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颉何许人？实在虚无缥缈。我们只知道，他是古人心目中最最聪明的人。古人讲仓颉，汉代皆曰黄帝史，魏晋却说古帝王。上博楚简《容成氏》证明，后一说法战国就有。古人所谓“黄帝史”，只是强调文字的发明与史官有关。仓颉不过是汉字发明者的代名词。
这是一篇读书笔记。近二十年，不知为什么，国际学术界对汉字起源和汉字性质的讨论突然热闹起来。前不久，郑也夫教授以新作《文明是副产品》见赠，邀我就他的书和汉字起源问题写点感想。我说，您谈的问题，我很有兴趣，但我得把有关材料找来读一读，比较一下，再发议论，于是找了一些在我看来比较重要的书和文章，匆匆浏览后，写了下面这些字。
李约瑟说，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人说，何止四大，几十种上百种都打不住（如华觉明先生）。不过，跟文明探源有关，考古学家说，文字、冶金、城市才最重要。汉字对中华文明的塑造，确实很重要。
文字，人类交流的重要手段
动物和动物交流，手段非常多。鸟有鸟言，兽有兽语，我们听不懂。
它们的眼睛，有些是千里眼，特别尖。
它们的耳朵，有些是顺风耳，特别灵。
它们的鼻子，往往可以代替眼睛和耳朵，即使黑咕隆咚，悄无声息，也能嗅出一切。
它们的眼神脸色和肢体语言，也远比人类发达。
它们还会做记号，比如在树上蹭蹭，留下气味，拿爪子挠挠，留几个印儿，或者朝它撒泡尿，好像如今的小广告。
它们还会收发信号，有些简直是高科技（如远红外、超声波、电磁波）。
这些本事，人类比不了。
人和人交流靠什么？一靠听觉信号（如语言），二靠视觉信号（如符号、图象和文字）。
古代没有电话、电报，更没有手机、电脑，口说，耳听，只能面对面。远距离交流靠什么？主要靠文字。
仓颉，传说的文字发明者
中国古代有本书叫《世本》，内容是讲中国贵族的世系，属于刨根问底的书。这书的后面有个《作篇》，“作”的意思是发明。中国古代有哪些发明，这些发明的发明者是谁，古代没有专利局，这是最早“注册”的地方。
《作篇》佚文说，“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容成造历”、“隶首作数”、“史皇作图”、“仓颉作书”。宋衷注说，他们都是“黄帝史”。仓颉是传说的文字发明者，秦代字书《仓颉篇》就是托他的大名。
仓颉何许人？实在虚无缥缈。我们只知道，他是古人心目中最最聪明的人。《汉书·古今人表》把人分为九等，圣人上上，仁人上中，智人上下。仓颉是智人中的头一位。
古人讲仓颉，汉代皆曰黄帝史，魏晋却说古帝王。上博楚简《容成氏》证明，后一说法战国就有。古人所谓“黄帝史”，只是强调文字的发明与史官有关。
仓颉不过是汉字发明者的代名词。
仓颉，古文字学家的祖师爷
中国，三百六十行，各行有各行的祖师爷。祖师爷，当然有人祭拜。
中国各地有很多仓颉庙（或仓圣祠）、仓颉陵（或仓颉墓），年代最早要数陕西白水县史官镇的仓颉庙和仓颉陵。此庙有汉延熹五年（162年）《仓颉庙碑》，现藏碑林博物馆，我特意看过这通碑。《续汉书·郡国志》、《皇览·冢墓记》说，仓颉葬于衙县利阳亭南。衙县即今白水县。这类古迹，其实是为了填补“前不见古人”的遗憾，从“敬爱上穿凿出来”（《红楼梦》第五十一回贾宝玉语），让后人有个凭吊之处。
古人说“昔者蒼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仓颉四目”（《仓颉庙碑》《论衡·骨相》），今人听了，一笑置之，但文字发明确实是惊天地泣鬼神了不得不得了的大事。
研究古文字，旧称许学，许是许慎，“五经无双许叔重”。许慎《说文解字》之前，《史籀》、《仓颉》最有名。古人相信，仓颉比史籀早，他才是发明古文字的第一人。
当年，王国维从日本回来，在上海哈同花园为哈同夫妇打工，受聘于他们办的仓圣明智大学，为广仓学宭编《学术丛编》，研究甲骨金文。哈同夫妇崇拜的仓圣就是我们这行的祖师爷。
王国维是仓学大师。
文字发明，从原始文字到成熟文字
中国，凡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多推黄帝时。考古学家说，那叫新石器时代。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距今上万年。各种新石器文化，历年出土的陶器，上面多有刻划符号。这些符号，哪些算文字，哪些不算，一向有争论。学者为了区别文字和文字的前身，发明两个词，一个叫“成熟文字”（full writing），一个叫“原始文字”（proto-writing）。
成熟文字，目前可以确认，年代最早是商代文字，如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刻辞。比安阳殷墟年代早，有小双桥遗址出土的朱书陶文，与殷墟文字写法相似，或许可以算殷墟文字的前身。但比小双桥陶文更早呢，因为材料不足，前后写法连不起来，就不好说了。我们并不知道，成熟文字的上限在哪里。
同样，新石器时代出土的陶符，数量很大，哪些算原始文字，哪些不算，原始文字的上下限到底在哪里，我们也不清楚。
这种说不清也要说的问题，便是所谓“文字起源”问题。
汉字在世界文字中的位置
殖民时代，欧洲历史学以欧洲为中心，就像古代中国，我们也曾以我们为中心，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只能入于蛮夷列传、诸番志。欧洲的蛮夷列传、诸番志叫东方学、民族学和民族志，研究对象是落后国家和落后民族，即所谓“他者”。
本来，情况明明是，欧洲受罗马影响，罗马受希腊影响，希腊受埃及、两河流域以及小亚细亚和伊朗地区影响，但黑格尔说，东方只是铺垫，希腊、罗马、日尔曼才是世界历史的巅峰，属于最成熟、最健全的文明，其他文明都是早熟儿童，老人反而是小孩。这是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学的通病。
其实，讲文字起源，情况差不多。来国龙和郑也夫说，欧洲语言学，从亚里士多德到索绪尔，一直以拼音文字为出发点，把文字当口语（oral language）的附庸，带有重语轻文的严重偏颇，这是问题的要害。
