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特朗普政府曾一度将欧盟驻美大使级别从“国家级”降为“国际组织级”，排名位居其他驻美大使之后，欧盟大使因此倍感羞辱。《华盛顿邮报》称，美国国务院降低欧盟的外交等级，意味着欧盟代表在美国晚宴上的座次、被邀请参加的招待会等都会受到影响。其实，受到轻视的不仅是欧盟驻美大使，还有发展美欧关系对美国的重要性，这符合特朗普看重硬实力的一贯做法，反映出其现实主义外交思路。
特朗普坚信包括欧洲在内的盟友长期搭美国“便车”，为盟友提供的安全保护消耗了美国的国力，而盟友却在气候变化、伊核问题、国际机构改革、经贸失衡等问题上与美国“离心离德”，美国得不偿失。不仅如此，欧洲还在钢铝、汽车出口关税问题上与美国叫板，在经贸问题上一度与美剑拔弩张。在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有色眼镜下，欧盟的地位和作用不仅暗淡无光，甚至成为其国际战略的负资产。特朗普上台后，拒绝肩负国际责任，并频频退群，美国对欧洲的战略倚重进一步下降。由此，特朗普轻视对欧关系并不出乎意料。
实际上，欧洲从美国外交中心淡出，从上世纪末欧元诞生即已开始。在美国看来，欧元天然地对美元独霸地位构成了威胁;本世纪初，伊拉克战争加大美欧之间的政治裂痕;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等国际政治理念和议程上，双方分歧严重。2008年金融海啸原本应是美欧弥合分歧、同舟共济的机遇，孰料美国忙于自顾、隔岸观火，并力推战略重心东移，令当时的欧洲寒心不已，感叹“西方世纪正在终结”。奥巴马曾在其第二任期试图修补产生裂痕的美欧关系，重申美大西洋传统，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但口惠而实不至，欧洲一直未能重回美国政策中心。
美欧关系今后是重新弥合，还是进一步分裂，将取决于张力和合力这两种力量的博弈。随着民粹主义在美欧的继续发展，双方国内都存在推动矛盾公开化和分裂的力量。但是，世界经济的周期性调整、经济危机风险因素的上升，以及应对新兴经济体群起性崛起的需求，又迫使美欧有抱团取暖的需求。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其速之快、其势之猛“超乎预期”，所谓美国霸权“衰弱”、西方“制度性危机”等论调令美欧危机感倍增。为应对所谓来自新兴力量的战略挑战，美欧可能暂时搁置彼此间分歧，共同捍卫西方霸权的共识。
因此，未来美欧关系的主要特征将是若即若离、欲近还远，这一特征会持续较长时间。在此期间，美欧都可能会转向发展与其他政治力量和市场的合作。此前支持美欧同盟体系的安全、经济、价值观、国际秩序的四大纽带有向仅剩安全纽带退化的可能。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因此变得更加纷繁复杂。
