一系列地区也先后摆脱了殖民主义的统治，建立起独立国家，包括朝鲜半岛的大韩民国（南朝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东南亚的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印尼、菲律宾、马来亚联合邦（1963年马来亚联合邦和新加坡、沙捞越、沙巴合并组成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新加坡宣布独立），以及南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另外，根据1945年2月英、美、苏三国首脑共同签订的《雅尔塔协定》，1946年1月5日，当时的中国政府发表公告，表示承认外蒙古独立。总之，二战结束以后，同新中国成立几乎相同步，中国的周边地区先后出现了一系列现代民族国家，加入主权国家体系之中。至少从理论上说，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从此开始告别西方列强主导的不平等关系，进入了发展主权国家之间平等关系的历史时期。

与此同时，国际体系在结构和进程两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迁。①特别是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加上意识形态因素，催生了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国家集团之间的冷战。①美苏冷战起源于欧洲，很快遍及全球。在冷战大背景之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相互关系，也明显呈现出冷战模式。在冷战时期，除了苏联这个北方邻国之外，美国也成为了中国的一个十分特殊的周边国家，中国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实际上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核心内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好坏、敌友关系的变化，同中国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关系的发展状况有着很大的关系，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关系的变化与整个东亚地区的冷战发展轨迹也是基本吻合的。另外在一定程度上说，冷战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与中国的国内政治等因素密不可分。也就是说，冷战时期中国在处理与其周边国家关系的时候，受到其自身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关系现状的制约，但是也有相当程度的政策选择空间。实际上，新中国在冷战的不同阶段，对处理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就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冷战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不尽相同的阶段性特征。

从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表现为，中国加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同属共产党执政的邻国一道，对抗美国及其在中国周边地区的盟友。一方面，中国领导人明确提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②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站在一条线上。“一边倒”在中国周边外交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同苏联（1949年10月3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6日）、越南民主共和国（1950年1月18日）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6日）等周边社会主义国家相互承认并建立了外交关系；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访问苏联，在此期间中国同苏联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2月14日），两国结成了军事同盟。也就是说，“一边倒”的结果是，中国与其周边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蒙古、越南、朝鲜）结成了同盟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同美国及其在中国周边的盟友进行严重的对抗。美国从对付苏联的全球战略出发，把新中国视为需要加以“遏制”的对象。中国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印度支那等几个地区面对着美国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也因此在上述地区和美国及其盟友发生严重的冲突，它们是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1954—1955年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1958年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1954年开始的援越抗美战争。此外，美国还在中国的周边地区构筑了一条主要针对中国的军事包围线。这条自北向南的军事包围线是通过一系列双边和多边军事同盟条约连接在一起的。它们是：《美日共同防御援助协定》（1954年3月8日）、《韩美共同防御条约》（1953年10月1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12月2日）、《菲美共同防御条约》（1951年8月30日）、《泰美军事援助协定》（1950年10月17日）、《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1954年9月8日）等等。也就是说，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呈现出阵营对抗的特征，冷战色彩最为浓厚，美国是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源。

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东西方冷战以及中国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同其周边国家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约从1958—1961年的柏林危机（或第二次柏林危机）、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处理相互关系的时候，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方式，东西方冷战也从紧张对抗转入一个相对缓和的阶段。与此同时，中国同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一方面，中苏关系逐渐破裂，两国同盟关系名存实亡。另一方面，中美关系也在恶化。虽然中苏分裂、中国脱离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美国所欢迎的，但是它并没有导致中国同美国关系的改善，相反美国采取了更加敌视中国的政策，并在中国的周边地区对中国施加了极大的压力。

其原因是，当时的美国领导人认为，相对于苏联来说，中国还处于斯大林时期的发展阶段，它努力拥有自己的核武器，支持越南抗美救国的武装斗争，因而更冒险，更具危险性。①所以在这个阶段，中国同时面对着来自两个超级大国及其在中国周边地区盟友的压力。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这个中国最大的邻国逐渐成为中国的敌手，从60年代初开始，中苏边境不断发生冲突事件，苏联在边境上的驻军日益增多，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②1969年春，中苏还发生了边界战争。中苏关系的恶化也影响到中国同其他一些邻国的关系，包括与蒙古、越南、印度的关系。与此同时，美国则通过越南战争等等在中国周边地区采取行动，对中国的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另外，应当指出的是，在60年代，特别是60年代后期，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曾提出过“反帝反修”、“世界革命”等激进的政治口号，并且对一些邻国采取了“斗字当头”的做法，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主要是东南亚国家）关系比较紧张，这也加深了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恶化。

③极左思潮对中国外交的干扰，严重影响了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导致某些国家（特别是华人很多的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威胁”心生疑惧。也就是说，在20世纪60年代，除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中国外交上的政策失误也加深了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恶化，而且这两者之间也是有关联的。