世界四大古文字，苏美尔楔形字最早（说法不一，约前3200年），埃及圣书字其次（说法不一，约前3150年），安阳甲骨文（约前1200年）又其次，美洲玛雅文最晚（约前500年，或说公元前650年、公元前800年）。
过去，受拼音文字优越论和文字单线进化论影响，很多人都以表音水平为文字发展定高下，认为拼音文字是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出路和最后归宿，上述古文字只是拼音文字的史前史和化外史，汉字保存至今，属于误入进化死胡同，变成活化石。
这是所有误解的出发点。
汉字和“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
文字起源是多源还是一源？盖尔布（Ignace J. Gelb）有“激发扩散”说，以为世界文字同出一源，俱出美索不达米亚。这种一源说，早被证明是误解。
汉字是独立起源，但不是孤立发展。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有“五大发现”。它们除殷墟甲骨、西域简牍、敦煌卷子和大内档案，还有一项是“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
王国维说的“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主要指丝绸之路中国段的古文字，如梵文、佉卢文、焉耆文、龟兹文、于阗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藏文。此外，中国北方还有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八思巴文、蒙古文、察合台文、满文，南方还有彝文、傣文、东巴文。这些文字，多半是拼音文字，少数是方块字。
中国有两个古文字学会：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研究汉字系统的甲骨、金文和简帛，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研究汉字系统以外的古文字。
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十五：“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卢，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
这是翻译佛经遇到的三种文字。它是以佛经写本和译本的先后为早晚。
梵文从左往右写，佉卢文从右往左写，都是横着写。汉字不同，竖着写。释道世把汉字排在梵文和佉卢文之后是不对的。梵文和佉卢文并不比汉字早。
汉字与上述文字一直有来往，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是个多元一体的文化圈。
突发说和过程说
研究汉字起源，有突发说和过程说。
突发说是语言学家从语言学定义出发，也可以叫定义说。此说强调，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不经人为设计，制定听说读写的规则，不成其为文字；不经人为传授，不可能成为交流工具。这就像打牌，光有牌，我们无法知道它的玩法，必须有人告你怎么玩，你才知道怎么玩。因此，文字发明不可能集思广益、约定俗成。相反，它只能由一个权威机构，指派少数人或一个人，比如仓颉类的聪明人，在短时间内突然发明，一次性发明。
过程说，认为文字是复杂系统，不可能从无到有，一蹴而就，总得有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准备过程。此说比较投合考古学家的口味。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大时段的历史过程。他们希望从成熟文字往前追，找到更古老的文字，叫什么无所谓，反正文字得有个前身，不可能无中生有。
现在，这两种说法，突发说主于成熟文字，过程说主于原始文字。成熟文字是安阳甲骨文，前面只有陶符。陶符和甲骨文不一样，陶符和陶符也不一样，时间拉得很长。
郑也夫说，陶符不是文字，但文字起源是渐变加突变。
问题是，文字起源的源有多早？渐变的渐有多长？突变和渐变，界限在哪里？陶符如果都不算文字，那什么算原始文字？成熟文字还有没有前身？
定义是一把刀，历史是一条河
过程说遭遇定义说，语言学家说，你们找到的那些符号，再多也没用，再早也没用，那都是符号，并不是文字。文字的定义很清楚，它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是个系统。记录语言的文字，不可能一个一个发明，或按指事-象形-会意-假借-形声一类顺序，分期分批创造。尽管考古学家搜集了很多资料，通过比较，说某些符号和某些符号像，某些符号和某些文字像，样子很像，但持定义说者一棍子就把它打死了。他们说，符号不等于文字，文字是记录语言，只有音节、词义固定，有词序和文法，可以读出来讲明白，这样的符号才能叫文字。陶符，别说单个不算，就是写成几行也未必是，只要不表音，读不出来，没有连贯的思路和文义可寻，就不是文字。
考古有个难以摆脱的困境：语言学家刻意追寻的是声音的痕迹，而考古学家面临的却是无声世界，他们只能“用眼睛阅读”。
现在，我们要想找到早期文字的过硬证据，只能从已知的文字体系，反向逆推——用饶宗颐的话讲，就是“以后证前”。但反向逆推的结果是什么？走着走着，线索就断了，前途非常渺茫。殷墟文字相当成熟，前面没有文字，后面一旦有了，就一应俱全。定义说是个要么全无要么全有的创世说，很像孙悟空出世，文字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符号是哑巴，只要找不到它和成熟文字的联系，它就不会开口讲话。而不会开口讲话的文字当然也就不能证明是文字。
可以证明的无须证明，不能证明的也无法证明，大家很尴尬。
定义是一把刀，符号、文字，一刀两断。历史是一条河，抽刀断水水更流。
定义说批判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个定义，从理论上讲，似乎天衣无缝，颠扑不破，但对文字起源的探讨，几乎是废话。如果说，成熟的文字才是文字，不成熟的文字就不是文字，说了等于没说。定义是概念，不是历史。与其削足适履，不如量体裁衣。
其实，研究汉字起源，我们不光需要一个定义，还需要理解其社会功能。我们更希望知道的是，它是因何种需要被发明，用什么样的文字记录什么样的语言，文字演化进程的线索到底在哪里。
2004年，来国龙专门批判过文字起源研究中的“语言学眼光”，“一是在文字起源研究中以是否表音作为界定成熟文字的唯一标准；二是在西方广为流传的单源单线的文字进化论和字母文字优越论”。他认为，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靠考古学。
最近，郑也夫再次提起这个话题，则以哲学思考为切入点。他以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为武器，批判“亚里士多德-卢梭-黑格尔-索绪尔”的语言中心主义，指出上述定义是以拼音文字为背景，并未参考世界四大古文字，特别是中国古文字，带有重语轻文的严重偏颇。
他说，他想不到，定义说在中国比西方更有市场。
文字跟语言是什么关系
文字有三要素，形、音、义。世界上的文字分两大系统，一个以形为主，如上述四大古文字；一个以声为主，如源出迦南字母的拼音文字。两者都表音，两者都表意。问题不在有什么要素没什么要素，而在要素组合的形式不一样。
这两大系统的差异，不完全是由造字方法的不同所造成。技术上的差异，背后有文化上的差异。关键还是语言系统不同，国家形态不同，不同文化对文字的需求不同。
汉字是早期文字的嫡传，和苏美尔、埃及、玛雅等系统的文字类似，是以符号类或图形类的构形要素，通过排列组合，用字形变化表达语音、语义的变化，视觉效果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拼音文字不一样，它用字母记音，主要靠音位、音节的排列组合来表意，语言变化主要靠听觉效果。字母，形体简单，数量有限，只起记音符号的作用，视觉效果被降到最低。
拼音文字既然以声为主，当然强调以语控文，把文字当语言的附庸，把文字学视为语言学的一部分。
汉字不同，文字、语言并不对等。不但不对等，还脱离语言，超越语言，反客为主，君临口语之上，成为控制语言的东西。中国传统小学，文字学是排在前面，我们的音韵学，我们的训诂学，都是附丽于文字学。
文字跟符号、图画是什么关系
文字是符号。符号有很多种，外延比文字大。文字只是符号之一种。
这里所谓符号（sign、signal、mark、logotype）是指视觉符号。可视符号，从实际使用看，可以读，也可以不读，相对独立，跟今天的符号没什么两样。可读符号只是可视符号中的一种。
符号和图画有关，但不等于图画。图画，状物图形、抒情写意、供人观赏，跟符号的功能不一样。
符号和图画的根本区别，不在描摹工细还是抽象写意，而在其指代性，即符号是一种代码。代码有数字码，有符号码，有图形码，早期文字兼而有之。
郭沫若把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早期符号分成两大系统：刻划符号和图形符号。前者以半坡遗址的陶符为代表，多为点线式的几何形符号；后者以大汶口遗址的陶符为代表，多为用线条勾勒的图形符号（这两类符号，不尽出于刻，也有用毛笔硬笔书写者）。他把这两类符号称为指事、象形两大系统，分别当作汉字的两个源头。他认为，商代有两种族徽，一种是“刻划系统的族徽”（包括今所谓“数字卦”），一种是“图形系统的族徽”。这两种“族徽”即源自陶器上的这两类符号。这种类型学的划分对裘锡圭有重要影响，但裘先生更看重的是图形符号。
文字并非符号之全部。文字出现前有符号，文字出现后也有符号，文字外有符号，文字内也有符号，文字本身就是由符号组成，文字本身就是符号。
我们不能说，所有符号都是文字，但也不能说，文字与符号毫无关系。这就像人与猿有别，人、猿分手后，人是人，猿是猿，你说人与猿不同，这是对的，但不能说人与猿毫无关系。人是从类人猿进化而来。类人猿，上与猿，下与人都有关系。
汉字以形声字为主，形声字的形旁是符号，声旁也是符号。形符主形，以形别意，强调可视性，但单独使用，照样离不开声。声符主声，以声别意，强调可读性，但单独使用，照样离不开形。
声符和形符，其别不在于形，而在功能。声符多半与字义孳乳的连续性和同音假借的替代作用有关，形符多半起分类、区别和限定的作用。两者互为经纬。
他山之石和此山之玉
语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出《诗·小雅·鹤鸣》）。他山之石，古人叫厝，字亦作错。
现在讲汉字起源，学者多借鉴苏美尔、埃及、玛雅的古文字，立说于比较研究。苏美尔楔形文字，进化分四阶段：陶符-陶筹-原始楔形文字-成熟楔形文字。受这一进化模式启发，有些学者认为，汉字的进化应与之相似，也是从陶符发展而来，所谓原始文字，主要功能是记数记名，不一定有固定读音，更没有固定的词序和文法，比如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就这么看。
葛英会认为，中国史前的刻划符号，记数符号是原始数字，记名符号是早期象形字，记数符号早于记名符号，汉字的发明可能与古人传说的结绳、契刻、筹策有关。此即所谓“先数后文”说。但另一方面，他强调说，通常所谓的几何形符号是象形符号或象形符号的抽象化，不应称为指事符号。他又把象形符号看作原始文字的主流。
现在，借鉴西亚模式，寻找王名表、习字表和簿书统计，似乎是探讨文字起源的几个主要途径。比较研究很重要，但不能代替汉字本身的研究。
陶符在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分属不同的文化类型，不能混为一谈。它的历史也很长，即使晚近，粗瓷大碗、砖头瓦片上照样有之。现在主张陶符是原始文字者，意见并不统一。
事实上，陶符是个混沌。所谓原始文字，标准是什么，尺度宽一点还是窄一点，结果可能大不一样。
陶符的年代
来国龙、郑也夫批评语言中心主义，认为定义说和突变说不能解决汉字起源问题。现在受上述模式启发，很多学者相信，殷墟文字之前肯定有一个准备过程。这个过程有多长，有各种推测。过去，陈梦家说，至少得上推五百年，即至少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