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冷战时期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它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前夕。这个阶段的基本特点是，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源为中国最大的邻国———苏联，中国同美国及其在中国周边地区的盟友联合，对抗苏联及其在中国周边地区的盟友。具体表现为中美两国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走上了关系正常化的道路，并于1979年1月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很大程度上由于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同一系列周边国家（其中不少是原先参与美国对华军事包围的国家）也先后改善了关系：1972年中国同日本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建立外交关系；1974年中国与马来西亚建交；1975年中国同菲律宾和泰王国互派大使等等。与此同时，苏联则在中国北面、西面和南面构筑了一条威胁中国的包围线。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驻扎重兵，对中国北部边境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武装占领中国西部的一个邻近国家，直接危及中国西部边境的安全。苏联同印度的关系自60年代末以后日益密切，1971年两国签订了为期20年的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建立了“特殊关系”，实际上结成了同盟。

印度成为苏联主要的军事和经济受援国之一。①1975年越南全国统一后，也对中国采取不友好的态度，并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1978年11月，越南同苏联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就在该条约出笼后不久，越南于当年12月25日派遣十几万正规军入侵柬埔寨，并且很快占领柬埔寨首都金边和扶植傀儡政权。越南同中国为敌，它长期占领柬埔寨，并且向苏联提供军事基地（金兰湾和岘港），从而使得印度支那成为苏联包围中国的重要一环。越南的行径导致中越关系恶化，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两国发生边境武装冲突，1988年3月14日双方在南沙群岛又发生军事冲突。中越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

简言之，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到冷战结束前夕，苏联在中国的北部、西部和南部构筑了一条针对中国的包围线，苏联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国家。

如上所述，在整个冷战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受到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相互关系的极大影响，实际上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关系的本身就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最重要内容。从一定意义上说，在这个时期形成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中国与周边国家互动关系的冷战模式。由于东西方冷战的过程以及中国本身的政策选择一直在不断变化之中，所以冷战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又呈现出几个很不相同的阶段，但在各个阶段中，两个超级大国的主导地位都是很明显的，因为在冷战的各个阶段，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均以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为轴心。

中国与周边国家互动关系的新模式：地区共同体？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体系发生了重大演变，即前苏联的解体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瓦解和冷战的终结，给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意义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清楚地看出这种影响。

首先，随着前苏联的政治巨变和冷战的结束，中国与其周边国家的关系得到了全面改善。其中最大的变化无疑是中国与其北方最大邻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实际上在冷战结束前夕，中苏就已经实现了国家关系正常化，苏联解体之后，中国与前苏联的国际法继承国俄罗斯联邦的双边关系也发展得十分顺利，包括彻底解决了两国的边界问题，并逐步形成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此同时，中国与前苏联在中国周边的盟友蒙古、越南和印度，也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另外，在上世纪90年代初，和冷战结束密切相关的是，中国与印尼外交关系正常化，并且与新加坡、文莱、韩国等周边国家也正式建立起了外交关系。正因为如此，中国有的学者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的安全状况达到了1949年以来的最佳状态，甚至可以说是鸦片战争以来的最佳状况。①

其次，前苏联的解体导致中国周边国家的数目增多。仅在邻近中国的中亚地区就出现了五个独立的国家，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其中前三个国家与中国有领土接壤。由于这些国家的独立，中国周边国家数目自然增多，中俄之间的共同边界线也因此减少了大约一半，因为原中苏西段边界线已变成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共同边界线。1992年1月，中国分别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签署了建交公报。②经过双方的努力，中国与中亚三个邻国先后签署了边界协定，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此外，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方面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包括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内举行反恐联合军事演习。中国与中亚国家在石油和天然气开发方面的合作也富有成效。