中国史前的刻划符号，贾湖遗址所出（约前6000年）最早，是否为原始文字，争议比较大。半坡遗址所出（约前4500年），裘锡圭叫甲类符号。大汶口遗址所出（约前2700-2500年），裘锡圭叫乙类符号。郭沫若认为，甲类符号早于乙类符号，是最早的文字。裘锡圭相反，认为甲类符号不是文字，乙类符号记名物，才更接近语言学家定义的文字。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他曾一度把大汶口陶文的族名符号视为类似商代族徽的符号（1978年）。虽然后來他又放弃此说，认为两种符号都不是文字（1989年A、1993年）。他说汉字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约在夏商之际（1978年）。他说的夏商之际，其实并非通常认为的夏商之际，而是约公元前第三千纪的中期（1989年A），也就是公元前2500年左右。可见他是拿乙类符号作原始文字的下限，把成熟文字的出现放在这一时间后。
再晚，丁公遗址所出（约前2300-1800年）、龙虬庄遗址所出（约前2000年），属于广义的龙山时代。中国进入铜石并用时期，城市遍地开花，开始出现成行成片的符号。很多人说，这些总该是原始文字了吧，但裘锡圭说，这些符号是“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无法断定与作为成熟文字的甲骨文有关（1993年）。
中国人，心中往往有个潜台词，夏、商、周三代才是最早的文明。许宏把公元前2000年的“陶寺革命”视为中国文明的起点。1984年陶寺遗址出土陶扁壶上有两个符号，引发种种猜测。很多人都认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无论如何，中国应该有文字了。《史记》有夏世系，更加强了这类联想的信心。裘锡圭说，“夏代有完整的世系流传下来这件事，就是原始文字有了巨大改进的反映。这种改进为汉字在夏商之际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打下了基础。”（1978年）
商代，小双桥遗址出土的陶文，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435-1412年。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400年，这段时间很关键。问题是，研究这一段，目前还缺乏线索，前后关系并不清楚。
礼仪说和管理说
文字是干什么用的？向有二说，一说为了宗教礼仪，比如祭祀、祷告、占卜、祈禳；一说为了国家管理，比如财会收支、商贸往来、政令颁行、史事记载。
表面看，埃及的圣书体偏于前者，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偏于后者；欧洲中世纪的拉丁文偏于前者，秦汉以来的汉字偏于后者。其实，各国文字差不多都有这两种功能，僧侣用它通神，官吏用它管理，都是为了统治百姓。文字跟国家权力分不开。
礼仪说，从宗教着眼，说文字主要不是写给人看的，而是写给神看的，比如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展出的亚述石刻，本来文字朝里砌在墙上，从外边看，什么也看不见。它的文字就是写给神看的。
中国，甲骨文是占卜文字，当然是用来求取神喻。青铜器是礼器，也毫无问题。商周铜器，铭文多在内底，小口深腹的觚，不打光，朝里瞅，啥也看不见，拓时得拿个长长的镊子夹着很小的拓包，伸到里面拓，有人说，这肯定也是给神看的。
现在，罗泰强调礼仪，主张金文主要是写给神祖看的，属于宗教文书。波斯特盖特、汪涛、威尔金森、贝格利和王海成强调管理，认为古代书写材料的主体是简册一类软材料，甲骨文和金文是刻铸在硬材料上，前者易腐，早就烂掉，现在看不到。
其实，甲骨、金文只是商周文字的一部分。礼仪说和管理说只是各执一偏。
汉字和史官
上面提到，古人有“仓颉为黄帝史”一说，这个身份很重要。古人喜欢这么讲，主要是为了强调，文字和史官分不开。
史字，《说文》以为“从又持中”，或说此即“允执厥中”。但许慎所谓的这个中，和古文字的中不一样，中间不是圆圈，而是开口朝上的器物。其棍状物，有人说是简，有人说是笔。如果是简（只有一枚简），下面的器物可能是椟；如果是笔，下面的器物可能是砚。这个中到底是什么意思，学者有各种猜测。
江永说“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把史与书联系在一起。中国所谓书，写字的行为叫书（书写），写下来的字叫书（文字），书于竹帛，成为阅读材料也叫书（竹书、帛书、纸书）。
王国维受他启发，作《释史》，说“周六官之属掌文书者”谓之“史”，“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其字所以从中，自当为盛策之器”。王氏以中为盛策之器，学者有不同意见，但史与书有关，与识文断字（literacy）有关，这个判断没有错。
历代官府收藏的档案文书是本来意义上的书，即狭义的史书。诸子尊奉的经典，如儒墨盛称的三大经典，《诗》《书》《易》，即来自史官的典藏。诸子拿这些古书说事，对当代政治发议论，成为今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的宝库，也是一种特殊的史书。后世的史书更是层出不穷。
中华文明跟其他文明比，历史连贯史书多是一大特点，史官文化特别发达。
史官是干什么的
《国语·郑语》说，人类早期，家为巫史，巫史不分，后來绝地天通，通神要靠官，由管理宗教事务的官员代表他们与神灵交通，就像早期民主发展出代议制，得由大富大贵代表老百姓。
西周金文，官分天地：天官叫大史寮，分祝、宗、卜、史，主要掌宗教事务；地官叫卿事寮，分司土、司马、司工，主要掌世俗管理。
《周礼》六官是从天地二官分化。
史官本来与宗教活动有关，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熟悉贵族世系和他们的礼仪，还擅长占卜，跟西方的僧侣差不多，也是垄断宗教和垄断知识的人。但中国历史，大趋势是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史官与祝、宗、卜日益疏远，逐渐向世俗管理靠拢，以记载政事、政务为职事。世俗管理的日常工作也靠书史支撑。
甲骨文，史与吏，吏与事，本来就是一个字。
士文化来自史文化。士文化发展为官文化。官者，管理人员之谓也。
中国的官文化特别发达。
秦汉以来，读书才能做官，写字跟做官有关。帝国的运行靠文官政治。
谁来书写
治大地域国家，主要靠书（抄写文件）与数（财会审计）。写字和计数是两种最基本的管理功能。我跟汉学家交流，他们常问，中国写字的人是什么人？他们是僧侣或奴隶吗？我说不是，中国写字，早期靠祝、宗、卜、史，特别是书史。
下面是几个例子：
1．师旂鼎：“引以告中史书。”
2．■鼎：“史留受（授）王令（命）书。”
3．■鼎：“史黹受（授）王令（命）书。”
4．颂鼎、颂簋、颂壶：“尹氏受（授）王令（命）书。”
5．格伯簋：“厥书史戠、武，立■成■”。
书史是史官中的下级官员，负责用简册记录政令和抄写文件，早期归作冊管。铜器铭文虽然不是书写主体（甲骨文也不是），但会转引这类记录。秦汉以來，这类小吏叫书吏或刀笔吏，明清也叫刑名师爷。书史类似今之所谓书记员，写字是基本功。文人士大夫，准备当官或已经当官的人，都拿写字当看家本事。
许慎《说文解字序》引《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
张家山274号墓出土的汉律是公元前186年以前的汉律，年代比《说文》引《尉律》应当更早。其中《史律》规定，学童十七岁学史、卜、祝，考試各有要求。史科习史书（《史籀》）十五篇，能读能写五千字，方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课其最者以为尚书卒史：卜科也学史书，能读能写三千字，并以卜书三千字测试其预测能力，卜九中七，方得为卜；祝科习祝书十四章，能背祝书七千字以上，方得为祝。
拼音文字，认字简单，难在文法。我国不一样，字是个顶个，至少要背几千字，才勉强够用。
秦代，以吏为师，以法为书，光靠书史抄不过来。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说，书史有罪，罚为史隶。史隶是抄书的犯人。隶书叫隶书，就是这么来的。
敦煌出土释道经卷，不是主流。市场上，有人代写书信，更不是主流。
小国寡民可以没有文字，松散联合的大国也可以没有，但像中国这样幅员广阔、人口密集，靠郡县（或府厅州县）和文官统治的国家，不能没有文字。文字大一统和国家大一统是成龙配套。
文字离不开国家
文字创制、文字改革是国家行为，带有强制性。
秦始皇搞“车同轨，书同文”，短短十来年，六国文字，说废就废了。解放后，我亲眼目睹，大陆推行简化字，也是短短十来年，就没人会写繁体字。过去，文改会每天都接到很多拼音方案，只要政府不批准，全是白搭。这些方案后來转化成电脑汉字的输入系统。
中华文明是文字、冶金、城市三要素俱全的文明。三要素中，中国人尤重文字。古人常拿“立史纪事”当文明标志，比如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史记·秦本纪》），就是秦国历史上的大事。《千字文》：“乃制文字，乃服衣裳。”也是把有没有文字跟穿不穿衣裳相提并论。
虽然，学者指出，国家不一定非跟文字挂钩，如印加文明就是没有文字的国家（用魁普即结绳的方法记事），苏美尔的国家权力也先于文字。
现在，“文字离不开国家，但国家可以没有文字”，在国际学术界被视为定论，但国和国可大不一样。种地的跟骑马、航海的不一样，小国和大国不一样，松散联合和高度集中也不一样。中国大一统，没有文字，不可想象。
其实，我们应该分析的是，什么样的国家不需要文字，什么样的国家没文字不行。
郑也夫说，“唯国家权力可望产生文字，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都一定会创造文字。换言之，文字依赖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依赖文字——这两个命题是不对等的，前一关系是非它不可，后一关系是有它方便。”
方便二字很重要。
国家，有没有文字可大不一样
中国的很多民族，特别是游牧生存圈的民族，地广人稀，居住分散，往往不立君长或分种为酋豪，好像无政府主义者或地方自治主义者，自由散漫，民主得很。对他们说来，文字可有可无。他们祖祖辈辈，没有文字，活得好好的，没错。中国史料记载，他们在步入大帝国之前，往往都是靠结绳刻木记事，以言语为约束，情况与印加文明相似。但他们跟汉族打交道，模仿汉族，把松散的部落拢一块儿，编户齐民，建大地域国家，情况却不同，没有文字还是不方便。
藏文是松赞干布命通米桑布扎创制，契丹文是耶律阿保机命耶律突吕布和耶律鲁不古创制，西夏文是元昊命野利仁荣创制，女真文是阿骨打命完颜希尹创制，回鹘式蒙古文是成吉思汗命回鹘人塔塔统阿创制，八思巴文是忽必烈命藏人八思巴创制，老满文是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噶盖创制，新满文是皇太极命达海改制。他们的文字，有些借自近邻，利用现成文字，有些参考其他文字，根据本族语言的特点加以改造，既考虑自己好使，也方便与他人交流。
文字和大地域国家有关。起码就多数情况看，创制文字是从部落生活迈向大帝国的一道重要门槛。蒙古入主中国，满族入主中国，不光在本族内使用本族文字，还允许被征服民族使用自己的文字，前者是六体并行，后者是五体并行，覆盖面比汉地更广。
欧洲建东方学，各种古文字的破译是靠古代铭刻的多语对读。这些铭刻都是古代大帝国的遗产。1814年，雷慕沙在法兰西学院开设汉学讲座，他是从《五体清文鉴》和满汉合璧本入手。当时的汉学讲座是汉、满、蒙三语讲座。
汉字和大一统
我跟汉学家交流，他们常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史诗？我说，原因很简单，中国，书面语太发达，早就跟马背行吟船夫曲拉开距离，我们根本用不着这玩意儿。史诗，特点是口口相传，《诗经》有《大雅》《周颂》，虽然有几篇庶几近之，但中国的历史记忆，主要靠写不靠唱。