第三，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两极国际体系为以“一超多强”为特征的国际体系所取代，美国成为影响中国与其周边国家关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国家。我们可以从诸多表现中看出美国的这种影响：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有不少驻军和多个盟友；美日同盟关系在冷战后得到强化；美国在2003年对中国的邻国阿富汗发动战争并从此主导着该国的政治发展，而且借这场战争把自己的影响渗透到中亚地区；在中国周边的诸多热点冲突（比如朝核问题）中，都有美国因素的存在等等。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必然会努力维持其霸权地位，并因此采取措施阻止所谓潜在的霸权“挑战者”的崛起，包括利用中国的某些周边国家制约中国的行为，某些周边国家出于“均势”的考虑，也必然会努力借助美国的力量来防范中国。美国为了实现其战略目标，除了依赖其军事、经济实力等“硬权力”（hard power）之外，也特别重视约瑟夫。奈所说的“软权力”（sof t power），即使别人愿意做自己希望它做的事情的能力，它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号召力和控制国际事务议程设置的能力等等。①冷战后席卷中国周边地区的民主化浪潮，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美国软权力的一种表现。可以肯定的是，在今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美国的因素将长期存在。如何处理同这样一个霸权国家的关系，从而维护自己的周边安全环境，也是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四，冷战的终结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地区多边主义的蓬勃发展，因而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地区性多边组织、论坛和会议等国际制度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冷战结束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逐渐发展为包括东南亚所有10个国家在内的“大东盟”。②东盟明确提出了建设东南亚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宏大目标，并在为此而努力。不仅如此，东盟还积极推动整个东亚地区的多边合作，东盟地区论坛（ARF ）、东盟—中日韩首脑会晤（东盟+3会议）、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东亚峰会等等多边合作形式的出现，均与东盟的努力分不开。亚太经合组织（APEC）、上海合作组织、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博鳌亚洲论坛、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东北亚合作对话、图们江开发计划、湄公河流域开发计划等等，也在促进地区的多边合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冷战结束后，中国也开始介入地区多边主义的进程之中，而且态度越来越积极、越来越主动。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地区多边主义是影响未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走向的又一重要因素。

除了上述全球和地区国际体系层面上的变革之外，冷战结束之后，中国自身也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特别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其政策成果日益显现，中国的国力得到迅速提高，其中中国经济实力持续增长的势头格外引人注目。进入21世纪，有关中国“崛起”的讨论成为国内外的热门话题。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自然会促使中国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因此影响其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政府领导人一再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的发展对周边国家来说是机遇，而不是威胁。很多周边国家认同这样的看法，也有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忧虑。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如何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这是今后中国长期面对的一项重要任务。

本文开篇即提出，国际和国内层面的因素是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发展的两个基本动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这样。在两个基本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三个模式。那么冷战结束后，中国与其周边国家正在形成一种什么样的互动关系新模式呢？由于冷战结束的时间并不长，国际和国内层面因素都还处在变化发展过程中，要准确预测今后出现的中国与周边国家互动关系的新模式是不可能的，一个新模式的形成应该是中国与其周边国家长期互动过程的产物，而其中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笔者认为，受国际和国内两个因素的推动，正在形成中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关系，有可能表现为以下几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美国主导中国与其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就是说，美国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扮演着主导者的作用。其形成的前提条件，是美国“一超”地位的强化和中国国力的衰落。第二种模式是中国主导着自己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成为地区霸权国家或领导国家，可以左右周边国家的对外关系。其前提条件是，中国可以恢复过去在东亚的中心地位、周边国家愿意接受中国的领导以及外部大国允许中国确立地区霸权的地位。这似乎有点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但是由于今天主权观念已经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共有的行为规范，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孤立发展的时代也早已成为历史，过去那种朝贡关系是不可能恢复的，也不应该恢复。

也就是说，在全球化时代，即使再出现一个中国主导的互动关系模式，它肯定也不可能是历史上朝贡关系的翻版。第三种模式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一个或多个地区共同体，超越传统的地缘政治关系。其前提条件是经过长期的互动，形成共有的地区观念或者地区认同。①这种模式的产生需要很长的时间，也需要克服很多的障碍，特别是需要中国与周边国家在观念上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笔者认为，对中国来说，第一种模式是不利的，也是中国需要加以抵制的；第二种模式是过时的，尤其是周边国家以及外部大国会极力加以抵制；第三种模式是理想的，如果中国与周边国家能够构建起一个或多个地区共同体，那么中国与其周边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繁荣就有了保障，当然，走向地区共同体的道路是相当曲折的，中国与周边国家也要努力探索适合本地区的共同体建设途径。此外，上述三种可能出现的模式都具有极端性，别的互动模式也是可能出现的。最重要的是，对中国来说，需要搞清楚何种模式对自己比较有利，也能够为周边国家所认同并为外部大国所接受，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以此推行自己的周边政策。在今天看来，推动开放性的地区共同体的建设，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结论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一直处于不断变迁的过程之中。这种演变的过程显然不是直线型的，也不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因为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种截然不同的中国与周边国家互动关系的模式，正在形成中的新模式也具有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出某种发展趋向，即中国与其周边国家的关系，是从孤立的地区国际体系，逐渐融入全球性国际体系的，其现代性与开放性不断增强。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走向世界、融入国际社会的基本轨迹。

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不断发生变迁的两个基本动力是中国国内因素和（全球和地区）国际体系因素，也就是国际关系理论家通常所说的单元与体系因素。这两个因素都是不断发生变化的，也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共同充当着国际关系变迁的动力。历史上形成的三个中国与周边国家互动关系的旧模式是由这两个基本因素所导致的，今后形成的中国与周边国家互动关系的新模式也必然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历史演变模式与过程的深入分析，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关系变迁的动力，也有助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科的建设。

张小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邮编：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