语云，少所见，多所怪。中国，orality缺位，很正常，不值得大惊小怪。郑也夫说，中国人不爱辩论（辩论跟狱讼、哲学、宗教关系很大）。辩论是面对面，只有小村小城，抬头不见低头见，才当街抬杠。书面语，没准相去十万八千里，只能背对背。
中国和欧洲不同，最大不同是：欧洲，中世纪以来，所有人信同一个教，但没有统一的国家；中国，秦汉以来，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信教，群众基础是愚夫愚妇，认不认字无所谓，但国家，幅员广阔，没有政令统一玩不转。
中国，大一统叫“车书一统”，车是邮驿，书是文字。大地域国家，要用统一的文字抄写文件，用统一的邮驿系统传递文件，非此不能纳万里于方寸，运天下于指掌。这事在世界上并非孤例。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有五都二十八省，用六条御道连接之，官方文件要用阿卡德文、埃兰文、波斯文三体书写，埃及和小亚，还兼用当地文字。这是国家发展的高级形态。
元朝六体并行，清朝五体并行，和波斯类似。
现在的机场、观光点，外国游客多的地方，经常多语并行，全球化也离不开这一手。
小国寡民可以没有文字，松散联合的大国也可以没有，但像中国这样幅员广阔、人口密集，靠郡县（或府厅州县）和文官统治的国家，不能没有文字。
文字大一统和国家大一统是成龙配套。
我手不写我口
中国大一统是车书一统。只有书同文，口语统不起来。统不起来就算了。历史上，各地人说各地方言，但字是同一种字。老舍、赵树理、鲁迅、郭沫若用同一种字，北佬和南人用同一种字。粤语字和香港拼音，北佬看不懂。解放后，大陆推行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和推广普通话是同步进行。中国太大，方言不统一，拼音玩不转。
黄遵宪倡“我手写我口”（《杂感·大块凿混沌》），“五四”运动倡白话代文言，原因是中国书面语，长期脱离口语，我手不写我口，文字并不记录口语。即使白话创作，很多也是假口语。
我手写我口，在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顺理成章，也很符合西方语言学的定义。虽然他们也有文字拼写脱离口语的情况（如来国龙举英语为例），但远不如我国严重。
中国文字，特点是超口语，凭文字横行天下。汉唐以下，甭管口语怎么变，书面语还是老一套。普天之下，殊方异言，相去万里，但口语不通文字通。我到香港问路，语言不通没关系，写个字条，一看就懂。
朝鲜、日本、越南借用汉字，受汉文化影响最深，他们的汉字也超口语。
可见文字虽然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但并不等于说，文字和语言是如影随形，文字是语言的尸体，文字是语言的照片，一点儿独立性没有。事实上，在汉语环境下，我们读书，经常不是读书，而是看书，一目十行，拿眼扫描，字是靠形体分辨。
古书，形声字，声旁反映的是上古音，读字读半边，多半念白字。如果没有反切，没有注音字母，没有拼音字母，只凭音某读若某，经常读不准，实在没辙，干脆不吭声，默记在心。反切是翻译佛经的产物，注音字母和拼音字母是近现代才有，都受外来影响。
两种文字的差异，由此可见一斑。
六书说，古代的文字教学法和字典编纂法
字书，秦有《仓颉》，汉有《急就》，既是蒙学课本，也是训练书吏的教科书，出土发现颇有之。《仓颉》四言，《急就》杂用三、四、七言。四言流行于秦代，三言和七言流行于汉代。这类字书是用顺口溜编排文字内容，还不是字典。字典要有一定的编纂体例。
许慎《说文解字序》提到保氏教国子以六书。六书最初是文字教学法，许慎用作《说文》的编纂体例。许慎六书怎么讲，我们只能根据他的解释和举例。
一、指事（也叫象事、处事）。指事字多用于表达抽象概念（如数字、方向、位置），许慎举上、下二字为例。这类字是以点线类的笔画为抽象符号，学者多把这类符号和加有这类符号的字叫指事字。
二、象形。象形字多为名物字，许慎举日、月二字为例。这类字是用线条勾勒的图形表现物体形状。
三、会意（也叫象意）。会意字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图形字组合在一起，表示某种抽象概念，许慎举武、信二字为例，他的理解是“止戈为武”、“人言为信”。这种解释虽未必符合造字者的初衷，却很可代表许慎时代的成说。以上三类是一大类，有时界限很难分。
四、形声（也叫象声、谐声）。形声字是由形旁、声旁构成，《说文》主形不主声。许慎举江、河二字为例，它们是列在同一部首下，形旁相同，声旁不同。这类字最多。
五、转注。什么叫转注，学者争论最大，越说越乱，很多人干脆放弃。我理解，转注是训诂体例。训诂，有形训、音训、义训。《尔雅》把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字搁一块儿，转相训释，属于义训。《释名》多用音训。《说文》主形，许慎的训诂，特点是“建类一首，同意相受”，即在同一部首下，把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字放在一起或列为一组，转相训释。如许慎举考、老二字为例，考、老都在老部，老部十个字，前九字都跟老有关，老训考，在头，考训老，在尾，即属这一类。
六、假借。假借字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如汉官有令、长二职，本无其字，借号令之令和长远之长为之。《说文》体例是一字一义，假借的用法，一般看不到，但声旁离不开它，字义孳乳离不开它。
汉字以形声字为主，指事、象形、会意只是它的构形要素，假借是音之用，转注是义之用，皆字典编纂法所不可或缺。戴震把它概括为“四体二用”。
《说文》是以形旁为主的字典。《说文》五百四十部，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万物杂陈，好像博物館，有点像雅学分类。
三书说，现代古文字学家的偏旁分析法
西方破译古文字，主要靠多语对读，我国不一样，主要靠汉字本身的前后演变，字形分析很重要，特别是在缺乏辞例线索的情况下。
三书说是现代古文字学家受西方语言学启发，从形声字逆推，重新归纳和发明的偏旁分析法。
一、唐兰三书说，是以独体象形字为象形，以合体象形字和会意字为象意，以形声为声符文字。他把四体中的指事取消，归入象形，没有转注、假借。
二、陈梦家三书说，是把指事、象形、会意归为一类，统称象形，用以分析形旁；把假借算第二类，用以分析声旁；把形声看作两者的结合，算第三类，没有转注。陈梦家的象形是广义的象形，既包括许慎的象形，也包括许慎的指事、会意。他的象形是指形旁的形。
三、裘锡圭三书说，是以表意为意符，假借为音符，以意符加音符等于形声。此说与陈说大体相同，只不过用表意代替陈说的象形，认为会意比象形重要，象形比指事重要，把表意当指事、象形、会意三者的总称，并把假借的概念扩大，既包括许慎所谓本无其字的假借字，也包括本有其字的通假字，同样没有转注（1988年）。
这类分析法是现代人为破译古文字而创造，与许慎时代的文字教学法和字典编纂法并不完全一样，也不必一样。
裘锡圭的表意字
裘锡圭的三书说，特点在表意类。他的三书，一方面吸取陈梦家的假借，以假借为声旁之源；另一方面，又反对陈梦家以象形统括指事、会意，主张用会意统括象形、指事，以表意为形旁之源。
裘先生把表意分为六类：
一、抽象字，书中举例，一、二、三、四是数字，上、下是位置，囗（方）、○（圆）是形状。上、下是许慎指事字的代表字，他算抽象字。
二、象物字，如山、水，即许慎的象形字。
三、指示字，是在象物字上加指示符号，和上述两类都有关系，比如本、末。本、末和上、下属同一类，都是表示位置。很多人都把许慎的指事理解为这一类，但许慎的指事，从他的举例看，却是上面的第一类。
四、象事字，裘先生强调，这类字的特点是象事不象物，但与他的象物字不好区别，所以在前面加了限定语，叫“象物字式的象事字”，如（左）象左手，又（右）象右手，夨象侧头，屰象头朝下。
五、会意字，指会合两个以上意符创造新概念的字，底下又分六类，在表意六类中数量最多，分类最繁琐。
六、变体字，指增减笔画和改变方向（指颠倒位置）的字。
从字面看，裘先生的表意有点像是回归唐兰，但裘先生的表意比唐兰的象意宽，反而与陈梦家的象形范围一致。他的表意与陈梦家的象形所指并无不同，只不过他更强调文字表达词义和语义的一面，有更明显的定义说倾向。陈梦家说，象形是由形而得意，假借是由音而得意，形声是由形与音而得意。其实，任何文字都是表意文字。裘先生的表意并不一定比陈梦家的象形更合适。
裘锡圭的记号字
裘先生说，字符分三类，意符、音符和记号。意符与词义有关，音符和语音有关，记号跟语音、词义皆无关（1985年）。这也是从语言学的定义看文字。他认为，只有与语音、语义有关的字才是字，记号不是语言学定义下的字，所以既不在三书内，也不在六书内（1988年）。
裘先生说的记号字是什么字？听上去比较绕。
一、数字：裘先生说，中国的十位数，除九是假借字，其他是几何形符号，这些符号可能是吸收他所谓的甲类符号（1989年A）。他把这些符号分为两类：一、二、三、四算抽象字，五、六、七、八算记号字（1988年），十算什么，不详。
二、干支：裘先生说，十干中的甲、乙、丁、癸算记号字，可能也是吸收他所谓的甲类符号（1978年），其他算什么，不详。
此外，意符加记号，声符加记号，他叫半记号字（1988年）。
记号字和半记号字，本来很少，但裘先生把所有丧失表意、表音功能，不再反映原有字形和读法，只具有符号意义的字视为记号字。比如汉字演变为隶、楷后的字，往往看不出原来的字形和读法，在他看来，很多就是记号字或半记号字。如果这样的字叫记号字，可就太多了。
上述定义和分类显然跟他对新石器时代两类符号的看法有关。在他看来，甲类符号跟语音、词义无关，不算文字；乙类符号至少跟他的表意字有相似性，离文字的概念比较近。
符号字和图形字
汉字，从形体角度讲，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符号字，一类是图形字。前者很少，后者很多。讲字形，后者比前者重要。讲起源，前者不容忽视。我认为，裘先生的六种表意字和他所谓的记号字均可归入符号字和图形字。两类就够了，不必分得太细，太细则徒增纷扰。
一、符号字
（一）笔画字。横（ー）、竖（ㄧ）、撇（ノ）、捺（ㄟ）、点（ヽ），许慎都算字，其实是构形要素。裘先生的抽象字、指示字、记号字和半记号字，其实就是利用这类符号作构形要素。
（二）标点字。句读号（丶）和钩识号（レ），许慎也算字。裘先生好像没提到。
（三）数字。甲骨文，一、二、三、四用横画表示，五、六、七、八用两画交午或分合表示，九是肘之初文，十用竖画表示，廿、卅、卌是十的合文形式（并非表现结绳），除去九，都是模仿算筹排列，似乎不必分为两大类。清徐灏有“先数后文”说，合于苏美尔的发现。《易经》八卦的阴阳爻，据张政烺考证，并由清华楚简证明，也是从数字发展而来。古人有文字起源于筹策、八卦、结绳说。葛英会说，三说皆与记数有关，数先于文，是最早的文字，数字不应排除在文字之外。
（四）干支字。古人用于记时日，和数字一样，是古代最重要的符号字。商代习字刻辞主要就是拿干支作练习。这种字，很多是假借字，但甲、乙、丁、癸是典型的符号。裘先生只把甲、乙、丁、癸算他所谓的记号字，但从功能角度讲，干支都是符号字。
二、图形字
有独体、合体之分。裘先生的象物字属前一类，会意字属后一类，指示字、象事字是在象物字上加指示符号，或以象物字本身的形状表达某些抽象概念。变体字只是颠倒左右或上下，不是单独一类。
符号字固然是符号，图形字也属于广义的符号。
定义说在文字、符号之间划线，主要看语音、词义。这是以成熟文字为标准，衡量原始文字。衡量的结果，当然是不够格。《说文》虽然一字一音一义，但早期未必如此。文字的定形定音定义，从来都是历史过程。
右文说，另一种文字教学法和字典编纂法
形声字，一般以形旁居左，声旁居右（但也有上下结构者）。《说文》以部首隶字，主于形，很多通假字、异体字，被他按部首强分，根据部首，解释成不同的字，往往与古文字的实际使用情况不符，这是该书的一大问题。
宋王圣美倡“右文说”，反之，主于声。近世学者，受清代小学和西方语言学影响，特别重视音韵，认为词义跟声旁关系更大，改从声旁认识文字。如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就是按上古韵部为声旁分类，把《说文》原来的顺序打乱，重新按声旁排列。王力编《同源字典》，也是主于声。
右文说，跟《说文》不一样。比如受和授，本来只有受，授予和接受都用受，后来为了区别主动被动，给授予的受加了手旁。还有彻（繁体作徹），甲骨文象以手拿开鬲，乃撤字的本来面貌，后來为了区别通彻的彻，就给撤除的撤加了手旁，给通彻的彻加了彳旁。形旁反而是起区别和限定的作用。
最近，我在上海博物馆看到一部写在战国竹简上的字书，非常有意思。它的年代比《说文》早，体例不一样。其中有些例子是讲字形，例如美，《周礼》作媺，简文作■，它的解释是“人植羽为美”。这种解释跟许慎说的“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有点像。但更多的例子是以声旁串连，把声旁相同的字列为一组。比如声旁为甚的字有一串，它的讲法是，同样是甚字，加一个形旁是什么字，换一个形旁又是什么字。
《说文》主形，上博《字书》主音，《尔雅》主义，正好代表了中国早期字典的三大类型。
形声并用和图书并行
上文说，中国的书字既可指文字，也可指用文字写成的书。中国字是形声并用，中国书是图书并行，两者有相似性。
莱辛《拉奥孔》讲审美，提出过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同是表现拉奥孔，雕刻和诗歌不一样。雕刻用眼睛看，时间是凝固的。诗歌是语言，可以延展和继续。
图拉真石柱，有人说是最早的卡通。
亚述画像石，不但有连续的画面（如《猎狮图》），还辅以榜题。我国画像石也有榜题。
宋以来的文人画讲书画同源，诗、书、画、印并重，文字和图画也是结合在一起。
电影，早期是黑白默片，后来加字幕，后来彩色带配音。
人类的所有尝试，都是想把二者结合在一起。
楚帛书，既有图，又有文，文字和图画（十二月神和青、赤、白、黑四木）是按四方八位加中央转圈排列，从布局（layout）的角度讲是一种文字画。
马王堆帛书，既有单独的书，也有单独的图，既有以文字为图题或图注的图，也有以图画为书籍之插图的书，还有上述那种文字画。
汉代的兰台石室，既收图，也收书。《汉书·艺文志》中的书，很多都是文图并茂的“图书”。“图书”一词，现在还在用，已经专指书，但原来的意思却兼指图、书。
“读图时代”不自今日始
中文图字，含义很复杂，可以包括图画（picture）、图像（image）、图解（diagram）、图说（illustration）、图案（pattern or design）、图版（plate）、插图（figure）、图表（table）、地图（map）、海图（chart）、星图（star atlas），各种图有各种图的用处，英文分很多词。
中国的图，有些是表现思想，很抽象，如儒籍中的畿服图，日书中的日廷图、艮山图和视罗图，宋儒的太极图，还有道教的符籙。
符箓，古人也叫箓图。箓图是符号化的图，早期可能是具象的图，后來代之以解散形体重新组合的符，配上代表天象的星斗。这种似字非字的“天书”，特点是“千言万语，一目了然”。
2007年，荷兰布里尔出版社出版过一本讲中国图文传统的书：《中国技术知识生产的图文经纬》。图是graphics，文是text。此书导论一上来有一段话，是郑樵《通志·图谱略》的话：“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形不闻其声。”
现在，我们有图文书，有电影、电视、电脑、手机、iPad，视觉与听觉并重，文字与图画并行，图、文的界限已经打乱。图，不光可以看，还可以读。大家都说，我们已进入“读图时代”，未来世界是图的天下，读图取代读书，早晚。
其实，“读图时代”不自今日始。
徐冰造字
如今还有仓颉吗？有。我认识一个，他叫徐冰。
1989年有人办了本杂志，叫《东方纪事》。头一期发刊，我是作者，被请去庆祝。大家分几桌吃饭。那本杂志，封底印了幅版画，无题，只注作者，曰“中央美术学院徐冰”。人们纷纷议论，这是什么，是西夏文吗？他们问我，我说不懂，后来才知道，这叫“天书”。
“天书”是徐冰出道的作品，也是他的成名作。1987到1991年，他一口气刻了两千多个字，印刷、装订，布置展览，费了老劲。他说，这是用点画偏旁拼凑的“伪汉字”，故意跟大家逗闷子，但却启发了我对假竹简的辨伪。中国假竹简，最初是临摹式，一对原件，马上露馅。后来有一种假竹简，我叫“天书”式，其实就是这么拼出来的。这种假竹简，乍看全是楚文字，我学了三十多年古文字，一个字也认不出来。
1990年，徐冰去美国。他在美国创作了“英文方块字”（1993年）。这种方块字，乍看似中文，其实是把英文攒一块儿，还是跟大家逗闷子。
2011年，“地书”出笼，他送我一本，据说是国际版。他说，他想跳出中文和英文，告别巴别塔，实现“普天同文”。他的灵感，据他自己说，是来自“机场的指示系统和飞机上的安全说明书”。
还要嘴巴干什么
嘴巴这东西，不光用来吃饭，还能用来说话。光吃饭，不说话，何异畜生？如果说话全是多余，写书就更不必说了。
研究汉字起源，我有个谬论，考古不能解决的问题，何妨求诸人类学。比如晚近的文字创制，比如现代的都市生活。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商品世界，Logo满天飞。
马路上的标志，种类繁多，比如画条横杠，好像栏杆，是不许进入；画个喇叭，打个斜杠，是禁止鸣笛；写个P，是可以存放车辆；写个STOP，是必须减速停车。这些标志，无论是否可读，都跟读无关，特点是一目了然。
人类的眼睛是通用工具，嘴巴可不一定。上帝害怕人类抱团，用语言离间人类。
徐冰“地书”是用满大街都有的sign拼成“符号串”，据说可以沟通人类。
我们按照他的“地书”，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天天如此。闹钟响-起床-洗漱-如厕-早餐，开车 / 挤公交 / 挤地铁，上下班。在熙熙攘攘的城市里，所有人行色匆匆，他们跟着这些sign，一会儿向左转，一会儿向右转，从一条马路，到另一条马路，出这个门，进那个门，甭管走哪儿，所有人都一个样，不是低头看手机，就是抬头看路标，神情恍惚，东张西望，真跟回到周厉王那阵儿似的，“道路以目”（《国语·周语上》）。
厕所，画两人，一个穿裤子，一个穿裙子，瞄一眼，就不至误入。
买东西，啪啪一敲，金额马上蹦出来，交钱走人。
周末，逛商厦 / 看电影 / 下饭馆，依然如此。
放长假，自驾 / 乘火车 / 坐飞机，满世界乱跑，也不例外。
甭废话，我们的小时代。干瞪眼，我们的大时代。
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